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埃格哈德·鮑勃的親筆簽名照他的人生歷程開始於1917年1月24日，這個於一次世界大戰高潮期來到人世的男孩出生在德國黑森林邊緣的小城弗賴堡。在一個叫做Staufen的城鎮裡他逐漸長大，直到1927年第一次接觸到了飛機。一位一次大戰中的空軍老兵駕駛著一架Raab-Katzenstein雙翼機在各地以帶人上天飛行謀生，也許是有緣吧，他免費帶著這個10歲的小男孩進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飛行。小鮑勃對此留下了一生都難以磨滅的印象，也就在那時，他決定自己也要學習飛行。1936年高中畢業後，漢斯·埃格哈德·鮑勃參加了新建的德國空軍——Luftwaffe。他心底里並不喜歡對軍人的各種條令約束，只是對飛行的渴望壓倒了一切其他意願。他終於在一架阿拉道（Arado）Ar68飛機上開始了自己的飛行事業。他駕駛著這種飛機參加的第一次軍事行動就是在1939年3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以後他通過了進一步的飛行員培訓，不僅成為了一名熟練的軍用飛機駕駛員，還獲得了很難得到的儀表飛行駕駛員證書（指可以在不通過肉眼觀察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儀表提供的信息來駕駛飛機，也稱盲目飛行）。而且在高級飛行培訓中，他還駕駛過當時德國空軍的幾乎所有軍用飛機，如Ju 52，Ju 86，Do 11，Do 17，Do 23等等。
阿拉道Arado Ar68 F型戰鬥機之後不久，第21晝間戰鬥機聯隊第3中隊改編為第54晝間戰鬥機聯隊第9中隊，參加了39年9月爆發的波蘭戰役。在波蘭和法國的戰鬥中，鮑勃擔任一位分隊長（Schwarmführer，四架飛機組成的“四機指尖”隊形的長機）。1940年5月10日他獲得了第一個戰果：一架英制格羅斯特“鬥士式”（Gloster Gladiator）雙翼戰鬥機。下半年JG54投入了艱苦的不列顛空戰，鮑勃則在不久之後成為了第7中隊中隊長，前任中隊長岡瑟·舒爾茨（Günther Scholz）中尉升任第3大隊大隊長，以代替在1940年9月5日死去的前大隊長弗朗茨·烏爾施上尉。不到6周以後，鮑勃就在11月28日轉任第9中隊中隊長，並在這個位子上一直乾到了1943年8月1日。
當他上任時，發現第9中隊缺少一個像第7中隊的“飛行的木鞋”（難道第7中隊都是荷蘭人？）一樣的隊徽。他隨即讓主管後勤的代理下士（鮑勃知道此人善於繪畫和噴漆）設計5到7種不同形式的魔鬼頭型供他選擇，最後定下的圖形被噴繪到第9中隊的每一架飛機、每一輛汽車/卡車和其他設備上。至於鮑勃自己的Bf109飛機則在短時間內擁有兩個徽記：第7中隊的“木鞋”和第9中隊的“魔鬼頭”。當這位喜愛魔鬼的老兄離開第9中隊後不久，這些徽記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JG54第3大隊的“盾牌”徽記
JG54第7中隊的“飛行的木鞋”徽記
JG54第9中隊的“魔鬼頭”徽記1940年11月11日，漢斯·埃格哈德·鮑勃已經取得了19個空中戰績（包括在不列顛之戰中的14架），因此被推薦授予騎士十字勳章。1941年3月7日，他從帝國元帥戈林手中接過了這一榮譽。
在隨後的巴爾幹戰役中，JG54的聯隊部、第2和第3大隊在3月29日投入了作戰。鮑勃面臨一個奇特的對手——南斯拉夫空軍的Bf109 D型戰鬥機。兩種幾乎相同的戰機在天空搏殺，僅僅靠德國空軍的黃色機頭來分別（據說南斯拉夫空軍的口號就是“擊落那些黃鼻子”）。1941年4月6日，他在貝爾格勒上空成為JG54中第一個擊落Bf109的飛行員。技高一籌的鮑勃在這次戰爭中共擊落了2架南空軍的Bf109 D型。
南斯拉夫空軍的Bf109 D型戰鬥機漢斯-埃格哈德·鮑勃自述之一：
