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烈忠武陵廟志

昭烈忠武陵廟志

潘時彤,清道光九年(1829)修纂並雕版成書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第一部詳細記載武侯祠歷史的專志。該書共分十卷,包括卷首、祀典、陵廟、事實、世系、藝文、製作、雜識等內容。

簡介

潘時彤與《昭烈忠武陵廟志》
李兆成
內容提要:清道光年間華陽縣舉人潘時彤纂修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成都武侯祠歷史上唯一的一部志書。此人在嘉慶年間即以其學識而纂修了《華陽縣誌》,他愛好“三國”,常游武侯祠,熟悉祠內的文物和建築,因而成功地編纂了這部重要的志書。
關鍵字:潘時彤 嘉慶《華陽縣誌》 黃合初 張合桂 《昭烈忠武陵廟志》

潘時彤與嘉慶

一、潘時彤與嘉慶《華陽縣誌》
清道光九年(1829)修纂並雕版成書的《昭烈忠武陵廟志》,是第一部詳細記載武侯祠歷史的專志。該書共分十卷,包括卷首、祀典、陵廟、事實、世系、藝文、製作、雜識等內容。應當說,這是今天 我們了解武侯祠最重要的一部文獻。
該書的作者為潘時彤。潘時彤,華陽縣人,其父潘元音亦為華陽縣名儒,民國《華陽縣誌》卷十三中有《潘元音傳》。潘元音,字希聲,號東庵,乾隆庚辰(乾隆五十五年,1790)舉人,曾授廣東陽山縣知縣等職。潘元音多有著述,有《東庵詩文集》,民國《華陽縣誌》的《藝文志》中,載錄有潘元音多篇詩文。
潘時彤,字紫垣,華陽縣人,生卒年不詳。潘時彤曾於嘉慶甲子(嘉慶九年,1804)中舉,估計其時他的年齡應在20歲以上,則其很可能生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潘氏“家世藏書”,潘時彤之父潘元音學識不凡,這對潘時彤的學習提供了便利;而他自己又“性復好學”,故養成其學識,所著詩文多為一時之選,著書多種,人稱“著述宏富”,“稱博雅焉”,為其時成都地區有相當名氣的士人。
嘉慶年間,潘時彤曾應華陽縣知縣董淳之邀,修纂了嘉慶《華陽縣誌》,該書總計有四十四卷。此前尚未曾纂修過《華陽縣誌》。據董淳嘉慶《華陽縣誌·序》載,清嘉慶十七年(1812)四川總督欲重修《四川通志》,經報請朝廷同意,在成都開設了修志局,各縣均普遍開修志書,華陽縣令吳朴亭也“集紳耆採訪”,開修華陽縣誌,但事尚未告竣,吳即調任臨邛縣令。新任的華陽縣令董淳于嘉慶十九年到任後,查閱了吳朴亭任上纂修的縣誌,認為其“謬訛殊甚,掛漏亦多”,於是另外約請了潘時彤等人來“正厥偽,補厥遺”,實際上是重新纂修縣誌。纂修歷經嘉慶二十(1815)夏天至二十一年(1816)冬天,歷時一年又大半年的時間。纂修過程中,潘時彤還廣泛向師友請教。據楊芳燦的記載,潘時彤就曾經“出所輯邑乘見質”,向當時參加纂修《四川通志》的楊芳燦求教。楊芳燦《嘉慶華陽縣誌序》記載道:余寓蜀之明年,得識華陽孝廉潘君紫垣,時相過從。乙亥冬,假館城南赤里街,與其居相近,往還益無間,一日出所輯邑乘見質。余披覽數冊,見其取材宏富,考證精祥,即《藝文》一類,已甲諸郡縣誌,況屬創修,尤為罕覯。誠蜀志之翹楚也。予聞尊甫東庵先生著作已轉播藝林,君復英年好學,蒐羅遺佚,表章舊聞,以傳不朽,可謂能讀父書者矣。時予修《通志》,甫脫稿,將有神泉之役,行色倥傯,聊志數語於簡端,它日書成,快覩全豹,即以是為管窺一斑也可。
