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魯荒王墓出土五爪龍
明代魯荒王明代王，世子，郡王都可以用五爪龍。但龍有多種形態，有些形態只有皇帝可用
五爪
明代郡王郡王妃容像明代蟒服
《明史》引《大政記》的記載，永樂之後，宦官在皇帝左右，必穿著蟒服，形制如曳撒，衣上左右繡蟒紋，腰部系鸞帶，作為燕閒之服。蟒之下為飛魚服，宦官入侍時穿著。《酌中志》里提到：“（司禮監太監）皆穿貼里，先鬥牛，次升坐蟒。”衣上蟒紋如為單蟒，臉部皆為側面斜向，而坐蟒則為正面，與皇帝的正面坐龍很相似，尤其尊貴。蟒、飛魚、鬥牛外形既像龍，又多為皇帝親近之人所穿，故被看作十分難得的榮耀，皇帝也常將飾有這類高級紋樣的衣物、匹料賞賜給有功的文武大臣及外國國王、部落首領等。弘治十五年，《大明會典》修成，明孝宗為獎勵參與編修的大臣，特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蟒服，開內閣大臣賜蟒之先例。
隨著賜服的增多，內官和大臣們也尋找各種機會身穿蟒服作為炫耀。弘治十七年，孝宗對劉健說內臣僭穿蟒衣的現象尤其多，並申明服色禁令：“蟒龍、飛魚、鬥牛，本在所禁，不合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敝，不宜輒自織用。”而早在正統十一年，明英宗就對工部官員下令，凡有織繡蟒龍、飛魚、鬥牛等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穿用的人，重罪不宥。天順二年，又規定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龍、飛魚、鬥牛、大鵬、像生獅子、四寶相花、大西番蓮、大雲花樣等。弘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請禁用蟒衣，並直接對蟒紋的造型提出質疑：“國朝品官無蟒衣之制。夫蟒，無角無足，今內官多乞蟒衣，殊類龍形，非制也。”建議內外官員有受賜者皆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造，違者坐以法。孝宗表示贊成，並頒布了相關禁令。弘治十三年，又奏定公、侯、伯、文武大臣及鎮守、守備，違例奏請蟒衣、飛魚衣服者，科道糾劾，治以重罪。
儘管皇帝三令五申不允許大臣製作、穿用有蟒等高級紋樣的服飾，但為了表示自己對臣下的優遇恩寵，又屢屢將之作為賞賜，如前面提到孝宗賜劉健等蟒服即是一例。因此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感嘆：“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沈的說法可謂切中要害，雖然禁令出自皇帝，但蟒衣之泛濫，與皇帝自身的做法大有干係。
由於不斷賞賜，使得內庫所存各類高級紋樣織物都已用盡，正德元年，尚衣監就說：“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鬥牛、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襴並胸背鬥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明武宗許可，於是又織造了一萬七千餘匹。成化、弘治時，賜服還比較慎重，到正德年間，太監劉瑾用事，受寵的內官們紛紛乞請賜服，導致濫賞日增。明武宗對此並不在意，甚至做得更過火。正德十三年正月，武宗還京，下旨令文武官員穿曳撒、大帽、鸞帶迎候，並賞給群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匹，所賜紋飾等級也不按慣例操作，如給一品鬥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等。受賜的大臣們連夜將匹料趕製成曳撒，次日就穿戴好到德勝門迎駕。由於受賞賜的人數過多，內庫再次告竭。（擷芳主人）
明代僭越五爪龍
朝廷對賜服的寬縱，導致未獲賜的官員以及民間紛紛效仿，服飾僭越現象越來越多。《萬曆野獲編》中舉出了三類比較典型的人，一是勛戚，如公、侯、伯支子勛衛，有些不過是八品的散騎舍人，還有些閒居在家或廢罷的，都敢穿麒麟服、系金帶。駙馬的庶子，照例只是平民，納個外衛指揮的空銜，也敢穿著四爪象龍的紋樣。二是在京的內官，穿著似蟒又似鬥牛的衣服，名為草獸，揚鞭道上，無人敢問。各王府承奉，曾受賜飛魚服的自不必說，就連沒有受賜的，也穿蟒袍、系玉帶。三是婦女，如在外士人妻女，使用蟒袍玉帶相沿成習，已成天下通弊，京師尤其嚴重，就連僕婦和教坊女子，出門都頭戴珠翠，身穿文繡花樣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等無所不有。《舊京遺事》的記載也證實了這樣的說法：“或有吉慶之會，婦人乘坐大轎，穿服大紅蟒衣，意氣奢溢，但單身無婢從，卜其為市傭賤品。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富給不可得也。”類似的現象在明代小說中也有描寫，如《金瓶梅》第七十三回：“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著青緞五彩飛魚蟒衣，張牙舞爪，頭角崢嶸，揚須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裡的？’……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夸道：‘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