對俄國的作戰才開始了24小時，雙方就用上了全部的空中力量。我們發現俄國人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投入戰鬥。整個23日，他們的轟炸機以中隊為單位一波波地向我們的地面部隊撲來。主要是SB-2和SB-3（疑為DB-3之誤）雙引擎轟炸機，通常是12架飛機一批，沒有戰鬥機掩護，這使我們能夠輕易大開殺戒。我們也以中隊為單位出擊，幾乎沒有間隙地對付這一大堆洶湧而來的獵物。6月23日，我們的中隊派出了8架飛機（兩個“四機指尖”隊形）來對付Kedainiai空域的蘇聯空軍。中午11:45我們發現了一群雙引擎SB-2，排成了3隊，每隊9架飛機。他們的隊形十分整齊，幾乎是翼尖挨著翼尖。我們立刻開始了攻擊。
第1次掠過我們就讓8架俄國飛機著了火，每個飛行員都取得了戰績。但一架飛機逃脫了（很可能是帶隊長機），它飛得很低，開始設法逃走。我帶著我的四機分隊從它的後方高處發起了攻擊（有一點點側向），這也是由於它的極低高度而留下的唯一攻擊途徑。接近時我的機炮和機槍都開了火，隨即是三位僚機。我們肯定打中了它，但卻絲毫不起作用。我猜想長機很可能有著特殊的加厚裝甲防護，這是我對它能承受如此攻擊還能堅持飛行的唯一合理解釋。
這架飛機繼續飛行在極低的高度，慢慢逃向自己的機場方向。我的汽油快要用完了，但我不想放過它。最後一次攻擊開始了，我設法把飛機的速度降到那架轟炸機的同一水平，從後方慢慢靠近。到了離它50米的地方，我經過仔細瞄準，打出了一個長點射，幾乎全部命中機身。看起來這回奏效了，飛得很慢的我觀察到對方機身冒出了火焰——儘管它還在向前飛！我打開了節流閥，開始在它的後面爬升。邏輯上我應該是接近到了離這架轟炸機很近的地方，因為我和它的后座機槍手互相望了一眼，他隨後就掉轉槍口對準了我的飛機開始掃射。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森林的上空20米處。我隨即感到了我的Bf109挨了重重的一下打擊，飛機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似的左右亂晃。我把機頭轉向南方，準備儘快回航。突然間一種死一般的寧靜包圍了我——發動機停轉了。我那時的感覺很難描述：一個人，距地面只有20米高，處在一架失去動力的飛機里。我甚至沒有時間看一眼我們分隊的其他飛機。我必須在幾秒鐘之內決定如何才能平安到達地面。幸運的是那時飛機速度並不慢，所以我可以把機頭再拉高一點，可見到的只是一片樹的海洋。那兒！就在那最後幾秒，我發現森林中出現了一個斷層，大約200米長、50米寬。很明顯只能依靠機腹迫降了。“來吧，快些，你能做到的”，我對自己說。該做些什麼呢？我做的動作更像是出於一種本能而不是思考的產物：拋掉了座艙蓋（有些樹頂的枝葉甚至擦到了我），舉起雙腿放到儀錶板上以避開方向舵桿（唯恐迫降時被它夾住），蜷縮成一團。也許一個訓練有素的雜耍演員能輕易做到這點，可我卻是好不容易才完成了。
飛機擦到了地面，滑行了一小段距離後停了下來——沒有意外發生。我作了一次深呼吸，開始思考下一步行動。周圍非常安靜，我仔細觀察了一下周圍的情況——似乎沒有人看見我的迫降，在這距離俄國邊界200公里的地方，小心是必要的。每架飛機上都有一個救生包，裡面有：硬而難吃的麵包、“Pervitin”（一種興奮劑）、兩軍用水壺的茶。隨後的經歷證明了這兩壺茶是最重要的：要知道那是夏季，周圍的溫度高達40度！
我又開始擔心這個包還在不在：飛機的降落時速高達140 Km/h，用機腹在地面滑行了幾十米後就停了下來，座艙裡面和機身上的東西散的周圍到處都是。很可能它也被甩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不過我的幸運還在：爬出飛機後我就在機翼旁的地面上找到了它。撿起背包後，我開始向樹林深處跑去，因為我已經聽到了人聲和犬吠聲。我必須儘快深入森林來隱藏痕跡！
向西跑了一會後，我聽到後面的犬吠聲仍未止息，擔心正是跑動散播了氣味、暴露了目標，於是就決定把自己更好的隱藏起來。我用手在地上挖了個淺坑，躺了進去，隨後用土和一些樹葉把自己遮蓋起來。可沒多久，成千隻兇惡的“蘇維埃蚊子”就向我襲來，這是我面臨的第二可怕的情況（僅次於孤身位於敵後）。由於我隻身著夏季作戰服，這些史達林的幫凶們有許多下手（口）的地方。我渾身都開始奇癢，用盡了力氣才使自己沒叫出聲來。這種處罰實在太難以忍受了，蘇聯蚊子給我的印象比蘇聯空軍可怕得多。
