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內容
1924年創立。社址在金斯頓品士直街48號。創始人為吳挹光、曾自培、陳仲儒等。以交流知識及普及社會教育為宗旨。凡華僑不拘年齡,志趣與該社宗旨相同者,繳納基本金一鎊,即為社員,不收常費。下設演說、演劇、音樂、圖書雜誌、文藝、教育等部門。曾演出名劇《嫦娥奔月》、《箭中緣》等。致力於華僑教育事業,創辦新民學校,全靠演劇籌款維持。時而舉辦演講會,講題著重有關國際、中國、家鄉及各種公益事業問題。每晚排演粵劇鑼鼓大戲,專請師傅教粵曲。吳挹光返國後,社務逐漸停頓。1933年力圖招收青年入社,重振旗鼓,因內部意見分歧,終告瓦解。
社區起源
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隸制度的廢除導致了勞動力的急劇缺乏，這種情況尤其出現在製糖工業。在經歷了徵募歐洲契約工和東印度苦力之後，中國勞工成為新勞動力的重要來源[3]。克里斯汀•何認為：“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區的華人是由中國向所有美洲國家巨大的人口流動的一部分。”[4]毫無疑問，在加勒比海地區的華人移民與美洲的華人移民緊密相關這個意義上，她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她忽略了從1800年到1925年超過300萬的中國人作為契約勞工來到世界各地這一事實[5]。可以說，契約華工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為全球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一批華人於1854年登上牙買加島。在19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大約有200名華人來到牙買加，這些華人主要是來自其他殖民地的再移民。只有第三批直接來自中國。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1854年有多少華人抵達了牙買加？他們是從哪裡來的？這裡有三個常見的數字：195人（OliveSenior），200人（Tomes），472人（陳匡民；Lind）；人們通常認為首批移居牙買加的華人來自於巴拿馬。修建溝通地峽鐵路的巴拿馬鐵路公司急需勞動力，大約有709名華人被僱傭。他們在1854年3月30日到達巴拿馬。在通往巴拿馬的艱苦航行中，16人死在船上，另有16人在到達後不久死去。此後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超過80人在他們位於科隆（Colon）的馬特秦（Matachin）[7]營地死去。幾個月之後，他們大部分已經死亡，倖存的一些人作為勞工被轉送到牙買加。
如此高的死亡率一方面是由於自然條件不適（氣候、熱病、缺少新鮮蔬菜等），另一方面是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殘酷的管理、醫療條件的缺乏）。巴拿馬的條件如此惡劣，以至於很多中國人只能以自殺抗爭。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即有125名中國苦力上吊自殺，另有超過300人被發現死亡。露西•科恩曾將這種自殺現象置於一種心理—文化框架內進行考察後得出結論：華人陷入了一種生理和心理壓抑之中，這種壓抑與招募形式、航海過程、巴拿馬艱苦的自然環境和工作環境一起，使自殺變成一種“抗議和使進攻內向化的文化模式。”
根據巴拿馬報紙報導，6個月後，一位來自牙買加的華人紳士與鐵路公司進行了一次交換，用體格健康的牙買加人換取同樣數量的華工。一條載著195名契約華工的船於1854年11月從巴拿馬抵達金斯敦[10]。然而，這一交換看起來並未使牙買加滿意。主要因為華人身體不佳和經濟窘迫，他們到達不久就流落街頭，“‘衣衫襤褸，瘦弱憔悴，心已破碎，痛苦悲慘'，他們最終在金斯敦和聖•凱薩琳的醫院和救濟院找到了落腳之處。在那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作為乞丐而死去。”[11]因此，傳統觀點認為第一批牙買加華人來自於巴拿馬，這一結論得到了加勒比地區學者和中國學者的廣泛贊同。
英國檔案卻表明：第一批牙買加的華人直接來自中國。他們與一位蓋亞那的英國移民代理商詹姆斯•懷特簽訂契約，乘坐的是埃普索姆號輪船（Epsom）。這艘船在1854年4月滿載著310名乘客從香港駛往牙買加，有267人最終到達了目的地。這次航行被認為是“英國鼓勵直接而自願的僱傭契約移民的第一次嘗試。”這些移民成為牙買加的第一批華人定居者。他們來到牙買加之後被安置在克拉倫登（Clarendon）和金斯敦附近的卡曼納斯（Caymanas）莊園，並很快與來自巴拿馬的“吸血鬼”(Vampire)和“特雷莎•簡”（TheresaJane）兩艘輪船上的205名華工會合[13]。在這472名到達牙買加的人當中，267人是來自香港的契約工，而其餘則是來自於巴拿馬的契約華工。在第一批到達者中，只有很少人活了下來，比如陳八公（英文名RobertJackson）[14]、張勝伯、何壽、凌三等。他們都在零售業開創了自己的生意，並成為華人社區的基礎。例如，當黃昌(WongSam)剛從英屬蓋亞那抵達牙買加時，陳八公僱傭他作為店裡的助手。
從1864年到1870年，大約又有200名中國契約勞工從其他加勒比島嶼來到牙買加，其中多為特里尼達和英屬蓋亞那種植園的契約華工。當種植園因自然災害破產後，他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三年契約期。與此同時，美國的農業公司正開始在牙買加投資。華工當時已經具有聰明、勤奮、堅韌和可靠的口碑。在當地勞工缺乏的情況下，美國公司曾專門到特里尼達和英屬蓋亞那招募契約華工。有些華人應募加入了農業工人的隊伍，另外一些人則自願從特里尼達、英屬蓋亞那、巴拿馬或夏威夷來到牙買加。這些人共有200人左右[15]。在契約期結束後，有些人繼續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則開始從事零售業。
在19世紀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大的中國移民潮發生在1884年，他們是直接來自於中國的契約工人。這批契約華工於1884年5月6日離開香港，在澳門登上“鑽石號”，“最後一艘從中國駛往英屬西印度的裝載契約勞工的輪船”兩個月後到達金斯敦。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由香港代理商僱傭的契約工。這艘船共搭載了501名男性、105名女性、54個男孩、17個女孩，還有3個嬰兒，總共680人。這次航程相對來說比較安全，只有一人死亡，另有三個孩子在船上出生。除了大約有20人來自廣東四邑（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外，其餘均為來自東莞、惠陽和寶安等縣的客家人。船上的翻譯名叫陳亞維，醫生為陳平彰。正是這群人構成了牙買加早期中國移民的核心。後來的移民大都為這些客家人的宗親，並且都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移民到牙買加的。
