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義

泛蒙古主義

這是一種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又稱大蒙古主義,或者泛蒙。它的現實危害,雖不如泛突厥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害明顯,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視。歷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國家爆發革命、內戰或外敵入侵的時候興風作浪。

蒙古主義,又稱大蒙古主義,或者泛蒙,是一種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它的現實危害,雖不如泛突厥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害明顯,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視。歷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國家爆發革命、內戰或外敵入侵的時候興風作浪;

前世

俄羅斯,最早提出並運用泛蒙古主義(панмонголизм)術語的,是著名哲學家弗·謝·索羅維約夫。索羅維約夫還寫詩、關注時事,“客串”政論家進行預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索羅維約夫斷言中國將戰勝日本,而日本將宣布泛蒙古主義,並在攻占中國後,與中國一道占領歐洲。但日本的戰勝幾乎讓他陷入絕望。1895年,索羅維約夫在芬蘭療養時寫下名為《泛蒙古主義》的詩作(1905年才發表),他在詩中表達的歷史哲學觀念幾乎等同於“黃禍論”,與後來出現的主張蒙古語族聯合、並成立統一國家的思想幾乎是兩碼事。

泛蒙古主義蒙古帝國
當然,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公元13世紀韃靼-蒙古入侵的歷史記憶,始終與來自東方的威脅聯繫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蘇交惡時,紀念庫里科沃戰役(1380年,羅斯人在庫里科沃原野戰勝韃靼-蒙古統治者馬麥汗)也就意味著防範“中國威脅”。

蒙古人自己發出“全世界蒙古人,聯合起來”的口號,是在20世紀國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的時刻。當時,中國的內、外蒙古以及蘇俄都是泛蒙思潮濫觴和實踐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爾喀蒙古人)借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發起了分裂運動。1919年,布里亞特和中國內蒙古的“泛蒙”代表大會在赤塔召開,宣布成立“大蒙古國”,首都海拉爾,並得到日本的支持。隨著日本對中國邊疆和內地的滲透、侵略,“泛蒙”運動也開始在內蒙地區蔓延,如德穆楚克發起的“自治運動”等。當然,最終折戟沉沙。

蘇聯曾支持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但其本身也面臨“泛蒙古主義”的威脅。20世紀20、30年代,日本人在蘇聯遠東、西伯利亞頻繁從事間諜活動,刺探情報,試圖開闢北進基地。為此,日本還利用“泛蒙古主義”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加強在中亞的影響。而當時的蘇俄為了防範布里亞特邊民與日本勾結,索性將東西伯利亞州一分為二:伊爾庫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蘇聯政府將原屬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給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邊區和烏斯季-奧登民族邊疆區,以便在外貝加爾湖地區發生戰事時,蘇聯能保持後方穩定。二戰期間,與日本達成臨時和約的史達林政府嚴厲鎮壓“泛蒙古主義”——在“泛蒙”重災區布里亞特,千萬當地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滅。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史達林甚至釜底抽薪,將遠東的幾十萬日本人和朝鮮族強遷到中亞。

當代俄羅斯的“泛蒙”現實

1980年代的戈巴契夫改革,激發了包括蒙古語族在內的各民族的意識。圖瓦共和國的反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1990年5月,該共和國曾發生反俄騷亂,導致88人死亡,當時的口號是:“俄羅斯人,留下來給我們當奴隸!”“給你們一周期限(搬走),否則消滅你們!”大批外地人擁入城市搶占住宅,後來,圖瓦政府將既成事實加以合法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蒙古語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機遇,共有布里亞特、圖瓦、卡爾梅克和阿爾泰四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兩個布里亞特族邊區。然而,隨著俄羅斯族人大規模撤離,與莫斯科的經貿聯繫削弱,圖瓦等共和國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人們從農場和企業盜取一切值錢的東西變賣,或大肆搶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紀汗國。這期間,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族專業人員被排擠,離開圖瓦,使圖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漸達到90%以上;但圖瓦政府從不承認該地區存在民族衝突,認為俄羅斯族離開只是因為經濟不景氣。