那天下午我在附近聽到了梅塞施米特戰鬥機的發動機轟鳴聲，還夾雜著一種特殊的聲音——我分辨出了那是一架亨克爾Heinkel（疑為亨舍爾Hentschel）偵察機。很顯然他們已經發現了我那架緊急迫降飛機的殘骸，偵察機正在繞圈飛行以發現我。我後來才知道我的分隊幾乎就在我迫降的同時就展開了拯救行動。我的一位弗賴堡高中同學——弗里德里希·拉普少尉（Friedrich Rupp）是一位前偵察機分隊的飛行員，我在家鄉休假時遇見了他。他向我抱怨偵察飛行太無聊，所以我答應設法幫助他。我的指揮官漢斯·托羅夫特上校（Hannes Trautloft）幫助我在俄國戰役開始之前把拉普（那時還是軍士）調到了我的第9中隊。我親自帶他進行了一個短期的戰鬥機飛行培訓，使他順利地留在了這箇中隊。他的素質很不錯，很快就晉升為少尉。他將在今後取得更大的成功——1943年1月24日獲頒騎士十字勳章。那天拉普少尉聽說我的訊息後，立刻從旁邊的偵察機部隊中借了一架慢速飛機，帶領4架Bf109戰鬥機來到了我迫降的地方。他希望能找到一個空地降落後把我接回去。我當時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讓他們發現我？同時俄國人也發現我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拯救失敗，我也暴露了。但得到拯救的誘惑實在太大了！最後我作出了一個遺憾的決定：留在原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即使對一架慢速偵察機來說，降落在林地里也實在過於困難，我可不想讓朋友跟我獲得同樣、或許更糟的下場。
我悲傷地望著救援者們失望地遠去，現在我徹底孤獨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向森林深處前進，儘量遠離降落地點。我把自己再次埋了起來，等候著天黑，隨後開始向西進發。我倒穿了我的飛行夾克，這樣所有的軍銜、徽記等都看不見了。背著那隻包、兩壺茶，拿著羅盤，我在黎明時分出發，在黑乎乎的森林裡向西行進。整個早上除了短暫的休息，我都在行走。我把手槍放在口袋裡，始終保持著警惕。快到中午時我見到了一間小木屋，可能對於疲勞的我來說，是個休息的好去處。我推開了門，裡面站著兩個俄軍士兵！很明顯雙方都嚇了一跳。憑藉一個飛行員的眼力，我發現他們的肩膀明顯由於恐懼而在顫抖。這給了我一絲信心：伴隨著一聲滿不在乎的“Karascho”（俄語：你好），我關上了門，儘快使自己消失在安全的森林深處。當然我不能斷言，如果他們是充滿著“布爾什維克”無畏精神的紅軍士兵的話，我還是會有麻煩。我向西走了好一會才確定沒人來追我。那天餘下的時間都在行走、休息並伴隨著細心的觀察中渡過了。晚上我只睡了一小會，還是挖了個坑，在自己身上蓋上了泥土和樹葉。對未來命運忐忑不安的猜想使我無法安心。
清晨我就起身趕路，直到聽見了西面傳來的隆隆炮聲。前線不遠了！我現在必須更加警惕，因為樹林逐漸開始稀疏。我面前是草地和農田，前方2-3公里處有著一團揚起的塵土，那一定是行軍縱隊引起的。可是會是誰呢？德國人還是俄國人？我開始彎腰前進，盡力尋找隱蔽物，有時乾脆匍匐前進。距離行軍縱隊100米處，我認出了德軍制服。我激動地站起身來，揮動雙手並高聲呼喊“Hier deutscher Offizier!!!”（這兒有德國軍官）。他們停下身來，舉槍對準了我。就像他們後來告訴我的：我看上去像個游擊隊——三天沒刮鬍子、頭髮亂糟糟的、制服里子朝外並沾滿了塵土。我再次大聲重複道：“Hier deutscher Offizier, nicht schießen!!!”（這兒有德國軍官，別開槍），幸運的是沒人真的開槍。我被像個囚犯似的押到指揮官溫克（Wenck）中校的座車前。1941年時溫克還是箇中校，戰爭結束時他已經是陸軍一級上將了。他最終將帶領“溫克集團軍”負責為元首所在的柏林解圍，這真是一種歷史的嘲弄。不過當時的溫克中校最終還是相信了我，當然是在我把制服反過來，證明我是一名德國空軍的中尉軍官之後。隨後我上了他的指揮車，在后座上從口袋裡摸出了騎士十字勳章（那時可是個稀罕貨色，許多陸軍官兵還沒見到過），在脖子上戴好（實在佩服這個慢條斯理的老兄）。當溫克回頭時看見了它，於是說道：“喔，原來我們救的是一位真正的勇士、一位佩戴騎士十字勳章的著名飛行員！”突然之間，幾天以來的磨難一齊湧上心頭，加上回到自己人中間的欣慰，我竟然哭了……