他們是怎樣抵達牙買加的呢？ChingChiehChang認為：“第一批於1884年直接從中國到達牙買加的華人是經由溫哥華和哈利法克斯而抵達的。從那以後直到20世紀30年代，香港—溫哥華—哈利法克斯—金斯敦航線就成為大多數移居牙買加的人所選擇的路線。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走的是巴拿馬運河一線。”[17]這一敘述值得懷疑。20世紀50年代末期，一位1884年的移居者記下了他在航程中的個人經歷。當時只有9歲的溫才（Wencai）隨家人來牙買加。他們乘坐的“鑽石號”輪船離開澳門後，在途中遭遇風暴，船桅壞了，不得不在加拿大改乘“亞歷山大王子”號。這艘船運載他們於1884年7月12日到達牙買加。他們的航程走的是香港—澳門—新加坡—蘇伊士運河—歐洲—百慕達—哈利法克斯—古巴—金斯敦一線[18]。這一說法顯得更可信。首先，這是乘船者本人的回憶。其次，在1914年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前，對於一個貧困的移民家庭來說，從溫哥華到哈利法克斯的路上旅程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花費上來看，似乎都是難以承受的。
至於牙買加華人的來源，應該注意他們中絕大多數並非來自珠江三角洲地區，如三邑（南海、番禺、順德）或四邑（新會、台山、開平、恩平），而是來自東莞、寶安和惠陽三縣組成的區域。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主要是客家人，而不是本地廣東人。下面的資料可以支持這一點：李譚仁所著的《占美加華僑年鑑•1957年》中的人名錄和華人墓地記錄。根據李譚仁書中的資料，牙買加華人絕大多數人來自三個縣：東莞（169人）、寶安（65人）和惠陽（57人）。其中超過70人來自於觀瀾這個位於東莞縣的小鎮（見表1）[19]。其他資料也驗證了這一點。移民牙買加的華人出生地（僑鄉）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地區，這一特點也在位於金斯敦的華人公墓記錄中體現出來。這個公墓是在20世紀早期由中華會館為那些客死牙買加卻不能重返故里的華人修建的。截止到1957年9月9日的公墓記錄顯示，在公墓中所葬的1436名華人中，陳姓占據了最大的份額，共303人，占總數的21%。前8位的姓氏（陳、李、張、曾、鄭、黃、劉、何）加起來一共有1005人，占總數的70%（見表2）[20]。牙買加絕大多數的陳姓華人來自東莞縣的觀瀾墟（主要是NFDA1湖人）；而大多數的曾姓和鄭姓華人則來自於東莞縣的塘瀝；李姓主要來自寶安縣的沙灣和惠陽的龍崗；何姓華人則大多來自惠陽的橫崗墟。21]
社團建立：自力更生與謀求適應
牙買加知名華人作家李逢生（EasternLee）曾經說過，牙買加的華人“受到的外部壓力越大，他們就越團結”[22]。這種對外部壓力的反應，實際上是所有定居異鄉的華人移民的一條規律。對於海外華人來說，以姓氏、貿易和慈善為基礎而組織起來是最明智之舉。以血緣關係或出生地為紐帶的內聚力減輕了移居他鄉的心理壓力和實際困難，增加了經濟成功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自強自立是生存根本，適應環境是應變之道。在牙買加大致有三類組織：服務於全體華人的一般協會、以姓氏和出生地為基礎的特殊組織和各種類型的貿易組織。
中華會館（ChinesebenevolenceSociety）是華人在牙買加建立的唯一一個為全體華人移民服務的組織。根據口頭流傳下來的記載，最初有兩個中華會館。一個由陳亞維領導，該會館因“僑胞不擁護，自行解散”。另一個則是存在至今的中華會館[23]。這是由陳八、張勝、黃昌等人於1891年所建。該會擁有約500名會員，入會費為1英鎊。會館的維持與運轉是由周期性的捐贈和諸如徵收的賭博費等特殊收入支持。從那時起，中華會館既在華人社區內部發揮了廣泛的作用，又成為華人社區與當地政府的橋樑。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組織集體行動保護社區利益、傳播來自中國的各種新聞、相互援助、照料年長力弱者、制定相關規章以及協調不同集團的利益。中華會館往往在處理華人社區重大問題時作用顯著，如移民上岸問題、商業機會問題或內部衝突等。
從1928年開始，中華會館發動華僑以各種方式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直到二戰結束，這些活動一直是中華會館的中心活動。中華會館號召華人社區進行捐助以幫助受傷的士兵、為中國空軍購買飛機。在抗日戰爭期間，牙買加華人共捐款200554英鎊。這些行動得到了當時國民政府的高度讚揚[25]。戰爭結束後，由於出生於牙買加的新一代華人的增加和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內戰及大陸與台灣之間存在的衝突），逐步導致了華人對中國和牙買加態度的轉變；這種轉變也在形成華人認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華會館在其鼎盛期曾有五個下屬組織：一所學校、一家醫院、一家養老院、一塊墓地和一份報紙。華僑公立學校的前身是由致公堂（英文有時譯為Freemasons)於1920年創辦，兩年之後暫停。1924年3月，這所華人學校在中華會館裡重新開始招生。由於得到稱為“新民俱樂部”的華僑戲劇俱樂部的資助，這所學校也被稱為新民學校。1927年以後，一個名為“如意堂”的華僑俱樂部每月資助這所學校35英鎊[26]。學校的主管均為志願，每年學費為6英鎊，貧困學生則可申請免費。1928年，新民學校被中華會館接管，中華會館將其重新定名為“華僑公立學校”，並且將其遷往由中華會館花費2300英鎊購買的校址。1944年，華僑公立學校公布新章程，在章程中表明它屬於中華會館（第一條），並且註明學校“遵循祖國教育部的制度”（第三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華文學校在牙買加各地出現[28]。隨著中國國民黨牙買加分支機構的建立，華人社區得以發展與中國政府正式聯繫的渠道，華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歷史的熱情也不斷提高[29]。截止1944年，參加華僑公立學校的人數已增加到300人之多。1945年，華人社區決定修復和擴展這所學校。為了鼓勵捐款，中國駐牙買加領事館還特意發布一條公告[30]。學校在華人捐資1萬英鎊的基礎上得以重新建立。華僑公立學校實行財政公開，每年在《華僑公報》（金斯敦）上公布其年終財政報告[31]。該校在經歷了這種中文取向的勃興之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學校應該如何運轉的問題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些人認識到了華文課程的實用性十分有限，因而建議教學應該進一步本地化，且更具英語取向。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中國語言和文化是華人社區唯一確切的象徵，拋棄華文教育則意味著社區認同的根本改變。[32]
