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繩武[武安修志館館長]

李繩武[武安修志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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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繩武,男,1884年出生,武安鎮南關街人,畢業於河南官立法政學校,曾任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參事,1934年至1937年任武安修志館館長。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士紳,也因主持編纂《民國·武安縣誌》而為武安文化作出了貢獻。

基本信息

李繩武

李繩武,武安鎮南關街人。1884年生,卒年不詳。畢業於河南官立法政學校,曾任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參事,1934年至1937年任武安修志館館長。李祖籍武安下白石村,從其祖父輩始遷至武安城,後定居武安城南門外(現武安棉油廠舊址處)。李有4男2女,長子培基,次子德基,三子厚基,四子崇基。其妻為武安城內大西關街張氏之女張秀珍,是一位受過教育,有知識的女性。李繩武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開明士紳,1938年,日本人侵占武安城後,進城必須持有良民證。李不甘受辱,不辦良民證。雖住武安城南門外,家距城內不過數里。8年中,卻從未進過日本人統治下的武安縣城。有人介紹李妻到城內學校任教員,李繩武嚴詞拒絕,並對其妻說:“我絕不答應你去城內學校教書,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效勞”。1945年9月6日,武安縣城解放,民主政府邀請李繩武參加減租減息會,李回到家中,把佃戶集中起來,當眾宣布減免了佃戶的地租。1945年春節前夕,李繩武帶著全家移居河南省開封市,後定居鄭州,以行醫為生。只有長子李培基全家留在了武安。
李繩武不僅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士紳,也因主持編纂《民國·武安縣誌》而為武安文化作出了貢獻。武安首部縣誌創於明代嘉靖年間,之後有《天啟·武安縣誌》、《康熙·武安縣誌》、《乾隆·武安縣誌》多部問世,這幾部縣誌雖為官修,然均未組織專業班子,終因人單力薄,蒐集資料不全,考證史料不細,給後人留下許多缺憾。並且從乾隆四年(1740年),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已近200年未再續修。1933年冬,杜濟美任武安縣長,“奉檄修志”,發起成立武安修志館,任命李繩武為修志館館長,吳淞中國公學預科畢業生,武安西大河人郄濟川為編撰主任,王錦章、李本性、李正邦、胡振邦、李宏基、申文煥、谷騰蛟7人為編撰。另配有測繪,事務,採訪人員25人,總計32人組成,修志館設在縣政府東偏院。開館後,李繩武召集編撰人員先是研討志書體例和修纂方法,蒐集海內外名集數十種,用於參考借鑑。並派採訪人員分往城鄉各地調查田野史料,採訪口述歷史,“舉邑之史地、圖考、民財、建教、實業、社會、宗教、職官、選舉、人物、藝術,下逮村鎮風土,諸情實,無不撰述成篇”。在專題撰寫成篇的基礎上,開始全書的編纂。從1934年2月至1935年5月,歷時3年脫稿。經費來源每保出資15元,合計680元,按時價可印500本。正擬付印,突遭“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志書暫停印刷出版。由李繩武將草正兩稿,分藏兩地,印書專款,存置商號,徐待時機。至1940年,偽縣長王心耕“聞稿之脫也,索而閱之,亟欲付之剞劂,公諸社會”,責成編撰主任郄濟川攜款赴京,籌辦出版。時隔7年,物價騰貴,原籌措的舊款6800元,已不夠印刷500本的費用,實需9000元,不足部分由縣財政補齊。郄濟川在北京光明印書社校閱多遍,費時4個月,時至1940年仲夏,《民國·武安縣誌》終於與讀者見面。《民國·武安縣誌》堪稱良志。這部志書共22卷,約75萬字。線裝,外配紫布硬殼封套。武安圖書館保存有若干套,少量散落於民間人個手中。用現代志書的評價標準衡量,亦毫不遜色,可以稱得上是“體例嚴謹,資料翔實,記述準確,印製精良”,成為現代人研究武安文化史歷史必不可少的工具書,資料庫。這部志書,概括起來有三大特點:一是保存資料豐富。明清兩代武安的幾部縣誌中的資料幾乎悉數保留,同時又採訪了許多口碑資料,有不少碑刻料,因年代久遠,風吹日曬,字跡漫漶不清,或被毀被盜,經當時采編人員的搶救,保存在《民國·武安志》書中,使今人有幸方能夠看到。有不少統計資料保存下來,使我們研究武安的歷史才有了科學的依據。如果沒有《民國·武安縣誌》,武安1990年版的《武安縣誌》也許會省下不少空白和缺項;如果沒有《民國·武安縣誌》中對武安境外商業的調查統計資料,當今對“武安商幫”的研究,也許是一堆零星資料,而難以窺見全貌;二是考證史料嚴謹。志書資料的真實,準確,是志書的生命所在。《民國·武安縣誌》對前幾部武安志書的資料不是照搬照用,而是逐一考證,以信史入書。誠如李繩武在《敘例》中所言“方誌所以志地方史跡,著錄家以入於史,……故纂輯方法,一本乎史法”。體現了李繩武嚴謹的編志態度。李在這部志書中對前幾部武安縣誌中的許多資料至新進行了考證。試舉幾例:①長平坂,舊志雲在縣南三里,廣袤八十里,白起詐坑趙人即此地,一曰長平在高平。《民國·武安縣誌》說:按《括地誌》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兩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史記·正義》雲,趙西壘在交平縣北六里,廉頗堅壁待秦處,東壘在高平縣五里即趙括堅壁自敗處,長本在高平無疑。邑志雲在縣南三里,廣袤八十里,今武安縣南,安得八十里之長坂耶,舊傳已久,仍存古蹟志,而附辯於此”。②“王伯當墓在縣西北沙洺里,存疑。舊志雲王伯當墓在武安,唐書無考。又傳王伯當生時,天狗嚎於杏花村,今武安有狗嚎村即其地,此不可信也。”③民間傳說,儒山為三國時曹植讀書處,《民國·武安縣誌》考證曹生為滏陽曹珏,因珏為金代正大末年人,珏里居武安又甚近,故曹生為曹珏無疑。三是突破了舊的志書體例,增設新志目,由於社會的發展變化,出現新的社會現象,舊志書的體例已經難以包括這些內容。因此,增設新志目,就顯的十分必要。《民國·武安縣誌》新增了《黨務志》對近代政黨的興起,給予了調查和記述。增設了《交通志》,對西方科技傳入中國,引起中國社會的變化,鐵路、公路的鋪設,電燈,電話,電報的安裝和使用,都作為大事,進行了記載,使志書的時代特點得以彰顯。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專辟了《村鎮志》作為附志,可謂創新。李繩武在《敘例》中稱:“縣以鄉村為單位,舊志不詳載村莊,殊為闕點。”在記述方法和內容上,“約略記述仿小志體例,各村山川形勢,氏族變遷,土地戶口,人民職業,無不詳細記載。”對全縣370多個村鎮逐一摸底調查,所記文字雖簡,要素俱全。成為今人了解社情、村情最珍貴的文字資料。總之,《民國·武安縣誌》為今人稱道的地方很多,作為一部有傳世價值的志書,被後人引用的次數多少,是衡量其社會價值的重要標準,而《民國·武安縣誌》大概是武安新舊諸志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部,而李繩武的名字也將隨著這部志書的流傳而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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