那時的溫克中校是一個裝甲師的參謀長，正在參與指揮一場大規模的包圍戰。我們向師部駛去，一路上必須穿越許多戰場，坦克和步兵戰鬥就在身邊展開。這一切對於飛行軍官漢斯·埃格哈德·鮑勃來說，實在不怎么好受。陌生的場景在眼前展開，你不能操作熟悉的武器，感到命運掌握在別人的手中。有時俄國步兵就在100米外對我們開槍，我也看見過500米之外的恐怖怪物——52噸的俄國坦克（KV-2？T-35？）對我們噴吐著火舌。那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但它的炮塔由於重量原因不能轉動，而它的履帶已經被摧毀了，所以無法讓火炮對準目標——我們的指揮車。它在那兒對著一個方向打了好多發炮彈，我總覺得背後一陣發涼，唯恐它突然又能動了，沒有我的Bf109，我可不想參加戰鬥。直到晚上坦克戰才告一段落，我們來到了設在一輛裝甲車上的師部。為了過去的一天，溫克中校倒了一杯香檳酒給我，我一飲而盡。酒意和疲勞讓我很快睡熟了。他們很快通知了我的部隊，並且用一輛輕型坦克把我送回去。說老實話，我覺得那簡直是個鐵棺材，但在後方尚未肅清、大量俄國步兵還在活動的情況下，這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果然遭到了大量的射擊，子彈在裝甲板上彈開的聲音從裡面聽起來實在怪異。當我們最終抵達安全的大後方時，一架Fieseler Storch飛機已經在等我了。當這個“走失的孩子”回到自己聯隊的時候，他們準備了一個晚會來向我致敬。無疑這令我非常感動，可是大隊長也同時通知我由於飛行員緊缺，所以我明天就將執行戰鬥任務……所以第二天我又開始離地出擊了。
（自述完）
漢斯·埃格哈德·鮑勃的另一張簽名照片保衛帝國領空的戰鬥開始了，第9中隊面臨一個新的對手：大編隊的美國轟炸機群。對付這樣的對手，使用在東線常用的雙機編隊（Rotten）和四機編隊（Schwärme）作戰是幾乎不可能的。他們必須以中隊為單位，排列緊密地去攻擊對方的轟炸機大編隊。1943年4月17日，漢斯·埃格哈德·鮑勃通過一種特殊的方法獲得了他的第57個戰績——一架美軍的B-17“空中堡壘式”轟炸機。
漢斯·埃格哈德·鮑勃自述之二：
1943年4月17日中午12：29，我作為JG54第9中隊的帶隊長機緊接著（第2大隊）大隊部之後從Oldenburg空軍基地起飛，前去截擊美軍的B-17轟炸機群。12：40左右我們在Wilhelmshaven西面的空中發現了120-150架四引擎轟炸機，高度大約在7、8000米，南到東南方向。我們從左面掠過對方編隊，準備發起迎頭攻擊。差不多到達攻擊位置時，對方突然向左轉彎，所以我們處於了對方的右側位置。我帶領整箇中隊調整了一下位置，還是準備迎頭攻擊。但是對方繼續向左轉彎，使我們的位置不很有利——我可不希望發起一場效果很差的進攻。就在這時，完成對Bremen攻擊後向南面返航的B-17轟炸機群出現了，他們將在一會後再轉向西側英國基地方向。我開始向這個編隊的嚮導機群迎頭飛去，整箇中隊都跟著我。我瞄準了嚮導機群右側的一架B-17，在500米的距離上迎頭開火，直到距離接近到快要撞上了為止。同時我觀察到了Bf109的炮彈準確命中了對方的乘員艙和引擎部分。最後一刻我猛推駕駛桿，想從波音飛機的底下穿過去，但為時已晚，我的飛機一頭撞上了B-17。
Bf109的尾部整個掉了，飛機立刻進入了快速的螺旋，舵的控制也毫無反應，我立即決定跳傘。推開座艙蓋，鬆開把身體與座椅連線在一起的保險帶，我幾乎立即就置身於空中了。在空中被風推著轉了好幾個圈子，高度從大約6000米下降到5000米左右時，我終於打開了降落傘。在空中我待了好長一段時間，可能有15-20分鐘。側風很強，把我吹過了森林、湖泊、電線桿（我可不想吊死在電線上），最後終於落到了地面。強風使我像個鐘擺式的來回搖晃，很難控制住著陸過程，以至於重重的落在了地上，摔得昏了過去。很可能後來我還給降落傘拖著在地上移動了幾百米。