然而，出生於牙買加的新一代華人更多地認為自己是牙買加人，而不是華人[33]。即使他們學習漢語，除了在家裡之外，很少有機會與外界交流。1955年，學校的9名教師中只有2人懂漢語；在10名在校生中，只有1人會說漢語[34]。既然這所學校是華人社區的公共財產，其資金也是來自於華人社區，那么在辦學政策或課程設定等方面的任何重大改變都必須徵求大多數人的意見。學校章程（1944年）清楚表明在教學中“絕對以中國語言文字為主。外國語為副”（第3條）；“本校所任用之校長須為華人”（第4條）。然而，這兩條均在1952年被打破了。當時，學校決定課程按照當地教育體制來設定，即以英語為主，漢語為副；一位具有碩士學位的西方人（以定）被任命為校長。隨後，華僑公立學校經歷了新一輪的興衰。
另一個由中華會館創辦的社團機構是華僑留醫所（即華僑醫院或住院部門）。華僑醫院是在社區領袖陳瓊光、李天培、戴丁貴、陳雲標、陳昌朋、陳澤生、鄭永康、葉俊萬、陳祿榮、鄭錫榮、劉紹歧、李啟桐、丘冠培和黃華勛等人於1921年2月發起、於1923年5月正式建立的。華人社區最終共捐款4000英鎊。為了給當地華人提供更加便捷的醫療服務，這所醫院24小時營業。病房免費，但是沒有任何常駐的醫師，病人不得不負擔他們自己醫生的費用[36]。由於缺乏捐款，最初這所醫院被迫進行時斷時續的經營。然而，在1944年，中華會館召開了一次會議來討論籌措資金的問題，會議決定所有華人批發商、零售商和個人都應該捐助一定數額的資金來支持醫院建設[37]。1952年，彭朝章被任命為院長，他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想法並取得成功，即在醫院圍牆上出售廣告空間。由於有了廣告客戶所提供的固定收入，這所醫院最終經營得非常好，從而受到當地政府和公眾的高度讚揚。
由中華會館所經營的還有華僑頤老院，又稱老人房，相當於華僑養老院。它是專門為貧窮和年老的華僑建立的。早在1877年，華人社區就購買了兩處位於金斯敦的相鄰的房屋作為老年華人的居身之所。加上後來又購買的相鄰的兩所房子以及如意堂所捐助的一所房子，這家養老院就有了五所贍養老人的房屋。華僑頤老院的規章中有一條規定，即任何年滿60歲、失去工作能力和沒有家庭的華人都可以申請生活補助和住在養老院裡[39]。在1957年，約有60位老人住在華僑頤老院。他們的贍養費主要來自於華僑麵包店、商店和個人的捐助。然而，中華會館有時被迫採取強制措施來從華人社區獲取捐助[40]。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中華會館決定重建華僑頤老院，1961年秋季，一位名叫羅維松的華人建築師捐助了1000英鎊，從而使這一計畫得以實施。
1904年4月，華人社區領袖陳連高和張勝等人在金斯敦的心平•阿西里路（Heart'sEaseAshleyRd）購買了12英畝土地作為當地華人的墓地。這就是中華義山（即華人公墓）的起源。在1907年的可怕地震中，華人商業和家庭遭受巨大損失。在經過長時間的談判之後，英國殖民政府同意賠償華人社區500英鎊作為損失補償。社區將這筆款項用來在心平•阿西里路修建正式的華人公墓。1927年，六位華人領袖（陳瑤光、謝禎華、何學蓉、吳挹光、陳達生、黃華勛）號召華人社區捐助以修葺公墓。這項工作進行了大約兩年，一共收到了980英鎊的捐助[42]。第二次修葺則是在30年之後，當時中華會館在《中山報》刊登了一整頁公告要求捐助[43]。中華會館一共接收了4820英鎊的捐款，其中3000英鎊用於工程建設，1957年4月7日舉行了公墓的揭幕儀式。1957年9月9日，1436名華人埋葬於此公墓。
牙買加華人社區發行的第一份報紙是《中華商報》，也就是《華僑公報》的前身，它由鄭永康於1930年10月18日創立。1931年，鄭永康將它出售給李譚仁和鄭維玉。中華會館於1935年接收了這份報紙，並將其改名為《華僑公報》。從此以後，《華僑公報》成為中華會館甚至整個華人社區的主要代言人。作為信息傳播的手段和討論有關華人問題的平台，這份報紙在社區的生活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10月報紙停止發行，但在1975年重新開始發行。在本文涉及的時期，還有另外三份華文報紙。《民治周刊》是中國洪門民治黨（即致公黨）駐牙買加支部所辦，宗旨是發揚黨務與啟發民智。最初出版的日期不詳，但它也在1956年停止發行。《中山報》是在1953年12月1日作為中國國民黨牙買加支部的官方報紙而正式發行的。因為它是國民黨的機關報，所以其政治傾向多富爭議，往往引起華人社區內部的衝突[44]。第三份報紙為《高塔》（pagoda）英文刊，是唯一一份由華人創辦的英語周報。它是由鄭丁才（英文名為CharlesT.Chang）於1940年3月16日創辦的。鄭丁才才華橫溢，極富組織才能，也曾創辦華人俱樂部。由於這份周報刊登的是有關華人社區的報導和在牙買加生活的新聞，因此成為華人融入牙買加社會的產物和媒介。
除了上述從屬於中華會館的社團機構和華人報刊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組織。這些組織通常屬於三種類型：政治團體、娛樂組織和宗教社團。華人在移居牙買加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巨大的。作為契約勞工，他們必須為獲得公平的待遇而鬥爭。在反抗種植園主的過程中，一些諸如洪門會的秘密社團的成員通常起到領導作用[46]。在1884年來到牙買加的華工契約期滿後，他們逐漸在金斯敦聚集起來。楊亞壬、萬邁、李寶記、林丙以及其他華人決定組織起來，成立了致公堂分部。這樣，致公堂成為牙買加的第一個正式的華人組織，其主要成員為原來的種植園工人，但它在各個方面為華人社區做出了貢獻，例如建立華僑學校、組織為老年人捐款以及為中華會館購買辦公室等。
