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抗日義勇軍

江南抗日義勇軍

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是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領導的主力部隊之一。1937年12月江陰淪陷後不到兩三個月,鄉間自發性的抗日自衛武裝風起雲湧。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呂平、劉史明以“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的名義,到江陰西石橋梅光迪部工作,組成以何克希為書記的中共澄錫虞工作委員會,著手尋找早期革命後失去組織關係的老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組織,開展敵後抗日武裝鬥爭。1938年10月上旬,陳毅由老二團副團長劉培善陪同,帶一個特務連趕到江陰周莊定山灣江抗總部改造梅光迪、朱松壽、承壽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裝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為司令,何克希為副司令(全面負責領導),李一平為政治部主任。

簡介

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後,蘇南廣大地區大好河山成為日本帝國主義重要的戰略後方。人民民眾在敵寇、漢奸、土匪、反共頑固派重重壓迫蹂躪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蘇南各地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游擊隊,一些失去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裝。他們受到日偽等反動勢力的威脅襲擾,力量分散單薄,迫切希望找到黨的領導。

蘇南淪陷

11月13日,上海淪陷,淞滬會戰結束,日軍重藤支隊會同第16師團在常熟白口登入。11月19日,日軍占領常熟、蘇州、嘉興,吳福國防線全線失守。蘇南戰事急劇惡化。同日日軍華中方面軍自行決定將軍事作戰區詳細域擴展至無錫、湖州。11月22日,日軍第10軍以第13師團為前衛,在上海作戰中損失過半的第9師團以及戰力較完整的王牌精銳師團第16師團、第11師團跟進,向錫澄線發動攻勢。11月25日,日軍攻占無錫,澄錫國防線也隨即被攻破,中國軍隊放棄澄錫國防線,撤往無錫西郊及常州;同日日軍從水、陸2個方向開始包圍江陰要塞。12月1日,日軍攻占江陰縣城;江防總司令部下令守衛江陰的中國軍隊向南京方向撤退,南京保衛戰開始。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此時江南地區已經全部淪陷。

陳毅收編

1937年12月江陰淪陷後,鄉間自發性的抗日自衛武裝風起雲湧。1938年6月,中央特科派何克希、呂平、劉史明以“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的名義,到江陰西石橋梅光迪部工作,組成以何克希為書記的中共澄錫虞工作委員會,著手尋找早期革命後失去組織關係的老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組織,開展敵後抗日武裝鬥爭。

何克希 何克希

當年10月初,何克希帶了兩名警衛員,到茅山晉見時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匯報了在江陰爭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壽、承壽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裝的經過。陳毅高興地說:“搞得好嘛!你把隊伍帶過來,我幫你整編。”何克希遵照陳毅的指示,立即返回部隊,經過動員,把三支武裝拉到茅山進行整編。

何克希向陳司令員提出:“我們要有一個新四軍的番號才能打開局面。”陳毅說:“怎么能用新四軍的番號呢?這完全是自己限制自己,錢受限制,武器受限制,特別是地盤受限制,怎么能自己束縛自己呢?”何克希想了想說:“我黨領導過東北抗日義勇軍,我們能不能就稱江南抗日義勇軍呢?”陳毅聽了很贊成“這個名字好!”

隨後,陳毅接見並宴請了何克希、梅光迪、朱松壽、呂平、張志強等人,席間陳毅正式授予“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簡稱江抗三路)”的番號,下設三個連。宣布梅光迪為司令,何克希為副司令(實際是政委,管黨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呂平為政治部主任,張志強為民運科長。陳毅對朱松壽說:“朱先生暫時不出面,待你集結衝散人員告一段落後,另給番號。”朱表示同意。

為加強“江抗”隊伍建設,陳毅另派王新、龔鵬佐、包厚昌分任三個連的政治指導員。至此,江陰三支地方武裝組合成為共產黨領導下隸屬新四軍一支隊建制的抗日武裝,在澄武錫邊區開展活動。朱松壽回澄東招集舊部,原活躍在抗日救亡中的江陰讀書會成員陳偉斯、於玲、路屏等進歩青年此時參加了朱部。