就如車臣杜達耶夫一樣,圖瓦、布里亞特的政治精英們也試圖獲得更多經濟、政治利益。1992年,圖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過圖瓦自治憲法、成立民族衛隊。圖瓦的議員還經常派代表參加泛突厥主義(與雅庫特和阿爾泰邊區代表一起)、“泛蒙”會議(與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擔憂:圖瓦可能會成為第二個車臣。葉爾欽曾賦予圖瓦等地各種特權,使其成為“特別行政區”,直到幾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權。

當然,圖瓦、布里亞特等共和國疏遠莫斯科的態度,也源於中央對其經濟發展不夠重視。幅員遼闊的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歐洲,而遠東、西伯利亞地區是其邊遠的蠻荒之地,屬於被遺忘的角落。因此,這些地區著眼於經濟上的需要(例如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合作)而宣揚泛蒙古主義;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張和要求獨立的言論,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憤之語,他們甚至不惜誇大“泛蒙”激進派的嚴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視。

也有一些史學家、政論家和人權組織出於反俄情緒和政治需要,積極推動“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亞特著名的激進分子斯托馬欣寫道:“俄羅斯民族總是野蠻地征服其他民族,對他們實施殘酷的種族滅絕:從精神上,也從肉體上。”他聳人聽聞地稱,“大屠殺、流放到西伯利亞送死、饑荒,完全剝奪他們的民族權利,掠奪其財富,消滅其古老文化……”這類“種族滅絕、恐怖和法西斯主義”措施就是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俄帝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依靠它而存在,這也是她對被征服民族(從波蘭人到車臣人,從猶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歐亞主義謊言都不能讓經歷過俄羅斯地獄的各民族忘記這一切。”

在俄羅斯蒙古語族地區,當地人毒打、殘害俄羅斯族,已經成為日常的現實。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義者手拿棍棒、螺絲刀等血洗了伊爾庫茨克地區的一個俄羅斯族村莊,20多名村民被打傷。這本是有組織的、被挑動起來的民族衝突,然而當地報導說,這是流氓滋事,當地政府也將其作為普通糾紛淡化處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對待光頭黨肇事。

日本為“泛蒙”策劃、助力

作為外部因素,日本對“泛蒙”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日本對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蘇聯解體前後,大批日本人來到遠東、西伯利亞。

2000年,東京的田中明彥教授曾給布里亞特開出發展經濟的“秘方”:將布里亞特共和國改名為“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立即就會吸引眼球和外資——首先是來自日本的投資。田中教授稱:現在,日本人幾乎不知道你們共和國,他們僅僅把布里亞特看作俄羅斯的一個地區而已。但是,我們與蒙古已經有了特殊關係,所以,你們也該正名,說母語,因為在東北亞,日本人與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遠都樂於幫助蒙語民族”。

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1923年)。1958年,赫魯雪夫政府將其更名為“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當時,官方解釋是:這樣更符合共和國主體民族的實際。但更名其實另有原因:蘇聯有一個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而蒙古國是蘇聯的盟國,中國還有一個內蒙古自治區,蘇聯政府需要避免領土糾紛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存在,一度成為二戰後蒙古國加入聯合國的障礙。

1990年代裡,布里亞特發起了為共和國“正名”的政治運動,認為1958年的更名是“蘇聯對布里亞特民族鎮壓行動鏈條上的一環”,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將布里亞特與烏斯季-奧登、阿金區合併(領土平反)。但是,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對布里亞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實際上是迎合、鼓動布里亞特的政治運動。

造訪布里亞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頻繁,但談判經年,卻未迎來日本人的大筆投資。顯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於發展經濟合作;到後來,這些情形也引起當地官員的懷疑。有一次,布里亞特總統列·波坦波夫曾說起:他曾直截了當地對日本領事說,對不起,我對於與您會晤不感興趣:“你們來了,鞠躬,很客套地說話,但是,經濟合作沒有任何推進——儘管你們對布里亞特的礦業潛力非常了解。”

布里亞特採用雙國語:布里亞特語和俄語。但是,田中教授公開宣揚:沒理由“在原本屬於自己的國家中採用雙語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亞特人的悲劇》被譯成蒙語,在布里亞特官方報紙上發表,其中稱:私有化導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羅斯族占據,是對布里亞特人的毀滅性打擊;布里亞特境內本來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羅斯族都是外來人,但他們卻在各方面都成為主人;俄羅斯人的到來還導致生態惡化,純淨的貝加爾湖現在處於災難邊緣。

