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祿[解放軍開國少將]](/img/9/2e4/nBnauM3X3QTNzkjM1MTOx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kzL3E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楊思祿[解放軍開國少將]")
人物介紹
楊思祿（1917—）曾用名張友、方力。江西省雩都（今於都）縣曲洋鄉曲洋村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三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一軍團第二師警衛班班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警衛連排長、代連長，冀熱察挺進軍第三十七團副營長，營政治教導員，冀東軍分區特務營營長，冀熱遼軍區特務團團長。解放戰爭時期，任冀熱遼軍區熱河縱隊第二十五旅旅長，冀東軍區第十二軍分區副司令員，華北軍區教導第三師師長，第二野戰軍直屬教導第二師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航空學校參謀長、副校長，空軍航空兵第19師師長，第十一航空學校校長，59年任空六軍副軍長，空三軍軍長，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空軍大校軍銜，一九六一年晉升為空軍少將軍銜。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曾任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主要事跡
全國解放後，楊思祿到空軍工作。
當時空軍有兩個職務供他選擇：一個是航空學校參謀長，一個是預備科總隊司令員。楊思祿反覆考慮後向領導表示，願意擔任航空學校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聽了很高興，他問楊思祿：“人家都喜歡當司令，不願當參謀長，你為什麼偏偏挑選這個職務？”楊思祿回答：“參謀長更接觸實際，可以多得到鍛鍊，多學到知識。”劉司令員拍拍楊思祿的肩膀稱讚說：“想得好，做得對，有志氣！”
33歲楊思祿的進入航校後，心想，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管好空軍部隊，作為一名參謀長，必須儘快熟悉與掌握飛行技術，逐步由外行變為內行。於是，他主動向領導要求，學習飛行知識，掌握駕駛技術，爭取當個合格的飛行員。經過嚴格體驗，上級批准了他的請求。劉亞樓司令員興奮地對他說：“你下決心學飛行，我同意，組織上捨得花這個本錢。”楊思祿聽後高興得一蹦三尺高。
可是，深奧的飛行原理和複雜的駕駛技術，對於放牛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楊思祿來說，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一接觸《飛行原理》、《飛機製造》和《發動機原理》這些理論書籍，他就像放牛娃看“天書”——頭痛腦脹。但是，困難嚇不倒歷盡 長征艱險的紅軍戰士。為了早日飛上藍天，成為合格的空軍飛行員，他廢寢忘食，知難而進，把一切煩惱與困難都拋之腦後，不懂就問，不會就練，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鍥而不捨，專心致志。在學習飛行的近兩年時間裡，他沒有看過一場電影和一場戲，一個心眼鑽進書本里，在飛行知識的海洋里奮力拚搏，潛心遨遊。有人勸他：“鬍子一大把了，職務那么高了，好好地在地面上享享青福了，何必自討苦吃學“上天”呢？”好心的勸解並沒有動搖他學習飛行的決心。他想，那么多紅軍戰士，為了革命的勝利，把生命都拋棄了；我是戰爭的倖存者，為了祖國的和平和建設，學習飛行吃點苦，受點累，算得了什麼。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學習和訓練，楊思祿終於能單機飛行，翱翔藍天了！通過層層嚴格考核，他成了一名合格的飛行員。學習結束後，調任空軍第十九師師長。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打擊美國侵略者。我國空軍三師、四師和十二師奉命同美帝國主義作戰。由於我方飛行人員傷亡很大，楊思祿所在的空軍十九師抽調大批飛行員補充到空三師和空四師。中朝人民並肩作戰，挫敗了美國侵略者的空中優勢，共擊落、擊傷敵人飛機一萬兩千多架，贏得了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迫使美帝國主義於1953年7月在板門店簽定了《朝鮮停戰協定》。