楊芳燦此序撰於嘉慶乙亥仲冬,即嘉慶二十年(1815),仍是嘉慶《華陽縣誌》的纂修期間。潘時彤拿給他看的,當然還是書稿,很明顯是要請他指教。楊芳燦對書稿大加讚賞,認為其 “其取材宏富,考證精祥,即《藝文》一類,已甲諸郡縣誌”;他尤其感慨此書“況屬創修”,讚賞其“尤為罕覯,誠蜀志之翹楚也”。
董淳《嘉慶華陽縣誌序》也介紹了纂修艱苦的過程,並對此書評價道:潘子家世藏書,性復好學,一切纂修考核,悉以任之。自乙亥夏至丙子冬,溽暑揮汗,嚴寒呵毫,歷一載余,不辭勞勩,裒然成帙,為卷四十有四,為目四十有六,不啻十倍於前,而藝文一類尤屬詳備,亟授梓以廣其傳。夫近世言志者每托簡老以文,其固陋,抑知史紀一代宜略,志載一方宜詳,義例既殊,體裁斯異,況邑自唐以來,代稱巨縣,其山川風俗之美,官師人物之盛,與夫藝文物產之繁賾,創修伊始,可不博覽廣收乎?!曩予宰岳門暨巴水,嘗取舊志增益之,茲志獨無藍本,而頗擅巨觀,固生斯土者之幸,亦官斯土者之榮也。
董淳認為嘉慶《華陽縣誌》,“不啻十倍”於舊書稿,“頗擅巨觀”,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是在“獨無藍本”的情況下完成的。董淳還對潘時彤主持纂修嘉慶《華陽縣誌》時的“博覽廣收”作了辯解,他認為“近世言志者”主張修志時竭力行文簡略,這種說法其實很荒謬。作為記載一朝一代數百年典章制度社會人物的正史,因為其所包羅的內容實在太多太多,不可能事事詳備,故“宜略”;而地方志乘則應儘量詳細,這既是因兩者體例不同的結果,也是他們各自要完成的不同任務所決定的。特別是,地處天府之國中心的華陽,“自唐以來,代稱巨縣,其山川風俗之美,官師人物之盛,與夫藝文物產之繁賾,創修伊始,可不博覽廣收乎?!”
楊芳燦、董淳都特別推崇《華陽縣誌》這部書的詳備。對此,也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民國《華陽縣誌》對嘉慶《華陽縣誌》的這種廣收博納,就有截然不同的評價。該書卷三十六“序”中說:
自明至清數百年,惟省志再修,而華陽無聞。當嘉慶修省志日,縣舉人潘時彤始並為縣誌,大約因仍省書,或鈔撮而剪割之,既病蕪冗,復多偽舛,不能善也。
無論怎么說,嘉慶《華陽縣誌》是在沒有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纂修成的,是一部草創的志書。即便它還存在若干不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玉,其草創之功功不可沒。
除纂修《華陽縣誌》外,潘時彤還著有《綏靖屯記》等書。又,清道光年間潘時彤曾“主講芙蓉講習”。芙蓉書院是當時成都一座頗有名氣的書院,其創建於嘉慶六年(1801),院址原在成都北暑襪街拐棗樹街,清鹹豐三年(1853)改遷到青龍街墨池書院間壁。所謂“主講”,也就是該校教學的負責人。