“江抗”指揮部副司令朱松壽 “江抗”指揮部副司令朱松壽

1940年春,朱松壽在江陰雲亭、周莊一帶拉起了一支由200多人槍的武裝隊伍,打出了“江陰民眾抗日自衛隊”的旗號。1940年冬,江陰“民抗”奉命擔負了開闢新區的任務。配合民運工作隊在峭岐成立了中共區位、區政府和常備隊。工作任務完成後,“民抗”的這個排就地擴軍,編為“江抗”指揮部特務連。

1940年12月,朱松壽被委任為“江抗”指揮部副司令。在跟隨譚震林、何克希等一起活動時,他表示要以抗日大業和民族利益為重,堅決擁護“江抗指揮部”上升為主力的決定。

1941年,“江抗”指揮部副司令朱松壽意欲勸說“忠義救國軍”楊筱南棄暗投明,不料在歸途中,被國民黨特務刺殺在蘇州陸墓。

東進抗日

1939年二三月間,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要求項英貫徹中央向敵後發展的指示,確定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4月,陳毅從軍部返回茅山,傳達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積極進行東進準備。他把東進任務交給了正在茅山地區活動的新四軍老六團團長葉飛、副團長吳焜,明確要求老六團與江陰人民的子弟兵“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會合。

江抗東進 江抗東進

為了衝破國民黨軍方的限制,部隊以“江南抗日義勇軍”名義東進,把蘇南敵後的抗日游擊戰爭由茅山地區擴展到錫澄公路以東,滬寧鐵路兩側的平原水網地區。壯大隊伍,武裝自己,籌集經費,獨立自主地發展人民抗日武裝,相機創建游擊根據地。

1939年5月1日,葉飛、吳焜按照陳毅的部署從茅山出發,率領所部500餘人,在武進戴溪橋與梅光迪、何克希的“江抗”三路會合,組成江南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由梅光迪任總指揮,葉飛、何克希、吳焜任副總指揮。老六團化為“江抗”二路,原“三路”番號不變。為加強部隊和地方的統一領導,同時成立中共東路工作委員會,葉飛為書記,林楓、何克希為副書記。5月5日,1000多名“江抗”指戰員從武南穿越錫澄公路,經花山、長壽、祝塘到達錫北,朱松壽率先組成一個連參加東進。

東進戰鬥中,何克希率江陰子弟兵,隨有“江陰老虎之稱的副總指揮吳焜當先鋒。5月31日“江抗”首戰黃土塘,擊斃從北漍前往錫北“掃蕩”的日軍30餘名;6月24日“江抗”夜襲京滬鐵路的滸墅關車站,殲滅日軍警備隊20餘人,破壞鐵路一段,使鐵路交通中斷;7月中下旬,“江抗”抵達青浦,營長廖政國在追擊偽軍時,乘勝襲擊了日軍虹橋機場。燒毀敵機4架,震動了日軍,士氣也大為高漲。

至8月份,“江抗”東進五個多月,部隊由1000多人發展到5000多人,武器裝備大大改善,每個班有一挺輕機槍,每個支隊(營)有兩挺重機槍,總指揮部還建立了兩個重機槍連,調出支援新四軍軍部和兄弟部隊的機槍近200挺。部隊採取以老帶新的辦法,擴編為五路,不僅完成了爭取“人槍款”的任務,而且幫助蘇南東路各地建立健全了黨組織,為發動組織人民民眾抗日鬥爭奠定了良好基礎。

以葉飛為首的“江抗”東進抗日,威震淞滬地區,引起日偽恐慌,準備對蘇(州)常(熟)太(倉)地區進行大“掃蕩”,也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蓄意製造摩擦。8月下旬,“江抗”總指揮部決定結束東進回師,開闢澄、錫、虞邊區,以便打通蘇、常、太邊區與鎮(江)丹(陽)武(進)邊區游擊根據地的聯繫。

