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恆堂:徐恆堂江西臨川人。當過農民，做過教師，任過軍官，轉業後先後在法 -百科知識中文網

基本資料

徐恆堂 1951年11月生。江西臨川人。作家。大學文化。1969年當教師，1970年參軍，在空軍雷達兵部隊先後任過調配員、電話員、油機員、標圖記錄員。1974年11月調團政治處報導組工作，1975年提拔為技術處有線電技師，1976年提拔為政治處幹事，任宣傳幹事併兼管新聞工作。為部隊寫下大量的新聞報導，多次受到部隊獎勵。1982年寧夏司法幹校結業，1982年2月轉業在撫州地區司法局工作。1983年調臨川縣政府辦公室工作，負責編寫《臨川縣地名志》。1988年考入江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就讀。1990年11月調臨川縣文聯任副主席。1991年7月大學畢業。1996年6月任臨川市文聯主席。現為《佛山市志》總纂助理。

1975年開始文學創作。已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近200多萬字，詩300餘首，學術論著10餘萬字。著有詩集《藍天大地間》；長篇小說《鄉裸》、《官家婦女》；報告文學集《為了人類最光彩的事業》；人物傳記《游國恩傳》、《蕭滌非傳》、《臨川古今名人略傳》、《近當代臨川英才譜》；編著有《千古第一村》（旅遊導說）、《佛教聖地金山寺》（旅遊導說）等3部

在唐家溝的日子裡

在唐家溝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日子。

唐家溝位於中國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與騰格里沙漠之間，屬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右旗管轄。南邊遠處是常年積雪的龍首山，北面是低矮的光禿禿的雅布賴山，西邊和東邊是望不到邊的大戈壁。

我先後兩次進唐家溝，在唐家溝生活了近5年。

我是在1970年12月參軍的，在銀川市新兵連集訓10多天后，於1971年1月13日下午到達唐家溝，分配在雷達一營勤務連（後改稱指揮連）調配油機班當調配員。

雷達一營是根據林彪的“九·二九”指示組建的。1969年3月中國和蘇聯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後，當年國慶節毛主席需登天安門城樓，憂心蘇聯飛彈的攻擊，據說他老人家9月28日一個晚上沒睡好覺。9月29日，時任軍委副主席的林彪作出指示：“雷達要看飛彈”，於是從上海空軍抽調人員組成此遠警營。開先駐在甘肅安西縣，後移駐此地。由於是根據林彪“九·二九”指示組建的，故又稱此營為“九二九部隊”。我們是進入此部隊的第一批新兵。

雷達一營共五個連隊。營部和勤務連（指揮連）駐中間，一連駐東邊，三連駐西南面，四連駐北面。二連是在1973年建好營房後才遷駐唐家溝的，駐在勤務連的東南面。

準確地說，部隊駐地是在甘肅省民勤縣的一個煤礦上，煤礦停產，人員撤走，部隊住的就是煤礦留下的房子（部隊建房後，才搬遷出煤礦）。煤礦還留下一個姓李的老頭開辦小賣部為部隊服務。由於營房不足，三連和四連有部分人員住地窩。駐地西距阿拉善右旗額肯呼都格鎮（旗政府所在地）24公里；南面2公里處有個小村子，只幾戶人家，村名為青苔泉，屬民勤縣；唐家溝在部隊西邊約4公里處，屬阿拉善右旗。

這個營的任務是遠警，一是觀察14號基地（後來公布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飛彈和衛星發射，為決策機構和有關科研單位提供衛星軌跡和飛彈彈道運行情報；二是警戒蘇聯的飛彈攻擊，主要警戒目標是阿拉木圖和外蒙古烏蘭巴托的飛彈基地。

我所在的調配油機班，人員分為兩部分，調配員主要負責無線電報發射機的維護和常見故障排除，有任務時值無線電發射機調配班。這部分工作由我和班長牛銀增（河南虞城人）、湖南籍的陳文革負責；油機員負責油機的發電和日常維修，保證指揮所和營房的用電。這部分工作由北京籍的曹同文、廣東籍的吳漢能和江西籍的楊祿昌負責。