潘時彤與武侯祠

二、潘時彤與武侯祠
潘時彤也非常喜歡“三國”,有關三國及武侯祠的詩詞歌賦篇什甚多,如《讀劉先主傳》、《讀劉後主傳》、《吊北地王》、《題張介侯澍明府增輯諸葛忠武侯集》,等等。其中頗多篇章涉及到蜀漢人物的品評,如《讀劉先主傳》:“猇亭兵敗永安屯,遺命曾聞戒後昆。翻恨託孤年太早,未將神器付賢孫。”(《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七絕)詩中感嘆劉備去世太早、事業未竟,痛恨其繼承人的無能,種種心情躍然紙上。
另一首《題張介侯澍明府增輯諸葛忠武侯集》詩更能反映作者的心境:
五龍變現一龍臥, 梁父吟成誰與和;
草廬枉顧許馳驅, 管樂奇才尹呂佐;
當時韜略鼎三分, 區區翰墨何足雲;
堂皇二表媲謨誥, 至性由來稱至文;
承祚曾將遺集定, 二十四篇光史乘;
王楊裒輯有全書, 朱張蒐討多旁證;
誰其繼者張介侯, 首編年譜勤搜求,
次列文集與故事; 諸葛君真第一流;
我聞此集莫由見, 數向坊間尋覓遍;
昨逢好友持贈之, 挑燈坐讀幾忘倦;
忽憶城南三里余, 祠堂古柏森階除;
羽扇綸巾頻想像, 木牛流馬空踟躕;
歲時伏臘走村翁, 願書萬本傳萬口;
君不見石琴聲寂銅鼓瘖,三絕唐碑猶不朽。
詩中充分表現了他對諸葛亮的崇敬。先賢才能卓著、德行優異,令他由衷慨嘆:“諸葛君真第一流”。當他聽說張澍編輯了《諸葛亮集》,急忙事出尋求,“我聞此集莫由見,數向坊間尋覓遍;昨逢好友持贈之,挑燈坐讀幾忘倦”。由諸葛亮作者進而聯想到城南的三國聖地--武侯祠,拜謁的人上至達官,下至村翁,文物薈萃,歷史積澱豐厚,“三絕唐碑猶不朽”。作者於是祝願張澍等人有關諸葛亮的著作也廣為流傳,“願書萬本傳萬口”,讓先賢的德行更加光大。
在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之前,愛好“三國“的潘時彤就經常到武侯祠遊玩。他對武侯祠文物保護和建築的維修一向格外關心。在《培修昭烈帝惠陵紀事》長詩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對文物缺乏保護、建築年久失修等狀況的痛心疾首:“城南三里許,巍然峙丘阜。雲是昭烈陵,地誌由來久。……惟留一抔土,何曾州九有。古徑莽臻蕪,殘碑埋隴畝。夕陽牧豎來,伏臘村翁走。閟宮祀同歆,遺像長不朽。”當惠陵整修一新後,他又格外高興,猶如自己有了喜事一般歡欣鼓舞:“幸逢賢大夫,謀及諸僚友。捐資繚長垣,懷古酹清酒。雉堞郁參差,龍墀蟠蚴蟉。晨興鼉鼓鳴,夜靜鯨鍾吼。亭前館聽鸝,池中船坐藕。”潘時彤熟悉祠內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對之滿懷愛護之情,在他的《忠武侯祠》、《武侯祠唐隸殘碑》、《惠陵》、《惠陵賦》、《香葉亭有感》等等詩賦篇什之中,無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由衷的珍愛。
當時經常相偕同游武侯祠的,有潘時彤的好友陸文杰等文士。文士相聚於名勝園林,自有雅興,常有詩詞唱和。因為是武侯祠的常客,於是祠中的道士亦往還甚多。武侯祠的道士中有一位叫黃合初的,是當時駐祠道士中較有學行的一位高雅之士。《廟志》卷二“陵廟·羽士“有其簡傳:黃合初--本名范,字超然,簡州人,父璣,業儒好施與,以是貧乏。乾隆甲辰,徐虛廬道人延課其徒,因攜初兄弟往,值痘症時行,所教二童子及其弟俱殤。初亦患痘,篤甚,因願為虛廬弟子,鏇療。弱冠知詩,師弟相唱和,好學善悟,性孤介,落落寡合,遇風雅之士恆相得無間。值親誕辰,必歸祝;及歿,卜地以葬。嘗聞道於唐默如先生。嘉慶戊午虛廬羽化,司廟事一年,即雲遊荊楚滇黔諸地,廿余載吟詩成帙。歸至峨嵋,學易於張含章處士。道光乙酉還祠,習靜鏡心精舍,課徒之餘,抄書不倦,年六旬矣,著有《聽鸝館詩集》。有記贊,見《藝文》。
“弱冠知詩,師弟相唱和”的黃合初,“遇風雅之士恆相得無間”,自然與潘、陸等文士氣味相投,過從甚密。黃合初有《桂放柬潘陸二君》,詩曰:“連日秋陽暴,亭前桂已花。詩翁相約未,好煮建溪茶。”足見他們的投契。《昭烈忠武陵廟志》“藝文”中收錄有黃合初與潘時彤、陸文杰等人的唱和之詩多首,如,陸文杰《丁亥人日偕潘紫垣孝廉、萬存愚茂才、吳湘亭秀才游武侯祠,羽士張香亭、黃超然留飲,以“屢入武侯祠”分韻,得“屢”字》;吳雅笙《丁亥潤五月九日武侯祠羽士張香亭、黃超然招同陸敏齋贊府,顧雲幕處士陪潘紫垣師藕船賞荷,以“荷靜納涼時”分韻,得涼字》;陸文杰《武侯祠丹桂重開,超然羽士邀同嚴麗生舍人、潘紫垣孝廉聽鸝館小酌,即用舍人前贈羽士韻二首》,等等。以上僅列出三首詩題,可知或逢時節,或當花盛,潘時彤等人總是相聚於武侯祠,歌賦嘯吟。足跡之頻繁,可略見一斑。潘時彤在武侯祠中也曾撰寫有楹聯。《廟志》卷二“陵廟·聯額“中收錄有其為“船舫“題寫的一聯:“自有桑田遺子弟,偶因魚水憶君臣”。其上款為“道光乙酉孟春”,道光乙酉即道光五年(1825)。
其實潘氏家族作為成都的士紳之家,與武侯祠早有往來。潘時彤的父親潘元音與黃合初的師父徐虛廬道人交誼甚厚。潘元音有《寄虛廬道人索紫竹》詩:“恰少南溪竹,為師索致之。草堂生意處,莫作鏡湖詩。”(《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五絕”)徐虛廬於嘉慶戊午(嘉慶三年,即1798年)卒後,潘元音還親自為之撰寫了墓志銘。(潘元音:《徐虛廬道人墓志銘》,見《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七“藝文·傳“)

