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世用者,百篇無害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 語出王充《論衡·自紀》:“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王充論文繼承儒家“尚用”的主張,認為文章要有為而作,因事而發:“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對作》)並提出文章應該有勸善懲惡的作用,反對舞文弄墨的形式主義傾向:“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力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目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在漢代辭賦形式主義傾向盛行和官方哲學上讖緯五行學說泛濫之時,王充務實尚用的文學主張,體現了進步的思想傾向,對後代文學理論和創作都有稠極影響。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王安石說:“文章務為有補於世。”歐陽修說:詩人之意“善者美之,惡者刺之。”顧炎武認為,文章“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條》)在我國務實尚用的寫作傳統可謂歷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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