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鬱悶！采線走錯了路，榆次原來有兩個後溝
4月20日前往榆次後溝村采線，大失所望，悻悻而歸。早晨極不甘心地上網繼續查閱資料，方知昨天走錯了路，昨日之後溝並非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後溝村。我們去的是烏金山鎮的後溝村，而報紙上介紹的是東趙鄉的後溝村，地圖上標註的地名是東後溝。 鬱悶。就當什麼什麼也沒發生。 塊墓誌將後溝村歷史追溯到唐朝 人民網山西視窗12月23日電 距榆次城區22公里的東趙鄉後溝村，今年初被文化部、中國文聯確定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惟一古村落範本。這個被考古學家、民俗專家稱為“活化石”的古村落，其歷史究竟有多長成為一個謎。12月，東趙鄉文物大普查找到一塊墓誌，這塊墓誌將後溝村的歷史追溯到唐朝，後溝村身世之謎今天破譯。 這是一塊青石墓誌，墓誌蓋基本呈正方形，邊長約38厘米，厚4厘米多，中間突起部刻有“張公墓誌”。墓誌底，銘文豎起排列：“唐故清河張府君夫人隴西董氏合附墓誌”。墓誌記述了張公崇暉為“清河盛族”、“代積冠冕”、“詔封孝門”、“因避地於茲”，唐元和14年（公元819年）81歲病卒於家中。13年後即大和6年7月，其夫人隴西董氏89歲去世。同年10月14日，長子朝縱、次子朝興、三子朝翰為其夫婦舉行了合葬儀式，地點就在“霞丘里村西北域四里”。 東趙鄉文化站許文明指著墓誌拓片說，經過反覆考證確定，墓誌中的“霞丘里村”就是現在的後溝村，清河張公崇暉和他的三個兒子就是該村的遠祖。後溝村現在仍有80％的村民為張姓人家。這是塊穿越了近1200年的墓誌，期間，這一帶的地形地貌、自然生態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霞丘里即霞光照耀的山嶺，當地人口語發音將“嶺”習慣念作“里”。 此前，專家學者對這古村落的歷史說法不一，古建專家考證該村觀音堂內古柏樹身打眼兒，判斷有近700年的歷史；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協會主席馮驥才對該村觀音堂南殿大梁彩繪龍紋十分關注，認為從畫風來看似金元時期作品。觀音堂壁龕刻有“大明天啟六年”，是張公墓誌發現前後溝村最早的文字記載。墓誌的發現揭開了該村身世之謎，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古村落惟一範本提供了新的歷史佐證。 走近“化石”後溝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後溝村，經過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數名專家歷時半年的考察和反覆論證，被確定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惟一的古村落調查範本。 □後溝村民居多為清、民國年間建造的獨立式窯洞，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主，門前的抱鼓石、門枕石、門楣以及照壁仍保存完好。村口的關帝廟和觀音堂精美完整，鐘樓、鼓樓遙相呼應。古戲台還保留有上世紀50年代戲班演出的劇目。古戲台對面是一座菩薩殿，屋頂的琉璃瓦依然色彩艷麗。 □關於文物、世界文化遺產要不要旅遊開發，如何開發的爭論，早已不是新鮮的話題，後溝，作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同樣無法迴避開發與否的困惑。 “後溝的全國知名度起來了，我們肯定對設施進行規劃和建設，以免大量參觀者一擁而入；尤為重要的是民間文化遺產的脆弱性，決把她作為精品來開發，做成全國品牌！”2003年7月23日，在從後溝村返回榆次的途中，當地旅遊局一位官員告訴記者。 不久以後，這個訊息便得證實。太原某雜誌2003年第8期報導：“後溝區已被晉中市、榆次區列為原生態文化的旅遊景點，正在著手開發。” 相比新華網山西頻道2003年7月12日播發的“山西後溝村被確定為中國古村落典範”，後溝村要被旅遊開發的訊息顯然沒被引起外界足夠的重視。據說，當地一位領導曾強調對此要低調，因為“問題太敏感”。 只是，不知馮驥才先生聞聽此訊會有何感想。對於後溝的發現和被重視，馮先生可謂功不可沒。 “如果錯過了搶救機會，10至15年時間，國粹一半看不見了，一半旅遊化和商業化了。”2003年3月，馮驥才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曾感嘆道。 盛名之癢 “聽說是什麼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具體情況，咱也不了解。”