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慶

王太慶,西方哲學史家、翻譯家。生於1922年1月,安額銅陵人。1965年3月至1978年3月任銀川寧夏醫學院講師。1979年1月回北大任教至今,現為哲學系教授。

王太慶,西方哲學史家、翻譯家。生於1922年1月,安額銅陵人。l943年入西南聯大求學,194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47年8月至1949年7月任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研究編譯員。1949年8月至l952年9月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編譯室助教。1952年9月至1965年3月任北大哲學系助教、講師。1965年3月至1978年3月任銀川寧夏醫學院講師。1979年1月回北大任教至今,現為哲學系教授。

我愛鑽研哲學問題,因此愛讀古今中外的哲學書、歷史書和文學書。這並不是象亞里士多德說的那樣只是出於好奇,而是由於我的時代向我的同胞們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人到哪裡去?我和大家一樣要給自己找出一個答案。我生在北洋軍閥的時代,進國小時看到換了旗子,但是有一點不變,就是中國還在挨打。國小還沒畢業就來了“九·一八”,丟掉半壁河山,高中一年級時爆發“七·七”事變,開始全面抗戰。這一系列的打擊板著面孔在催促幼小的心靈早熟。我父親是唯讀過三年私墊靠自學成為知識分子的會計,他要我念書卻希望我學“實科”,進農業或工業學校,靠技術吃飯。我沒有他當學徒的痛苦經歷,又靠著他從小縣城畢業考上省城的國中,再轉到上海有洋人的工業學校,看得多了,不能滿足於單純技術了。
我上國中接觸了聲光化電,可是最感興越的是希臘故事,再就是文天祥的《正氣歌》、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收》。念法文我偏喜歡看聖女貞德的抗英事跡,《馬賽曲》也能背。進了高中,工廠實習成績平平,假日卻愛上四馬路,到書店裡站著看書,從尼采的《蘇魯支語錄》看起,直看到杜蘭的《哲學的故事》。看得似懂非懂,還想再讀些別的;也正因為自己知道有許多東西不懂,想求助於別人寫的文章,進一步把它弄懂,但是沒有成功,因為我不懂的地方別人也很少說。我自己意識到中國人到哪裡去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個哲學問題,但是我聽來的那點哲學還遠不夠用。
抗日戰爭開始後,我離開上海回到故鄉,起初是參加了抗日民眾運動,辦報紙,以後家鄉淪陷,躲藏在鄉下養病。這樣,不但離開了學校,而且離開了書本。有三年多我只能苦思冥想,連談話的朋友都沒有。這才體會到兩句古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於是逃出淪陷區,先在黃山腳下做了一個學期刻臘紙的抄寫員,然後跑到四川當流亡學生,念完高中課程。我不但補足了數理化,也恢復了自己學的習慣,把能弄到手的一本英文書Hays and Moon的世界史念完了,還讀了馮友蘭先生的新著《新理學》和《新原人》。馮先生的哲學吸引了我,因為他提出來的的確是哲學問題,與我自己想到的連起來了,但是他的主張和方法並沒抓住我,我不能完全滿意,因而沒有滿足。可是因為馮先生的緣故,我下定決心要學哲學,而且要到西南聯大去學。

