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

徐森玉

徐森玉(1881—1971),男,名鴻寶,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國著名文物鑑定家、金石學家、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文獻學家。 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上海博物館館長、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館長等職。對徵集珍稀文物、圖書不遺餘力。晉代王獻之書鴨頭丸手卷,宋代司馬光的書簡,蘇軾與文同合繪的手卷,以及宋拓孤本鳳墅帖、郁孤台帖等稀世珍品,都是徐森玉主持徵集的。在徐森玉的推動下,使僅存殘本的《王文公集》死而復生,孤本《蘿軒變古箋譜》得以複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森玉任國務院文史館副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小組成員。在他主持下,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書》、《中國叢書綜錄》等。因他的督促,上海松江的唐經幢在原地修復;嘉定的唐經幢也從田野里挖掘出來,置於古漪園內。他對海關出口文物的鑑定把關甚嚴,常說:“國家把文物是否可以出口的‘鑰匙’交給我們,我們一定要把好鑑定這個關口。”文化部於1962年為他特頒獎狀,並舉行頒獎儀式。“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青少年時

少讀家塾,後就讀於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後中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在校期間,即著有《無機化學》和《定性分析》,校中稱為“奇才”。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十分賞識他的才華,經常邀他鑑賞古物,共同探討、考證、鑑定、研究文物,從而奠定了他成為文物鑑定家的基礎。歷任奉天測圖局局長、清廷學部圖書局編譯員。民國建立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1924年11月,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後任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參加主持故宮文物南運。抗日戰爭時期,定居上海,與張元濟、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等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多方尋訪、購置散落於淪陷區瀕於危境的珍籍善本,予以妥善保護。

建國後

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他一生為查訪、發掘祖國文物奔走天南地北,發現大同的遼代古寺、趙城的元代戲台、房山石經山唐代地契、北京的元代阿拉伯式浴池、薊縣唐代寺廟、三門峽摩崖石刻等,尤其是趙城古寺藏的多達44卷的石刻大藏經,更是稀世之珍寶。為國家徵集鑑定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其中有晉代王獻之,宋代司馬光、蘇軾的真跡,春秋、戰國和商代的青銅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漢以來的不少帝皇印璽等。居滬30餘年,積集書籍15000餘冊。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徐森玉與國寶

徐森玉畢生為文物、古籍的保護作出了卓越貢獻。

20歲時的徐森玉 20歲時的徐森玉

抗日戰爭開始,北平淪陷前夕,他將北平圖書館珍藏的一批善本書和唐人寫經8000多卷,搶運到上海保存。上海淪為“孤島”時期,他又與鄭振鐸一起幾次設法轉移,才未遭日軍掠走。

抗日戰爭初期,他冒險潛回北京,與孫仲章共同策劃將尚陷北大研究所的“居延漢簡”2萬餘枚秘密運出北平,暫存香港大學圖書館。民國27年(1938年)春,不辭艱險,押運故宮文物轉移至後方安全地帶。途經貴州安順,由於車禍事故,足部受傷致殘。“孤島”時期上海不少珍貴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張元濟、鄭振鐸致電重慶,要求政府搶救古籍。民國28年底,他受重慶方面委派赴滬收購善本圖書。歷時七個月,與鄭振鐸一起竭盡全力搶救舉世聞名的藏書家——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劉氏回海堂、陶氏涉園、鄧氏鳳西樓等所藏珍貴版本古籍,揀選、收購了一大批,而且冒險將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冊,親自攜帶經香港轉運至重慶,為保護祖國古籍作出了貢獻。

抗戰期間得悉日本帝國主義計畫搶走山西趙城的金代刻本《趙城藏》佛經4000多卷,為了避免這批國寶落入日軍手中,他通過鄭振鐸轉告中共地下組織,終於由山西的八路軍派出一支隊伍趕赴趙城,把這批珍貴文物搶救了出來。