“文革”期間大燒藍皮書，無線電軍訓沒教材，調配員的專業技能幾乎是一片空白，而我們營裝備的又都是當時最先進的新型大功率發射機。衛星和飛彈的飛行速度快，遠警極具時間性，上級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情報傳送到有關機構。調配員工作做不好，發射機的功率不能正常發揮，有故障不能及時排除，雷達觀測到的數據就傳不出去，完成任務就是一句空話。好在班長牛銀增腦子聰明，他請在上饒通信學校工作的侄子寄來教材，苦鑽無線電的工作原理，帶領全班熟背線路圖和訓練常見故障的排除，並起草了無線發射機天線培訓教材，為提高調配員的軍事訓練素質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唐家溝當戰士期間，我先後調過電話班、標圖記錄班、後來又回到調配油機班，直到1974年11月離開唐家溝去團部任職。而與老班長牛銀增的良好關係，一直保持到現在。

唐家溝給我印象最深的事很多，這裡只說幾件：

第一件事是親眼目睹了衛星上天后的情況。1971年3月3日，我們下連不久，就參與了一項給我印象深刻的任務。那天晚上20點03分，我國成功發射了一顆科學試驗人造地球衛星，這顆衛星是在14號基地（酒泉基地）發射的。

晚飯後，所有的值班人員都上機操作，全部的遠警雷達一起開動，觀測衛星飛行情況。我們沒值班的人員則站在營房外空地上，觀看衛星發射。衛星定為8點發射，但我們看到衛星騰空而起是8點03分，只見一股巨大的火柱從駐地西北方向拔地而起，先是直線上升，升到一定高度後便折向東南。第一級火箭脫落，第二級火箭點火推進，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其場面十分壯觀。看到衛星發射成功，心裡有一種自豪感，

第二件事是在風沙中的戰鬥。1971年5月13日，我第一次目睹了大風沙。其風沙之大，令人驚心動魄。只見風卷著沙石，從西邊滾滾而來。風沙進入營房後，天昏地暗，大地漆黑得看不見五米以外的物品，房間要開燈才能看見。風沙過後，床鋪上留下厚厚一層細沙。指導員王金榮說，甘肅省的安西縣是世界風庫，風沙比這還大。當地人把暴風沙分為三種：黃毛風、白毛風、黑毛風。白毛風是大雪天颳起的，是風卷雪的景象，黑毛風最厲害，刮起來遮天蔽日，整個天空都是黑的。風沙颳起的壯觀，令人嘆而觀止。第二次經歷大風沙是兩個月後的7月12日，這場風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風沙過後看見山上白皚皚的積雪。那天上午晴朗無雲，吃過午飯後照相。下午4點，天氣說變就變，一場強大的暴風沙來了。風沙過後，天下雨。雨後，氣溫急劇下降，需要加穿衣服了。雖是盛夏七月天氣，但仍可看見龍首山白皚皚的雪。山下下雨，山上就下雪。當地有句話：早穿皮襖午穿紗，生著火爐吃西瓜，果真如此！一個從南方來的人，只在書本中看過夏天下雪的事，能在七月親眼看見天飄大雪，覺得十分新鮮和驚奇。

每當暴風沙來臨的時候，我們不是躲進屋內避風沙，而是奔入風沙中，去保護龐大的雷達天線，官兵們拉住固定雷達天線的手腕粗的鋼纜，在風沙中搏鬥。風裹著砂石，打在臉上麻辣辣的疼，但誰也不會逃避，那種戰天鬥地的無畏精神，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中。