遭到重創

“江抗”的業績振奮了東路人民,卻引起了反共頑固派的忌恨。1939年9月下旬,“江抗”從常熟方向轉移到江陰顧山南麓,遭到“忠救”1000多人襲擊。部隊指戰員不顧夜行軍飢餓和疲勞,一鼓作氣攻占山頭,頑軍很快潰逃。“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和連排幹部10多人負傷。“江抗”在長涇附近遭到從北漍下鄉的日偽軍攔截,發生激烈戰鬥,斃傷日偽軍10多人,向江陰繼續西移。“忠救”正副總指揮俞一則、楊蔚率部從宜興趕來,約2000多兵力部署于澄錫一線。“江抗”奮起反擊,和頑軍在白丹山、鞋山一帶鏖戰,挫敗了頑軍挑釁。

1939年9月24日,"江抗"和"忠義救國軍"增援部隊在錫東白丹山展開師級規模戰鬥,互有傷亡。

江抗第2路司令員吳焜 江抗第2路司令員吳焜

正當“江抗”部隊西返時,9月25日晨在江陰顧山遭遇忠救軍袁亞承、包漢生部伏擊,吳焜親自帶領戰士們發起反擊,袁、包率殘部倉皇向山北撤離。此役,斃傷忠救軍30多人,“江抗”犧牲9人,“江抗”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劉飛、五路參謀長夏光等10餘人負傷。

緊接著,9月27日下午,“江抗”副總指揮吳焜率二路一支隊往北向江陰境內的馬鎮、湖塘里繼續轉移時,行至馬鎮湖塘里附近,突遭忠救軍五支隊章曉光部側翼偷襲。吳焜率部反擊,被章部冷槍擊中頭部,壯烈犧牲,年僅29歲。

吳焜同志犧牲,全軍將士義憤填膺。“江抗”總指揮部決定以3個團的優勢兵力給忠救軍頭子楊蔚、袁亞承等一個致命打擊。作曲家何士德迅速譜了一首《反掃蕩》歌:“反掃蕩,反掃蕩,延陵大捷血戰繁昌。英勇犧牲的革命戰士,壯烈殉國的吳副團長……”《反掃蕩》歌唱遍了新四軍部隊。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冷欣一面繼續誣告新四軍“越界作戰”,和重慶方面向新四軍施加重重壓力,一面加緊調兵遣將,由“忠救”和土頑武裝緊追“江抗”主力。在此關鍵時刻,王必成奉命率老二團馳援江陰。葉飛、王必成分析了形勢,決心要在定山一線和“忠救”打一仗。決戰前夜,陳毅為顧全抗戰大局,經與國民黨三戰區談判雙方撤兵,電令葉飛停止進攻,集結待命,並告知即日來傳達軍部指示。

重編隊伍

隨後,陳毅親自前往江陰。他騎著一匹駿馬,由老二團副團長劉培善陪同,帶一個特務連從茅山出發,星夜趕赴“江抗”總部駐地江陰周莊定山灣,隨即在定山的中庵召開“江抗”連以上幹部軍事會議,傳達新四軍軍部的指示,部署主力西移揚中休整。第三天晚上,陳毅隨“江抗”總部越過錫澄公路抵達西石橋,對隊伍再次整編。

10月8日,“江抗”在西石橋的街東戲樓廣場召開軍政人員大會,陳毅在會上作了有關“統一戰線”、“抗日根據地”等重大政策的長篇報告。宣布將”江抗”二路和五路合併為“江抗”一團,團長兼政委喬信明,參謀長廖政國;將“江抗”三路和四路合併為“江抗”二團,團長徐緒奎,政委何克希。抽調部分人槍編入新四軍二團。“江抗”除每個班留下一挺機槍外,調出200挺輕重機槍給軍部和兄弟部隊。同時,在澄錫虞地區留下少數游擊隊與敵人周鏇。

陳毅這次到江陰,在從澄東前往澄西途中,目睹兩年前國民黨軍隊與日寇在花山作戰時留下的廢堡壘,聯想到眼前抗日游擊活動的蓬勃發展,不由得感慨萬千,豪情滿懷,當即賦詩一首:

江陰天塹望無涯,廢壘猶存散似沙。

客過風興敵惶急,軍民游擊滿南華。

這首詩謳歌了蘇南敵後軍民游擊戰爭呈現的嶄新局面。陳毅將這首七絕《夜過江陰履國防廢壘有作》 親筆書於宣紙上,贈給一見如故的澄西中學校長孫炯留作紀念。陳毅的演講、贈詩及資助,極大地鼓舞了堅持讀書救國的澄西中學師生。半年後,該校師生陳康吉、周玉桂、費倫等數十人相繼參加新四軍,直接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