1954年，楊思祿調任西安十一航空學校校長，專門培訓飛行人員。他熟悉飛行業務，認真制定培訓計畫，精心組織飛行訓練，有的方矢地做好飛行員的思想政治工作，經常給飛行員以業務上和技術上的指導，為我軍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飛行人才，多次受到領導的表揚和廣大學員的好評。1959年，他調濟南任空軍第六軍副軍長，後調大連任空軍第三軍軍長。在大連，他指揮擊落了敵間偵察P2V飛機一架，受到上級的嘉獎。
理想上天
在用雙腳丈量完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路紅軍將領中，有一位從少共國際師出來的“娃娃兵”，從怕飛機恨飛機到想飛機，繼而參與新中國人民空軍的組建，成為空軍第五航校參謀長副校長，親手放飛了一批批皺鷹，並先後出任第十一航校校長，空軍航空兵第十九師首任師長、空三軍軍長、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為人民空軍建設奮鬥一生，被譽為理想高於天，一心想上天，由“家雀”變“雄鷹”的客家驕子——他就是於都籍少將楊思祿。
“娃娃兵”
楊思祿，1917年10月出生在於都縣葛坳鄉牛婆田布頭村一戶貧苦農民家裡。兄弟三人，思祿最小，是屬龍的。說起他的生日，少小離家，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到是一個老司號員韓洪明清楚地記得他是10月4日出生的。他14歲就加入“少共”（青年團），1933年參加少共國際師，9月5日在博生縣跑馬場舉行了閱兵授旗儀式，正式宣布紅一方面軍“少共國際師”成立。首任師長陳光、政委肖華，政治部主任馮文彬。這是紅軍中最年輕的隊伍，平均年齡18歲，團員占70%，6700多人，分為三個團，楊思祿編在第45團。一營三連。他的二弟楊思福也在少共國際師。同年在火線入黨。9月5日，他們在《少共國際師》中，浩浩蕩蕩開出寧都，8日到達廣昌，進行了一個月的軍事和政治集訓。9月25日奉命配合紅三、紅五軍團，開入黎川前線。1934年4月28日，參加廣昌保衛戰。楊思祿清楚地記得，剛上戰場就遭到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我們這些紅小鬼，心都碰碰跳。前面的二連還沒有進入陣地，就被飛機炸死炸傷好幾十人。一起參軍的戰友仗還沒打，一下子就炸死了幾十個，真難過。所以從那時起我就特別痛恨敵人飛機。就在那場戰鬥里，少共國際師傷亡很大，因為敵人飛機炸、大炮轟，我們的工事碉堡被摧毀，有的幹部、戰士連人帶棺理在碉堡內。有一個排，打到最後只剩下六個人，三個班長就只剩下一個。排長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以血還血”。肖華政委拿著血書教育大家化仇恨為力量，勇敢殺敵、保衛蘇區。後轉寧化、清流、石城。石城保衛戰後，少共國際師經過一年的戰鬥已由成立之初的6700人降至2700人。10月17日下午，楊思祿告別自己的家鄉渡過於都河，開始踏上了長征之路。楊思祿說：那時候，我還是小鬼，不滿16歲，少共國際師的，什麼也不懂，人家說走就走，說住就住，說打就打，一切行動聽指揮。
楊思祿將軍告訴我們，紅軍長征雖然極其艱苦，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打仗，就怕負傷或者生病掉隊。長征路上兩次掉隊的情形，他還記憶深刻。第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楊思祿在攻打一個縣城戰鬥中左腳受傷，部隊離開後把他寄養在一個老鄉家裡，差點丟了性命。
寄在老百姓家裡的時候，給了抵錢老百姓兩斤大煙，我自己有兩斤大煙。那個時候沒有錢，用大煙，貴州人把大煙土當寶貝，有個壞人教唆老鄉，說他（楊思祿）有東西幹了他，或者是交給上面去，我一聽要殺我，交到上面也要殺。我急中生智說哎呀肚子痛得厲害，我有兩斤大煙土在屋裡的枕頭底下，你給我看住，（他們）一聽大煙土厘頭，我自己出去解手他就不注意了，後來我就趕緊拄著個棍子一瘸一拐跑了。
第二次掉隊是在過草地的時候。
因為生病，加上兩三天都沒有吃上飯，晚上，因為下雨，我就睡在樹底下。天亮以後，部隊走了，我只覺得一身都軟了，不但走不動，連坐都坐不穩了，我使勁坐起來，又支持不住倒下去了。有一個戰士以為我已經死掉了，就撿我的乾糧袋。人啊，有一種求生的本能，我死死拉住乾糧袋說你乾什麼拿我的乾糧，他一看我還活著呢，便竭盡全力拉我坐起來，讓我靠在樹上曬太陽。太陽把衣服烤乾了，再後來碰到一位和我一樣掉隊追趕隊伍的戰士，他就是後來做過中國民航局長的馬仁輝。他腿部負傷，我們倆互相攙扶，互相鼓勵，追了好幾天后，才趕上了大部隊。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楊思祿就給紅二師政委肖華當了警衛員，後來任警衛班班長，警衛連排長；參加了抗日戰爭中著名的平型關戰役。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冀東教導第三師師長；第二野戰軍直屬教導第二師師長。