這是2007年4月蘇丹出現的哈布風暴，周圍捲起強大的沙塵暴。這種沙塵暴現象，20世紀70年代我在阿拉善右旗唐家溝當兵時司空見慣。

我從調配班調入電話班後，就親歷了兩次風沙的嚴峻考驗：有一次刮“白毛風”，聯繫上級的電話線被風颳斷，我和遼寧瀋陽籍的張錫發、四川金堂籍的陳遠學一同去茫茫的大風雪中搶修，我們背著電話單機和修理工具，在吹得人站立不穩的大風雪中搏擊步行了十多里，終於在戈壁灘的一處溝壑中找到斷頭點，而斷去的電線有一段被風吹得不知去向。電話線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接通，任務緊急，張錫發和我就手拉著手，扒在雪地上，用人體組成電話導線。我們在雪地里扒了近兩個小時，身體幾乎被凍僵。當電流通過我們的身體將情報傳向上級時，我的心裡是一種說不出的快慰。還有一次刮“黃毛風”，十級大風將無線電發射機的室外天線刮斷，而此時，恰有情報需向北京傳送。連長魏運昌把我帶到天線下，問：“徐恆堂，敢不敢上？”他的意思是要我登上22米高的電線桿把天線接通。聽著呼呼的風聲，看看高聳的天線，我心裡有點發怵，風這么大，天線那么高，萬一被颶風颳得掉下來，肯定是沒命了。望著連長期待的目光，想想自己的責任，我是連隊電話員的“一號班”，我不上誰上呢？於是取來登高板，在十級颶風中登上了22米高的電線桿，將天線接通。颶風中我在高空作業時，連長和電話班的戰士們在下面吶喊著為我壯膽，使我心裡增添了巨大勇氣，終於圓滿完成任務。

第三件事是搞營房建設。我們電話班分在炸石隊。炸石隊由七八個人組成，雷達四連的一位姓戴的司務長負責。炸石從1972年7月12日開始，至當年的9月下旬結束。炸石地點是在住地北面的雅布賴山中。雅布賴山是光禿禿的綿延起伏的石山，山表的石大都風化了。我們選定一座風化程度較淺的石山開炸。我的任務是掄錘打炮眼，或是扶鋼釺。打炮眼是在半山腰，為了安全，有時我們腰間還繫上繩索。打炮眼是一件不輕鬆的活，從上午9點打到下午5點，中午的飯由炊事班送到工地。那時我年輕，很能吃苦，打炮眼的掄錘越換越大，炮眼打得越來越深。往炮眼裡灌炸藥和安裝導火線並點火，是由戴司務長（廣東人）負責的。他灌炸藥的時候，我們就退到山後安全處休息。後來用電雷管，把電線拉到山後，一按電鈕，就聽轟隆隆的炮聲在山谷間震響。有兩次發生啞炮。排啞炮是一種很危險的事情，兩次啞炮都是戴司務長和班長張錫發去排除的。1972年9月1日，我們上山後便遇上下大雨。唐家溝是高寒地區，九月的天氣就很冷，我們仍然堅持在山上炸了一天的石頭。當炸下的石頭滿足了5個連隊和營部的建房需要後，我們才撤下山來。1973年5月，進入建設第二階段，連隊開始打土坯。在戈壁灘上建房，基礎用石頭，牆用土坯砌，土坯外麵糊層石灰就行。但是，戈壁灘上是很難找到土的。連隊在住地南面兩公里的溝壑中找到土，打土坯就在溝里進行。連隊規定的任務是每人每天完成500個土坯的任務，自己挖土、和泥、做土坯，這個任務不少人難以完成，我卻每天完成600個土坯的任務。6月9日的一天，我竟做出了900個土坯，當然，是下了大力氣的。1973年11月，連隊完成了營房建設，從此住上新營房，住在地窩裡的人全搬上地面住了。

第四件事是找密碼。我們部隊進駐唐家溝後，敵特對我們的偵察就從沒停止過。夜晚站崗常見信號彈在營房周圍升起，但我們趕到升信號彈的地方時，又找不到一點痕跡。1971年9月3日，就在部隊進行保密教育後和第三天，三連有個同志丟了一份重要密碼。由於我們是遠警部隊，密碼又是部隊核心機密，因此，營首長十分緊張，動員全營的人在戈壁灘上尋找這份密碼。從營房一直找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尋遍了每一條溝壑，每一片草叢，但這份密碼仍沒找到，弄得人心惶惶。好在部隊及時向上級匯報，從北京到蘭空，全採取措施，更換了密碼。

第二次進唐家溝是1980年6月底回老連隊任代理指導員，原指導員（河北邢台人）因事請假回家（探家回部隊後即轉業），我就去頂了他的位置。這次在唐家溝一直乾到1981年2月遠警營解散。

