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品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一個財經記者的採訪手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07.01）
曹康林《位置為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01）
《創業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智謀與防身》（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07.01）
參演電影
| 上映時間 | 劇名 | 扮演角色 | 導演 | 合作演員 |
| 2013.3 | 雲土地 | 萬老師 | 肖本軍，夏雙雙 | 曹權耀,楊雙琴 |
報導文章
《東湖不高興》（2010.04）
《尷尬漢陽》（2010.04）
《紅安不“紅”》（2010.04）
《黃陂之惑》（2010.05）
《獄中牟其中》（2010.05）
《解密神龍架》（2010.06）
《太陽秭歸》（2010.07）
《鐘鳴誰州》（2010.08）
《走三國》（2010.09）
《首富江夏》（2010.10）
《恩施發現》（2010.11）
《創意洪山》（2010.12）
《“陸羽”天門》（2011.01）
《鹹安·閒安》（2011.04）
《創業街密碼》（2011.05）
《蘄州憾事》（2011.06）
《水主洪湖》（2011.07）
《誰在改變武昌》（2011.08）
《“私奔”鄖西》（2011.10）
《迷途武當》（2011.11）
《光谷智造》（2012.02）
《隱形橋都》（2012.05）
《玩賺武漢》（2012.06）
專家評價
悲情似火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封面——讀《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湖北省企業家協會副會長謝麗萍
一本調查企業家悲情的書，卻寫得滿紙是火。在書里，我們看到的不是眼淚，不是悲哀，而是那種不被悲情打倒，不被悲情屈服，在悲情中成長，在悲情中拼搏的企業家精神。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頓時，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震撼，這種震撼如同燧石在受猛烈敲打中飛濺出來的燦爛火花，又如疾風中的勁草，在風中顯示著堅忍不拔的力量 。
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看到了企業家的“不倒精神”，因為他們是一種稀有人才，一種特殊人才，在任何環境中，他們都不會輕易倒下去，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借用牟其中訴訟代理人夏宗偉的口氣說：“每次到監獄，我見他的情緒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辦，然而都不能辦。他還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施展著他作為職業企業家的才華。記得在2002年，大約全國人大召開前後，對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資環境，發展湖北經濟，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龍頭？武漢，成為各級領導和老百姓普遍關心的熱門話題。雖在此次牢獄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暫地來過武漢兩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沒有褪掉商人本色。一談起武漢的建設和發展，他就忘掉了大牆內的寂寞，心情特別興奮。他曾對管教幹部談起：對武漢建設，我有個建議？可利用武漢的天然優勢，把武漢建設成為中國內陸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譽，長江、漢江貫穿武漢三鎮中心，周邊湖泊不計其數。武漢具備了威尼斯的自然條件，卻沒有成為威尼斯。如果把東湖、湯遜湖、沙湖等主要湖泊與長江、漢江打通連線在一起，把死水變成活水；把不能與江水相連的湖徹底改造，那武漢就變成了中國內陸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資環境、旅遊資源等就會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龍頭豈不就活了？……”
在監獄裡，牟其中還表示，他要把過去幾十年的奮鬥，當成學習的過程和經驗的積累，去實現他的三個目標：一是除開三年的恢復期以外，十年之內他會建成排列世界十強的一家企業；二是辦一座實習、研究智慧文明時代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大學；三是寫一本關於這種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經濟學著作。他說他在1980年，僅以借來的300元人民幣創辦南德，第二年的經營規模便超過了100萬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獄，公司變成了廢墟，還留下了五萬元的債務。不久，他又在負五萬元的起點上，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飛機易貨貿易業務，接著又成功地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這一次，他將從負3億元人民幣的起點上起步，他的感覺不是擔心，而是感謝命運又給了他一次證明自己價值的機會，他感到一種臨危受命的激動……21世紀初，石油大王、鋼鐵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東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位置為王》圖書封面在這裡《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我們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有人說悲情都屬於失敗者，然而，在《悲情》中，我們卻看到了成功者的“悲情”。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人生不能兩全，成功的背後總是有遺憾，這究竟是現實環境的局限還是個人能力的局限，她說不清。但她不會動搖她的理想追求，要為格力創輝煌。”
隨後是作者大發感慨：沒有見到董明珠，我很想當“董明珠”；見到董明珠後，我想當“董明珠”的勇氣突然消失。這時，我才知道，中國家電為什麼只有一個“董明珠”。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 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
