王符[東漢思想家]

王符[東漢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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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約85年~約163年),位元組信,漢族,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東漢政論家、文學家、進步思想家。

簡介

王符 王符

王符(約85年~約163年),位元組信,漢族,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東漢政論家、文學家、進步思想家。王符一生隱居著書,崇儉戒奢、譏評時政得失。因“不欲章顯其名”,故將所著書名之為《潛夫論》。王符思想深刻、觀點鮮明、文筆犀利,至今讀其作仍給人一種淋漓暢快的感覺。他所屬文學時期是秦漢文學,同期作家有張衡、荀悅、馬融等。

事跡

王符故居 王符故居

王符與馬融、張衡等著名學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無親,所以在家鄉受歧視;又不苟於俗,不求引薦,所以遊宦不獲升遷。於是憤而隱居著書,終生不仕。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同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回安定。鄉人往謁,皇甫規冷落退職太守,而歡迎王符。以致時人傳語說:“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可見他在當時頗負盛名。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後漢書·王符傳》),題曰《潛夫論》。今存本35篇,《敘錄》1篇,共36篇,雖有脫亂,但大致仍屬舊本。全書以《贊學》始,以《五德志》敘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譜牒源流而終。其餘諸篇,分題論述封建國家的用人、行政、邊防等內外統治策略和時政弊端,兼及批評當時迷信卜巫、交際勢利等社會不良風氣。“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王符傳》),而在思想上則“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汪繼培《箋〈潛夫論〉序》),大致以儒為體,以法為用。所以《文心雕龍》歸之“諸子”,而《隋書·經籍志》則入於“儒家” 。

在文學上,王符主張文章以載“教訓”,要“遂道術而崇德義”,批評當時學者“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駢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認為詩賦應“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要“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批評當時文人“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務本》)。《潛夫論》基本上實踐了他的文學主張。他總結三代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以此立論,批評東漢後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確,內容切實,說理透闢,指斥尖銳。由於辭賦的影響,東漢政論“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劉師培《論文雜記》)。《潛夫論》幾乎通篇排偶,遣詞駢儷,相當突出地表現著東漢後期政論散文的駢化趨勢,漸啟建安盛行的華麗之風。《潛夫論》有清人汪繼培箋注本。

墓地

王符墓在甘肅省鎮原縣席溝圈行政村白塬自然村。

記載

王符故居 王符故居

范曄《後漢書》有王符傳,但記述簡略,除節錄《潛夫論》三十六篇中五篇的部分內容外,有關王符生平事跡,只說了三件事。

一是說王符的四位朋友。他們是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從與他友善的這四位朋友看,我們不難想像,王符出生於與匈奴、羌人鄰近的邊地,假如不是遊學到了東都洛陽,結交上了這些全國第一流的經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文章大家,並受其影響的話,他就不大可能具有寫出《潛夫論》這樣一部批判當世的名著的勇氣。甚為遺憾的是史文缺漏,他們怎樣進行學術交流的,他們的友誼怎樣開始並貫徹的,我們後世已難於考稽了。

二是說王符“無外家”。這在古代,母系來路不清,是要遭人賤視的一個話題。漢代,嫡庶十分嚴明,庶出無權繼承,其外家不被承認。王符既是庶出,就說他“無外家”。宋代黃庭堅曾為此抱不平,他有詩云:“能著潛夫論,何妨無外家?”。

三是說度遼將軍皇甫規對他很尊重。皇甫規是他的同鄉,與段穎、張奐是當時平定“羌亂”的三大將。皇甫規告老回鄉,二千石長吏來見他,他都很怠慢,可是王符到門,皇甫規卻衣不及帶,屣履出迎,同坐極歡。這個情景,看來是皇甫規的晚年,也是王符的晚年了,而鄉人傳話說王符是個“縫掖”。“縫掖”是一種剪裁得很不稱身的衣服,足見王符晚年,也還是這么一副窮書生的模樣。

思想

王符評傳 王符評傳

王符一生精粹,全部貫注在他的《潛夫論》里,這部書不顯於當世,直到《隋書·經籍志》才列入了目錄。

從《潛夫論》中反映出王符的思想是一個複雜的綜合構成,其主流是孔、孟的儒家思想,摻雜了一些道家和法家思想。就是說先秦思想對他影響極深,也很難擺脫西漢傳統的影響。譬如《鹽鐵論》中的“重本抑末”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但王符終究是東漢人,他面對的現實與西漢的賢良文學以及董仲舒的講法比較起來,就又有了不少的變通和發展。