這次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有三件。

第一件是1980年7月31日出席阿拉善右旗政府的慰問會。8月1日是建軍節，地方政府照例在7月31日對軍隊進行慰問。這是我當兵後第一次去地方出席政府的慰問會。那天上午是勞動，下午去的旗政府。先由旗民政局主持開了一個簡單的座談會，會上，旗黨委鄂書記和武裝部政委作了講話。鄂書記主要是介紹當年的牧業生產情況，說全旗有牲畜41萬頭，其中有駱駝7萬5千多頭，是歷史最好水平，但由於乾旱，牧草開始枯黃，羊群等牲畜開始死亡，如果半月內不下雨，當年的豐收就很成問題。旗黨委原打算在八月份開那達慕大會，由於乾旱，牧民可能不會來參加那達慕大會，因此取消了計畫。那達慕大會是蒙古族的傳統盛會，會上舉行賽馬、射箭、摔跤、姑娘追等多種運動，並為散居各地的遊牧青年提供找對象的機會，這種大會一般是每年舉行一次。座談會後，便是慰問宴會。出發前，連長陸志新就說，蒙古人喝酒可厲害呢，要么你乾脆一滴不喝，要是你喝了，就要當心喝醉。果然，出席宴會的蒙古人大都很能喝。為了勸我們多喝酒，他們還叫來幾個女中學生為我們唱蒙古的勸酒歌，唱一支歌喝一杯酒。好在我酒量尚可，終於沒被喝醉。而連長陸志新卻醉了。

第二件是送一個患精神病的戰士治療和退伍回家。當指導員，主要是做連隊官兵的思想工作，我性格隨和，善於團結同志，幹部戰士對我的印象是蠻好的。因此，當連隊有個戰士因精神病需要送去治療時，自然是由我負責。這位戰士是湖北黃陂人。1981年元月31日，我和一個叫陳順焰的戰士送他去蘭州軍區總醫院治療。到達蘭州的當天，那位戰士藉口上廁所跑了，第二天才在蘭州和平飯站找到他。第三日送他進了醫院，他跳公共汽車逃跑，弄得我們到處找他。他在蘭州住了一段時間醫院，我送他去了團部，三月下旬由我送他回家。為了防止他再次跑掉，在火車上，我幾個晚上都沒睡覺。他父親任公社管委會副主任，3月24日，我把他的檔案交給黃陂縣安置辦公室時，他的父親也趕到黃陂，並提出“病情不裝檔案，跟大隊要求補助工分、回村的車費報銷”等三條要求，我不同意抽出病情檔案，安置辦竟不接檔案，只好滿足他的要求。3月25日，我就到這位退伍戰士所在大隊，跟大隊書記談了補助工分的問題，並在這位戰士家吃午飯。

第三件事是遠警雷達營解散。1981年1月13日，當唐家溝遠警雷達營決定解散後，官兵們都在考慮今後去向，連隊的思想一度較混亂，當天就發生一個姓崔的朝鮮族戰士跟人打架的事，不久又發現個別戰士患了精神病。有一個無線電台的台長，家中連來4封電報，說母親病危，要他速回，他找了我5次，要求探家，我打電話向司令部請示，不同意他探家，第二天又電報請示，仍不批准，這位台長大哭了幾次，1月20日晚上是他值班，他進指揮室不久，副連長易學華就向我報告，他在指揮室喝得酩酊大醉，被人從指揮室背了回來。指揮室是作戰訓練的指揮中心，是絕對禁止喝酒的，這位台長不顧部隊紀律，反映了他心中的苦悶。又有人向我反映，倉庫里少了三袋大米（600斤），5片豬肉（兩隻半豬），懷疑炊事員私自賣給煤礦。這時的思想工作任務特別重。我多次主持召開支委會，研究辦法，幾乎天天找人談心，又親自送患精神病的戰士去蘭空醫院治病。2月6日返回團部駐地銀川市。在銀川，我參加了寧夏作家協會召開的會議。3月2日返回唐家溝，這時部隊已經全部撤走，只留下連長陸志新在等我，無人做飯，他一個人吃頭天的剩飯和一大鍋剩下的豬肉。3月4日，我和陸志新最後撤出唐家溝。唐家溝遠警營的歷史從此結束。

