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淑慧[周佛海第二任妻子]

楊淑慧[周佛海第二任妻子]
楊淑慧[周佛海第二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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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親楊卓茂曾任上海總商會主任秘書,楊淑慧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較新潮,屬於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楊淑慧家與李達家相距不遠,因此楊淑慧經常到李達家玩,因此認識了周佛海。結果,兩人一見鍾情。但周佛海在湖南家鄉已有妻子,但楊淑慧依然積極追求周佛海。兩人結婚時,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況被上海報紙披露,一時弄得滿城風雨。楊淑慧的父親看了報導後,非常氣憤,態度堅決,不許女兒再與周佛海見面,但平時溫柔乖巧的楊淑慧居然撬開窗戶,與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抗戰期間,楊淑慧追隨周佛海叛國投敵,投靠日本,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周佛海因漢奸罪被國民政府逮捕,楊淑慧四處奔波、打點。最終蔣介石發布特赦令,將周佛海的死刑改為無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病死獄中。1949年後,楊淑慧留在大陸。此後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上海一個破舊的小閣樓上,1962年去世。

基本信息

與周佛海

楊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親楊卓茂是上海總商會的主任秘書,在當時的大上海小有名氣。楊淑慧也算是有錢人家的富貴小姐,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絕非一般女子可比。楊淑慧思想比較新潮,屬於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楊淑慧家與李達家相距不遠,楊淑慧經常到新婚不久的李達家玩,因此認識了周佛海。眼前這位窮酸留學生周佛海雖然穿一身髒兮兮的白西裝,瘦瘦的,高高的,但楊淑慧讀過周佛海發表在《解放與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這個年輕人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楊淑慧後來在《我與佛海》一文中,回憶了她與周佛海由認識到同居的詳細過程。她與周佛海第一次相識是在李達的家裡,當時她顯得十分拘謹,周佛海卻態度大方,說話隨便,而且“頭髮亂蓬蓬的,一套山東府綢裝的白西裝,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顏色,髒得不成樣子”,“但在又髒又亂的衣服頭髮之外,卻有一張英俊挺美的臉孔,令人尚不發生惡感”。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楊淑慧,是一個值得說一說的人物。周佛海喜歡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還經常光顧妓院,染上了花柳病。他的一生又仿佛是一隻在女人群里飛翔的風箏,而這放風箏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楊淑慧,一個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楊淑慧出身於湖南湘潭名門,幫周佛海布置過中共“一大”會場。她生性潑辣,處世圓滑,見多識廣;不干預政事,卻酷愛斂財,是周家的小財政部長。在上海解放後,她幫助政府尋找到了中共“一大”會址,做了一件好事。

私奔事件

周佛海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偏僻的山村。16歲時,母親幫他包辦了一門婚事,女方是本鄉白合村栗山峙鄭永漢的女兒,叫鄭妹,比周佛海大3歲,按當地風俗來說是“女大三,抱金磚”。鄭妹長相俏麗出眾,雖然沒有進過學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兩家人世代聯姻,相互熟悉。結婚一年後,鄭妹為周佛海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周淑海,兩年後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周少海。

王會悟是一位熱心人,她見楊淑慧與周佛海頗有幾分意思,就決定給二人做媒。她先找楊淑慧,楊淑慧畢竟長在開放的大城市裡,接受過五四的洗禮,曾多次對父母講將來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選中意中人後再帶回家讓父母過目。王會悟先向楊淑慧稱讚周佛海有才華且將來大有前途,楊淑慧當即就同意了。接著王會悟又找到周佛海,這時周佛海才向王會悟說明自己在湖南鄉下有老婆,而且已經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周佛海想到為了自己留學,妻子鄭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顧母親及兩個孩子,一時不知如何處理眼前這件事情,但他又為青春嫵媚、受過良好教育的闊小姐即將到手而興奮不已,想到鄉下那個文盲老婆時,周佛海真是恨自己不該那么早就結了婚。王會悟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她對周佛海說:“楊淑慧可以在你未來的事業上為你提供幫助,而鄭妹僅僅是一個不識字的女人,你可以寫封休書給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經王會悟這番鼓動,當即欣然同意,於是與楊淑慧墜入愛河。暑假很快就結束了,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繼續學習。