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逃往台灣,行政院下令故宮博物院把珍貴文物造冊上報、裝運台灣,遭徐森玉反對。國民黨五個部門聯合聘請他赴台灣主持文物工作,他卻婉言謝絕,毅然留在上海。

徐森玉與二希帖

解放初期,徐森玉參與籌備建立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他利用自己與國內收藏家的關係,運用本人鑑別專長,全力以赴開展了文物徵集工作,訪求文物珍品、善本圖書,為博物館、圖書館收購了大量稀世之寶。1951年,為了徵購晉王獻之《中秋帖》和王詢《伯遠帖》,親自陪同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赴澳門,將《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中的“二希”購歸。此外,他還在上海的銀行保險柜中,發現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璽”兩方,後調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徐森玉在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博物館館長期間,徵集了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唐懷素《苦筍帖》、宋司馬光《手跡》、宋蘇軾《文同合卷》、宋拓孤本《鳳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啟刻《蘿軒變古箋譜》等,均為稀世珍品。

1962年,經徐森玉動議和督促,將密封在鐵箱內30多年的宋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從故宮博物院找出來,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予以影印出版,為古文獻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貢獻。

由於徐森玉對文博工作的重大貢獻,中央文化部於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建館十周年時為徐森玉頒發了獎狀。

活動年表

1881年(清光緒七年辛巳)徐森玉(名鴻寶)生於夏曆七月廿三日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菱湖鎮。兄守之(名鴻猷)長其9歲。母親閔氏,出身名門,世代以刊刻古籍為業。

徐森玉和夫人王氏及長子徐伯郊合影 徐森玉和夫人王氏及長子徐伯郊合影

1884年父親攜全家至江蘇泰州謀職、定居。弟鹿君(名鴻賓)生,小其三歲。母親授其詩書。1888年父亡。1890年家境貧寒,兄守之隻身入川為幕府,閔太夫人攜兩兄弟投奔江西九江知縣之本家叔父。太夫人在縣衙家塾教授侄女輩,兩兄弟則附讀於縣衙之家塾。

1893年徐森玉天資聰敏,且已有古文功底,家塾兩年後,塾師已無力任教,乃建議其投考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入白鹿洞書院,受業于式枚(晦若)之門8年,打下國學、版本目錄學基礎。

1900年有科學救國思想,棄科舉而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1902年以每年所得獎學金之部分,供弟鹿君入山西大學堂讀書。撰寫《定性分析》一書,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5年畢業於山西大學堂化學系。時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字瑞臣,清皇族)甚賞其才華,經常接其進府談古論今。徐森玉以後成為一代著名古文物鑑定大師以及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專家,與寶熙有關。

1906年至奉天任測繪學校及實業學校監督(校長)。1907年回泰州與王氏完婚。1908年編撰《無機化學》出版。1911年為紅十字會赴武昌救護辛亥革命志士。1912年任教育部僉事。安家北京,初住石駙馬大街內鮑家街,與周肇祥(字養庵)同住,後遷至都城隍廟街(今成方街)。

1915年清史館成立,趙爾巽任館長,聘其為協修,主修《職官志》。1918年任教育部僉事和秘書,和魯迅共事。1919年委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影印《北山錄》。1921年6月3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請願,馬敘倫、李大釗、沈兼士等在總統府(新華門)前被軍警打傷,由其護送至德國醫院救治。

1924年11月,馮玉祥逐溥儀出宮,徐森玉被派駐由當局與遜清共同組成的善後委員會工作,擔任古物保管委員會顧問及東陵盜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是年,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

1927年中年皈依三寶,精研唯識,與韓德清居士建三時學會。是年秋,遷居三時學會,公餘之暇,茹素研讀經書。1931年與袁同禮、趙萬里集資購明萬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詞話》,並影印120部。1933年故宮文物遷往上海,藏法租界四川南路天主堂,參加精選文物。

