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新政斟酌再三
收入新政檔案發端於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後舉行了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卻始終未能與公眾見面。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是其遲遲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收入新政涉及各種利益“據介紹，該收入分配方案共分為四個部分，一是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四是通過稅收手段主要是個人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其中，個稅調整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確定了一個方向：個人所得稅將按照家庭為主體徵收。”
收入新政目前正由國家發改委緊張修改，不久將再次上報國務院。“這一次是被退回了，還需要修改。”3月18日，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一位人士向記者證實。
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收入分配”再度被空前關注。決策層也就此問題頻頻吹風，繼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出調整“收入分配”的信號之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了“要加大收入分配調整”的決心。
在此情況之下，國家發改委操刀的收入新政，也再次被置於風口浪尖。據悉，這份檔案發端於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後舉行了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卻始終也未能與公眾見面。多次參與收入新政徵求意見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其遲遲未出台的最大原因。
“方案被國務院退回來了，原因是還需要修改。”發改委一位參與者私下告訴記者。楊宜勇日前也對媒體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方案曾轉到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中央領導表態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來。”
記者採訪獲悉，儘管收入新政還籠罩在迷霧之中，但具體內容也並非完全無跡可循。據介紹，該收入新政版本共分為四個部分，一是縮小城鄉差距，增加農民收入；二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四是通過稅收手段主要是個人稅收來調節收入分配。其中，個稅調整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確定了一個方向：個人所得稅將按照家庭為主體徵收。
收入新政是時事所逼不過，對於正在討論中的新方案，不少專家學者還頗有爭議。記者了解到，專家學者們不滿意的地方包括，新收入方案強調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但卻未設定任何定量的指標，也未設立基尼係數的具體目標。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上，按照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已經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發改委不可能搞出操作性很強的細則性方案。”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向記者表示，“畢竟，該方案由包括發改委在內的八個部委會商之後共同形成，很多東西只能是原則性的。”專家據此認為，這些因素的協調會導致收入新政被推後，“年底出台就不錯了。”利益調整阻力大
從2003年開始，為應對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壓力，政府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免除農業稅、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加強勞動執法等。
2003年被看成是新一輪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起點。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認為，這一輪改革的整體思路，大體上可以概括為“提低、擴中、調高”，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並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
目前的政策如果說在“提低”方面有切實成效的話，“擴中”和“調高”則乏善可陳。李實等學者則指出，政策很難在“擴中”方面直接發揮作用，是因為一個國家中產階層的擴大，和整體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楊宜勇也表示，“擴中”的整個過程可能要持續一二十年的時間，政府很難從行政上直接介入。在“調高”這個政府本應大有作為的領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 公眾最為關注的物業稅和遺產稅，具體推行仍無時間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表示，收入新政在“調高”方面至少有兩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決公務員收入過高，二是解決國有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利益調整阻力大。”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曾撰文稱，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政策設計和重構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多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學者也強調，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調整，絕非短期之內可以完成。比如，“要對高收入群體的二次調節，最重要的手段還是打破壟斷，但這需要時間和智慧。”據《華夏時報》報導
收入新政呼之欲出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我國收入分配方案2010年內應該會出台。他還說，中國現在基本具備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的條件，可年增工資15%，力爭大多數人收入在五年內有大幅度增加。