11月初, 陳毅離開了江陰。“江抗”主力西移揚中休整待機,朱松壽奉命去新四軍軍部高幹班學習。1940年春,“江抗”一團北渡長江,參加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江抗”二團由揚中挺進澄東,配合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司令譚震林武裝開闢澄錫虞抗日根據地。

11月初, 陳毅離開了江陰。“江抗”主力西移揚中休整待機,朱松壽奉命去新四軍軍部高幹班學習。1940年春,“江抗”一團北渡長江,參加開闢蘇北抗日根據地;“江抗”二團由揚中挺進澄東,配合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司令譚震林武裝開闢澄錫虞抗日根據地。

1939年10月中旬,楊浩廬返回常熟,見到劉飛和因病在後方醫院的六團作戰參謀、“江抗”五路司令夏光,傳達上級指示:“江抗”主力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西移待命,留在東路的部隊人員要配合地方黨,重新組織武裝,堅持原地鬥爭。當地黨組織和軍事人員舉行會議,決定: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處主任。為鞏固統一戰線,新“江抗”委任陽澄湖地區游雜部隊頭頭胡肇漢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祿為參謀長。會議還決定,恢復常熟“民抗”活動。11月6日,新“江抗”在東塘市附近召開成立大會。到會約60人,除了常熟地區領導人和做民運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個特務排,這個排是以剛出院的10多名傷病員為骨幹組成的。

出院的傷病員陸續補充到特務排,發展成一個連(後被稱作“沙家浜連”)。新“江抗”特務連在東塘市及四周鄉鎮和日寇打“麻雀戰”,聲東擊西,奔襲在李市一帶危害鄉民的土匪。為了震懾匪偽和安定民眾情緒,新“江抗”從辦事處取出部隊西移時未及運走的200套軍服,讓東塘市周圍鄉鎮常備隊隊員穿在身上,夜間和特務連一起在街市上行進,街頭放上步哨,互答口令。

新江抗用同樣的方法,先後到太倉、崑山、吳縣邊境活動。老百姓紛紛傳言:“‘江抗’沒有走,還有大部隊在這裡經過。”夏光等在當地黨委支持下,穩住常熟南部的胡肇漢,不使其阻擾抗日;動員未及隨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隊殷玉如部參加新“江抗”;動員常熟“民抗”六個常備隊編為一個連。12月中旬,太倉保四團被日寇擊潰,散兵游勇流落鄉下。三營副營長郭曦晨、連長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幫助下,轉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團名義參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發展到四個連。上海黨組織不間斷地介紹一些進步青年到常熟,充實了“江抗”和地方“民運”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還保留了服務團,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從上海等城市下鄉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隊的文化工作和戰地服務工作比較活躍。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又在北橋伏擊了日寇汽船,汽船拖著傷兵逃遁。

部隊當夜乘幾十條小船,經過幾個小時的水上行軍,來到洋溝漊。洋溝漊在常熟東塘市西南約30里,在陽澄湖的北邊,屬蘇州吳縣。這裡雖說是一個村莊,有幾十戶人家,但許多人家之間是隔水相望。村子掩映在蘆葦竹樹中,平日一片靜謐。洋溝漊村民深夜裡迎來了親人,家家忙著騰出堂屋,捧出稻草,讓戰士們鋪在地上安睡。2月7日是除夕,許多人家拿來雞蛋、年糕等慰問部隊。服務團員忙著借門板、長凳和船帆,準備搭個簡易戲台,在春節與鄉親們聯歡。連隊幹部照常到村頭湖邊查看地形。部隊官兵在吃年夜飯時也互相敬酒。夏光一再吩咐:“大家不要喝酒太多了,要警惕敵人突然襲擊!”

