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代表這時法國正處於絕對君主時代。路易十四執政的54年中（1661-1715），把國王的權力發展到了頂峰。在政治上他崇尚王權至上，“朕即國家”，並且用“君權神授”來為王權至上製造理論依據。“朕即國家”的含義有三層：一是皇帝擁有這個國家，皇帝是國家範圍內一切財產和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儘管臣民的財產可以買賣，但臣民的財產處分權僅來自皇權的默認和授予，皇帝只要願意可以任何方式剝奪臣民這一權利，宰相及官僚系統的權力都來自於皇權的授予。二是皇帝代表這個國家，皇帝是整個國家的象徵，皇帝的形象代表國家的形象，皇帝的意志代表國家的意志。三是皇帝的家族之命運即國家之命運，皇家滅亡即國家滅亡，皇家富有即國家富有，臣民必須承擔保證皇家永遠興旺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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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路易十四甚是自大，自稱是“太陽王”。他有句名言，中文一般譯為：“朕即國家”。但這句話的翻譯卻有點“自作多情”：（1）法語似乎沒有“朕”這個詞。（2）路易十四作為一個“king”是沒有資格自稱“朕”的，他應該說“寡人即國家”才對，稱“朕”的應是拿破崙。（3）有一位翻譯家指出，路易十四的法語發音是法國一種較“土”的方言，而不是“巴黎音”，故此話應譯作：“餓就是國家”或“俺就是國家”才真切。但路易十四一定同意“朕即國家”的，什麼“餓”呀、“俺”呀，對於一位國王，不是太滑稽了嗎？王之威嚴何在？但這四個字的含義可不簡單，微妙的很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和“朕即國家”不是一回事嗎？不是的。前者強調的是“王”對於國家的合法占有，是極易使人反感的：憑什麼我們的“土”都是“王土”，我們都是“王臣”啊？而後者說“朕”和國家是一回事，換言之，“朕”是個八爪大章魚，是台超級電腦，，是旗幟、舵手、領袖、主教、董事長、總司令、法官、檢察官、警察、學者、藝術家、老師、父親、兄長的集合體。“朕即國家”強調的是“朕”和國家的高度融合，“朕”對於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以及“朕”對於國家負有的重大“義務”。
中國與此最為近似的觀點表達，首推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當時曹丞相外有孫權、劉備搗亂，內有“擁漢派”造他的謠，說他想篡位（他是想篡位，可當時並沒想。），於是急忙忙出來辯解，遂有此文。曹操寫詩作文，氣魄大，有話直說，魯迅先生和毛主席都喜歡他的文風。此文分兩部分，前一部分說，自己不過出來混混，沒什麼野心，沒想到運氣好，竟然“遂平天下”（吳、蜀算外國，不在“天下”範圍之內。）。自己呢，“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絕沒有“不遜之志“。並且表功到道：“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後一部分大談自己對於漢朝的感情，明“以小事大“的可能性。那么，把權交給漢獻帝不就得了？看著啊，理由來了：“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怎么樣，“己敗則國家傾危”，這不是“朕即國家”的最好註解嗎？有人說曹操此文多“英雄欺人之語”，可我以為，曹操實有“朕即國家”的情結，他真就這么想的。不但他，秦皇漢武、康熙爺、乾隆爺，乃至希特勒、裕仁都是這么想的。比如希特勒遇刺受傷後就暴跳如雷，他是真生氣：你們不是在謀殺我，你們是在謀殺德意志！
不但帝王、權臣、獨裁者有此情結，中國的“士”也有此情結：“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安石須起，要蘇天下蒼生”，比比皆是。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也唱道：“將軍那！不念蕭何念生靈！”仿佛公雞不叫，太陽就升不起來；沒有雞蛋，就做不成槽子糕；沒誰地球就不轉了。
吾之民族，亦有此情結。當初毛主席逝世時，多少人哭得像淚人兒似的：“毛主席死了，這以後可怎么辦那？”
“朕即國家”：“假公濟私”之典範，“強盜邏輯”之極致。路易十四！我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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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即國家”與“國家即朕”是一回事法國的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這應該是專制統治者最言簡意賅的宣言。想來，路易十四定是中國歷代專制統治者的知音。對這一點，中國的專制統治者都不需明言。不僅專制統治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臣民也心服口服。“朕即國家”的中國式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如果路易十四了解到他的中國同類，肯定會羨慕萬分。在傳統中國，根本不需要專制統治者自己來對權力進行宣示，自然有一大邦臣民極力維護。遇上正德皇帝這樣的主，叵不將自己的江山與權力當回事，就會有忠臣紛紛規諫道，皇帝就要有皇帝的樣兒。
所以，“朕即國家”在傳統中國是個深入人心的共識。過去，中國人推崇“忠君報國”，就是出於認同“朕即國家”這樣一種觀念。“報國”必須要以“忠君”為前提，如果不“忠君”，就談不上報國，因為國家是屬於君王的。或許有人要為此辯解，說“忠君”是指忠於明君，而不是忠於昏君與暴君。如孟子所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確實如此，儒家的“忠君”肯定是指忠於明君仁君。不能理解為還包括忠於昏君與暴君。但關鍵在於，臣民總得忠於一個君，誅此暴君則必立另一仁君，誅彼昏君則必尋另一明君。凡正，中國人不能生活在沒有專制統治者的“真空狀態”中，不然就會有無止盡的相互殘殺。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也！
那么，自辛亥革命後的近現代中國人，看起來似乎拋棄了“朕即國家”這樣一種政治意識。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宣稱國家是屬於全體人民的，而不歸屬於最高統治者一人所有。相應的，“忠君”就轉化為忠於國家。但國家是一個龐大的集合體，得有健全的民主機制來保證人民的利益。如果沒有的話，國家就必然被盜用，變成“國家即朕”。
波蘭學者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在對馬列主義的批判中認為，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先鋒隊的思想並把自己的理論看作是工人階級意識的表現，與列寧據此提出的“必須把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從外部灌輸到自發的工人運動中去”的思想，導致了馬列主義認為，黨的確比社會更了解社會的願望，利益和思想。那么，“一旦黨的精神依附於某個領導人，我們就獲得了一個最高公式：真理=無產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黨的意識形態=黨的領導人的思想=他的決策。”
昔宋有狙公者，對獼猴言：“給你們橡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獼猴皆怒。轉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獼猴皆伏而喜。
“朕即國家”與“國家即朕”亦復如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