離開唐家溝時，我深情地回頭望了一眼矗立在戈壁灘上分布五方的空蕩蕩的營房。從此，我再沒去過唐家溝。而對唐家溝的思念，卻時時縈繞於心間不會磨滅。

(寫於2005年)

金聲玉色

父親徐盛金，生於1921年12月24日（農曆辛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母親吳玉金，生於1924年9月29日（農曆甲子年九月初一）。父系家族是明朝崇禎年間由金谿縣的塅上村遷居到臨川水溪村的，村名原稱水磨下，因村西南有磨下山而得名。後諧稱水明下，又叫水溪村。母親的老家原在水溪北邊的雷溪村，因外公在水溪村有田地，母親就隨外公搬來水溪村居住。父母親的結合，大概是在1946年。那年月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父母婚後不久，父親就抽著壯丁。父親已婚，祖父不同意他去當兵。在酉塘村做長工的17虛歲的大弟就頂替父親去當了兵。

父親三兄弟，父親是長兄。大弟叫聚金，當兵後改名榮桂；小弟叫茶金。三兄弟都有小名，父親小名木香，大叔小名銀香，小叔小名茶香。聽老輩人說，大叔從酉塘村一回家，胳膊就被栓上棕繩，和其他壯丁一起押解去了鄉公所。大叔走的時候，什麼也沒帶，背上只背個斗笠。

我的祖父叫徐來興，生於1897年5月27日（清光緒丁酉年四月二十六日）；祖母姓戴，原先沒有名字，因為是撿來的女人，就叫戴撿女。她生於1905年（清光緒乙巳年）。祖母死得早，祖父帶著三個男孩兒過日子，生活很艱窘。1942年6月，日軍竄擾臨川時，一把火燒了村里13根梁。我祖上的房子也沒能逃過這一劫，被日軍燒得片瓦不存。日軍放火的時候，村民都在山上躲兵，因此任何家什都沒能倖存。沒房住，祖父只好帶著三個兒子住進徐家祠堂。白天勞動，晚上睡在一個伸不直腰的禾桶里，鋪的是稻稈，蓋的是一床破棉絮。冬天，三人凍得縮作一團。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我的大叔被抓去當兵後，祖父想念兒子，整日站在村口，盼望兒子早日回來。沒見回家就唉唉地嘆氣。勞累加憂愁，不久就離開了人間。父親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

那時候苛捐雜稅特多，我家生活貧困，交不起。交不起就得坐牢房。為避免更大的麻煩，抽捐收稅的時候，我父親就躲起來。母親就去坐牢。母親被綁去坐牢的時候，總帶著一個飯碗。牢房設在酉塘村一座祠堂里，離我村有五里地。每次坐牢，都要坐三四天，我的小叔就成了送飯人。一碗飯上面放些青菜，用竹籃提到酉塘村，飯就冷了。母親就這樣吃著。年年交不起稅，母親年年被綁去坐牢，直到1949年5月臨川解放。

解放後，我家被劃為貧農。1956年10月，父親加入了共產黨，從此是村里一個小幹部。後來成立生產隊，父親就任生產小隊的隊長，除文革中間有幾年沒任隊長外，隊長的差事一直乾到60歲，算是村裡的老幹部。

我家的窮困，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直到父親去世，也沒能擺脫一個“貧”字。可以說，父親是窮了一輩子，吃了一輩子苦。日軍燒了我家祖屋後，我家就一直沒有房子。土改的時候，分了地主三間房，父親三兄弟，成家後是三個家庭，每家一間。我家7口人，就擠在一間房裡住。我27歲結婚的時候，還是租別人的房子作為新房。六十年代，村里買了加米機，村民吃米，是用加米機脫殼，每百斤稻穀4角錢加工費。父親拿不出4角錢，只好用古老的碾子去碾。碾子要用牛拉，而牛是生產隊的，不能用，父親就帶著全家、再請親戚幫忙推碾。1964年我上中學，每學期8塊錢的學費，每月3元錢的一伙食費，父親拿不出，到處想辦法為我解決。1966年“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外出串聯，我也要去。父親說沒有錢，我堅持要去，父親就去向親戚借了15元錢。15元錢，對我家來說，是好大一筆數字，父親把錢交給我後，反覆叮嚀我要放好錢。好在那時候紅衛兵有了特別的優待，每個地方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在接待站吃飯，每頓只要一角錢。但畢竟錢少，我想去革命聖地井岡山的願望沒能實現，只去了省會英雄城南昌。為此，我遺憾了十多年。直到1994年日本作家池上正治來拜訪我時，才帶著他上了我久已仰往的井岡山（後來省作協召開長篇小說創作會，我參加了此會，又一次上了井岡山）。