他在《本訓篇》里講,宇宙之初,“元氣窈冥”,後來化為清濁,化為陰陽,後來又化生萬物,最後和氣生人。他很強調這個“和”字,所以又說“人道中和”。在這一點上,他和王充的峻急觀點有所區別。他又說,“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這個“為”是孔、孟發揚人的主觀能動性觀點的繼承和發展。在《本訓》通篇中,他反覆講“氣運感動”,這種講法,比董仲舒多了一些唯物的素質,少了一些神學神秘的色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向前推進。

他在《務本》篇中,講了“重本抑末”。他的講法跟《鹽鐵論》中的講法又不一樣了。《鹽鐵論》的講法是,本就是本,末就是末,一對一。這是西漢社會古典經濟起初的反映。東漢不同了,古典經濟複雜化,並且已經露出趨向衰敗的跡象。王符面對這個現實,他把“本”一分為二,以農為本,以游為末;把“工”也一分為二,致用為本,巧飾為末;把“商”也一分為二,通貨為本,鬻奇為末。這樣,他把西漢的一對一變為三對三,支持的面擴大了,打擊的面縮小了。這樣一種觀點,假如形成政策,那么不僅是可行的,而且還是帶有策略性的。一個書生,一個“潛夫”,假如不是對他自己所處的社會有著深刻的觀察和深沉的思考的話,是不會想出這些“點子”來的。

王符還在他的《潛夫論》中,使用不少篇幅,展開對社會迷信的批判,並且把迷信行為跟當時權貴們侈靡的生活結合起來加以聲討。從他這些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來,東漢社會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嚴重了。勞動的人少,遊手好閒的人多,其比例幾乎是一比一百。社會上誘騙行為十分普遍。人們害了病不找醫生,而是找巫婆神漢。婦女本是管蠶桑和織絹工作的,現在受社會風氣影響,把蠶桑丟下不管,去當巫婆。人們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結果。這樣,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的任務。王充說,鬼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它是患病之人精神狀態失常後的一種虛幻。王符的觀點沒有這么明朗,他以帶有“二元論”色彩的說法,在《巫例》篇里說,一個人的吉凶,一半靠人自己的行為。他說的天命和天意,我們可以解釋說是自然機遇;但其中無可諱言地還包括著董仲舒的神學遺存。他說的人自己的行為,主要指修養和道行。他主張“邪不伐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襲不到你身上來。這種辦法,在糾正社會不良風氣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緩的。但王符在這方面的功勞,主要在於揭發。

作品

富民論

王符 王符

王符於《潛夫論·務本》篇中,明確地提出“為國者,以富民為本”的觀點。

民本思想,在儒家學說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論語》、《管子》、《史記》、《漢書》里有明確的闡說,故這不是王符所獨創;但王符“以富民為本”的思想,卻有其獨到之處。《務本》篇開宗明義:“凡為治之本,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這顯然是繼承了先秦以來的富民思想。

為何要以富民為本?王符於《本政》篇說:“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於《遏利》篇說:“帝以天為治,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裡談了個天人關係的理論問題。漢代學者好談天人關係,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際,各說不一,這裡且不細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顯然是以人為主,人則以民為主,政則以富民為本,只有民心安樂,才順天心,才萬事大吉;否則相反。這是對“民貴君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如何富民?王符於《務本》篇指出:“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本末之說,早已有之。先秦秦漢間,所言重本輕末,一般說來,就是重農抑商。這個思想,形成了傳統,影響後世幾達二千年。其實,重農抑商僅僅是為保持自然經濟,使農民附著於土地,以利於穩固封建統治,而對進一步發展商品生產的社會經濟是不利的。司馬遷早已覺察到這一點,雖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說,但他在《史記·貨殖列傳》所論,是重農而不抑商。這是獨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說,也是卓異不凡的。他不承襲重農抑商的觀點,而把農、工、商都視為治生之正道,強調以農桑、致用、通貨為本,以游業、巧飾、鬻奇為末;並斷言守本離末則民富,否則相反。這比司馬遷的思想又前進了一步。他觀察世事,覺得“治本者少,浮食者眾”(《浮侈》),以巧飾取寵,以鬻奇致富,這樣豈不導致民生凋敝,社會衰亂,故才產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須使民安心勤事生產。但在社會動亂、勞役繁重、刑罰擾民的情況下,百姓難以正常從事生產,則富民就難以指望。因此,王符認為:“民為國基,谷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他寫了《愛日》篇專論愛惜民時的問題。他說:“國之所以為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說,“日力”(即從事生產的時間)是百姓從事生產的基本要素;沒有“日力”,就不可能從事生產,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國。他接著說:“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閒而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生產;政治混亂而擾民,百姓困擾就不可能安心致力於生產。他認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為政者當務省役“為民愛日”。就是要“敬授民時”,不可“煩民”。他指出,“今則不然,萬官撓民”,百姓困擾而“廢農桑”。故他在《愛日》篇末大聲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見《愛日》)