新“江抗”的活動範圍四周不出百里,在敵偽據點之間穿插迂迴。日寇不僅在陸上設立據點,而且在接近陽澄湖的巴城小鎮也構築了碉堡工事,布置了由60多名日本兵和10多名偽軍組成的警備隊,監視常熟、崑山、吳縣地區的動靜。警備隊隊長齋藤(譯音藤一島),嗜血成性,經常帶領日偽軍在陽澄湖及周邊地區抓人,燒殺擄掠,狡詐狠毒,老百姓恨之入骨,咒罵他為“殺一刀”。 “殺一刀”為了刺探“江抗”行蹤,絞盡腦汁。當他獲悉“江抗”已到了洋溝漊,並打算在此過春節,決定傾巢而出,進行突襲。日偽軍乘汽艇和小漁船,深夜裡接近洋溝漊,偷偷地靠近村邊小港汊。2月8日是春節,天剛破曉,氣候陰寒,湖面上籠罩著蒙蒙的迷霧。正在岸邊放哨的戰士陳錦棠,首先發現日軍登入,這時保四團連長李超在查哨,感到情況緊急,立即鳴槍。夏光、楊浩廬等聽到槍聲,急忙起床奔向屋外指揮部隊。特務連連長吳立夏帶領全連,迅速占領附近小高地和屋角,掩護兄弟連隊轉移。日寇的機槍、步槍、小鋼炮齊發,子彈炮彈像雨點似射向我方陣地,我軍官兵熟悉地形地物,打得堅決勇猛。當地村民房前屋後堆有土坯,是用來擋風或蓋豬圈的。戰士們便利用土坯、河坎做掩體,有的還爬上屋頂,居高臨下抗擊敵人。戰鬥呈膠著狀態。夏光同志在運動前進時,一顆炮彈就在他身邊不遠處炸響,他仍沉著指揮。楊浩廬同志被敵人子彈擊中胳膊,服務團員和民眾忙著運送他和幾位傷員到後方醫院。特務連乘機派出一個排,悄悄地迂迴到敵側。戰士們聽到鬼子兵嘰里咕嚕在喊叫,一個手持指揮刀的傢伙露著猙獰的面目。砰的一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腦袋。他就是齋藤,這個殺人魔王得到了應有的報應。鬼子兵見指揮官被擊中,生怕汽艇被擊沉,斷了歸路,也急忙拖著屍體、傷兵,上了汽艇,開足馬力,逃之夭夭。

這場戰鬥,敵偽被擊斃擊傷各10多人。入夜,新“江抗”司令部率四個連乘舟轉移。洋溝漊一戰,是新“江抗”成立之初一次重大的戰鬥洗禮。新“江抗”充分繼承發揚了鐵軍精神,打出了軍威,打出了士氣,大大激勵鼓舞了蘇南東路人民堅持發展抗戰事業的信心。經過這場戰鬥,蘇常地區局面相對穩定。.

1940年2月初,上級派老六團原三營營長陳挺來東路。不久,上級又派何克希、吳仲超來東路,任命何克希為“江抗”東路司令,吳仲超為政委,夏光為參謀長,黃鋒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東路編成第二支隊,由陳挺任支隊長。在北港廟、張家浜等戰鬥中,戰鬥力進一步增強。

1940年9月,"新江抗"東路指揮部隨譚震林由蘇常太西移澄錫虞,在錫北寨門諸巷、張繆舍東向巷及河塘蒲市里、長涇小莊圩一帶移動駐紮。同月併入第3縱隊。皖南事變後,"新江抗"改編為新四軍第6師第l8旅。

1941年7月,日偽集中18000兵力對蘇常太地區實施殘酷"清鄉",朱松壽意欲勸說“忠義救國軍”楊筱南棄暗投明,不料在歸途中,被國民黨特務刺殺在蘇州陸墓。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48年上半年,梅光迪通過關係從國民黨政府謀得“首都衛戍司令部少將參議”頭銜。7月在無錫召集舊部百餘人,從而招致國民黨懷疑。10月梅逃至上海,又通過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的間接關係,組織“人民解放軍江南縱隊”,化名洪烈,自任司令。策動國民黨太湖水警中隊長姚尚志率部攜槍起義和上海市警察局水上分局第一大隊長楊長發率部秘密投誠,約有200人槍,打算接應大軍解放上海。1949年5月11日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逮捕,21日槍殺於閘北宋公園。