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從日本回國參加中共“一大”的機會,再次見到楊淑慧,並直接向楊淑慧求婚。楊淑慧後來回憶說:“那可以說出於我意外,但也可以說正是我意中的事。”還是初戀的楊淑慧畢竟才20歲,她沒有直接答應周佛海的請求,而去徵求父母的意見。周佛海當時已經相當有名氣了,他的一舉一動早成為記者們關注的焦點,就在周佛海與楊淑慧訂婚的前幾天,一位訊息靈通的《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在報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條新聞,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稱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信徒,早已在鄉間結過婚,聽說還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與其同鄉商界某聞人的女公子大談戀愛,看來又要再度作新郎了”。楊淑慧父女看到這則訊息後呆若木雞。為了阻斷女兒與周佛海往來,楊卓茂夫婦把女兒關在自家的閣樓上。被關的第三天,楊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後,二人悄悄離開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兒島。楊淑慧從此與父母中斷聯繫,直到她與周佛海第一個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親才同她通信。初到日本時,他們的生活十分清貧,但日子過得十分愉快。1922年10月20日,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是一個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戰爭後期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在上海、南京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後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長,1955年受潘漢年案的牽連,被關進秦城監獄長達20年。關於周幼海的出生,周佛海有如下記載:“幼海是京都出世的,當時窮得要命,淑慧生產時當然不能進醫院。生產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連夜於大雨中去接產婆,以後時常幫助淑慧撫養小孩。”“多了一個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時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個理論的時候,小孩大聲啼哭,真是心煩。淑慧除燒飯、洗衣外,又加上撫養小孩的事,生產之後不到四天就起來燒飯,可見得當時的艱苦了。有次我去上課,她去買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蓆子著起火來,剛好那時她回來,已經滿屋都是煙,小孩悶得氣都閉塞了。如果她遲到10分鐘,房子就會燒掉,小孩也要葬身於火窟了。”二人真是患難夫妻。

感情衝突

楊淑慧還是一個有主見、敢做敢為的人。早年她曾經冒著坐牢的危險,給共產黨當交通員。周佛海投奔汪精衛當漢奸時,第一個反對的就是楊淑慧,周佛海只得反覆做其夫人的工作。楊淑慧外表既淑且慧,但性格剛強,潑辣兇悍,伶牙俐齒,愛嘮叨,得理不饒人,一旦將其惹急了,混鬧起來,就會不顧一切,不計後果,周佛海因而懼她三分。二人雖是患難夫妻,但楊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溫柔的一面,也給周佛海尋花問柳提供了可乘之機。

周佛海對楊淑慧的感情是很深的,即使在他生活中出現第三者時,他內心對其妻還是割捨不下的。周佛海出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時,在南京就常常與一個叫陳曼秋的女人廝混。1937年8月4日午後,周佛海在陳曼秋家呆了三個小時,兩人涕一把,淚一把,仿佛生離死別,可以說是“淒絕人寰”。晚上9點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經開戰,遂決定先送其妻去長沙躲躲。想到將與妻兒別離,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傷心”,夫妻長談了三個多小時。蔣介石對周佛海在生活上的不檢點進行過多次指責、批評,使得周佛海對蔣介石極其不滿,這也是周佛海後來投靠汪精衛的原因之一。

周佛海與楊淑慧最嚴重的一次感情危機是因為筱玲紅。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偽特工總部的吳四寶在家裡開堂會唱戲,目的就是要巴結汪偽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他請來京劇名角“小伶紅”,親自替周拉皮條。周佛海與“小伶紅”一見傾心,立成好事。當時“小伶紅”的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可以任周擺布。周怕老婆楊淑慧的潑辣,就將她藏在親信孫曜東的家中,常去幽會。楊淑慧探悉此事後大發雌威,她叫來許多人拎了馬桶到孫家大打出手,將孫曜東弄得滿身糞汁,狼狽不堪,“小伶紅”被嚇得臉色刷白,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周佛海事後也毫無辦法,只好答應分手。“小伶紅”還替周佛海養了個女兒,楊淑慧死活不認賬。再後來,周佛海又把“小伶紅”改藏在法租界雷上達路崗田酉次家中,崗田是日本人,當時擔任汪偽政府的經濟與軍事顧問,因為楊淑慧還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幾經折騰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解決家庭矛盾,將筱玲紅喚來,當著楊淑慧的面發誓二人從此不再來往。但過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後自己又後悔不迭。他在日記中寫道:“盛氣之下,對淑慧甚為失言,愧悔無已。”楊淑慧對此也自有一套辦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但還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臟病發作,他獨自到日本東京治病,又和日本護士金田幸子搭上了,並乾脆立其為側室,還生了個女兒,名叫白石和子。這一次楊淑慧只得忍耐,因為對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紅”那么可欺,況且這次為周佛海拉皮條的是汪偽經濟顧問崗田酉次。