明世宗登極時，下詔重申服禁：“近來冒濫玉帶，蟒龍、飛魚、鬥牛服色，皆庶官雜流並各處將領夤緣奏乞，今俱不許。武職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絕之。”但世宗本人很快也加入到濫賜服的隊伍中，所以這類禁令並沒有太大效果，多成一紙空文。蟒紋的僭用不但沒被禁住，反而出現了五爪蟒龍這一“超級”紋樣。
蟒龍原為蟒之別稱，而五爪之龍被稱作蟒龍也和賜服有關。按《萬曆野獲編》的說法，人臣的賜服一直以坐蟒紋樣為最高等級，而“袞龍”二字只能用來稱呼皇帝的龍袍（即袞龍袍），明成祖永樂時始有賜親王及他王袞龍袍的，被視作“非常之典”，但只針對皇帝的親弟侄。自英宗以來，也賜給一些比較疏遠的郡王，已屬“濫典”。明世宗時，晉府交城王朱表柚為庶出，通過賄賂嚴嵩而冒襲郡王爵位，本當革去，但朱表柚迎合世宗求仙好道的心理，上表進獻白鹿，自稱得於藐姑射山仙洞中，世宗十分高興，不但沒有追究襲爵的事，還賞賜大紅金彩袞龍袍三襲。穆宗之後，藩王獲賜袞龍袍的就比較少了。如果賞賜外國國王或部落首領（夷王）的衣服袍料中有五爪龍紋的，則只稱“蟒龍”，不稱“袞龍”，以稱謂的不同顯示尊卑有別。正德十三年，天方國王寫亦把剌克遣使進貢，武宗便下詔賜與“蟒龍金織衣”等（《明實錄》），這和《萬曆野獲編》的記載是吻合的。
既然龍紋可以因穿著者的身份不同而稱作“蟒龍”（低龍一級），那皇帝賞賜臣下龍紋衣服也就沒有了“心理障礙”，正好可以彌補蟒衣泛濫帶來的蟒紋“貶值”問題。內外官員到此時終於有了“龍袍”加身的機會。在服飾僭越成風的環境下，這大概是群臣內心早就盼著的事情了。於是，五爪的蟒龍正式成為龍之下、蟒之上的“最高”賜服紋樣，所以《明史》有“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的說法，五爪之蟒即是蟒龍。明末傳奇《清忠譜》第四折有這樣的台詞：“[末]身上蟒龍是幾爪？[付]廠爺曾賜五爪，竟是五爪罷了。[老旦]蟒衣五爪圍玉帶，七曲纓冠百寶裝。[副末]既蒙分付，小的呵，急塑就，沉香像，勝似那當今天子、歷代君王。”權相嚴嵩被抄家後，在登錄其家產的《天水冰山錄》中，記載有各類衣服、匹料的名稱，其中有“大紅織金過肩蟒緞衣九件”、“大紅妝花過肩蟒龍緞衣一十件”、“大紅織金妝花蟒龍緞一百四十五匹”、“大紅遍地金過肩雲蟒緞六匹”等。將蟒與蟒龍並列，一方面說明此時兩者已是不同的紋樣，另一方面也說明，皇帝不惜“賠”進龍袍而想出的最高榮譽，已經與蟒一樣泛濫開了。
既然蟒（蟒龍）都可以用五爪，原本緊跟在蟒身後的飛魚、鬥牛也就樂得“雨露均沾”，遂出現了五爪的飛魚、鬥牛。
縱觀明代歷史，可以看到一輪又一輪的君臣博弈，以士人階層為主體的文官集團與皇權之間不斷進行著或大或小的“鬥爭”。通過賞賜高等級紋樣的服飾進行拉攏也是皇帝控制官員的手段之一，隨著這一手段的反覆運用，賜服（及高級紋樣）的泛濫不可避免。最後，原本作為皇權象徵的龍紋，也在皇帝情願與不情願的矛盾心態中以特殊方式實現了君臣“共享”——皇帝的“龍”與大臣的“蟒（蟒龍）”不再以形象來區別。這場龍與蟒的競爭背後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地方。（擷芳主人）
朝鮮
朝鮮相當於明代的郡王爵位，可以用親王服飾。據<朝鮮王朝實錄>世宗31年9月中記載，
“又曰: ‘昔予服四爪龍衣, 後聞中朝親王服五爪龍, 予亦服之, 以待天使, 其後, 帝賜五爪龍服。 今令世子服四爪龍, 則於我無嫌, 於朝廷法制, 亦無妨焉。’ 僉曰: ‘允當。’ 從之。”
所以李裪之後朝鮮國王均穿五爪龍袍，王世子穿四爪，王世孫穿三爪。
景泰七年 朝鮮世祖實錄 《大明集禮》。 皇帝袞龍袍上, 左肩有日, 右肩有月, 自皇太子、親王、郡王袞龍袍上, 皆用五爪龍。 今世子未受命, 姑用四爪龍, 以存謙讓之意。” 從之。
明代王爵可以用五爪龍萬曆二十二年 朝鮮宣祖實錄 《大明會典》內, 皇帝、皇太子、親郡王世子, 皆用翼善冠、袞龍袍, 而皇帝之袍則黃色, 其餘皆赤, 亦無等殺之別。 冕服, 服之重者, 而自上至於世子, 其制大槪皆同, 只有章數及物色些少之差。
由此可知，朝鮮李裪前，朝鮮因為是附屬國(比郡王降一等）用四爪龍。
朝鮮莊憲大王李裪（五爪龍紅龍袍）
權知朝鮮政事李成桂（四爪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