江抗軼事

部隊番號

1938年8月下旬,“忠救軍”張少華部誘騙承壽根,要他帶部隊到泰興開會受檢閱。

承壽根喪失警惕,部隊一過江,立即被“忠救軍”繳了械,自己也被慘殺。同時,“忠救軍”又向朱松壽部襲擊,朱部人員被打散。

承壽根妻子帶著十幾個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橋,朱松壽也帶了幾個人撤到西石橋。何克希在萬分危急情況下,組織部隊堅決抵抗襲來的“忠救”武裝。打了一二個小時。部隊邊抵抗邊向西撤,當天晚上行軍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繼續行軍,到達丹陽延陵一帶。

江陰游擊隊到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掃蕩”新四軍。隨即投入延陵反“掃蕩”戰鬥。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隨新四軍一支隊司令部行軍、宿營。

一天晚上,經過幾十里行軍,到了一個大村子,部隊都感到很疲勞,向老鄉借蕎麥秸打地鋪。

陳老總抽著煙,神采奕奕。他問何克希:“你們這支部隊叫什麼番號好?”

何克希說:“最好也叫新四軍。”

陳老總說:“不能叫新四軍。因為國民黨不允許我們到東邊發展,叫新四軍反而受限制。”

何克希想到劉史明來自東北義勇軍,說:“叫江南抗日義勇軍吧!”

陳老總高興地說:“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

他還說:“你們就叫第三路軍。”他主動解釋說:“為什麼要叫三路?一是為了迷惑敵人,使他們搞不清你們有多少路;二是為了發展,你們下一步要發展四路、五路、若干路。”

第二天,陳老總又在到達宿營地時接見了梅光迪、朱松壽、劉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為司令,何克希為副司令(全面負責領導),李一平為政治部主任。每到傍晚集合出發時,陳老總都要在隊前講幾句話,鼓鼓士氣,提些要求。

江陰老虎

吳焜(1910—1939),生於四川萬縣,抗戰期間勇敢殺敵,被稱為“吳老虎”,卻因為抗戰未來得及品嘗愛情之果。1930年,楊森部隊瘋狂“剿共”。吳焜本來自窮苦人家,受紅軍土地政策感召,秘密營救一位紅軍戰士後,與之一起投向了紅軍川東遊擊隊。不久,游擊隊改編為紅軍第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吳焜歷任營長和團參謀長。吳焜雖然沒讀過書,但思想縝密、軍事素質過硬。每次作戰前,都會細緻考慮一切可能對作戰造成影響的因素,做到心中有數。僅僅4年後的1934年10月,他便從一名小兵成長為紅軍第十七師五十團團長。

黃土塘戰役“吳老虎”不脛而走

1937年“7·7”事變之後,根據抗戰需要,吳焜被調到新四軍工作,任第三支隊第六團副團長。

1938年10月,江陰地方游擊武裝梅光迪部在中共上海情報組織的爭取下,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次年5月,吳焜所在的第六團與“江抗”會合,成立了江抗總指揮部,第六團改名為江抗第2路軍,吳焜任第2路軍副司令員(後任司令員)。

5月29日,由吳焜率領的江抗2路一部,在肅清了常熟東鄉10多個日偽軍據點及匪偽武裝後,回師途中宿營在黃土塘東南方500米處的小成巷村。第二天早晨,一名到黃土塘鎮採辦貨物的炊事員發現有五六十個日本兵前往小成巷村,遂火速奔回駐地報告敵情。

吳焜根據所報敵情,立即著手布防。因小成巷村地勢低洼,三面環水,只有東、西兩道小壩進出村子。吳焜便下令調集機槍駐守河壩,一支隊一連進入河壩西側陣地,二連後援,三連預備。

戰鬥從早上打到傍晚,其間日軍又增軍90人,在武器和人數均不占優的情況下,吳焜東西堤夾擊的戰術予日軍以重創。日軍被擊斃30多名,其中大佐1名。吳焜所部則只犧牲7名,傷8名。 東進首戰告捷,吳焜帶領的江抗2路部隊被當地百姓稱讚為“江陰老虎”部隊,而“吳老虎”的稱號也不脛而走。