另外一個政治組織是中國國民黨的牙買加支部。中國駐牙買加領事館是在華人社區向倫敦的中國大使館以及中國政府長期呼籲之後才於1943年建立的[48]。建造領事館的資金最初由中華會館募集捐助。當時國民黨統治中國，所以大使館自然成為中國國民黨與牙買加華人之間正式的聯繫渠道。隨著二戰臨近結束，牙買加的華人也盼望祖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中國國民黨黨員曾公義、李譚仁等人積極籌備在牙買加建立國民黨分部。這一分部於1945年4月13日建立。然而，華人社區對中國政治衝突變得越來越不感興趣，國民黨的這一分部也逐漸失去其影響力。儘管如此，由當地國民黨修建的帶有游泳池和其他設施的運動場卻成了華人社區休閒活動的公眾場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外華人不同的是，在牙買加只建立了很少幾個同鄉會，而且並不活躍[49]。這可以從移民來源的相對集中上來解釋。既然社區的規模較小，而且主要來自於一些客家村落，這就使得社區在出生地基礎上再進行劃分變得沒有意義。除了同鄉會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娛樂性組織，如戲劇協會、舞蹈劇團、文學俱樂部和籃球隊等，它們都是由出生於牙買加的華裔所建。建立這些組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這是擺脫老一輩人控制的需要。克里斯汀•何將華人中的老一輩稱為“中國生”（China-born）。老一輩華人自1854年以來就建立並鞏固了他們的權威。娛樂性協會為打破這一深深確立的權威提供了一條便捷途徑。其次，出生於牙買加的華人仍然被排除在牙買加中層和上層階級的圈子之外。因此，他們決定建立自己的組織。最後，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會館採取了不同的措施來動員華人社區，戲劇和舞蹈是常見的形式之一，這也刺激了人們對娛樂活動的興趣。
新民社是這些組織中成立最早的一個，它是由吳挹光在1924年建立的。這個俱樂部的目的是進行知識交流和發展華人教育。第一所華僑學校即由該組織建立。中華體育會是另一個吸引了很多牙買加年輕華裔的組織。1937年9月15日，年僅17歲的鄭定原（英文名為HoraceChang）建立了這一俱樂部，其目的是為了促進體育鍛鍊和娛樂休閒活動。俱樂部有各種設施，並且組織了不同的體育運動，如籃球、足球、桌球、網球、橋牌和麻將等。1951年的地震毀壞了俱樂部的建築，在華人社區捐助了土地和資金之後，一個新的俱樂部會所於1954年重新開放。這個俱樂部在華人隊和當地“西方”隊之間舉辦了各種類型的競賽，從而反過來加速了牙買加華人的適應和融合的過程。[50]
1937-1938年發生的兩件事對牙買加的華人社區來說非常重要。首先，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日本侵略中國的開始。日本侵華激發了全世界各地華人的愛國情感，並激勵了他們的各種抗日活動，在牙買加情況也是如此。在同樣的民族主義熱潮中，牙買加在1938年發生了反華騷亂，大大損害了華人的生意。一種受害的感覺和自我保護的需要應運而生。在騷亂之後，華人建立了商業行會和貿易協會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38年11月建立的鹹頭行商會成立和麵包爐商會。鹹頭行商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保護會員之利益，求商業之進步”（第1條）和“交換知識與商情”（第2條）。麵包爐商會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停止華人麵包店之間的惡性競爭。麵包爐商會建立之後，立即規定了麵包塊的平均重量，並確定了麵包師可以得到的佣金數量。華人的麵包行業獲得了更加穩定的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有其他一些組織為了相同的目的被建立了起來，其中包括華僑零沽商會（1942年）和雪糕餐館商會（1943年）[52]。這些組織為華僑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1940-1950年代的困難時期情況尤其如此。在這些貿易行會中，由葉運生建立的華僑零沽商會最受歡迎。它努力保護成員的利益，並在華商與殖民政府之間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例如，1945年，一些華人零售商被控告以高於殖民政府所規定的戰時價格出售商品。實際情況是，那些看不懂英語的華人並不知道有戰時價格限制一事。商會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政府，並在當地報紙《格蘭勒報》（TheGleaner）上重新刊登了價目表。商會自己也發表了一份專門宣布價格的公告，為華人零售商複印了價目表，建議他們尊重法律[53]。1945年2月6日的零沽商會的記錄表明在12個尋求商會幫助的人當中，有6個人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而其餘的也正在得到處理[54]。1955年當地政府頒布了一項關於雇員待遇的法律，這項法律影響到了所有同類商業部門。零沽商會為此給政府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釋了小零售商人所處的困難環境，從而得到了主管部長的積極回應[55]。零沽商會對於華人社區如此重要，以至於人們稱其為“華僑商業之堡壘”。
對於牙買加的華人來說，受到來自外部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或自然的壓力越大，他們就越能團結起來；他們越被看作是外來者，他們就越能感到自己是中國人。換句話說，只有在陌生的土地上，他們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國；只有緊密團結在一起，他們才能生存和發展。
社區鞏固：經濟發展與社會融合
當19世紀末華人開始去建立自己的商業的時候，他們用於投資的資金通常很少，一般不超過20或30英鎊。他們的商店小，出售的商品不多，而且經常是小的數量，從而使貧窮的當地人能夠小額而不是大量地購買一些大米和食糖。在這些華人零售業的先驅中有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最早到達牙買加的陳八公、來自英屬蓋亞那的黃昌、來自哥斯大黎加的林丙和來自美國的丘亞嘉(英文名HarrisCarr)等。
儘管最初遭到了敵對的和不友好的對待，這些華人卻先後在零售業及其他領域取得了巨大發展。他們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聖安德魯，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農村教區之中。據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顯示，在1881年，99個華人中有84個生活在金斯敦；而在1891年，在482名華人之中，則只有295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來的歲月里，華人逐漸地擴展到了島嶼的其他部分。