求賢論

潛夫論 潛夫論

王符於《潛夫論·實貢》篇提出:“國以賢興,以諂衰。”就是說,國家的興衰,在於所用的人之賢或奸。 東漢選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視寒士;或譽不以實,營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擠正直賢能之人。官場往往魚目混珠,清濁混流,甚至奸佞得勢,賢能貶黜或禁錮。王符對此甚為不滿,曾指出:“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王之朝爾!”(《實貢》)

王符覺得當時選士,“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考績》)的情況相當嚴重。原因何在?他認為有幾種毛病存在:或有“以族舉德”(《考績》),即以世族門第取人。對此,他是反對的,曾指出:“人之善惡,不必世族。”(《論榮》)意思是,人的善惡不是由家庭出身所決定。對於“虛造空美”、“虛張高譽”(《實貢》),他也表示反對,主張按“質乾”、“材行”取士。對於“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考績》),他更是反對。同時,他還尖銳地指出一些官吏“終無進賢嫉惡”(同上)之語,任憑歪風邪氣盛行,只圖個人尸位素餐。他主張各級官吏都應重視選任賢能的問題,只要切實做到“重選舉”、“審名實”、“取賞罰”,就可以“獲多士”(同上),使得賢才濟濟。

王符對於外戚、宦官竊權欺侮賢能之士,特彆氣憤。他說:“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本政》)他還指出,貴寵之臣往往“援私人進奸黨”(同上),即結黨為奸。這些人,排擠忠賢,“讒妒群吠齧賢”,使得忠直賢能之士多災多難,“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賢難》)。對此,王符深為慨嘆,“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潛嘆》)君主表面招賢,實際養狗咬賢,賢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賢?王符想的,首先還是“禮賢下士”的老辦法。他要求君主“以謙下士”(《本政》)。不能“慢賤信貴”,而當“敬納卑賤以誘賢”,“賞鄙以招賢”(《明暗》)。判定賢鄙,不按出身貴賤、官位高低;而視品質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際》)四者為標準,去衡量,即認為品行端方、敬賢尊長、守信仗義、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賢者,才可選用。

王符還認為,賢與不賢,不是以主觀斷言,而是“毀譽必參於效驗”(《交際》),即要以考績來檢驗。所寫《考績》篇,專論這個問題。他說:“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按考功之虛實,就可鑑別官吏之賢奸,還可以促進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職,以責其效”,即從實際出發,觀察名實是否相符。

戍邊疆

王符生於西北地區,身遭羌亂,故對東漢皇朝事羌問題特別注意,多有論述。

羌亂是東漢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危害不淺,影響很大;東漢皇朝處理羌亂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王符於東漢安帝初年羌亂發生不久,就於永和和元初幾年間寫下了《勸將》、《救邊》、《邊議》、《實邊》等篇文字,對羌亂和事羌問題發表議論。他指出了羌亂的嚴重性:“羌虜背叛,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周回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救邊》)

執政者對如此嚴重問題,不僅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發民難之財。守邊的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機生事,“搜尋剽奪”,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於逢虜”(《實邊》)。朝廷的權臣,不明邊事,“陶陶閒澹,臥委天職”(《救邊》),當官享祿而抱觀望態度。甚至有人提出“不當動兵”、“邊不可守”之議,主張邊民內遷,棄地苟安。

王符對此深感不安,主張積極事邊。他批駁了“捐棄涼州,卻保三輔”(《救邊》),“不當救助,且待天時”,“費煩不可”(《邊議》)等謬論,強調事邊的重要性,認為“無邊亡國”(《救邊》),一定要及時救邊,不能算小賬而不顧大計。“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邊議》)他認為,邊民懷本土,民心思安寧,存在安邊的有利條件,故謂“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邊》)。

對於民難國危,王符主張積極實邊的政策。他認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開敵心”(《實邊》),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勸將》),“土地、人民必相稱”(同上)。故強調邊地不可棄,要讓百姓在邊地從事生產,才可望安寧。同時,他還主張,對於“耕邊入谷”的人,應當拜爵賜祿,以獎勵實邊有貢獻者,還說這是“均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實邊》)。