收入新政時勢所逼蘇海南在接受人民日報海外版專訪時透露，收入分配方案年內應該會出台，因為中央提出有關方針已有幾年了，現實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是公認的、不爭的事實，如果再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維持在3.3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00多倍。這些問題必須加快解決。
他認為，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考慮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畫”
有人提議，中國也應該搞“國民收入倍增計畫”，蘇海南分析說，這個我國是可以借鑑的，畢竟日本當年做了，效果還不錯。“中國現在應該說基本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應該在‘十二五’規劃或者政府的工作計畫裡面，酌情考慮或者採取類似的做法。”他說，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經過測算以後，我國也可以提出這樣的目標，力爭五年內讓大多數人收入大幅度增加。
>>原因收入增長長期低於GDP增長
“之所以說我國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是因為中國的GDP增速現在還在8%以上，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了4000美元，已經是偏低中等收入國家了。這些年，總的來看，居民收入增長、勞動收入的增長是偏低的，低於GDP增長水平。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確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老百姓有這個熱切的期盼，因此我們現在做這樣一個‘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對外宣布或者是內部掌握，都是應該予以考慮並做出決策的。”
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
蘇海南表示，目前國企利潤上繳的比例是5%到10%的利潤額度。他認為，這個比例肯定是低了，應該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後上繳利潤和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收益，都應該明確主要納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於民生的轉移支付賬戶裡面。而且，所上繳的每一筆利潤使用的來龍去脈，都必須有明確的記錄，要讓人大代表能夠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們的監督職能，確保這些錢主要用於民生建設。
>> 原因國企收益不能只留在國企
“如果國有企業不相應地建立合理的利潤上繳制度，把占用國家資源等獲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單位的，這顯然是錯誤的，也是不公平的。那些通過行政權力、資源壟斷、市場獨斷、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獲得的利潤，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為國有企業人員的收入之源，顯然不公平、不合理。這給相關的主管部門提出了新的要求，各有關主管部門絕不能站在自己部門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來阻撓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收入新政的探討
央視《焦點訪談》2010年3月11日晚間播出了題為“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科學發展 改善民生”節目。以下為文字實錄：
民工荒：農民工用腳表達對收入分配改革的願望
最近在網上出現了一種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叫“曬工資”。就是人們把各個行業、各個崗位的工資條在網上公開，通過對比來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表達希望增加工資收入的願望。
在這次“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可見會上會下，大家對改革分配製度，逐步提高收入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因為它直接關係到老百姓切身的利益。
網友們在網上“曬工資”，讓我們看到了網友的關注和網友的願望。關注就是對收入差距擴大的關注，而願望就是縮小收入差距、進行分配製度改革的願望。可以說網友以他們的方式進行了一番表達。而最近在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的現象中，我們看到了農民工也在表達，而農民工的表達，是用腳進行的表達。
2009年夏末以來，沿海地區不少地方出現用工荒，以往人山人海的招聘現場，如今門庭冷落。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今年2月份發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業春季用工需求和外出務工農民就業情況調查結果顯示，今年春節後，企業用工需求比去年正常用工量淨增15%，有70%的企業預期今年招工“有困難”或“有一定困難”。許多工人認為，目前大部分城市工人最低工資偏低。
求職者：90%都是1000多塊錢一個月。
記者：你感覺低了點？
求職者：在家裡面，如果有技術的話，有事做的也有兩三千塊錢一個月。
人大代表：工人的最低工資應該在1500元以上
面對農民工漲工資的需求和呼聲，一些企業直呼難以承受。但是今年“兩會”，來自企業界的人大代表向文波卻認為，民工荒其實折射出嚴重的初級分配的不合理，因為農民工之所以不願意出去打工，是因為他們所得的勞動報酬不足以吸引他出去。
早在2007年，向文波就開始關注工人工資待遇問題。2008年，他在自己的部落格中連續發表《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等三篇系列文章，甚至提出工人的最低工資應該在1500元以上。他的部落格在網路上引發了超過30萬次的點擊率和大量辯論的聲音。
企業靠人才競爭
敬一丹：會不會有的小企業的經營者說，你說這樣的話，說為工人漲工資這樣的話，是不是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向文波：是，你看我的部落格留言裡面，確實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角色，有的人以為我是當官的，說你是籠絡民心，根本不知道做企業的難處。有的認為我是國有企業，就講你國有企業反正無所謂，並不知道我其實是個民營企業。企業靠什麼盈利？企業是靠人才去盈利的；企業靠什麼去競爭？是靠人才去競爭的。
作為民營企業“三一重工”的老總，向文波從自身企業的發展經歷中獲得了深刻體會，只有提高員工的薪酬和待遇，才能吸引更多人才，才能使企業獲得更長遠的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的持續繁榮。但是，在當前階段向文波認為，還是應該以立法來促使企業走上這樣的發展道路。
向文波：弱勢民眾，尤其是普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必須靠國家法律保障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場行為，或者企業家個體行為來解決。我建議還是要以立法的方式，來推行分配製度的改革。