昆明很苦,而且老要逃警報,可是一進聯大我感到回了老家,一輩子不想離開它。那裡有最好的學習條件:老師們在以身作則地鑽研,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生活比學生還苦,卻沒有一個人叫苦,也沒有一個人下海。他們為了改變人的(首先是我們中國人的)命運,在不斷地追求真理,修正錯誤。教師們在在這樣做,學生們也大都模仿著這樣做。我們中國人比較現實,因此科學不發達,一說科學就想到船堅炮利,這種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的精神,只能達到船不堅炮不利的結果。這是中國人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學精神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但是聯大並不是單提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連清華縮影的聯大工學院也不是這樣。這裡強烈要求抓住科學的根本,這是哲學問題。科學不只是套用技術,主要在於理論核心;而且科學不只是自然科學,此外還有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更是解決中國落後問題的關鍵。聯大的物質條件非常差,實驗室的設備是幾乎老掉牙的,然而聯大能出科學家,這主要是靠人的科學精神。這是我在這所大學親身體味到的第一課,一輩子都忘不掉。
科學是實事求是的,不能講排場拿架子,壓抑別人抬高自己。聯大同學好議論,對事不對人,沒有什麼為親者諱的老毛病。我從這裡頭看到科學前進的希望,也學著這樣做,不憑一時心血來潮下判斷肯定或否定,一定要認真研究,如果判斷錯了,要再從頭研究。
還在初入學的時候我選了馮友蘭先生的“倫理學”。他講的內容就是他的《新原人》一書,我早讀過的。他的方法是讓同學先提問題,他用解答問題的方式講課。我每次課前都把自己的不同意見寫出來提問,他都逐字宣讀了,然後一一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個方法我過去沒有見過,聽了覺得大有益處。並不是說在所有的問題上他都說服了我,而是說他的分析啟發了我繼續深入思考,使我的看法不停在原處而前進了。馮先生是不喜歡黑格爾的辯證法的,但他的認真態度卻正好教了我辨證思考方法。
我的另一位哲學啟蒙老師賀麟先生在“哲學概論”課中給了我難忘的啟迪。他並不是以客觀方式照講某個別人的思想,而是以他自已的哲學見解為綱貫串一些主要的哲學問題來講授的,但是又不是空論,密切聯繫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史實立論。他的課好象物理、化學課上的實習,用親身的活動示範,來教我們學哲學。我學到:哲學並不是什麼腦子靈的人靈機一動,要學習,先跟古人學,對照著事實,看別人是怎么分析的,最後更上一層樓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不學歷史,那就等於初生嬰兒,停留在呀呀學語的原始階段。經驗要全面,既要知道中國人的歷史,也要知道外國人的歷史。學習西方哲學的歷史對於我們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是西方人揍了我們,我們不知道那船堅炮利背後的根本,就還要挨揍。學歷史,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念書。要想不念書耍機靈是不行的。

怎樣念書?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感謝陳康先生。陳先生教我們希臘哲學.辦法是領著我們一句一句讀,讀出它的本來面目,。(傻按:“,。”,原書如此。)既不把自己的想法往古人身上貼,也不把古人的說法拉來給自己的說法作註腳。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做到“人我不混,物我分清”。這是最嚴格的科學態度。而且這並不是只呼一聲口號,他親身給我們作了榜樣,有他譯註的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為憑。這樣做比較費力,乖巧的人不大情願乾。但是我反覆考慮,接受了,因為這正解決了我們中國學習西方哲學不夠認真,因而常常捕風捉影的毛病。
賀麟先生大力提倡翻譯西方哲學經典著作,這是跟陳先生的科學讀書法聯繫在一起的。因為過去我國的翻譯不夠,而且不嚴格,以致於想讀書的人得不到書,得到的書又在內容上打了折扣。這樣就嚴重地影響了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因而影響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我走了賀先生指出的路,從青年到老年都在翻譯哲學原著,而且老在盼望著我國哲學翻譯質量的提高。我也教書,目的也是和翻譯一樣,在於促進我們中國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我沒有著書立說,雖然有些人認為翻譯只是傳聲筒,低人一等,我覺得這個傳聲筒也很值得一做,可能比自己著書立說的用處還要大一些。
總起來說,我認為只有科學是我們的出路,它是實事求是的認識,哲學的任務就在於為實事求是作論證。人的認識就是實事求是的發展過程:從實際出發,加上認識主體的分析和綜合,求得一定程度的“是”,這是第一步。以後的人再繼續這個過程,同時吸取前人的成就,加以批判的提高,求得進一步的“是”。後人的認識是前人認識的發展,前人的認識是初步的、相對的真理,後人發展了它,前進了一步,但還是相對的真理。如此反覆,至於無窮。
我國習慣上以為“哲學家”是無條件的“哲人”或“智慧的人”(sophos),加以崇拜,便稱之為聖人”。“聖人”是偶像化了的,其作用只能是不利於科學的發展。因此我很不願意做“哲學家”。當然我更不願意做兜售“智慧”的即所謂“智者”(sophists)。的確我不是那個意義的“哲學家”或“智者”。但是我追求真理、愛好“智慧”(sophia),很願意做個“愛智者”(Philosophos),用現在中國話說,就是“學哲學的”或“搞哲學的”。“哲學工作者”這個名字我也不敢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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