31歲的張建平，一臉憨厚地笑著說。張是山西省榆次區東趙鄉後溝村農民，國小文化程度，還沒有娶妻，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新華網山西頻道2003年7月12日的一則訊息，可以說使張所在的這個小山村“一朝聞名天下知”，儘管它此前已經在黃土高原的溝壑里默默地存在了幾百年。該報導稱：“經過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數名專家近半年的考察和反覆論證，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後溝村被確定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惟一的古村落調查範本。” 顯然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盛名”，大多數“生於斯，長於斯，甚至死於斯”的村民，和張建平一樣並不知道其真實意義。但是，那些屢屢光顧的高級小轎車、一住十天半月，扛著攝像機或照相機的記者們，還是讓他們從中隱隱地意識到什麼，或者說期待著什麼。“改變生活！”2003年7月23日，張建平毫不遲疑，乾淨利索地吐出這四個字時，多少讓人有些詫異。時近傍晚，在祖上遺留下的窯洞里，光線有些暗淡的，但他的眼神卻閃著希冀的光亮，儘管夾雜些許茫然。或許，在張建平們的心目里，所謂的“改變生活”，也不過是搬離祖上遺留下的窯洞，娶個媳婦，住上寬敞亮堂的新房。正是因了祖先們的遺存，後溝村才贏得了世人關注的目光，然而，世代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希望藉此契機“改變生活”的願望又是如此迫切。 這，能否看作是後溝村正在遭遇始料未及的盛名之癢呢？ “化石”後溝 “榆次區後溝村靜靜地生活了幾百年，也許是上千年，但是在商品文化所向披靡的今天，她突然被人們發現是一個代表，一個經典，是黃土農耕文化的‘化石’。”2002年底，一篇關於後溝村的新聞如是說。 據說，後溝村完整保存的文化村落狀況曾令著名作家馮驥才讚嘆不已。 村支書張春貴向記者介紹，後溝村過去的廟宇相當完整，頗具規模，南有魁星閣，東有文昌廟，北有真武廟，西有關帝廟……可惜的是30多年前拆了許多，現在西面剩下關帝廟，村中還有古戲台和菩薩殿等。 村口的觀音堂，保存得最為完整。院內左右方向的鐘樓與鼓樓飛檐高挑，東西對峙，很有氣勢；正殿梁架上的彩繪雖經數百年的歲月滄桑，但透過塵埃浮土，依稀可見其當年的光彩。有專家稱這在山西晉中相當罕見。 告別觀音堂，通過一座水泥橋，上一截短坡就到了後溝村的中心區。 矗立在正面的木結構戲台，不免有些風燭殘年的老態，但據說每年正月里還可派上用場，唱幾齣晉劇。顯然，它作為村民文化活動中心的地位，數百年來無可取代。戲台前左側的高台上是店鋪商家，現在仍是小賣鋪，前店後院，竟和當下城市房地產業流行的“商住兩用”概念不謀而合。在戲台的正對面，是一座菩薩殿，殿頂屋脊色彩艷麗的琉璃屋脊，很是惹眼，打老遠就能看得到。 現在後溝村裡的民居仍多為清、民國年間所建的山西特有的獨立式窯洞。其中張先傑家頗為奇特，正房是上下窯式結構。一進門是下窯，空間較狹小，有灶台、水缸等，用作廚房；一直往裡，有數級台階通往上窯，是張先傑和老伴張丕蓮的臥室，上窯前壁高出下窯頂處開有一個很大的天窗，以解決上窯採光問題；而在下窯進門右側平行位置，另有一窯和下窯相通，是小兒子張建平的臥室。是不是有點城市樓盤所推崇的“樓中樓”結構的意味？ 然而，後溝村更令外人稱奇的是其地下排水系 統。由片石壘成的3條地下排水通道，從山頂連貫院落街道，最後匯入穿村而過的龍門河。不僅做到了“天降大雨，院無積水，路不濕鞋。”而且，後溝村的房屋都是依山而建，雨水全部入了地，走暗流，就避免了地面排水，水患來了不會衝倒房子，其規劃的科學性顯而易見。最難能可貴的是，這地下排水系統，歷經數百年仍在發揮作用，堪稱“孤本”。 經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委書記耿彥波推薦，2002年11月，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馮驥才組織中國民間文化搶救工程的一些專家成員到榆次後溝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採樣時，認為後溝村無論規劃布局、建築風格，還是民風民俗都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 在隨後長達半年的時間裡，民間文藝家們對後溝村的生態、農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飾、飲食、居住、家族、誕生、成年、結婚、拜壽、殯葬、信仰、醫藥、遊藝等民俗活動以文字、攝影、攝像等形式製作成“後溝村民俗記錄範本”，已被收錄入《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普查手冊》。 “老祖宗如何生活，現在還如何生活。”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常嗣新認為，“民間文化遺產強調的就是原汁原味，是民俗文化的原生態，而後溝村可以說是黃土高原農耕文化的一個縮影，這也是其價值所在。” 深山藏古村 後溝村能夠保存至今，可以說和她所處的偏僻地理位置不無關係。 出了街道寬闊、高樓聳立頗有現代色彩的榆次城區，往東16公里的柏油路路面毀壞嚴重，坑坑窪窪，顛簸不平，到了東趙鄉政府所在地，再順著山溝往北6公里，就到了後溝村。 從地理地貌看，由於地處黃土高原低山丘陵，溝壑縱橫、支離破碎，歷史上的後溝村交通狀況極為不便。即便是現在，仍然顯得相當閉塞。村里通外的道路，多為土路。最好的是去東趙鄉的6公里柏油路，是記者所見過的：窄窄的，且有多處被河水衝垮。 至於交通工具，村支書張春貴介紹說，村里目前有17輛蹦蹦車（農用機動三輪車）、二馬車（只有一匹騾子拉，車棚較小，適合一家一戶的運輸）、驢子、牛和馬。偏僻的地理自然環境，儼然成了後溝村天然的保護禁止，至少將外來破壞力量的影響降到了最低程度。 托經濟落後的福 地處窮鄉僻壤，加之交通不便，或許並非是制約後溝村經濟發展的惟一因素。然而後溝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後，日趨邊緣化卻是事實。“過去，後溝可是個好地方。”55歲的張丕蓮大娘的語氣里不無感慨，更多的是無奈。歷史上的後溝村，曾經輝煌過。曾經有過年產90萬斤梨的驕傲；曾經有過遠近村落廟宇最多、唱戲最多的繁華；曾經有過20世紀80年代，人均分派糧食400斤、現金收入150元的富足…… 可是，2001年榆次區農民人均純收入2938元，而後溝村人均收入僅為400元，即便將他們雜七雜八的其他收入湊進去，顯然還遠低於榆次區的平均水平。“東趙鄉是榆次的三類鄉鎮，而後溝村又是東趙鄉最差的村。”2003年7月23日下午，後溝村支書張春貴稱。 “說明村里人們沒錢，有錢的話早就去翻蓋新房了！”對於為什麼後溝的老房子能夠得以存在至今的問題，村民張建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村支書張春貴則分析說：“主要是經濟落後，（村民們）翻蓋不起；再就是當地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習慣住窯洞。”據了解，截至目前，後溝村僅有6戶人家蓋了新式的磚混結構的平房。 顯然，經濟的相對落後，致使後溝村民對外來的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接納、模仿和吸收能力變弱。這樣，後溝村內部產生的合理（因為村民擁有接納、模仿和吸收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權利和自由）破壞力就無法形成氣候，從而不可能對後溝村原有的文化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觀點 “有人開發旅遊好啊。種地沒前途，外面的人來的多了，至少可以做點小生意，增加收入，日子好過些。”張丕蓮大娘已經開始盤算未來。而村支書張春貴則不無關切地詢問：“不知是全村整體開發，還是選幾家幾戶先行啟動？”顯然，後溝村民擺脫貧困的心理，在有關方面旅遊開發的催化下，已是有些急不可耐。 然而，關於文物、世界文化遺產要不要旅遊開發，如何開發的爭論，早已不是新鮮的話題。但至今未聞定論，卻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那么，是否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就能迴避同樣的困惑？ 山西財經大學旅遊管理系的一位教授認為：民間文化遺產和旅遊資源的著眼點不同，民間文化遺產側重於保護，而旅遊資源則意在招徠遊客，贏得經濟效益。從旅遊產品的獨特性、可進入性和互補性角度分析，這位教授並不看好後溝的旅遊開發。 對於後溝的旅遊開發，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常嗣新的表態相當審慎：“後溝首要的工作是要加大保護力度，加強周邊環境的整治；近期降低宣傳力度，加緊周圍基礎設施的規劃和建設，以免大量參觀者一擁而入；尤為重要的是民間文化遺產的脆弱性，決定了有關開發的難度，我的意見是不適於大規模的開發，即便要開發，也必須要在專家的參與、指導下，有組織地進行，確保‘修舊如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