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理想主義

定義

民間理想主義是指90年代出現的一批作家歌頌民間理想的創作現象。

民間理想主義

陳思和用“民間的理想主義”來歸納20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一批歌頌理想主義的作家的創作現象。在五六十年代，理想主義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代名詞，隨著文革的結束和市場經濟的興起，人們普遍對虛偽的理想主義感到厭惡，但同時也滋長了放棄人類精神的向上追求、放棄理想和信仰的庸俗唯物主義。
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發起了“人文精神尋思”的討論，重新呼喚人的精神理想，有的作家也在作品裡提倡人的理想性，但他們都在歷史的經驗教訓面前改變了五六十年代尋求理想的方式，轉向民間立場，在民間大地上確認和尋找人生理想，表現出豐富的多元性，如張承志在民間宗教中尋求理想，張煒立足於民間大地謳歌理想。

形成

五六十年代理想主義是主流意識形態的代名詞。90年代初，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人

民間理想主義

們普遍地對虛偽的理想主義感到厭倦，但同時也滋長了放棄人類向上的精神追求、躲避崇高、放逐理想的庸俗唯物主義傾向。有些知識分子脫離了政治鬥爭以後一時找不到自己的理想價值所在，在迷茫中轉向正在興起的大眾消費文化。因為受到市場經濟的刺激，一批在80年代很受歡迎的作家，包括本來以拒絕大眾文化為特色的先鋒作家，都轉向有豐厚稿酬的寫作活動：從事粗製濫造的影視劇本創作，或者為報紙副刊寫軟性專欄小品等等，精神文化領域瀰漫起萎靡不振的沉悶氣氛。1993年上海的一批知識分子發起人文精神尋思的討論，重新呼喚人的精神理想，在思想領域引起熱烈的爭論。有不少作家也在創作中歌頌人的理想性，但他們都在歷史的經驗教訓面前改變了50年代未尋求理想的方式，在更為深廣的民間大地上尋找和確立人生理想，由此開拓出一個新的話語空間，表現出豐富的多元的理想境界。民間理想主義反映了一種新的敘事立場。"民間"一詞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解釋，本文所說的民間是指中國當代文學所表現的一種文化形態和價值取向，它不是指傳統的以農村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其意義也不表現在具體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方法方面："民間"所涵蓋的意義要廣泛得多，它是指一種非權利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態的新的文化視界和空間，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知識分子把自己隱藏在"民間"這一過去被宏大歷史敘事所遮蔽的文化空間裡，用"講述老百姓的故事"作為認知世界的出發點，來表達原先難以表述的時代認識，堅持民間立場寫作的主要是一批在80年代就有相當成就的"文化尋根"作家和先鋒派作家，與年輕的新生代作家不同，他們深深地立足於民間社會的生活土壤上，從中確認生活的理想方式和價值取向。

特色

從民間吸取生活理想與從政治意識形態提倡理想是不一樣的。首先，民間的理想不是外在於生活的理想，

民間理想主義

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中所表現出來的壓觀主義和對苦難的深刻理解聯繫在一起的，只有正視了民間的殘酷和苦難，才能從人們在承擔這種殘酷和苦難的命運時所表現出的本能的幽默中，感受到杭衡苦難的精神來源。如當代先鋒派作家余華在90年代連續發表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兩部作品都深刻地描寫了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城鎮社會下層人民所遭遇的日常生活苦難。如果站在傳統知識分子精英立場來表現這個題材，也許會成為具有某種政治寓意的社會批判性作品，但余華完全改變了傳統的敘事方法，他故意繞過現實層面，突出了故事的敘事因素，仿佛是一首長篇民間歌謠，反覆吟唱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無常，他用一遍遍重複的死亡與不幸來探討中國民間對苦難的承受力和承受態度。先鋒小說家余華在80年代是以渲染人性的殘酷為旗幟的，90年代轉向民間立場以後，這面旗幟漸漸塗上了人性的幽默與溫馨。當他在199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黃昏里的男孩》里重新拾起這面血腥的旗幟時，他的態度也相應地有了變化：小說反覆描寫一個小販對一個偷蘋果的男孩的殘酷懲罰，意味深長的是，施暴者最終也獲得了作者的寬恕：那小販本人也是在一場命運的毀滅性打擊下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可是這樣的結局卻使命運悲劇和人生悲劇糾合成一場萬劫不復的人性墮落史：誰能保證那個黃昏里的男孩經歷了這場暴力的襲擊以後，不會變成第二個殘酷的小販呢？這樣把人性放在歷史循環中加以拷問，較之他前期小說突出人性殘酷的抽象形態要深入一些。
其次，民間的理想表現在歷史整合過程中有意突破過去的歷史教科書的立場，來展開民間自身的歷史形態和生活邏輯。從80年代中期莫言發表歷史小說《紅高粱》開始，作家離開了歷史教科書的立場，從民間生活方式的直接鋪陳中重新構築歷史場景。
小說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次戰事為背景，突出既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也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軍隊，卻是民間自發組織的一支土匪軍隊，演繹了以土匪和酒家女子間的姻緣為核心的民間杭日故事。這篇小說有開拓性的意義，為90年代以民間立場表現現代民間史的"新歷史小說"開先河。蘇童的《妻妾成群》、葉兆言的《夜伯秦淮》李曉的《民謠》、陳忠實的《白鹿原》等，都是這一時期新歷史小說創作中最有影響的成果。尤其是女作家王安憶在1995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把民間場景移植到現代都市歷史過程中給以藝術的表現，並以民間的立場整合了在都市上海從4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演變。小說寫了一個漂亮的"上海小姐"王琦瑤，在抗戰勝利初期的虛假繁榮中迅速成名又迅速腐爛（當了一個國民黨高官的外室），50年代上海被共產黨接管，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但上海市民們依然過著暗淡的"非革命"的民間政治路線式生活，為現代都中保存了精緻的文化生活記憶，直到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上海才逐漸恢復自身的文化活力，但毆王琦瑤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一些追尋上海繁華夢的年輕人徒勞地在她身上重溫"上海小姐"的舊夢，結果在粗鄙的時代風氣吹拂下，王琦瑤像一塊活化石一樣地被"風化"了。作家完全擺脫了通過政治事件來整合上海歷史的傳統敘事方法，而是把上海的歷史落實到具體人物的命運上，通過個人命運來印證歷史，表現歷史，所以，王琦瑤的故事就成了上海歷史上的一段"繁華舊夢"。
其三，民間文化形態本身的多元性決定了理想的多元性，"民間"不是一個先驗的理想模式，每個作家可以根據不同的民間生活場景對理想作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如張承志，從80年代惻起就深深地紮根於伊斯蘭民間宗教文化中，調查研究了大量秘密保存千民間的宗教文獻，從而寫出了弘揚哲合忍耶教派歷史和教義的長篇抒情體史書《心靈史》，雖然他所宣揚的宗教並不是人們都熟悉的文化，但讀者卻在他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中感悟到了他對追求肉慾與金錢的現世社會的強烈批判，因此而受到震撼；山東作家張煒長期生活在農村的一個葡萄園裡，拒絕與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的現代化生產方式合作，他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通過對大地母親的衷心贊美和倘佯在民間生活之流的純美態度，表達出一種與生活大地血脈相通的，因而是元氣充沛的文化精神。其他如韓少功、李銳、陳村、許輝等作家雖然表達的民間理想均不相同，但由於他們自覺地把個人立場與民間立場很好地結合起來，所以能夠在個人視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會場景和價值體系。他們的創作達到了世紀末文學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