雖然我家窮，但父親捨得花錢我讀書。小時候我特別愛看連環畫，總賴著要父親買。父親沒有錢，就挑著蘿蔔芋頭去撫州賣，而後給我帶一本連環畫回來。那時蘿蔔芋頭才幾分錢一斤，要十多斤才能換回一本小畫書，可父親總是千方百計滿足我的要求。我學習“偏科”。國小時，語文成績好，算術成績差；中學時，語文、物理成績好，數學、化學成績差。中學讀完後，沒地方去，就在家種地。父親怕誤了我的前程，見我沒書讀，他很著急。有一次，父親在公社開會，聽說本公社中學招生，立即就為我報了名。我得以再讀了兩年農業中學的高中。這兩年的讀書，與我後來的命運關係頗大。語文成績得到進一步的提高，政治上也漸趨成熟。而且，我的妻子就是我這期間的同學。

1969年，同村的老師姜球堂要我跟他去一個叫港東橋的村子教書，我就離開了學校。我跟姜球堂只做了幾天開學的準備工作，本大隊就要我回村教書，我就回到本村當“赤腳老師”。1970年，在我教了一年書後，由於不滿“文革工作隊”官僚主義的行為，與他們在操場上打起了“語錄仗”，於是“工作隊”便解除我的“赤腳老師”。這時，我的父親沒任隊長，但父親仍拉下麵皮去說理，沒管用。父親氣得直哼氣。當年，我報名參了軍。參軍時，仍得益於語文成績好。空軍在臨川招雷達兵，雷達兵里又分普通兵和特種兵。特種兵的要求是要“根正苗紅思想好”，政治審查是很嚴格的。我家庭出身貧農，父親又是共產黨員，很順利就通過了政審。公社武裝部黃艷順部長還要我在公社廣播站發表講話，向全公社的應徵青年發倡議。部隊來接兵的李建印和牛銀增到我家考察我，要我寫篇文章給他們看。我當場就寫了，字型正規，文章通順，語言流利，他們很滿意。由於“有文化”，部隊分工的時候，我當上了指揮連無線電台的調配員（這個工種要求有較高的文化）。後來又先後當過電話員和油機員。我們部隊駐在內蒙古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阿拉善右旗附近，四個遠警雷達連圍繞著我所在的指揮連散布在不遠的戈壁灘上，條件十分艱苦。為了讓父母親放心，我幾乎每星期要給家裡寫封信，信中是從來不談艱苦的。其實，當時我覺得並沒有什麼艱苦的。1974年，團政治處主任劉開學來我連搞政治教育，我在大會上作了發言，那次發言很打動了一些人。劉開學認為我寫的發言稿很有文采，回團後跟政委楊惠康說了。接著，楊惠康來到連隊，對我進行認真考察。當年11月，他們就把我調去團報導組當報導員，專職為報社、電台寫稿。這一調，決定了我一輩子的工作方向，從此一直“搖”著“筆桿子”。由於工作十分出色，在軍報和地方的報紙、廣播電台和雜誌上發表了許多反映部隊生活的文章，第二年就被提拔為軍官。後來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也一直幹著與文字有關的工作，直到調文聯任職。

每當想到這些，我就會深深地感激我的父親，他在家庭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勒緊褲帶忍飢受餓供我讀書。父親為我報名再上中學時，我已有17歲，是農村的好勞力。不少親戚反對我再去讀書，要我在隊里勞動掙工分，以減輕家庭負擔。由於父親的堅持，我才得以再進校讀了兩年書的。

父親是一棵撐天大樹。我祖父去世後，全副擔子就落在我父親的肩上。為我的大叔二叔娶妻成家，父親操盡了心。因為我家窮，操辦婚事是很不容易的。但父親竭盡全力，把兩件婚事辦得十分圓滿。我大嬸二嬸不僅容貌姣好，在農村女人中，其能力也是較強的。大叔生有二子三女，二叔生有四子二女，子女都有出息。