此後,6月24日晚,吳焜又率江抗2路部隊以“圍黃打滸”的戰術,夜襲滸墅關車站日軍據點,斃傷日軍近30人,炸毀鐵路路軌100多米、路橋兩座,迫使滬寧線中斷3天。

抗戰犧牲愛情之果未及品嘗

楊瑞年小吳焜6歲,江蘇鎮江人,知書達禮。1937年初冬,楊瑞年瞞著家人離開了家鄉,奔向抗日前線,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不久又奉調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吳焜從延安到新四軍軍部的路上認識了楊瑞年。在由漢口去九江的船上,吳焜因為發燒、暈船而嘔吐不止。楊瑞年對吳焜照顧有加,直至退燒。

吳焜惦記楊瑞年對他的照顧之情,到了南昌後,便大方地約楊瑞年同游南昌百花洲。然而,抗戰時期,兩人的交往卻觸了“高壓線”—新四軍規定,結婚要符合“二五八團”的條件,即必須同時滿足25歲,8年軍齡,團級幹部三個條件,否則不允許談戀愛。為此,吳焜被批評,為他預留的團長一職,也最終變成了副團長。

分別之後,吳焜依舊銘記楊瑞年對他的精心照料。他隨身珍藏著楊瑞年的照片,並通過書信與楊互相勉勵。然而1939年9月,吳焜率領部隊向江陰方向轉移,在途經江陰馬鎮鄉湖塘里一帶時,突遭軍統“忠義救國軍”二部側擊,吳焜頭部中彈,未及留下片言隻語,年僅29歲。吳焜犧牲1年多後,“皖南事變”發生,楊瑞年不幸被俘,並於1942年6月20日被殺害,時年26歲。

解放以後,吳焜烈士墓由江陰遷至南京菊花台“三烈士”墓一側(現功德園)。他的老戰友葉飛等人會經常去他的墓前緬懷、默哀。

沙家浜

開國中將劉飛 開國中將劉飛

1939年9月,在江陰縣顧山鎮對“忠義救國軍”的戰鬥中,身為“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劉飛,在戰鬥關鍵時刻,親自率領警衛班向敵人發起衝鋒,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但自己也身負重傷。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胸部,並且留在了他的胸腔內。

戰鬥結束後,因江南形勢對新四軍不利,新四軍主力西撤,劉飛等一批傷病員被安排在陽澄湖畔疏散養傷。這批傷病員後來有的陸續歸隊,有的不幸被敵偽捕去遭殺害。最後集中到劉飛身邊的還有36名傷病員。這36名傷病員中,只有劉飛和他的警衛員各有一支手槍。

劉飛帶領這36名傷病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邊在陽澄湖裡隱蔽養傷,一邊抓住機會打擊敵偽,不到半年時間,又拉起了一支有兩三千人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江抗),再次扭轉了江南的抗日局面。

沙家浜劇照 沙家浜劇照

隨軍記者崔左夫採訪劉飛,知道了36個傷病員在陽澄湖養傷痊癒的故事,他以此為素材,寫出了《血染著的姓名》。後來,上海滬劇團在採訪劉飛的基礎上,結合這部作品寫出劇本《蘆盪火種》。

上世紀60年代被改編為京劇《沙家浜》,男主角郭建光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然而,當人們將郭建光和劉飛“對號入座”時,他卻說:“我不是郭建光。”在劉飛將軍看來,郭建光身上凝聚著所有“江抗”戰友們的優秀品質,而他,只是其中的一員。

將星雲集

劉飛 開國中將 1940年2月任政治部主任,第5支隊司令員

劉先勝 開國中將 1939年9月任江抗政治部主任

夏光 開國中將 1939年9月任江抗東路司令部司令員

喬信明 開國少將 總指揮部參謀長

廖政國 開國少將 1939年任第二支隊支隊長

戴克林 開國少將 1940任年第一支隊支隊長

何克希 開國少將 指揮部副指揮

譚震林 後任國務院副總理 1940年4月下旬任 江抗東路司令員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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