《昭烈忠武陵廟志》

三、潘時彤與《昭烈忠武陵廟志》
有了成功纂修嘉慶《華陽縣誌》的經歷,又是武侯祠的常客,對祠內的文物和建築也非常熟悉,潘時彤很自然地被邀請來纂修武侯祠的第一部志書--《昭烈忠武陵廟志》。
《昭烈忠武陵廟志》書前有四川布政使董淳的“序”,是我們了解這部志書的重要材料:自習鑿齒《漢晉春秋》以正統予蜀,其後《朱子綱目》亦主此說,而蕭常郝經《續後漢書》、謝陛《季漢書》,鹹帝蜀黜魏,遂為定論。伏讀《大清通典》,祭歷代帝王廟,昭烈位次右,忠武列東廡。祀典煌煌,昭垂萬世矣。
錦官城南數里許,惠陵在焉,旁即帝廟。又有侯祠,明季毀於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軍、宋臬使重修,遂合為一,前祀昭烈,後祀忠武,有司春秋致祭,由來久矣。余於嘉慶間承乏邑令,贊襄祀事,奔走閟宮,猶想見君臣一體之盛。第廟貌已極巍峨,而園陵弗臻鞏固,非所以妥靈爽肅觀瞻也。欲培修焉。有志未逮。道光乙酉,祗承恩命,重蒞是邦,歲時祭祀,彌矢虔誠。爰商諸制府、廉訪、觀察、太守諸公,僉有同心,是冬倡捐諏吉庀材鳩工,建築陵垣,增修陵寢,丙戌歲杪告竣,將礱石紀事而未果。
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講芙蓉講習,著述宏富,向曾延修邑乘,稱博雅焉。因於課士之餘,篡輯陵廟志十卷,己丑書成,羽士為募貲刊行,而請弁首。余披閱之,蒐羅既廣,考辨尤精,可謂心苦而力勤矣。夫南陽臥龍崗、沔縣忠武祠均有專志,況茲地弓劍如存,桑田宛在,民懷舊德,士仰遺風,則斯志之修,尤不可闕。且蜀自涵濡聖澤,荷庇神庥,百餘年來偃武修文,御災捍患,祈禱輙應,崇報維殷,亟宜輯為一編,用垂久遠。授諸梨棗,以廣其傳,下備輶軒之采,上昭典禮之隆,豈非不朽之盛事哉!
在序文中,董淳談到他自己嘉慶年間曾到華陽任縣令,因祭祀而常到武侯祠,他覺得武侯祠的祠廟建築尚稱巍峨,但惠陵及其陵園建築卻很差,曾有意培修而未能實現。道光乙酉(道光五年,即1825年)董淳升任四川布政使,蒞任後便續其舊願於同年冬對武侯祠進行了修葺,這次工程的主要內容,一是增修惠陵寢殿,另外還培修、加高惠陵牆垣。工程於丙戌(1826)歲末竣工後,董淳本欲鐫刻碑碣以紀其事,適逢修篡《昭烈忠武陵廟志》之事已提上議事日程,因而把此次修建的記載寄托在《廟志》上。於是“丁亥仲夏,孝廉潘紫垣先生主講芙蓉講習”,潘紫垣即《廟志》的主筆潘時彤,而丁亥即道光七年。
潘時彤是應武侯祠住持道士張合桂之募而修纂《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張合桂既是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功臣之一,也是清代時武侯祠的一位重要人物。張合桂,字香亭,廣東龍川縣人。其叔父張本崐到蜀中遊歷,拜成都武侯祠的住持道士唐復雄為師,入玄門為道士。乾隆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張本崐回粵省墓時,時年九歲的張合桂正在生病,病情危重,張本崐回去後他竟不治而愈。張合桂的父母便把他過繼給張本崐,於是張合桂就隨叔父來到了成都武侯祠,成為道士。後來,張本崐到成都城北文昌宮當住持,張合桂也隨之到了文昌宮。不久,張本崐“羽化”,其徒李合智繼為文昌宮住持。但李智屏一心只想修道,便由張合桂主持廟中事務。嘉慶丙子(嘉慶二十一年,1816)張合桂仍回武侯祠作住持。曾為武侯祠“增置祀田二十餘畝”,新建“聽鸝館數楹”;又注意不時維修,“祠廟亭院煥然一新”,並在祠中增植柏楠數百株。(《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二·陵廟·羽士)道光九年《昭烈忠武陵廟志》纂修成書時,張合桂已年六十餘,仍精神矍鑠,他又四處募化集資,終於得以雕版印行。