反迷信

東漢時期,神學讖緯迷信盛行,但同時,無神論思想,也有很大發展,王符繼承和發展了後者。

王符是個元氣一元論者。他說,元氣歷久,“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本訓》)。天地間萬物萬象,包括“鬼神人民”、“變異吉凶”,“何非氣然”?這可謂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而非“天人感應”論的貨色。

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王符說,“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馭馳馬、蓬車擢舟船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訓》)這強調的是人的能動性,事在人為。而且強調人生的貴賤貧富,不取決於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為。

對於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災祥獎懲之說,王符是不輕信的。他認為,宇宙間萬象變化,“莫不氣之所為”(《本訓》),並不是什麼祥瑞符志和災異譴告。

王符對於卜筮、占夢、相術,也持不輕信或反對的態度。他警告人們不要惑於卜筮,不要“為巫所欺誤”,並說:“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卜列》)他勸告人們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夢境,“不專信以斷事”(《夢列》)。對於相術,他說,“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說,相術可以根據某種跡象推測一定的後果,但決不能據以達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認為,“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敘錄》)就是說,人的吉凶禍福,是由人的客觀條件和主觀行為所決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對厚葬崇喪不感興趣,甚至批判“生不極養,死乃崇喪”的壞風氣。他指出,一些富貴豪家大辦喪事,“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攏,傷害吏民”(《浮侈》)。他認為這種浮侈的風氣,於國於民都極為不利。

重教育

王符非常重視“正學”(即教育)問題。強調以“正學”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

在《務本》篇里,王符把正學與富民作為治道的兩大問題。他說:“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顯然,他是把正學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認為只有重視和辦好教育,民眾才能走正道,國家才興旺發達。

於此,我們還悟到,王符為什麼把《贊學》篇置於《潛夫論》首位的用心。《贊學》篇開宗明義:“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就是說,人在天地間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有道德知識,而智義的獲得和修養,就在於求學問、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學習才能增長知識和才幹;我國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一些先聖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師求學才智博德碩的,故強調所有的人都要求學受教。

關於教學的內容,王符強調的是《六經》。他說:“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贊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認為,人只要從師就學,就一定“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就能有“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他還斷言:“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以上均見《贊學》)

王符的政論與社會史論的內容較為豐富,這裡僅略述數端,其它從略。他的思想,自然有歷史局限性,或近乎淺;但論旨明,進步性和歷史意義是很顯然的。

影響

在王符著文論政並抨擊社會黑暗風氣的舉動下,接踵出現了不少政論家,最卓越的有王符的好友涿郡崔瑗的兒子崔寔,著作題名就是《論政》;還有兗州仲長統,著作題名《昌言》。但這兩部書都沒有留傳下來,只在隋唐類書中保存著片斷的佚文。時代到崔寔、仲長統時候,已經快到三國了,他們已不甘心當“潛夫”,曾到袁紹、曹操或曹操部屬手下希望得到重用,但由於他們的性情都屬於“狂生”類型,得不到權貴的欣賞,也就只好鬱郁不得志而死。

但這個傳統傳下去了,傳到了魏晉。魏晉在統治方面雖然依舊很糟,但文化界的風氣打開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些,人們可以縱談古今了,這個風氣的打開,不能不歸功於王符的啟迪作用。

王符不僅思想深邃,還繼承了漢代文學的優良傳統,有著高深精湛的文學修養。因為他終生生活在民間,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對社會生活有著深刻的觀察和體驗,見聞廣博,觀察敏銳,有豐富的生活創作源泉。他的文章非常優美,不但觀點鮮明,邏輯嚴密,筆力渾厚,語言質樸,而且善於運用確切生動的比喻、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有時也採用韻文,使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清代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說:“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他在東漢散文中自成一家。

王符在家鄉的遺蹟傳說甚多,歷代十分推崇,在文廟建有專祠奉祀。縣城北山為王符隱居的地方,山上有王符手植柏和王符讀書台。為紀念王符,這座山取名潛夫山,現在闢為潛夫山公園。潛夫亭高高聳立山頂,新落成的王符紀念館,雄偉莊嚴,碑廊亮麗,壁畫新穎,廣場中央王符雕像巍然屹立,肅穆沉思,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縣城北約五里處的白原村有王符墓。縣城東門外曾立有“漢王符、李恂故里”石碑。這些都成為鎮原縣供人憑弔哲人的古蹟勝景。

總之,王符不愧為我國歷史上進步的政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是我們了解和研究東漢社會的珍貴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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