自選航校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新的兵種——空軍領導機構在北京宣布成立，劉亞樓任司令員，肖華任政委，遠在重慶剛忙完收編國民黨俘虜，正在二野司令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楊思祿，奉命進京參與空軍組建工作。33歲的楊思祿從此與中國空軍結下了不解之緣。
接到去空軍工作的正式通知後，他急忙從重慶乘船，穿三峽過武漢，然後坐火車，到達了北京。一路上既興奮又緊張，那種感覺真是不亞於又要參加一場新的戰鬥。
楊思祿說，在去北京的路上，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39年秋，一件令人難忘的往事。我們抗大畢業的一批學員剛到中央組織部報到等待分配工作，那天正好趕上日本鬼子的飛機第一次轟炸延安。從全國四面八方聚集到延安的優秀兒女，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到飛機。當時我們部隊不過是小米加步槍。別說沒自己的飛機了，就連反空襲的武器也沒有。我的一個戰友叫楊興財，是在江西於都同我一起參加少共國際師的小夥伴，又共同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轉戰南北，那么多的槍林彈雨都沒能擊倒他，可那天卻讓小日本的飛機扔下的炸彈給炸死了。我非常悲痛。他的犧牲和當年保衛廣昌戰役炸死幾十個少共國際師戰友一樣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創傷。想到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人民空軍，自己的飛機，而我又能親身參加新中國空軍的建設，這怎能不令人興奮呢？！
到北京後，我被安排住在前門西河沿的“光明飯店”，這可能算是空軍第一個招待所吧。飯店裡早已雲集了從全國各地調入空軍的幹部。有不少是戰爭年代我所熟悉的老同志，如坦克師師長興國老表曾克林，陸軍某師師長王學清，副師長姚克等。在飯店裡我們這些久別重逢的老戰友聚在一起，一邊等待分配工作，一邊議論著舊事和未來。
“五一”前夕，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王秉璋以及幹部部的部長楊春甫在東交民巷空軍司令部，找我和王學清談話。一見面劉亞樓司令員就親切地說：“你們倆能調到空軍來工作，我很高興。”因我在陝北給他當過警衛班長，所以這次見面一點也不感到拘束。
劉亞樓待大家坐穩後，緊接著又說：“空軍是我們軍隊新組建的軍種，可以說是百廢待興。過去陸軍的一些東西在空軍可能用不上了，但是陸軍的建軍原則和方針，艱苦奮鬥，紀律嚴明的好傳統則不能丟。調你們到空軍來，就是要你們把陸軍的這些優良傳統帶過來。”
我和王學清同志聽了劉亞樓司令員這一席談話，內心頓覺釋然。是啊，紅軍連二萬五千里長征都過來了，還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的呢！
劉司令員接著又徵求我們對具體工作的意見。他說：“現在有兩個工作讓你們自己考慮。一個是預科總隊、一個是航校的參謀長。我知道你們倆都是正師職幹部，要當參謀長，就得委屈一下嘍。”
聽罷，我當即表示願意去當航校的參謀長。我說職務高低無所謂，關鍵在基層可以一邊乾一邊學，還能儘快地摸索空軍各方面的知識。 劉亞樓同志聽後，十分高興地說：“這很好嘛！有的同志不願意當參謀長，楊思祿你願意去當，說明你有眼光的。我就是參謀長出身，我認為只有好參謀長，才能在將來當一名好主官！”
我在北京過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便赴山東濟南第五航校走馬上任了。
當時五航校的校長是方子翼，政委是王紹淵，我任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是仉少久。校長顧問是蘇聯的杜洛夫，參謀顧問是蘇聯的馬林若夫。
初到航校時，我憑著自己的工作熱情、強健的身體，拚命地乾工作。不管是營房建設還是部隊管理，甚至籃球比賽，我都盡力參加。但在實踐中我唯一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是在飛行技術管理上確實有許多不懂的地方，所以我給自己訂了一個小小的計畫，必須儘快由“外行”變為“內行”。每次到機場時，我總想坐一坐飛機，體驗一下空中的滋味。可那時的教練機不是什麼人都能隨便坐的。後經我向蘇聯顧問再三請求，終於同意讓我坐一次飛機了。當時我高興極了，可是萬沒想到的那個飛行教官不知是成心要整我一下我這個從陸軍部隊來的“大老粗”，還是要顯示一下他自己的高超技術，飛機升空後，他不是大坡度地拉升爬高，就是左右翻滾，動作十分粗猛。雖說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可連半點新鮮感還沒嘗到，便早已吐得不成人形。落地後下飛機時，只覺頭重腳輕，如墜雲裡霧裡。可我還是拒絕了別人的攙撫，硬是堅持自己走下了飛機。
正是從那時起，也許是那個飛行員的有意捉弄，使我突然萌發了一股強烈的願望：那就是我要學飛行！一定要學會飛行！否則我無法在空軍乾好本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