內容

《昭烈忠武陵廟志》的內容,有關文章中已有介紹,茲不贅。這裡特地要進行補充介紹的是這部志書卷首所附的插圖。插圖共十幅,包括:《陵廟全圖》、《惠陵圖》、《道院圖》、《藕船圖》、《愛樹山房圖》、《銅鼓圖》、《唐碑圖》、《古柏圖》、《石琴圖》、《丹桂圖》,前五幅畫的是祠內的建築,後五幅是重要的文物和有特色的植物。有關建築的幾幅圖尤其珍貴,圖上清楚地標明了建築的主要結構和分布,有的甚至對細部也畫的很清楚。這是用文字進行表述所無法辦到的。道光九年(1829)之後祠內建築屢有修葺,有的已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藉助於《廟志》的這些圖,我們仍可清楚地了解那時的建築狀況。武侯祠博物館依據《陵廟全圖》刻成的石碑,也非常受遊客的歡迎。《愛樹山房圖》則為我們介紹了這座體量不大而有特殊意義的建築。愛樹山房曾經是武侯祠住持“課徒“處,《昭烈忠武陵廟志》成書後,其雕版就堆放在此,同時也是印刷這部志書的操作間。愛樹山房在清末民初時已毀。今天唯有從《廟志》的附圖中還可略知其建築地概況。
從文獻所載材料看,纂修《昭烈忠武陵廟志》開始的時間似乎還應更早些。黃合初有《仿製石琴記》中談到《廟志》修篡情況時是這樣說的:越歲丙戌,各當道捐建惠陵城垣,住持張香亭師兄募修《昭烈忠武陵廟志》,延邑孝廉潘紫垣先生纂輯,成書十卷,尤稱博雅,徒孫李雲岩道人司刊刻事,余慫恿以酧夙願。……時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夏月上旬也。(見《昭烈忠武陵廟志》卷六“藝文·記·補錄”)
道光丙戌即道光六年。那么,《廟志》究竟是在何時開始修篡的呢?筆者認為,《昭烈忠武陵廟志》卷首的說法應當是準確的,“是編自丁亥仲夏纂輯,至己丑仲春開雕”,也就是道光七年開始纂修,道光九年初完成。潘時彤是武侯祠的常客,因而與祠中的道士常有接觸,很可能彼此間早就有了纂修《廟志》之約,而道光六年時,潘時彤等人已著手進行準備,故黃合初又有此說。
關於《廟志》的纂修,還有幾位也功不可沒。一是擔任全書採訪兼校對的陸文杰。陸文杰字敏齋,山陰(浙江紹興)人,為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後裔,在武侯祠鐫有詩碑,今嵌於諸葛亮殿內壁間。另一位擔任全書採訪兼校對的,是黃合初,介紹已見前。擔任全書監理的是武侯祠的道士李永馨。李永馨字雲岩,四川新都人,余不詳。所謂監理,也就是負責《廟志》的雕版和印行。
黃合初有一首詩,題為《戊子秋斲琴二,一曰響雪,一曰流泉。響雪留祠,留泉贈紫垣,以酎纂志之勞,並系長句》,詩中談到他對潘時彤的評價,也談到對《昭烈忠武陵廟志》的讚賞。茲錄以為本文的結尾:
我有空山侶,響雪與流泉。
相隨經一載,何處尋成連。
君是河陽辭賦手,牙籤滿架無不有。
況兼史筆稱三長,典籍蒐羅傳不朽。
漢家陵廟武鄉祠,蜀志譯文時見之。
吉金樂石考詳訂,非君博雅其誰為。
羽流何幸附驥尾,一脈薪傳繼道軌。
牛溲馬渤收藥籠,俚言毋乃慚眾美。
書成幾欲駕前賢,蜀中快睹珍珠船。
祠堂永作琅環芨,從茲宇內廣流傳。
愧乏瓊琚何以報,流泉好奏高山操。
安雅堂中持贈君,君應對此欣然笑。
芙蓉開處試一彈,行看花縣賡同調。
(《昭烈忠武陵廟志》卷五“藝文·七古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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