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顆心,楊淑慧曾為周佛海買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為照顧周佛海的生活,其實專供周佛海蹂躪,成為周佛海發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離開周佛海,周佛海為此在日記中記載道:“月娟去矣,後會必不可期,又是一場春夢!傷感之情,豈能抑耶?”除了在外包養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顧的地方。上海會樂里長三堂子是一個頗上檔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裡的常客。有張小報曾登過周佛海的一段艷事:有個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給她寫副對聯,周的字跡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揮筆寫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當時傳為笑談。

抗戰期間

抗戰期間,楊淑慧追隨周佛海叛國投敵,投靠日本,淪為漢奸。但在抗戰中後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周佛海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當中國國民黨大批人馬到達上海後,周佛海失去了利用價值。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

在周佛海被判處死刑後,楊淑慧當即抗訴,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駁回,維持原判。按照國民黨的法律,還有最後一條路,就是家屬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楊淑慧抗告後仍被駁回。駁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滿城的迎新年爆竹聲,使楊淑慧心頭酸痛無比。因為抗告駁回24小時之內,丈夫隨時可以被槍斃。楊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當夜就闖進了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陳方的家。陳方見她頭髮蓬亂,臉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說:“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說。”楊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樣子:“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以被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布。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陳方一聽也著了慌,連忙說:“蔣先生早已說過,沒有他點頭,任何人不得處決佛海。法院如要執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從室,我一定壓下。我以生命擔保,佛海不會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蔣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處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陳方言盡於此,楊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凍,朔風凜冽,她聽著遠近爆竹聲,猶如萬箭穿心。大年初五一過,毛人鳳突然找到楊淑慧,說蔣介石召見她。她到了官邸,陳方領她進去,只見老蔣早端坐在客廳里了。她一見蔣介石,眼淚就簌簌地流了下來,趕忙跪倒在地,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有陣陣抽泣。蔣介石皺著眉頭,打破沉默說:“這幾年的東南淪陷區,還虧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來,安心回去吧,我會想辦法的。讓佛海在裡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放他出來。”楊淑慧終於吃了定心丸,輕輕地又磕了幾個頭,站起來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才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特赦令。命令說:“……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準將周犯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

晚年時期

原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回憶說,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當處長。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告訴他,為迎接中共建黨30周年,市委決定尋找當年中共“一大”會址,此事屬“社會文化事業管理”範疇,所以要他負責尋找。

茫茫大上海,何從尋覓中共“一大”會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線索,是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提供的。楊帆手下有一副科長,叫周之友(中共黨員,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揚鑣,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況:其一,他的母親楊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間,周佛海正與楊熱戀,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裡送過信;其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圖書館,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書中有一句話極為關鍵,即開會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為黃陂南路。這樣,就確定了尋覓的大致範圍。隔了一天,楊淑慧奉楊帆之命來找沈之瑜,說是將盡力幫助尋找李漢俊家。畢竟時過境遷,當年的“李公館”已面目全非。頭一天,無果。隨後,楊淑慧自己又悄悄來到“貝勒路”,細細回憶、尋訪。她終於發現,那白牆上刷著個“醬”字以及砌著“恆昌福麵坊”招牌的房子有點眼熟……經過確認,此處果真是李公館。此後詳細的報告報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件事,為了慎重,決定由董必武再親自去一趟,加以證實。董老看後,證實那就是李書城的家,是中共“一大”開會所在地。董老接見了楊淑慧,並表揚了她。後來,鏟去了牆上的石灰和“醬”字招牌,這才恢復了李公館——中共“一大”會址的本來面目。

楊淑慧為了救丈夫,積攢的錢全部花光了。解放初,雖然為尋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揚,但不久“潘揚案”牽連到她的兒子周幼海,楊淑慧也被株連入獄,1957年1月被釋放出來。此後一個人獨自生活在上海一個破舊的小閣樓上。1962年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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