和向文波代表一樣，今年很多代表、委員對“兩會”報告中關於國民收入分配的段落都極為關注。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
一，要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民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二，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三，要進一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
如何分蛋糕，現階段經濟要靠“共富”來帶動。
如果把國民收入比作蛋糕，溫家寶總理在報告中所說的其實就是分蛋糕的途徑和方法。
全國政協委員景天魁：我們國家現在發展到了這么一個階段，就是前二三十年，小平同志講的那個，要靠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來帶動。那么我們國家進入現在這個階段，就是要靠“共富”來帶動。
景天魁，全國政協社會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早在2005年他就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相關提案，並一直關注國民收入分配問題。
景天魁：最近十年來，我們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每年要降低一個百分點，這個數已經相當快了。
調節收入分配，決心比黃金還重要。
敬一丹：那么誰來切蛋糕？過去很多工人覺得是不是老闆在切蛋糕？那么現在整個社會在談論分配的時候，哪只手是最有力的切蛋糕的那隻手？
景天魁：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政府必須出手，就是要靠實現社會公平來激發經濟發展活力。我借用一句溫總理的話，他應對金融危機時講“信心比黃金還重要”，我覺得現在對政府來講，對調節收入分配來說，決心比黃金還重要。
敬一丹：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不容易，把它分好也不容易。那么說到分蛋糕，我想到這樣幾個詞，就是“合理、合情、和諧”。合理是說我們分蛋糕要分得公開、公正，合情是通過把蛋糕分好，理順了利益關係和社會關係，和諧就是我們大家把蛋糕分好了，大家一起走進良性的循環，走進一個理想的社會狀態，走向和諧。
主持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也是“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有的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有的建議限制國企高管薪酬，縮小行業收入差距；也有的建議，加大打擊非法收入力度，規範灰色收入；還有的認為應該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幫扶救助力度，擴大就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等。
網友談怎么切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
一位貴州的網友希望，儘早推行改革，通過稅收手段調節高收入，通過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手段調節低收入。
這位網友深有感觸，他說，看著那些壟斷企業職工拿那么多工資，真是嫉妒啊！而那些高管的收入更讓我們想都不敢想，太不公平了，必須調節一下。
河南的一位網友建議，應該把企業效益與工人工資掛鈎，在法律上規定工人工資占利潤的百分比，保障工人收入。
還有一位網友說，在同一企業，特別是國企，不管是契約工還是市場化員工，或是勞務派遣工，都要同工同酬。
廣西的這位網友認為，要讓農民富起來，農民占全國人數的一半以上，農民富有了，國家也就富強了。
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既是老百姓，也是代表、委員們議論風生的焦點。
在兩會代表委員中，來自河南農村，有“農民工司令”之稱的人大代表張全收與來自農民工群體的人大代表胡小燕，對農民工的收入分配問題一直非常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現在的生活水平在不斷上漲，但是有個別人工資可能幾年都沒怎么調整過，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說就感覺生活壓力很大。
全國人大代表張全收：我作為一個人大代表我也做調研了，（農民）他們只能說出去打工，賺到一點錢，回來蓋幾間房子。有的還是非常非常窮，特別是我們河南內地跟沿海地帶去比，所以這個比例是很大的。我們國家要做巨觀調控，把工業和農民這一塊要拉近距離。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維護最廣大勞動者的權益？這幾天，代表、委員們一直在熱烈地討論。
全國人大代表李衛寧：我覺得要增加農民的收入，我們要在一產上做文章，要在二產聯動發展上做文章，更重要的要在城鄉統籌，推進城鄉一體化上面來求得突破。
全國人大代表許兆君：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和人群之間，特別是層級之間，這種分配不公已經相對突出，應該從國家、稅收、政策分配、轉移支付和加大對落後地區的支持等等方面，來調節二次分配的效果。
全國人大代表張有會：充分發揮好工會的這個協調機制，我認為很重要。我們勞方跟管理層雙方的關係是靠工會進行協調，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職工的權益。
針對社會上對壟斷行業，國有企業高工資、高福利的議論，政協委員、經濟學家遲福林表示，壟斷行業它的整個收入的一部分應當充實到整個國民收入當中來，作為調節國民收入當中重要的一塊。比如到社會保障基金裡面來，使全民能夠享受。第二，對壟斷行業的工資水平和工資總額必須採取控制，堅決扭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採取公開、公平的辦法來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收入新政決策論
倍受人們關注的《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收入分配方案）。最近有媒體稱已被國務院退回國家發改委修改，國家發改委新聞處有關負責人則表示，“沒有聽說退回修改的事情。”不管是退回來，還是未退回來，這份從2004年就著手研究、起草的收入分配方案至今未出台、至今未能與公眾見面，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的一位同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遲遲末出台的最大原因。這確實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恐怕還不是遲遲不出台的最大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千千萬萬民眾，確確實實存在著各種利益的博弈。在博弈中如何充分反映、展示各種利益群體的聲音？如何最大限度地匯集各種意見、建議，確保收入分配方案客觀、公正等？的確是一個難題，的確需要慎重再慎重。但在確定方案的過程中如果聽不到各利益群體的聲音，特別是處於弱勢、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的聲音——產業工人的聲音、廣大農民的聲音、普通工薪階層的聲音……。要想確保方案客觀、公正，為各方所接受、達到共贏，可謂難上加難，這也許才是收入分配方案遲遲不出台的最根本原因、最大原因。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凡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都需要向社會公開，接受民眾的監督。”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涉及社會各個群體，涉及億萬民眾切身利益，理應向社會公開，接受民眾監督。但實際上卻一直由國家發改委、至多是相關的國家八部委的少數人操作，至多是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內封閉運行，沒有社會各方面、沒有廣大公眾的廣泛參與，沒有向社會公開，民眾監督更無從談起，對收入分配方案的公正性，對方案能否經得起實踐、民眾、歷史的檢驗，人們難免擔心、甚至質疑。