父親為人忠厚，襟懷坦白，一身正氣。1964年“四清運動”，父親每天夜晚都很晚回家。我當時不知內情，後來才知道，原來父親受到“四清”工作隊的審查，每天夜晚去大隊“交代問題”。工作隊為了逼父親“招供”，採取殘酷的鬥爭手段，嚴寒的大雪天裡，竟讓我父親脫光衣服，用風車向父親扇風。父親被凍得全身發紫，但確無“問題”可交待。工作隊折騰了幾個月，見確實無“問題”可追，也只好作罷。後來中央發了檔案，糾正了“四清”運動的錯誤。工作隊撤走的時候，許多受到不應有的打擊的基層幹部，都要找工作隊的人“算賬”。父親沒有去揍他們。父親胸懷寬闊，不願與那些人去計較。

1974年，父親再一次受到衝擊。那年我從部隊回家探親，一到家就有朋友告訴我，村裡有幾個人寫父親的大字報，要把父親“拉下馬”。父親是個小小的生產隊長，根本算不上什麼“官”。從朋友口中我了解到，原來是有人想奪生產隊長的位置，搞的一場鬧劇。朋友希望我利用解放軍的身份，去跟公社書記說說。父親對我說，這事你不要去管，由他們鬧去。我當然沒有過問此事。不過，後來我路過公社大門口，果然見大門兩邊的牆上，貼著批判我父親的大字報和大幅標語，內容是說再讓我父親當隊長，就會餓死全隊社員。其奪位之心昭然若揭。對於這樣的無稽之談，父親當然是不屑一顧的，公社自然也沒有理會他們的胡鬧。後來公社書記見到我，主動提到這事，說“那些人是吃飽飯撐的。”對那些無理取鬧的人，父親並沒有與他們計較，在派工、評分等各方面，仍一視同仁地對待他們。後來那些人也認識到搞那場鬧劇的荒謬。

父親十分看重家庭親情。1970年我參軍出發的時候，公社規定家屬只送到大隊，不要送到公社。我父親在我出發後，仍跟著來到公社。我認為父親沒遵守公社規定，生氣地要他回去。父親不走，我堅決要他走。我當時怎么也掂不出“可憐天下父母心”的份量，還是公社婦聯主任饒寶蓮（饒漱石的堂妹，後來任公社黨委副書記）見我趕父親回去，把我拉到一邊，對我說：“你爸爸是來送送你，你別再要他回去了。”我的母親更是掛念我，聽說我離家的那天，她流了不少淚。母親是沒當我的面流淚的，我出村以後，她就流淚了。後來我探家，她送我回部隊的時候，我是見過她流淚的，那是不捨得我離家的淚。

夫妻之間，總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事，我的父母也一樣。在這種時候，大都是父親讓著。據我的母親說，父親年輕的時候，脾氣也是很“燥”的，發起脾氣來也很“凶”。但從我記事的時候開始，父親始終是很慈善的。有時父母因瑣事拌嘴，母親躺在床上賭氣，甚至不吃飯。父親做好飯，總要我去喊母親吃飯。儘管拌嘴，父母之間還是相互關心著。