田中在《蒙古民族與自由》一書中表示,談及蒙古民族和語言的統一性,就必須將布里亞特人納入視野:“內、外蒙古之間不存在任何自然邊界,外蒙古和布里亞特之間也是如此”,就如發源於蒙古的鄂爾渾河一樣,在補給了大量水量之後,下游變成色愣格河注入貝加爾湖。這樣,貝加爾湖就成為蒙古民族的湖——確切說,是布里亞特-蒙古民族的湖。顯然,這是宣揚了一種以布里亞特為核心的“泛蒙”地緣政治思想,涉及三個主權國家:中國、俄羅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構想,中、俄的領土將被肢解,在蒙古、中國、俄羅斯乃至中亞地區,就會出現一個包括所有蒙古語族的“大蒙古國”。這樣一個大蒙古國,將成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擔其特定使命。

“泛蒙”與喇嘛世界

與蒙古國民、中國蒙古族一樣,俄羅斯的蒙古語族也多信仰佛教;而從中、俄歷史來看,泛蒙思潮往往與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動結合。除了歷史、種族、語言之外,“泛蒙”的另一個思想紐帶,就是藏傳佛教。身處中、俄兩大國夾縫中的蒙古國,1991年以來積極推行所謂“第三鄰國”的外交思想。美國、日本等國是“第三鄰國”,佛教的故鄉印度也是“第三鄰國”;同時,蒙古語族與同信仰的中國藏族感到親近。中、俄、蒙三國的蒙古語族和中國藏族一起,形成一個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國總統恩赫巴亞爾訪問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表示:我們等待閣下您已經等了400年,強調同屬蒙古民族;並認為,是佛教將卡爾梅克人和蒙古人聯繫在一起。

2006年8月,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國,蒙古政府對達賴來訪高度重視。一些人稱:這是獨立的蒙古國的意志的體現,表明:蒙古國不畏懼中國的壓力。當然,蒙古國主要希望藉助達賴訪問改善蒙古國的經濟社會困境;此外,還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亞爾表示:達賴來訪讓蒙古民族聯合起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其分裂立場出發,達賴喇嘛寄希望於蒙古、俄羅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達賴稱:藏族和蒙族是孿生兄弟,號召俄、蒙的佛教徒團結起來;並稱:若他作為“政治難民”老死異鄉而未見“西藏獨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羅斯或蒙古轉世,繼承其衣缽

俄羅斯的蒙古語族都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而蒙古語族地區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達賴為時髦。1992年,達賴喇嘛訪問圖瓦,圖瓦領導人與達賴打得火熱;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幾乎每年都要拜會達賴,私交甚篤。俄佛教領袖明顯同情和支持“藏獨”勢力。

1991年以後,中國內蒙古也有一些組織和個人,煽動“泛蒙”思想和運動;現在,俄羅斯的“泛蒙”形勢,也可能影響到中國。2008年是“藏獨”能量釋放的高峰,而在內外壓力作用下,“藏獨”可能與“泛蒙”(與“東突”合流之事,已見諸報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獨”暴亂後,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爾吉·布達耶夫迅即表態,放言“希望西藏發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國民主化”。“藏獨”騷亂事件,也在俄羅斯的佛教徒、蒙古語族中繼續發酵。3月14日“藏獨”暴亂的一個教訓是:騷亂蓄謀已久、組織良好,在國內各省“同步”、“齊動”,許多中國駐外使館被襲擊,也做到同步化。顯然,沒有來自外部的有力支持,這種組織程度是達不到的。一種前景令人擔憂:西藏、新疆甚至內蒙古同時爆發類似騷亂,或各種潛伏的危機同時爆發,形成某種“聯動”、“同步化”。內蒙古的佛教寺院向來與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員方面聯繫緊密;此外,一些破壞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來,許多外國組織和個人深入遼遠的中國內地,其中一些人負有某種秘密使命:收集情報,贏得當地居民的好感,收買人心,挑動特定族群間的對立,製造事端。這些手法並無新意,但卻會產生效果。類似前景在考驗我們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參考資料:http://www.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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