大量的事實表明，對事關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在沒有大多數人知情、參與的情況下，只是由少數人決定，要想成功，要想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支持、擁護非常難，甚至不可能。少數人無論懷有多么美好善良的願望，無論多么聰明睿智，哪怕是超級專家、超級精英，其視野、經驗、智慧等等畢竟有限，決不可能洞察一切、洞悉一切，更不可能代替大多數，不可能完全真切地體悟到大多數人的各種利益感受、利益訴求。何況，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各種利益群體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利益需求日趨多樣，利益矛盾日益複雜，利益協調日益艱難，絕非少數人的智慧、力量所能企及的。
胡錦濤總書記早在2006年的兩會中就非常鮮明指出，要“注重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使改革兼顧各方面利益，照顧各方面關切，真正得到廣大人民民眾的擁護和支持。”如何更好地做到這一點？如何克服少數人決策的局限，特別是防止少數強勢群體的干擾、操縱？把收入分配方案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建議，充分匯聚全社會、全民無窮、無限的民智、民力，然後依照法定程式，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這已是實踐所證明、取信於民的非常有效的辦法。今年2月28日，關於中國教育未來10年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至2020年）》（公開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布，就開了一個非常好的頭，對我們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案有著非常積極的借鑑意義。
收入分配方案既然涉及各種利益群體，涉及千千萬萬民眾，那它就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廣大民眾在收入分配方案上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也是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著重強調的公民的民主權利。那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早已成為歷史。在民智大開，民眾維權意識、民主意識、參政意識愈濃，資訊日益發達，網際網路日益興旺的今天，搭建各種利益群體公開博弈的平台，讓各種聲音、各種意見充分涌流，已經不是能不能為，而是想不想為、有沒有勇氣為、有沒有信心為了。
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案，尤其是儘快形成公眾、各利益群體有序參與方案制定的機制，爭取方案早日出台，是關財富的公正分配，事關全體國民利益，是關社會和諧穩定。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究竟是由少數人決定，還是由大多數人在法治的渠道內、按民主的方式決定，答案已不言自明。
收入新政方案評析
“收入新政”關鍵在治本從這個收入新政方案公布出來的基本結構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細節也能夠清晰地感覺出來，這個“新政”的瓶子裝的還是舊酒，還是在舊思維指導下進行的設計，改革方案的“漸進”色彩很濃，顯然屬於一個治標的、繞著走的甚至是妥協的改革方案。
這個方案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是指向結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這個方案迴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產生的根源，試圖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漲工資這樣的技術性手段去解決中國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這就好似裝作看不見鍋底下熊熊燃燒的柴火，而在討論如何把鍋里開著的水舀起來再倒回去……以給鍋中的沸湯降溫。如果我們“世故”、“睿智”、“成熟”地認為“釜底抽薪”不可能做到，那就讚美“揚湯止沸”的建議吧，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吧。
並不是所有的“漸進”都應該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讚美，“漸進”地跨進深淵就不值得鼓勵，當然，一個心臟病人“激進”地採取狂奔的方式鍛鍊身體也不可取。在正確的道路上的漸進，也許慢，但還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在前行。但如果不是沿著這樣的方向前進，只是在徒增改革的曲折性和代價而已，只是在延遲回到正確的改革路徑上的時間而已。
在過去“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已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眾多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今天，某些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成為改革進一步向前推進的障礙和繼續深化改革的對象了。試圖“繞開”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深怕觸怒這些脾氣暴躁的“獅子”，試圖以讓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能夠接受的改革來解決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才產生的問題，不是天真就是無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目前已經強大到能夠控制改革的方向、內容和節奏的程度，他們已經飽嘗“漸進式改革”的好處，他們會通過儘可能多的過渡性制度安排來延緩真正改革的到來。