醒來以後我想解開降落傘，可是身體給橡皮救生船包裹住了。我開始慢慢設法使自己脫身，可全身的疼痛使我差點又昏了過去。在這個區域有些民兵，都是些參加過一次大戰的老兵，負責抓住那些跳傘的美國兵。他們一定見到了空中的混戰和飛機被擊中後紛紛跳傘的美軍機組人員，所以來到了周圍搜捕這些“Ami”們。他們的工作很成功，所以連我一塊逮住了。德國戰鬥機飛行服看上去跟美國的差不多，但是我們的上面通常有一些奇特的徽章（像那個魔鬼頭），另外我的上尉軍銜在領章上還有兩對翅膀和一道花飾。但這些老頭們對此絲毫不感興趣，解除了我的武裝後把我押向城市方向。由於我還沒有從跳傘的暈眩中恢復過來，所以就放棄了抵抗。走了幾步後，我的頭腦略微清醒了，但還沒開口，旁邊的一個民兵就對另一個說道：
“看那個美國佬，他戴著騎士十字勳章！！”
隨後一切都改變了：他們開始慶祝我的勝利。在鄰近的Großkören鎮，鎮長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晚會，我也成了那兒的榮譽鎮民。最後我喝得大醉，因為我在跳傘時受的傷使我無法移動，不能與漂亮姑娘跳舞，只能麻醉自己……
我在床上一共躺了三天，同時得知這個勝利已經得到了RLM的確認。
（註：根據JG54第3大隊的戰爭記錄，1943年4月17日只有一架戰鬥機的損失記錄。想必這架編號14935的Bf109 G-4就是由漢斯·埃格哈德·鮑勃上尉駕駛的“黃色1號”。）
（自述完）
1943年4月17日是德國空軍面對美國第8航空隊作戰以來獲得最大戰果的一天，美軍共派出107架沒有護航的B-17轟炸機前去襲擊Bremen空域。包括鮑勃上尉的戰果在內，德軍共擊落了16架轟炸機，幾乎是以前最高日戰績的兩倍。西線的空中惡戰即將達到高潮……
1943年8月1日，漢斯·埃格哈德·鮑勃離開了已經在其中奮戰接近四年之久的“綠心聯隊”和自己的第9中隊，以少校軍銜接任第51晝間戰鬥機“默爾德斯”聯隊第4大隊大隊長。1944年5月4日（離戰爭結束正好一年），他又轉任第3晝間戰鬥機“烏德特”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今天回想起來，他還是不太喜歡西線這種以大編隊作戰的方式，但東線的“自由獵手”的確不適用於西線。
1944年8月，他成為第2戰鬥機訓練聯隊第2大隊（II./EJG 2）大隊長，還短暫的在柏林擔任過卡姆胡貝爾將軍的參謀。隨後他又負責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建設一個供Me 262噴氣式戰鬥機使用的空軍基地。開著一輛汽車到達因斯布魯克的鮑勃少校在基地造完了以後自己也搖身一變，成為了前戰鬥機部隊總監阿道夫·加蘭德將軍領導的傳奇般的JV 44中隊中的一員（戰爭後期空軍管理混亂之至，像他這種軍官竟然可以決定自己的所屬單位！）。5月4日JV44投降時，他奉JV44中隊代中隊長海茵茨·巴爾上校指令，率領一支車隊將Me 262的部件在山裡掩埋起來。5月8日他在Koppl——一個薩爾斯堡（Salzburg）周圍的小村莊。他從那兒開始，在6周里向北走了1700公里，到了漢諾瓦旁邊的Celle。
戰爭過去後他在Celle的BOMAG公司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家經營鑽探設備的企業，在全世界87個國家都有生意。漢斯·埃格哈德·鮑勃今天仍在飛行，只不過用一架羅賓Robin DR400飛機代替了他所熱愛的Bf 109。
漢斯·埃格哈德·鮑勃在二次大戰中一共進行了大約700次戰鬥任務，擊落了60架敵機。他現在還住在家鄉弗賴堡，已經擁有了超過10000小時的飛行記錄。
82歲的漢斯·埃格哈德·鮑勃忙於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