華人絕大部分的商業活動都集中在零售業。幾乎所有研究牙買加華人的學者都注意到華人控制了牙買加零售部門的命脈[58]。1954年，在1250家華人經營的商行中，有1021家是零售店[59]。然而，華人的商業技巧並不僅僅局限在零售業，在批發業上也是如此。在1946年牙買加的14個主要的批發商中，有10個是華人。在1954年，島上的46家批發商店中有38家是由華人經營。大的批發商店向農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發商店提供商品，而後者則向遍及全部農村教區的更小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這一網路既與資金有關，又與人員有關，從而為牙買加華人發展商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既然華人在牙買加的零售業和批發業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華人的擴展反過來也就帶來了華人零售商店的擴展。這種向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小規模擴展本身即孕育著社會融合進程。
為什麼華人能夠在牙買加的零售業中獲得成功呢？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成功歸之於四個因素：機遇、品質和服務、社會網路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華人開始經營零售業的時候正值當地存在一個急需填充的經濟空間[61]。當他們到達牙買加的時候，在零售部門的競爭並不激烈。來自非洲的奴隸剛剛獲得解放，還沒有發展出必需的商業技巧，而其他種族集團則認為開商店有損他們的身份。第二，華人享有節儉和勤勞的美譽，而且他們注意在商業入門方面對孩子進行實踐教育。此外，他們還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務，這幫助他們建立和擴展了自己的生意[62]。第三，他們所建立的社會網路有兩個重要的功能。他們提供了一個充裕的和有效的勞動力後備軍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部分是他們在中國的親戚，可以在農村商店裡從事長時間的工作卻只要求低工資。此外，在批發業和零售業的華僑中存在的聯繫便利了他們的經濟擴展[63]。最後，殖民政策在他們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環境中沒有有利的政策，華人就不會取得同樣的進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華僑若是為了進行商業活動的話，他們移居牙買加便沒有任何限制。這一政策吸引了有經驗的華商到牙買加來開創自己的事業。然而，我們不能據此推斷華人是在一塊友好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困境和不公正的情況時有發生，在20世紀早期更是如此。1933年殖民政府頒布了一部外僑限制法，其目的是為了限制中國移民。這部法律“是由一院制議會頒布的，這一議會代表了商人階級的利益”。這裡的“商人階級”當然是指當地的商人。更有甚者，當時的牙買加社會存在著一股很強的反華潮流，發生在1918年和1938年的反華騷亂即是這股潮流的具體表現。與此相對照的是，類似的敵對情緒在特立尼達或英屬蓋亞那則並不明顯。
我們還應該注意早期中國移民的特徵（農民）、境況（貧困）和目標（掙錢回家）。絕大多數移民來自農村，而且這些地區條件都較差。移民的家庭情況都很窮，他們也缺乏正式教育或專業訓練。早期移民往往是一種被迫的舉動，為生活所迫，貧苦農民走向海外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和發財致富。然而，在契約勞工期間，他們辛苦勞作，只留下一點微薄的積蓄。種植園主往往設定一些騙局來詐取他們所剩不多的一點積蓄，如果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強，能夠擺脫各種騙局的引誘，那么，在契約結束後，他們可以帶著自己賺取的微薄工資返回故里[65]。然而，這並不是他們離開中國時想要的東西。相反，他們共同的目標是光宗耀祖。
當時的牙買加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商品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對於他們來說，這既是一種機會，又是一種需要。數額很小的一筆錢就可以作為資本來開一家零售店，這也不需要高層次的職業技巧，而中國高度商業性的農村經濟多少已經使華人有了初步的商業知識。有些人還通過運用他們的農業技巧來嘗試進行土地投資，但是他們在與種植園主的競爭中受到壓制，而且從長遠來看投資農業也不如投資商業有利。此外，農業需要長期投入，這顯然對於那些試圖儘快賺取足夠金錢以衣錦還鄉的人們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
除了零售業和批發業外，華人在其他行業也有所發展，如食品製造業和輕工業（麵包業、冰淇淋生產和肥皂業等）以及食品進口業等。麵包業幾乎全部為華人所控制，比如位於金斯敦的陳學賢的“鑽石麵包店”和廖錫欽的“廖氏兄弟麵包公司”。陳祿謙在1939年建立的“欽摩雪糕製造廠”經過1954年的修整和擴展，成為牙買加最大的冰淇淋製造廠家。20世紀50年代早期，金斯敦開始出現超級市場。華人立刻意識到超級市場潛在的商業優勢，並且感受到了來自當地競爭者對華人小商店日益增長的壓力[66]。在很短的幾年內，出現了多家由華人經營的超級市場，其中包括在北金斯敦地區最大的一家以及由陳熾昌創辦的自選市場“陳馬秀父子公司”。知名華人領袖陳英豪(RupertChinsee)先生的夫人胡競先女士(HelenChinsee)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體現華人商業敏感性的絕好例證。
胡女士曾於1939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為了更新她的知識並“將其運用到當地適合製造業的原材料上面”，1955年她決定到俄亥俄州的安提克大學學習。當她的申請被拒絕後，她向安提克大學寫了一封長達10頁的請求信。在學校名譽校長亞瑟•摩根教授的幫助下，她的請求被學校接受。華人報紙《中山報》發表了一篇特別社論“勉胡競先女士”以讚美她的勇氣[67]。在她完成學業之後，胡女士和她的丈夫陳英豪採納了摩根教授的建議，在牙買加開始鋁製品特別是炊具的生產。在牙買加政府的幫助下，他們在法爾茅斯建立了嘉立鐵器工廠（CaribeMetalWorks）。“從最初非常少的資金開始，他們現在經營著一家價值4萬英鎊的工廠。從最初生產粗糙的物品開始，他們現在生產70種以上的高品質商品，其中包括掌盤和有色鋁製品。”兩位政府官員參觀了他們的工廠，對其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任牙買加總理的曼雷（Manley）對他們的成就表示祝賀，媒體也稱讚他們“已經改變了古老的北部沿海城市法爾茅斯的工業和職業面貌”。