中國古代傳說：20歲的美女慶都在陰風悽慘、雷雨交加的荒野中與一條猙獰的赤龍交媾，14個月後，生下了理想的仁德聖君：堯。
其實，美與悲情結合，同樣可以產生偉大。如果一個悲情企業家沒有爆發出崇高的精神之火，那是因為他的悲情沒有與美結合。
在悲情企業家面前，一般顯示著三條路：
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
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
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對他們來說，悲情不是淚，不是冰，不是雪；悲情似風，似電，似火。像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他們向我講述悲情時，我沒有看到一滴淚水，沒有看到一絲悲傷，而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火
二條焰在向我撲來？那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在燃燒！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看完《悲情》，我們突然發現：企業家都是冒險家，都是愛挑戰極限的人，他們不斷把自己拋向絕境與極限，又在極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縱即逝的巔峰體驗。作為個體，他們未必是為“冒險”而生，為“挑戰”而來，但作為群體，他們都似乎承擔著人類的某種使命，無論是成功與失敗，都在書寫一部不朽的《創業史》。
一部解剖中國企業家心靈的書
——評《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文/ 葉滿堂
《智謀與防身》封面這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講述中國企業家生存狀態的危情報告，書中講了19位中國著名企業家令人辛酸的悲情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翁，涉及到中國企業的各個行業，他們的悲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圖謀“企業帝國”進了監獄，有的因企業失敗而到處流浪，有的因改制而下崗，有的因急功近利而丟掉了性命，有的因搶占一個市場高地而犧牲了家庭，有的因繼承“王位”背負重大壓力……他們痛心，但未死心，且獻身企業的精神支柱沒有倒塌，即使是失敗了，也不放棄“東山再起”的希望。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這種力量雖然是悲壯的，但給人卻是向上的。
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們發現企業家是不會輕易倒下去的，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悲情》中的企業家，幾乎都信奉著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你現在是什麼，而是你希望成為什麼。”因此，他們工作起來充滿激情，不知疲倦……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鴻儀系”的領軍人物鄢彩宏，在資本市場裡圈了不少錢來構建自己的產業帝國，然而，他卻不知道“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裡，要進行成熟的資本運作，先天就存在很多缺陷”。他經不起“資本來錢快”的誘惑，而去火中取栗，結果釀成悲劇。有人說他是開著一輛資本運作的賓士車，卻在崎嶇不平的市場小道上行駛，能跑出什麼樣結果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國家要進行資本運作必須要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
《悲情》還深刻地剖析了國企老闆失敗的心理因素？經營者的付出與報酬不對等。如活力28的衰退、健力寶的風就是如此。美國經濟學家格魯德曼也認為：“中國企業家太窮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國企業”。據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太平洋國際（Ttowe Perrin）最近進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調查，結果顯示，各國大企業總裁的平均年薪為：美國106萬美元，英國70萬美元，法國60萬美元，德國41萬美元，瑞典35萬美元。而中國企業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萬元人民幣左右，有的還低於這個數。在一個產權不清晰的經濟模型中，不管馬兒跑多快，給馬兒吃的草就那么多，因此循規蹈矩做國有企業的“老闆”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悲情》還告訴我們，在中國企業中，還有一種悲情是經營方法上的原因。這些企業家們習慣於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兒子”養，這種從計畫經濟母胎中繼承的“養兒情結”難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他們不清楚，企業不僅是市場中的一個主體，更是市場中的一個商品。企業家必須實現從“企業經營”向“經營企業”的轉變，也就是說必須把企業當“豬”來養，而不能當“兒子”養。《悲情》中的有些搞創業投資的企業家投資為什麼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投資項目當“兒子”來養了，沒有儘快將其孵化成熟賣出去。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企業角色轉變為“豬”，把自己的角色轉變為“養豬專業戶”，他們就可能會避免悲情的產生。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在悲情中不倒的企業家也是一種偉大。 有人給悲情企業家歸納了了三條路：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悲情》中的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四是作者視角獨特。《悲情》給我們的受益是多維的，既讓我們了解了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狀態，又給我們標出了中國企業失誤的陷阱，還對中國企業家文化進行了批判。我們在看《悲情》故事的同時，我們的大腦也在接受一次聖潔的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