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人類文明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構成的。海洋文明一詞最早出現在李二和《舟船的誕生》一文中，後被國內外學界陸續引用。
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是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中華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陸上的火與石斧創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動又推動了大陸文化的發展。獨木舟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它不僅體現了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以及整個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而且為人類海洋文化的發展，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人類的特性，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求與渴望。人類對水的依賴是如此的強烈。只要有水流經過，人類就會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莫不緣此而生。同樣，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島（在人們的視野）出現，人們就會乘舟船逐島而去，從而建立起陸海之間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被一步步傳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土廣袤的大陸國家，黃河、長江做為母親河哺育了中華民族並使中國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稱於世；中國同時又是一個具有漫長海岸線和遼闊海洋的海洋國家。偉大的中華民族同地中海國家一樣，都是人類海洋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內涵豐富的海洋文化，是人類歷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不僅早在7000年之前就創造了輝煌的航海歷史，而且遠在7000年頻繁而漫長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類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學技術帶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緒論）。
這是由世界各地先後出土和發掘的大量的、歷代文物及世界各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歷代古文獻資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關中國海洋文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果所達成的共識。
在我國浙江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五支木槳。其中一支殘長為62.4厘米，殘寬為10.8厘米；另一支殘長為92厘米，殘寬9厘米。經碳14測定，五支木槳距今年代為7000年左右，屬母系氏族社會遺物。同層出土的還有近百種動植物和帶有榫卯和企口板結構的房屋建築所用的木料遺存，還有炭化稻粒等。這證明，漁獵和採集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河姆渡遺址位於杭州灣以南的寧紹平原，姚江從遺址的西部和南部流過，南為四明山，與河姆渡隔江相望。遺址海拔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澤地。值的特別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槳的槳柄與槳葉結合處，陰刻有弦紋和斜線紋圖飾。由此證明，如此雕工精細的木槳，決不是最原始的，當有一個漫長的發展和演化過程。那么原始木槳的出現，應當更早一些，可能在8000年左右（李二和《中國水運史》第1章中就作了大膽的推論）。無獨有偶，同樣是在浙江杭州，在蕭山跨湖橋新石器遺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隻獨木舟。經碳14測定，這隻木舟的距今年代為7500—8000年，這恰與我們在《中國水運史》中的推斷相吻合。應當說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這是我國迄今發掘到的一隻最早的獨木舟（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么，人們不僅要問：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時？誰是舟船的發明者？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說法卻不一。
《山海經海內經》中說，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說，是巧垂。《呂氏春秋》卻說是舜的臣子虞姁（於許）。《發蒙記》中又說是舜的另一個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說，是黃帝的兩個臣子共鼓、貨狄。《易經·繫辭下》說：“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說黃帝“劊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另外，我國遠古文獻中對舟船的記載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說；《爾雅·釋水》：“庶人乘泭”、“並木以渡”；《國語·齊語》中說“方舟設泭；《越絕書》中說“方船設泭，乘桴洛河”；《論語·公冶長》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等都是古代對舟筏的記載。
馬克思曾說：“一般說來，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而“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們能夠製造獨木舟。”古代中國舟船文化的史實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世本》說：“古者觀落葉以為舟”；《淮南子》說：“見竅（翹）木浮而知為舟。”“浮”的現象和概念賦予了人們美好的想像；導致人們去“刳木”，使其變輕易浮，從而產生了獨木舟。
但不管怎么說，無論是誰發明的，無管是怎樣一種說法，它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獨木舟的出現，直觀地說明了古代中國人民在舟船科技與海洋文化方面非凡的發明和創造力；她擴大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揭開了人類水運歷史的序幕、揭開了舟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序幕。
近年來，我國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關與中國古代舟船文化有關的文物、歷史遺存越來越多。
除了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槳，和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獨木舟，在江蘇武進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特大獨木舟，至今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還有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等，都分別訴說著古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和發展水平。
那么，舟船文化的發生與發展，是不是一件獨立的事情？當然不是。她既是人類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又直接推動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與提高，幾乎影響了人類所有科學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在長島縣廣鹿島吳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東東溝縣馬家店後窪濱海的新石器遺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時還有伴出的骨魚鉤、骨魚叉和重達兩公斤的石網墜，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鯨魚頸椎骨等。1976年，在遼東半島大連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遺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紅花套還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出土了一隻距今為4700年前的青楓木木槳；在陝西寶雞北首嶺，發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壺，上面繪製有展開的精密網紋。這當然是古人用船拉網捕魚的又一物證。迄今為止，光是在武昌、漢陽等地就發現了數千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與舟船、水和海洋有關。
位於南部渤海水域的山東長島縣，更是海洋文化的搖藍。這裡發掘出土了從舊石器到鐵器時代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遺存。其中新石器時代遺址有33處。在黑山北莊遺址中，發掘出兩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鋪身，顯然為海洋葬俗。裡面出土的彩陶以紅花黑彩的波浪形紋為主，當與水居有關。更有大量的貝殼和魚骨。所有出土的文物，無不反映出我國母系氏族社會，漁獵生活重要的社會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