除從事商業和製造業外，華人還積極參與其他社會活動。宗教活動是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另一條途徑。絕大多數華人精英或皈依羅馬天主教，或皈依基督教聖公會。兩位著名的華人教士是段卓賢和段方濟（英文名Rev.FatherFrancis和Rev.FatherVincent），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父。兩位神父均來自中國的河南省，以前在台灣和東南亞地區傳教。他們於1957年來到牙買加，成為華人天主教社區的領袖[69]。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皈依基督教，華僑公立學校的前校長何儒俊於1954年在牙買加發動了一場運動，以增加華人基督教徒的數量。這一運動吸引了很多華人參加[70]。20世紀50年代華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買加華人正在逐步融入當地社會。
老一輩華僑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創立了家業，他們理所當然地主宰著一切。這種情況到1940年代開始出現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逐漸適應了牙買加社會。身為華裔的年輕一代開始視自己為牙買加人，而不是中國人。曾經在華人社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華會館也逐步退化為老一代之間相互交往或了解遙遠故鄉最新訊息的地方。可以理解，人們參加中華會館活動的積極性正在逐步減弱。截止到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華會館的年度選舉大會和普通會員大會由於缺乏法定人數，經常被取消，或者被推遲。
新一代華裔已日趨成熟，思想感情的重新定向顯而易見。與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的逐步提高相適應，華裔為牙買加做貢獻的思想也在加強。團結仍然是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但已經不再是華人社區內部的排外行為。當地一份名為《焦點》（Spotlight）的雜誌評論新的一代說：“第二代華人只是因為長得像中國人才被稱作華人。他們按牙買加人的方式思考，牙買加是他們的家，他們從來不錯過一個展示他們對這個生育和養育他們的國家的愛戴之情和愛國之心的機會。從心理上來講，他們比那些出生在牙買加的歐洲人後裔更加牙買加化。”
確實，隨著日益增長的商業成功，華裔開始與現代牙買加的出現不可動搖地聯繫在一起，但是他們將自己看作“牙買加人”的過程仍然不斷變動。克里斯汀•何已經分析了牙買加、特立尼達和蓋亞那華人克里奧化（creolization）的過程以及三者之間的不同[73]。然而，筆者更傾向於用“融合”一詞來描述發生在牙買加華人身上的這一過程。下面將重點論述這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社會捲入和政治參與。
身份變化
投身社會與政治參與
牙買加老一代華人移民在三個要素的基礎上建立和鞏固了一個團結和統一的社區：種族-文化優越感、經濟專業性和社會孤立性。然而，這種“團結和統一”受到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的挑戰。在20世紀50年代，安德魯•林德描述了金斯敦郊外農村教區相當大的混合華人的出現。與那些農村地區不同，這些教區具有作為華人認同中心的小“唐人街”地位[74]。即使在那些存在很多華人的城市裡，比如在金斯頓，華人中的異族通婚也在逐步增加，並且引起了老一代華人的警惕。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在於出生於牙買加的華人並不看重他們“父輩的民族中心論”。年輕華裔甚至看不起華人女孩，寧願與其他膚色的女孩交朋友。他們不願自己被描述為單獨的群體，而寧願被當作牙買加人來平等對待[75]。結果，華人社區捲入本地社會的過程變得越來越明顯，無論這種融合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華人認識到自己現在是牙買加社會的一員，無論是老一代的還是新一代的華人都變得更加關注當地問題，如他們在牙買加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在殖民統治時期和殖民統治後在西印度群島中的地位。
一些華人精英逐步進入牙買加主流社會。《英屬西印度牙買加名人錄•1951年》一書中所列舉的絕大部分華人都深深地融入了牙買加的社會生活之中。這一融合主要採取了兩種形式。首先，大部分著名的華人或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或皈依了基督教聖公會。在《英屬西印度牙買加名人錄•1951年》一書中所列的27位華人中，6位出生於中國，他們在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來到牙買加[76]。其中有13位華人是羅馬天主教徒，8人是基督教聖公會教徒，2人是新教教徒，4人沒有提及他們的宗教信仰。
其次，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名人錄的自我陳述中，一般都介紹自己喜愛的娛樂活動，而每位華人都至少有一種特別喜愛的休閒活動。從牙買加華人移民的來源看，他們絕大多數來自農村。中國傳統的農民一般無暇從事娛樂休閒活動，而移民他國的首要任務是養家餬口。從名人錄提及的休閒活動看，出生在中國的華人通常提及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技巧的大眾運動，比如游泳、散步以及聽音樂。相反，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提及的是一些更加專業的運動，比如網球、跳舞和生物學，以至“所有戶外活動”等。這表明，那些急於為牙買加社會接受的華人試圖通過參與或表明自己參與各種活動（包括體育休閒活動）來增加自己融入當地社會的可能性。