1937年8月,故宮文物南遷,率第一路由南京出發溯江至武漢,轉由粵漢路到長沙。11月,由長沙潛赴天津,搶救居延漢簡。1939年春,主持故宮古物南遷,在貴州安順逗留經年,住讀書山。因日寇又將西侵,只得與同伴攜帶文物進行更艱巨之轉移,翻越數十道大山,歷時兩月,始到重慶。時腿部傷殘,不良於行。

1940年12月,至上海,與鄭振鐸、張壽鏞、張菊生、何炳松收購古籍善本。至1941年7月結束,攜帶80箱孤本善本赴香港,經桂林到重慶。1941年將在上海所購古籍精選編為《玄覽堂叢書初集》。“玄覽”二字取意《文賦》:“佇中區以玄覽,移情志於典墳。”1942年為搶救《趙城藏》獻策。該藏後由山西八路軍搶救成功,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徐森玉著《漢石經齋文存》 徐森玉著《漢石經齋文存》

1947年6月19日,集中於重慶的故宮博物館文物,開始向江蘇南京發運,歷時半年,全部運到南京朝天宮庫房。1948年11月中旬,在蔣復璁電召下赴南京,於翁文灝宅參加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聯席會議,與會者還有王世傑、朱家驊、翁文灝、傅斯年、李濟等,討論文物遷台事。會上推徐森玉、李濟督運及照料文物。12月13日,徐森玉在給臺靜農信中言及此事云:“袞袞諸公妄以台灣為極樂國,欲將建業文房諸寶悉數運台,牽率老夫,留京十日,廁陪末議。期期以為不可,未見採納。”從此與故宮博物院脫離關係,隱居上海,並將南京所予赴台灣機票上交。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陳毅領導建立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任命文物專家李亞農為主任,黨外人士、著名文物鑑定家及圖書版本專家徐森玉為副主任。

1951年秋,受周恩來總理委派和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馬衡南下至廣州,贖取“三希堂”中之“二希”(即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經二老鑑定確屬“二希”無誤,乃以35萬元港幣(合人民幣27萬元)易得,由馬衡等帶至北京,完成國寶回歸之使命。

1953年收購劉體智所藏甲骨文1萬片,並以1萬元收購一枚宰豐骨(1930年代殷墟南小屯出土商代帝乙帝宰時期之牛肋骨),刻辭文字及圖案均以綠松石嵌飾,精美絕倫。1960年80遐齡,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為其祝壽。

1960年兼上海博物館館長及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策杖四處走訪,為國家徵集、鑑定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特別是晉代王獻之、王羲之宋代司馬光、蘇東坡的真跡;秦漢以來的帝王印璽、商代及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殷墟出土的龜甲骨片。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頒發了嘉獎令,表彰他為文物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握著他的手深情地稱呼他為“國寶”。

“文革”伊始,便被打入“十大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備受抄家、批鬥之辱。

1971年5月19日,被“四人幫”迫害逝世,時虛齡91歲。

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為徐森玉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鄭重地平反昭雪,為他恢復名譽。

1985年,其子女遵照他的遺願,將他生前的一萬餘冊藏書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社會評價

中國文物學與文獻學的“國寶”

徐森玉先生被尊為“國寶”,是當之無愧的。徐先生是我國傑出的文物學家和文獻學家,他與魯迅先生同齡,曾經是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的同事。他見多識廣,滿腹經綸,有些還是“絕學”。但他一生謙虛低調,不喜撰述,很多學問未能通過著作留存下來。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學術貢獻的人並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誕生130周年紀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紀念,我們應該懷念他,彰揚他的精神。

帶傷赴上海搶救古籍文獻

抗戰期間,徐森玉在押運文物途中折腿 抗戰期間,徐森玉在押運文物途中折腿

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曾親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稱他為“國寶”。最早向周總理介紹和推薦“國寶”徐森玉的,應該是鄭振鐸先生;而最早尊稱徐先生是“國寶”的,也正是鄭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託,整理鄭振鐸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後發布於《新文學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鄭先生這樣說:

森老為今之“國寶”,應萬分的愛護他。別的老人們徒有虛名耳,他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位了不起的鑑別專家,非爭取他、愛護他不可。他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應該爭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觸,多請教他。如果他離開了上海,文管會準定辦不成,且一件東西也買不成。

當時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鄭先生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負責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唐弢時任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而徐先生則為華東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後來又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鄭先生此言,充分體現了對森老極大的尊重。我最初讀到這些話時,還有點懷疑鄭先生對森老的評價是否誇張。隨著我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體會到,鄭先生對徐先生敬重有加,不僅因其學問,更因其愛國精神。

鄭先生與徐先生至遲當在1930年代初就相識了,但他們互相深知對方,結成忘年(徐與鄭父同齡)之交,則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抗戰初,徐先生在內地負責故宮文物和北圖珍本的轉運和庋藏,鄭先生則在上海參與領導文化界救亡運動。川黔山路崎嶇,為保護國寶,徐先生連腿也跌斷了。而在“孤島”上海,鄭先生除了公開的抗日活動外,還與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人秘密發起組織了一個搶救保衛民族文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他們爭取到在重慶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即原“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撥款,用於為國家搶救珍本圖書。鄭振鐸等人將三十多年前沾滿了中國人民血淚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來秘密搶救再次慘遭帝國主義搶掠的中國古籍文獻。

“同志會”緊張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慶方面特派,不顧腿傷,冒險來到上海,參與這項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以下凡所引鄭致張信,今均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寫道:

“昨日下午,渝有專人來,已至敝處接洽過。此君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鴻寶(乞秘之),現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他們再三的托他來此一行。有許多話要談。”從此,鄭先生便與徐先生幾乎日夕相處。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張詠霓三人應約至鄭家聚餐,決定將當時收購的圖書裝箱後,均由鄭、徐二先生共同簽字貼封為憑。23日,由鄭振鐸化名“犀諦”(從其筆名“西諦”來)、張詠霓化名“子裳”(從“霓”字來)、何炳鬆化名“如茂”(從“松”字來),聯署發電報給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負責人(時尚未正式任館長)蔣復璁,並轉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第一句話就是:“森公已到,談甚暢。”(以下凡所引致重慶電、信,今均存台北“國家圖書館”)年已六旬的徐先生還與鄭先生一起去嘉業堂等處鑑定和挑選圖書。

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蔣復璁信說:“此間事實際奔走最力者,當推西諦兄。……自森公駕臨後,日夕與西諦兄商討新本,檢點舊藏,逐書經眼蓋章,勞苦功高,同人極為心折。”當時,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給重慶當局去信,認為鄭先生最辛苦,應該給他一點補貼。此事被鄭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給蔣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說:“森公在此,每事請益,獲裨良多,至感愉快!幾於無日不聚,聚無不長談。奇書共賞,疑難共析,書林掌故,所獲尤多,誠勝讀十年書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為弟之立場計,不能不慎重聲明素志。蓋頃從某友許獲悉森公曾去函尊處,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報酬。此事殊駭聽聞!弟事先毫不知情……”鄭先生堅決謝絕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動。

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郵寄到香港,由鄭先生老友許地山等人收下暫存,然後再設法運往重慶。鄭先生打算親自赴港辦理轉運等事,徐先生也想轉道香港回內地。1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我大約本月底即將動身。森公歸心如箭,亦將同行。”今在台灣還保存著24日鄭先生起草的發給蔣復璁的密電:“公是貨(按,宋人劉敞有《公是集》,‘公是貨’暗指所購劉晦之善本書)已運港,急待點交,擬推諦於便中南行,專辦此事……森公亦決意內行者,與尊處專員面洽尤佳。餘事俟諦返後續運。”

