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大學門前的白玫瑰紀念碑生平
漢斯·紹爾出生於德國克賴斯海姆，共有四個兄弟姐妹，他們一起在烏爾姆長大。他們受基督教-人道主義的薰陶，他的父親羅伯特·紹爾是一個自由主義人士，後來從1945年至1948年任烏爾姆市長。
雖然他們的父親明言反對，但是一開始漢斯·紹爾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積極參加了希特勒青年團，而且都在青年團的少年組中任幹部。漢斯·紹爾於1933年10月所參加的烏爾姆的希特勒青年團原來是一個屬於青年聯盟的組織。在1935年在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上漢斯·紹爾是4000名烏爾姆青年代表的執旗人。這次大會使得紹爾認識到納粹主義與他所重視的青年聯盟中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毫無相干之處。由於漢斯·紹爾在希特勒青年團內部組織了一個繼續青年聯盟精神的組織，1937年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們被短期關押，納粹開始對他進行內部調查。但是1938年出於一個特赦這個調查沒有繼續進行。
從這個時候開始紹爾兄妹開始反對納粹主義而轉向天主教。在一封1941年12月22日給卡爾·姆特的信中漢斯·紹爾寫道：“我非常高興在我一身中第一次清楚地作為一個基督徒來過聖誕節。兒時的記憶還沒有全部被吹散，那時我們無憂無慮地看著母親歡樂的面龐。但是陰影升起了。在一段沒有支撐的時間裡我求助於無用的道路。但這些道路的終點始終是被遺棄的感覺，始終是同樣的空虛。我有過兩次非常深刻的體驗，今後我還會對您說。最後是這樣可憎的戰爭，這個無底洞，它從下面吞噬所有男人的靈魂，試圖殺死他們，這使我更加感到孤獨。但終於有一天解脫到來了。我聽到了主的名字，聽到他的聲音。這時我第一次遇到了您。此後就一天比一天亮了，最後我終於明白了。我祈禱。我感覺到一個穩固的基礎，我看到了一個可靠的目標。今年對我來說耶穌再生了。”漢斯·紹爾與西奧多·海克和卡爾·姆特等神學家的接觸後來也在白玫瑰的傳單上看得出來。他為什麼後來積極反對納粹政府的原因今天還不完全清楚，但是顯然當時明斯特的主教克萊蒙·奧古斯特·馮·加倫伯爵的布道起了一個重要作用。加倫在他的布道中提到了納粹對精神病人的屠殺，並呼籲公民抵抗褐色恐怖。紹爾家在他們的信箱裡發現了這次布道的一個拷貝。
中學畢業後漢斯·紹爾進入國家勞動服役訓練營服役，此後被征入德國防衛軍。服役期滿後他進入慕尼黑大學學醫學。在假期中他必須赴前線做醫務工作。通過對戰爭的認識和與天主教反抗組織人士的接觸他在慕尼黑大學組織了反抗組織白玫瑰。這個組織一共散發過六張傳單，其中前四張以“白玫瑰的傳單”為名，後來的兩張上的署名為“德國反抗運動”。第一張傳單的開始是“對一個文明的民族來說，不抵抗就任由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受黑暗的動機驅動的統治集團統治是最可恥的”。其結尾呼籲公民進行被動抵抗。在第二張傳單中他們報導了對三十萬波蘭猶太人的屠殺：“這裡我們面臨著一個針對人的尊嚴的可怕的罪惡。這個罪惡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沒有前例。”在第三張傳單上他們呼籲進行破壞。第四張傳單的結束語為“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的良心，白玫瑰不會讓你們自欺欺人的。”
從1942年7月至11月初漢斯·紹爾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員亞歷山大·施摩萊爾被派往蘇聯戰場。在這裡他們加強了與當時24歲的維利·格拉夫的聯繫。格拉夫和同年5月從烏爾姆轉到慕尼黑的蘇菲·紹爾參加白玫瑰的活動。此外他們還獲得了當時49歲的音樂學家和在反對派中很有聲望的慕尼黑教授庫特·胡伯的支持。他們還與薩爾和漢堡的反抗組織取得了聯繫。此外在烏爾姆還有兩個中學生幫助他們散布傳單。
慕尼黑大學門前的白玫瑰紀念碑
這時白玫瑰的傳單的內容也開始變化了。他們不再是僅僅諷刺納粹。第五張傳單是漢斯·紹爾寫的，胡伯進行了修改。第六張傳單的原因是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的失敗。白玫瑰呼籲公民對納粹黨鬥爭。
1943年2月18日漢斯和蘇菲·紹爾在散發傳單，蘇菲將傳單扔下大學主樓的門庭時被樓房管理員發現。他們被捕。四天后，2月22日人民法庭的法官羅蘭德·弗萊斯勒判處紹爾兄妹和克里斯多福·波普斯特上斷頭台。同日他們受刑。漢斯·紹爾的臨終之言是“自由萬歲！”
其他三名白玫瑰成員亞歷山大·施摩萊爾、庫特·胡伯和維利·格拉夫於1943年4月19日被判死刑並於數月後施刑。
慕尼黑市每年頒發紹爾兄妹獎來紀念白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