在華僑定居的早期歷史中，華人對牙買加社會並沒有太大興趣，這部分是由於語言障礙和對當地政治不感興趣的傳統所致。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這種情況得到很大改變。牙買加華人變得越來越關注當地社會與他們自己的聯繫。在商業和社會生活中的公平待遇和平等成為一個共同的原因。1954年4月18日，胡競先女士通過當地的《格蘭勒報》給稅務部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她在信中抱怨自己在經營中所遭到的來自政府官員的不公平待遇，她建議稅務部應在商品註冊和清賬以及程式方面有明確的指示可以遵循。她的意見已經超越了僅僅關注華人的狹隘觀念，也得到了政府的適當回應[77]。胡女士通過牙買加人的報紙來引起所有牙買加人關心同一問題的能力預示著華人精英不斷增長的融合於主流社會的傾向。
早在這件事情之前，當地報紙發表包含對華人社區歧視性描述或誹謗華人社區的文章已經很普遍。即使在早期歲月，華人對那些文章中的種族主義言論就已經很敏感，但是他們並沒有加以反對。這一方面是因為華人都不願意去批評作者，以免引起麻煩；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們的英語還沒有好到可以在報紙上進行反駁。此外，中國人一般堅持“和為貴”的信條，認為和平相處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最恰當的方式。對於一個定居異國他鄉的華人社區來說，他們更堅信這種觀點。然而，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華僑公報》在194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稱讚了新近所取得一場對反華態勢作鬥爭的勝利。1940年6月，當地一份周報對華人社區進行了醜陋的描繪，描述了金斯敦唐人街外來的和“外國的”氣氛，並突出了賭博和吸食鴉片。這篇文章一出現，一位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即刻寫信給該報編輯，指出這篇反華文章是在捏造事實，並對此提出抗議。周報的編輯非常重視這一抗議，並在7月27日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道歉信。《華僑公報》的編輯為這一結果感到興奮異常。“我們相信在這封信之後，周報再也不會如此猛烈和放肆地誹謗華人社區了，他們將會小心謹慎地對待反華言論，再也不會像這次那樣放肆了。”這封信的作者還責備老一代華人總是屈服於侮辱。無論遭到多么粗暴的對待，老一代華人都寧願吞下這份羞辱，從未大膽地進行抗爭。即使訴諸法律，華人也從來不敢出庭作證，從而也就自動放棄了他們的權利。這篇文章號召華人不要再屈服於反華歧視，要對此進行堅決反擊。
顯而易見的是，在牙買加出生的華裔正在逐步融入牙買加後殖民時代的社會環境之中。他們掌握了語言工具，理解牙買加人的價值觀並且已經掌握了處理社會政治事務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擁有為獲得公平待遇而鬥爭的勇氣。當地新聞界的評論展示了他們的成功。以前對華人社區抱有偏見的報紙逐漸改變了其報導內容。當幾家華人商店在1954年遭到搶劫的時候，當地一家報紙發表文章批評了這種侵襲華人商店的傾向，稱讚了華人社區所做的貢獻，並表明牙買加社會應該對華人持一種積極的態度。華人熱情回應，將這篇文章翻譯出來並發表在《華僑公報》上。
融合是一種雙向的過程。除了牙買加人改變他們對於華人社區、組織和機構的態度之外，華人也正在改變他們的會員政策，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1954年12月，華僑零沽商會提出了改變商會名稱的問題。其主旨是刪掉“華僑”這個詞，通過吸納“西人商店”來使商會得以擴大。據認為這種改變將會帶來三個好處：“一，力量增大，地位隨之提高；二，對外交涉，更為有效；三，對內組織，可收中西合作之功。”可以看出，華商組織考慮到吸收更多的店主並擴大商會的範圍這一點，並認為這也是一種與其他種族集團相互交往的更加便捷的方法，還可以促進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在一篇題為““華僑零沽商會更換名目”的社論中，作者認為，“名稱應以占美加零沽商會JamaicaRetailersAssociaion為佳；但應考慮三個問題：會址之所有權，會章之修改，會議時之語言。”[80]很明顯，在經濟和社會活動中，華人也試圖通過採取當地價值觀以及與牙買加社會相適應的生活和經營習慣來融入當地社會。
體育、娛樂與教育是另外一些得以融合的領域。從20世紀50年代起，華人社區開始組織自己的華人小姐競賽，這種競賽對於老一代來說簡直不可想像。這一盛會每年舉行一次，它不僅引起了華人社區的關注，而且引起了所有牙買加人的廣泛興趣。此外，華人籃球隊與其他地方隊也舉行了越來越多的友誼賽。為了鼓勵高等教育，一位名叫葉俊萬的華商於1957年在西印度大學的醫學系設立了一項獎學金。這項獎學金為期五年，總額為1500英鎊[81]。20世紀60年代對牙買加來說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代，因為西印度群島的未來將通過公民投票來確定[82]。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華人社區開始設法加速融合於當地社會的進程。
就在獨立前的1961年末，有四件事情展示華人正在將成為牙買加社會一員的希望轉化為行動。第一，英屬宏都拉斯於1961年10月遭到“哈蒂颶風”的襲擊，這場風暴給宏都拉斯首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並導致了數百人的傷亡。剛一聽到關於這場災難的訊息之後，中華會館的主席黃土生帶頭號召華人進行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華人積極投入到捐助活動之中，他們在11月份先後送出四份不同數額的捐款[83]。第二，“為一個更好的牙買加公民委員會”（TheCitizensCommitteeforaBetterJamaica）在12月份舉行了一次會議，會上討論了有關慶祝牙買加獨立的計畫問題。中華會館與其他80多個組織一起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且同意在慶典遊行中組織一輛彩車[84]。第三，作為一項戰略性舉措，中華會館號召華人社區進行年終捐款來資助老年貧困者。與以往不同，此次捐款並非僅僅為了資助華人年長者，而是為了資助所有需要幫助的老年牙買加人。會館還為這次捐款活動建立了一個負責相關事項的委員會。這些行動的目標是明確的：“如果我們想要減少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犯罪的話，我們就必須採取一種和平相處的戰略，必須與每一個民族都結合在一起，必須與其他人友好相處，必須幫助窮人，必須毫無偏見地平等對待他人……”[85]。第四，中華會館還允許非華裔牙買加人進入華僑公立學校學習，而且其他原來排外的華人社團也開始接納克里奧人。