後來,徐先生於7月24日乘船離滬赴港,鄭先生則因工作實在走不開。他後來在《求書日錄》中回憶說:“國際形勢,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變壞下去。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收得的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遷地為良之計。首先把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托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這事,費盡了森玉先生的心與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這次在上海,與鄭先生並肩奮戰了七個多月,離開時還毅然承擔了保護和攜帶兩大箱“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的艱巨任務。7月25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森公最為謙抑,且富苦幹精神,處處願意自己吃虧,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費,誠今之聖人也!得聚首多時,實為平生幸事。

鄭先生等人稱徐先生為“今之聖人”,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9月11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致蔣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運尊處……現寄遞各書,均系由森公獨力負責。寫中英文書目及付航郵各事,均是森公親自料理。投寄時,森公竟立候數小時之久!可佩,可感!餘書裝箱起運,亦系森公獨自主持。犀(按,即鄭振鐸)本約定與森公同時南行,因此間瑣事極多……竟不能與行,未得稍分其勞,心中至為慚愧不安。裝箱事,聞已工作二十餘日,尚未完畢,可想見其麻煩瑣細,非森公之耐苦耐勞者,決難從事也。”

“一切看在書之面上”

徐先生剛走,鄭先生立即又面臨搶救收購南潯張芹伯的大批極其珍貴的適園(又稱菦園)藏書之重大戰役。今見8月26日鄭先生致徐先生信說:“此事如成,我輩之工作便無多大重要者矣……為民族文化計,我輩決不辭勞瘁,不畏艱苦。亦書生報國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請益。甘苦與共,回味猶在。今復何可得乎?先生能再來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這批書價錢昂貴,必須說服政府撥給巨款,而重慶官方“識貨”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內地正好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昨得森公自渝來一‘江’(按,即3日)電,云:‘芹貨決購,款即全匯’。”此事實非同小可!今在台灣看到當時教育部有“為奉主席代電令,仰該館(按,即央圖)迅即鑑定收購南潯張氏適園藏書具報”之檔案,可知收購適園書之事還一直通到了蔣介石那裡。

經費問題雖然終於解決,但鄭振鐸在前方與張氏的議價談判卻反反覆覆,一波三折,極其艱難。直到10月2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還說:“聞芹書有某方向之接洽說,時刻有變化發生……如芹貨竟為某方所奪,關係非淺!”“某方”當然是指敵偽。而翌日,鄭與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終於報告大事成功,並附《希古堂與張芹伯訂立購買菦園全部藏書契約》。今在台灣見到這份鄭振鐸手寫的信和契約,“希古堂”無疑是“同志會”的一個化名。信中說:“此契約可於今日下午或至遲明日下午簽訂。簽訂後,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數月辛勤,告一結束,殊可自慰也……俟契約簽妥後,當即進行潘貨(按,指寶禮堂宋元版藏書)……又聞瞿氏兄弟有分爨說,藏書(按,指鐵琴銅劍樓藏書)亦將剖分為三。剖分後,恐必不能保。此必須設法羅致之者!祈尊處留意及之為荷!”可見,當時他們的這種沒有硝煙的戰鬥又有多么緊張。

適園藏書一役結束後,11月13日深夜,鄭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箋紙,用毛筆給徐先生寫了一封充滿深情的長信:“……芹貨業已成交……此實二十年來一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當代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懇摯之謝意也!檢點、搬動,一手任之。若飲醇酒,陶然自醉。於時人聲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瑩晶一片,益增靜謐之感。然同賞者何在乎?得意會心,相視而笑者復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雲(按,指不久前曾來滬的北圖趙萬里)北去,孤獨之嘆,與日俱增,而此時尤甚!人皆知黃校黃跋之可貴,然知其可貴之處究竟何在者,有幾人乎?曾約數公閱書,但均似不甚熱心。深感敗興也……然書款殊為拮据,支付尤為麻煩。獨力應付,挖肉補瘡,先生當能想見其困難之情形也!嗚呼!一書之獲,豈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爭得之者!憤懣之極,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書之面上’一言,則又勉強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陳編,益念責任重大,則又不得不獨肩其難也……”在這封信中,鄭先生把徐先生視為搶救文獻的知音。他受盡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先生說的極其樸實的“一切看在書之面上”一語,就又堅持下去。他滿懷激情地說,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都應該向徐先生致以最懇摯之謝意!