“收入新政”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農民收入。只要是農民，通過轉移支付只有可能消滅極端窮困，或者保證最低生活標準，而不可能讓他們富裕起來，只有城市化，只有把農民從農村地區、從農業部門趕快轉移出來，才可能真正提高他們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號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創新以及源於這個良好制度的經濟成長。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想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華的大街上，不論是在縣城還是在大都市，數數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樓，不是屬於政府部門，就是屬於國有壟斷企業，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觀表現。
“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對低收入居民的扶持，這種扶持只有在“標本兼治”的情況下才值得讚美，如果沒有治本之策，我們很難對這些“治標”的技術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興，因為我們知道，儘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經扭曲到如此的地步，但我們在目前依然無法預期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轉變。對這些治標之策只能是有比沒有好。
“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資性收入，對這樣的措施能夠感到興奮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於行政壟斷性質的體制內部門的幸運者了，因為只有他們的工資水平才能夠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對於那些工資水平由市場、由競爭、由供求來決定的開放的市場化部門來說，除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除了給他們一個高效嚴明的司法系統、除了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公平的規則下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除了減輕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除了解除施加於他們身上的不合理的經濟管制，除了向他們開放被行政壟斷控制起來的經濟領域，他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夠提高呢？
“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個稅的調節。個稅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對窮人減稅和對富裕戶嚴格征管雙管齊下，現在的問題是原本是用來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個人所得稅卻成了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兇。伴隨著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日趨嚴重，卻是中低收入者承擔了大部分的個人所得稅，我們不是在“劫富濟貧”，而是在“劫貧濟富”。
也許許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認為，中國的事情很複雜，需要時間，問題是這些技術性手段還能爭取來多少時間，爭取來的這些時間是做什麼用的，為未來改革的攻堅創造條件？還是儘可能多地延緩真正改革的到來？在這樣的“漸進”過程中，既得利益集團是變得更加強大？還是被逐漸消融？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待呢？
改革進行到現在這樣的階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繞開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是不可能了。想讓時間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鐘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裝天真，這個“鐘乳石”只能夠在時間流水的滋養下越長越大。
在目前這樣的改革攻堅階段，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耐心，我們更需要危機感。推進中國的改革，我們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 衛志民）
《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即“收入新政”）上報國務院後被退回，由國家發改委重新修改。這份檔案發端於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間前後舉行了6次徵求意見討論會，歷經多次修改。（《人民網》3月21日）
調節收入分配一直是事關民生的撓頭問題。從2004年就開始制定的“收入新政”草案至今未見出台，這不能說是發改委做事效率低，只能證明國家在“調節收入分配”時的慎重和謹細。畢竟，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策。毋庸諱言，調節收入分配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在這幾年的意見徵求和討論會上，專家學者們各抒己見，爭議頻頻。各個行業和階層之間如何和諧，貧富差距採取什麼策略降低，怎樣才能保障公平公正，維持一個恰當的比例和基數，使我國的基尼係數降低在國際標準之下？爭議好，理越辯越明。
但在這場“提低、擴中、調高”的辯論中，我們發現，很多人是激情過頭，理性不足。
首先是一味強調與國際接軌。時下，國內只要有個風吹草動大家就喧囂一片，然後就追根溯源：與國際脫軌導致的。似乎國際標準是唯一的標準，是亘古不變的標準，是走向大同世界的先進標準。國際標準是什麼？它無非是一紙數據而已。而這個數據也只不過是基於各國材料統計出來的。這個數據是固定的，而各國國情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我們不能束繭自縛，不能盲目武斷地追捧國際標準，這會導致在工作中抓瞎。標準不是萬能的，實際才是正確的。
其次是死咬著某幾個行業不放。而今，只要涉及到收入分配，大家就死咬著某幾個行業，然後搓揉打壓。好像這幾個行業就是分配不均的源頭，以為把他們打壓下去就能保證公平正義了。這是一種“我窮你不能富”的畸形心理。筆者認為，如果高收入者是通過努力從正當渠道獲得財產，不但不能被打壓，反而要鼓勵，這樣才能提高他們工作積極性，才能促進社會財富蛋糕增大。因此，我們死咬的對象不是這部分人，而是那些利用權力尋租或法律漏洞獲取不法財產的人。
最後是曲高和寡。在徵求意見和討論會上，我們耳聞目睹的多是專家學者的聲音和身影。專家學者們縱然是通曉古今，高瞻遠矚，通觀全局，但他們也有知識盲區。畢竟，專家學者們沒有生活在一線，他們的材料和數據均來自調研。調研從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出事實，但卻是片面的，對於老百姓的真實需求還尚有差距。因此，多渠道採集老百姓的聲音，最大程度地容納老百姓意見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關鍵。
“收入新政”被國務院退回修改，說明很多意見還有待商榷。在這場調收入、保民生的大戰中，理性才是制勝之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