隨著牙買加的獨立，一個新出現的名詞將生活在牙買加的華人描述為新島國多民族舞台上的一個組成部分——“華裔牙買加人（JamaicansofChineseorigin）”。
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華人在牙買加社會的政治參與。早在20世紀40年代，華人精英就步入了政治參與的進程。在殖民統治時期，“地保官”（JusticeofthePeace）是一種榮譽，這一榮譽只是“適當地授予本地人或華人，並且特別為人們所珍愛”，華人有時也會被任命這一職位。戴桂昌是第一個獲得這一頭銜的華人，他於1943年在聖安德魯獲得，後來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在此之後的第二年，創立《寶塔》雜誌的鄭丁才的哥哥鄭丁發（英文名SidneyChang）也成為同一地區的地保官。上任之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為社區的服務之中，“通過簽署檔案、提出建議以及給予指導，他使這一職位成為一個積極為下層牙買加人服務的地方，而這些牙買加人絕大部分都不是華裔。”[88]1945年，華商陳華福被任命為金斯敦的地保官，他是第一個在首府獲得這一職位的華人。在接下來的10年間（1946-1955），又有9位華人在不同的地區被任命為地保官。
在20世紀50年代，華人社區對於中國和牙買加的形勢變化都很敏感。海峽兩岸之間持續的衝突意味著華人不得不在牙買加呆上一段時間，或許永遠呆在那裡。對於華人社區來說，最佳的生存戰略是改變他們傳統上在當地政治中的低姿態，在牙買加政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1954年4月15日《中山報》的一篇社論認為，華人不應該忽視他們在當年選舉中的作用。然而，對於只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華人來說，他們能起到什麼樣的重要作用呢？“選舉的勝負，時常會因極少數的票而決定的。我們如果參加選舉，無論那(哪)一方，那(哪)一黨都會來爭取我們。”這篇社論還提醒華人，“我們要注意，就是參加選舉的行動，只管積極，但是，對外的言論，卻要謹慎。這是我們因應環境的最好辦法。”
我們可以通過牙買加華人在20世紀50年代地位的上升來感受他們思想的轉變。對於華人移民來說，特別是在他們移民的早期，在客居國保持低姿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牙買加的華人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努力改變這種狀況，他們希望充分利用當地政治為華人社區的利益服務。然而，這僅僅是第一步，是前進的一步，但僅僅走出這一步還遠遠不夠，因為政治行為仍然被限制在一小群華人精英的圈子裡。要使絕大部分華人都開始將牙買加看作是自己的國家，還需要一段時間。
隨著牙買加逐步走華人遠離當地政治的原因並不僅僅存在於中國的政治傳統之中，它與當地人對華人的態度緊密相關。換句話說，當你不被當地政治所接受的時候，你通常就難以進入這一領域。牙買加社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就不願意接納華人進入牙買加議會。這一狀況直到20世紀50年代後期才改變。戴丁貴於1959年被提名為一院制議會委員。他在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的成功清楚地表明：他既應該受到尊敬，又應該負有責任。戴先生出生在金斯敦，作為牙買加的第一代工業家中的一員，他是加勒比製造廠（CaribbeanProducts）的常務董事，是多家製造業公司的董事（如MotorOwnersMutualAssn.Ltd、TaiTenQueeLtd.、PagodaLtd.、theCaribbeanAtlanticInstrumentCompany）。他同時也是中國駐金斯敦領事館的顧問，還擔任了多項社會職務。他是華人體育俱樂部的倡導者，在華人社區中深得人心，被親切地稱為“戴先生”。
向獨立，那些總是將中國作為其祖國的華人開始認識到如果他們想呆在牙買加的話，他們就不得不“首先學會做牙買加人”。在1961年牙買加人面臨著投票決定牙買加前程的時候(或是繼續作為西印度群島聯邦的一員，或是獨立)，華人精英號召華人社區表達自己的意願：為了履行你的義務，請投出你神聖的一票[92]。華文報紙要求華人在投票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但不要聚集和參加任何遊行，不要告訴別人自己的選擇，不要按別人的要求投票。
當牙買加於1962年獲得獨立的時候，陳英豪成為新國會的議員。在他的事業生涯中，陳英豪對華人社區和牙買加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如前所述，他與妻子胡競先女士建立了嘉立鐵器工廠並改變了小城法爾茅斯的面貌。工廠建立4年之後，從只有6台機器和6個工人發展到1960年的25台機器和30個工人。“古老的港口城市由於陳這位未被埋沒的天才而變得更加美好。”[94]陳英豪出生於牙買加，他從史丹福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為華人社區服務多年，並在他聰明的妻子胡競先女士的幫助下成為了一位工業家。
“來自多元，一個民族”（OutofMany,OnePeople）成為牙買加獨立後的座右銘。獨立以後，在總理的推薦下，鄭丁發被總督任命為海關的代理檢察員。《焦點》（Spotlight）就此事發表評論：“雖然這一職位只是代理性的，然而它卻再次表明了政府和牙買加對牙買加華人社區的尊重。”這對於牙買加的華人或華裔牙買加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訊息，這對於一個生活在曾經是“異國他鄉”的社區來說，是其發展的頂點。從契約勞工到膽小的零售商人，從外來者到國家公民，從華人到牙買加人，這是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旅程。
這就是牙買加華人起源、適應和融合的歷史。“融合”在這裡的意思是居住在牙買加的華人希望和試圖成為牙買加的一員，而且他們成功了。牙買加《焦點》雜誌的記者在獨立後第二年這樣描述牙買加華人的融合過程：“今天，最初謹慎、緩慢和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融合過程正在接近終點，將不會再有諸如華人社區之類的東西，有的只是全部的牙買加華人。對於第二代或第三代華人來說，牙買加已經是他們的家，他們的祖國；他們當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按牙買加人的方式思維，按牙買加人的方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