再次秘赴上海保護珍貴圖書

鄭重著《徐森玉》 鄭重著《徐森玉》

鄭先生寫信後不到一個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當天,上海徹底淪陷,“同志會”的搶救工作被迫停止。從1940年春至此,他們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為國收書,鄭振鐸《求書日錄》中記載:“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竟會有這末好的成績!”在鄭先生的戰友、魯迅夫人許廣平被日軍逮捕後,17日,鄭先生在一位前輩那裡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從此他離家秘密隱居,直到抗戰勝利。就在同一天,在重慶的徐先生給蔣復璁寫信說:“現平方全館(按,指北圖)業被偽組織接受,勢將及滬存之書,欲避此難,惟有照西諦兄分藏辦法,將此三百數十箱分移多處民房中密藏……弟擬變易姓名,穿過各淪陷區,秘赴滬一行,專辦此事,延此將絕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歲月,已不足惜。韓冬郎詩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弟嘗諷誦此句,深自引愧。設此役完成,則此疑亦決矣!”徐先生從民國初年始,就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當時,北圖也有不少書秘密運存在上海。徐先生為此憂心如焚,不怕犧牲,要求潛回上海去保護這些圖書,充分表現了他的崇高的愛國精神。此時化名轉入地下的鄭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險化名給徐、蔣寫信。今見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給蔣復璁的隱語信:“前上一函,諒已收到。此間一切安寧,家中大小,自菦翁(按,暗指張元濟,借藏書家張菦圃名而來)以下均極健吉,堪釋遠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漲,甚為浩大,但尚可勉強維持現狀耳。現所念念不釋者,惟港地親友之情況耳。公是一家(按,暗指運港之善本書),是否平安無恙,尤為牽腸……一家離散至此,存亡莫卜,終夜彷徨,臥不安枕……致聖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轉致。”令我驚喜的是,鄭先生托蔣先生轉致“聖翁”的那封隱語信,我在台灣也看到了!信中說:“前上二函,已收到否?聞有東來意,殊為焦急。蓋以關山修阻,又值嚴冬天氣,高齡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間親友安吉如恆,尊寓大小,亦極為平安。敝處自菦翁以下亦均託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圖負責人袁守和,這裡指該館存滬圖書)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婦孺輩未免乏人照料耳。聞北寓已由啟君(按,指又名啟明的周作人)代為料理,其長公子則已遠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書已運美國)。先生與守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與北圖有三十年深厚關係),自不免罣念,古道熱腸,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錦上添花,不聞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誼,守君家中人聞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懇保重身體,勿急急來此為要!春暖不遠,四五月間來,當不若冬日之風雪載塗也。”

原來,鄭先生在上海也聽說了徐先生想冒險來滬的打算,欽佩之餘急忙去信勸阻。後來,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潛赴上海。徐、鄭兩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勵,堅守崇高的民族氣節。

1970年,台灣的牟潤孫先生撰寫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壽序》,提到徐先生:“戰時以維運古物,至於覆車折腿,復間關奔走,鳩集志士,搜采書籍於東南,厥功尤偉……世有良史,將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也必矣。”我們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應該將徐森玉、鄭振鐸這樣的先輩“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

錢鍾書贈詩讚揚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欽佩,因此錢鍾書先生才會充滿深情地寫了《徐森玉丈(鴻)間道入蜀話別》: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

西江望活鮒,東海羨逃鰻。

送遠自崖返,登高隔隴看。

圍城輕託命,轉賺祝平安。

(現收入《槐聚詩存》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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