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書院

桐江書院

書院位置:位於今台州皤灘鄉山下村與板橋村之間 建造年代:宋幹道(1165-1172) 建造人:方斫 歷史人物:朱熹、王十朋等

簡介

桐江書院相冊桐江書院相冊

桐江書院系宋幹道(1165-1172)方斫建,以其祖先方英先生是桐廬人因名桐江。桐江書院位於今台州皤灘鄉山下村與板橋村之間。據當地老人介紹,當時的桐江書院前有鼎山疊翠,後有溪水縈迴,東有鑑湖煙柳,西可登臨道淵山,確是環境清幽的鐘靈毓秀之地。由於方斫“卓然屹立於眾醉獨醒之中”,是“東南學者表正之師”。所以,桐江書院創辦後,名聞遐邇,“四方之學士文人,負笈從游者嘗踵相接。” 朱熹、王十朋等歷史名人新筆題寫的“鼎山堂”、“桐江書院”匾額沿存。王十朋(1112-1171)南宋樂清人,1157年進士第一。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曾兩次巡視仙居,並滿懷激情地留下了“鼎山堂”三個字。這個有朱熹真跡匾額至今還保存著。

歷史淵源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期的統一和穩定”,宋太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只守住了半壁江山,國勢遠沒有漢唐時期那樣強大,科舉取士的制度進一步地完善,大大地放寬了平民子弟做官的門路。龐大的官僚機構促使朝野上下在文化上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可謂“上承漢、唐,下啟明、清,紹述創造,靡所不備。”特別是宋儒學的興盛從廟堂逐漸影響到民間,並在民間獲得廣泛的回響。

兩浙經過吳越國九十年的太平生息,經濟文化已經很繁榮,這種繁榮對後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宋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陳襄蒞任仙居縣令始,創學宮,擴文廟,作《勸學文》、《勸俗文》,規勸鄉民子弟從學,始開儒學之風。按《宋元學案》,陳襄親授弟子的仙居人如呂逢時、陳砥。從此仙居的科場宦業、學者儒士,人材輩出。

“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宋金交戰中的次次失敗,南宋政權只能偏安於臨安(今杭州),臨安成為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一變化,對於兩浙地區來說是根本性的變化。偏安的南宋政權無心北伐,大興文治。在地方除官方創辦的州縣官學以外,各地的民間書院不斷湧現。印刷業的發達使書籍出版相當方便,大量的經典書籍流入民間。在民間鄉紳階層中,以有影響的學者儒士為知識界的領袖,形成民間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書院這種辦學方式分擔了朝廷培養科舉人材的責任,以其學術獨立性,使新興的理學得到廣泛傳播,也使這些知識界的領袖們在朝野上下獲得尊重。桐江書院的創立進一步推動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傳播,並對浙東南一帶學術界影響甚深。

桐江書院距皤灘古鎮東兩里,山下村東、板橋村西。書院北望永安溪,東臨鑑湖,西南有道淵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狀如鼎足” 。書院始建於宋幹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為晚唐詩人方乾第九世孫方斵所建。

山下、板橋兩村村民多為方乾後裔。方乾詩文卓越,而相貌醜陋,又喜歡捉弄人,見到自己不合意的人就地拜三拜,人稱“方三拜”。青年時,文章得到錢塘太守姚合的賞識,晚唐紛亂的政治局面讓他一生都浪跡于山水之間。方乾與孫郃友善,“嘗過郃里,愛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後世子孫遂家於此”。孫郃家鄉仙居的山水讓方乾留戀不已,他就帶著家眷僑寓在皤灘板橋。方乾最後隱居在會稽,死後,宰相張文蔚上奏朝廷賜進士,進私謚為“玄英先生”。事實上,方乾第八代孫才真正回到方乾曾經僑寓的地方,並定居於此。書院的名稱以及周圍相應的鑑湖都是紀念先祖方乾而命名,因為方乾是浙江桐廬人。

書院的創始人方斵,字宗璞,號子木、又稱韋溪先生,宋幹道八年(公元1172年)特科進士。方斵以方氏族產創辦桐江書院,“旁置義田數十畝,以備四方來學膏火之費,一時文人薈萃”。鄭公鯉《韋溪先生祠堂記》稱“在紹興間,蔚為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韋溪先生”,“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於眾醉獨醒中,遂為東南學者表正之師。”方斵門徒眾多,如淳熙二年(公元1048年)年特科進士方剛,張布、黃宜等。出自書院的仕宦儒者代之不乏其人,如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特科進士方一新;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武科進士方初;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武科進士方裕等。

在當時,桐江書院以民間學術機構的出現,不單促進當地科舉的成就,培養了眾多的文人儒士,更加寶貴的是以桐江書院為載體,方斲以其個人的人格魅力和學術修養,吸引了南宋當時一流的學者。諸如朱熹、吳芾、王十朋、陳庸等人與方斵的交往,這種交往形成相對固定的學術圈子,相互砥礪,可謂千古佳話。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提舉浙東茶鹽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觀,慕名遣子從學於桐江書院,並手書“桐江書院”,“鼎山堂”兩匾。清光緒年間《板橋方氏宗譜》還收錄一首據傳為朱熹的《送子入板橋桐江書院勉學詩》:

“當年韓愈送阿符,城南燈火秋涼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條拂水春生魚。

汝若問儒風,雲窗雪案深功夫。

汝若問農事,曉煙春雨勞耕鋤。

阿爹望汝耀門閭,勉旃勉旃勤讀書。”

按《板橋方氏宗譜》載,王十朋也曾手書“東南道學世家”、“理學明宗”兩塊匾額。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王十朋以宋高宗趙構御筆親批“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 ,登榜狀元。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王十朋懇請高宗出兵抗金,力薦張浚,劉錡,高宗採納了王十朋的建議。因為主和派的壓力,無奈請求下野,高宗最後讓其主管台州崇道觀。

王十朋結識方斵在登仕之前,兩人相互仰慕。交往之初,桐江書院尚未建成,題贈兩匾則在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上。

王十朋是通過吳芾認識方斵、陳庸,朱熹也是如此。吳芾於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首任樂清縣尉,任職期間“視官物如同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以,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並大治學宮,以至後來樂清人材輩出,王十朋推譽為“吳公治行今第一”。和王十朋相似,吳芾任監察御史時,宋軍兩淮抗金失利,金兵入侵長江,曾屢次上奏高宗駐蹕建康(今南京),積極抗金,以鼓舞宋軍士氣。王吳兩人私交甚好,有詩文唱和傳於後世,吳芾還將自己門生陳庸推薦給王十朋,王十朋與陳庸十分投機。淳熙九年,時任江西提刑的陳庸聽說朱熹出任台州,曾專程“送之與浙江亭”。朱熹來仙居,還專程拜訪了隱居在官路畫湄潭的吳芾。聽說朱熹到訪,吳芾“野服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生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

他們不僅在政治、學術上意趣相投,維繫一生的交往更為難得。陳庸逝後,朱熹作輓詞兩首,“一別今時論,三年想頌聲。只今空老淚,難得濁河清”以此來緬懷摯友。王十朋在《陳提刑輓詞》 稱“棣華玉潤皆文杰,潛德幽光發妙詞”。幹道七年(公元1171年)王十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逝于樂清故里。朱熹拜訪方斵時,王十朋已經乘鶴仙去,在朱熹筆下王十朋“蓋所謂德行廣大高明,知新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翌年,吳芾撒手西歸,朱熹寫了三首輓詩,並手書神道碑立於吳芾塋前,輓詩中朱熹稱吳芾“台省傾辟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

桐江書院在歷代屢毀屢建,儒學在仙居自此弦誦不息,自出桐江書院的儒士“達則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或寄情山水或耕讀鄉里。元朝皇慶中期,方誌道重建桐江書院,以振家聲,以弘揚先祖辦學之傳統。距山下村南面蟹坑嶺上有方誌道的摩崖石刻詩,字跡剛勁渾厚,楷書陰刻,詩文:

“綠林鎖霧氣潛消,鐵騎追風將獨豪。

端要攄忠期報捷,不須懷古事登高。

右客湖廣方蘭亭寄兄桐廬九日懷古,時至元丁丑秋望,摩崖葉純。”

詩作者方蘭亭系板橋人,名志道,字成之,號蘭亭。作者的生平事跡沒有更多的文字可考證,諸如方誌道這類名士浪跡江湖與廟堂之間,儒士處世多了幾份隱逸和灑脫。

桐江書院對於後世的儒士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歸宿。他們往往抱著朝聖者的心理來尋訪或許已經殘牆斷垣的桐江書院,來此撫今思古,追懷桐江書院那一段輝煌的歷史。按清代林孫枝《桐江書院遺瓦歌為谷音方丈賦》 ,乾隆辛亥(公元1791年),當地農民鋤田得到一片明嘉靖年間書院遺瓦。自宋至清,歷代政權更迭,兵燹毀壞,屢毀屢建,周圍數株合抱的苦櫧樹見證了日月滄桑。歷代歌詠詩詞不少,清乾隆年間張龍圻的《鑑湖映月》:

“滿目玻璃夜靜時,天心水面兩相宜。

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從鏡里移。

鵲結柳梢驚寒蟬,魚潛萍毯畏垂絲。

當年奇蹟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師。”

詩中所描寫的正是張龍圻尋訪桐江書院遺址時的情景。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候選知縣方松亭在其廢墟上重建。民國期間書院曾改為祠堂,解放後辦過山下國小。文化大革命又使書院一片狼借,朱熹手書的“鼎山堂”匾額被藏至湫山鄉方宅村,王十朋手書“東南道學世家”、“理學明宗”兩匾被毀,柱上的對聯或被鑿空,或者塗上石灰得以保存。一到春天,書院前面是滿畦的油菜花,金黃燦爛,書院的背後綿亘不盡的青山,古苦櫧樹依然蓊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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