我小時候十分頑皮，性格特犟。童年的時候，我家租住在村中的“泉水坑”附近（也許那時候還沒有分到住房）。聽人說，有一次我在泉水坑玩水，不小心掉進水坑中，弄得一身泥水，母親輕輕打了我幾下，我竟掙脫母親，跑去泉水坑裡坐著，非要母親向我賠不是，才從泉水坑裡爬起來。我的頑皮和倔犟，常常惹得父母生氣，父親也會“兇狠”地揍我。現在想起來，那實在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慈愛。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發生糧荒，人人都挨餓，我大概是沒有挨過餓的。在我的印象中，每天吃過晚飯後，母親總要再給我一兩個小芋頭或小紅薯帶在身上吃。而我是特愛看連環畫書的。我的屋後住著一個叫蔡寬堂的人，比我大幾歲，家裡連環畫書多，他就要用連環畫書換我的芋頭吃，兩個小芋頭換一本小畫書。我就常把父母給的小芋頭放在口袋裡，去他家大門口的雨篷下換小畫書看。後來我才知道，父母為了讓我們兄妹吃飽，是自己勒緊褲帶省著的。我稍大些，就記得家中是如何的艱難度日。為了省糧，冬日裡農閒季節，一天只吃兩頓，早上是青菜煮稀飯，晚上是稀飯拌青菜。為了充飢，父母還和其他村民一樣，挖稈蔸，挖苧麻根熬湯填肚子，名曰“代食品”。如果能吃上“田瓣草”、“舍女草”，那就是一頓奢侈了。但我的確是沒挨餓的。後來母親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總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四兄妹（那時小妹尚未出生）沒被餓死，就是最大的幸運。為了養活我們，父母付出了多少，我無法知道得很清楚。我父親只活了63歲，與那時候挨餓是很有關係的。我能活到今天，當然不止遇上三年自然災害（那時候餓死了不少人，我村里就有人因吃觀音土不消化，土堆積在肚子裡拉不出憋死了），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得了一場大病，得的什麼病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還輸過血。父親照醫生的要求按時背著我上撫州看病。我們家離撫州有15華里，父親每天就這樣背著，終於把那種病治好了。那場大病以後，不知是身體增強了免疫力還是其它原因，從此再沒患過大病，甚至連感冒都很少患過。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與蔡祿堂、黑子兩個小夥伴在村西南一座叫“石嘴上”的山頭砍柴，三人在一起打架嬉鬧，我被他們兩人壓在下面，左腿的小腿骨被壓得裂開了。又是父親背著我（或用獨輪車推）去港東橋一個女郎中家裡“接骨”。記得有好幾個月我不能走路，是扶著凳子吊著一隻腳行走的。當時大家都以為我這輩子是個瘸腿的殘廢人。幾個月後，竟奇蹟般的好了。那次，我扔下凳子，扶著牆壁走去廚房，父母看到我能扔掉凳子行走，高興得笑了。後來，父親用獨輪車推著我去感謝那位女郎中，記得父親送給她的是一袋白蘿蔔。那時候鬧糧荒，一袋白蘿蔔能救活一家人的。父母親是省下嘴上的糧為我治腿傷的。

在我的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由於家窮，我受的累最多。很小的時候，就為生產隊放牛掙工分。我放的是一頭母黃牛，母牛是很溫順的，不會斗架。小時候我最怕牛斗架，怕被斗架的牛踩著。而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夥伴，常把公牛牽在一塊斗架。有的牛還會斗人，我村有個小夥伴，就差點被牛斗死。我們那個地方，地處黃土崗，缺少柴草。我十歲的時候，就跟著大人去十五里外金谿縣黃源集一帶的山裡砍柴。金谿縣的人不讓砍，常上山捉人，我總怕被捉住沒收了柴刀竹籃，幸運的是我從未挨捉，也許是我年齡太小，金谿縣的人不捉我。中午的飯，是在山上吃。在出發之前，母親總用路餐筒為我裝好飯菜，系在扁擔上。母親怕我累，在我挑柴回來時，她總要到七八里外的路上來接我。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得下地為生產隊乾“勞力活”了。我學耕田的時候，身子才比犁把高一點。記得有一次，我為生產隊耙田，在泥漿田裡走的時間長了，雙腳酸麻發軟，就扒在耙上讓牛拖著走。後來實在堅持不住，就在田間大罵起來，幾乎全村的人都聽到我的罵聲，父親沒有生氣。後來，就很少再讓我去耙田了。而耕田、割禾、栽禾、種豆、種麥之類的活，我是很願意乾的。摸禾（為稻田除草鬆土）的農活，雖然不重，但很髒。摸禾之前，稻田裡施上糞肥或石灰，再雙膝跪在水稻田裡做活。對於髒，我是不怕的。但摸第三道晚稻時，稻禾已長得很高了，禾葉割得兩腿生痛。在這種時刻，父親總是鼓勵我，安慰我。當農民么，就是與苦累相伴的。

父母對子女的愛護，往往是以自己的痛苦為代價的。我在當兵期間，父親曾得過一場大病。他以為自己不行了，很想見我一面。但為了不影響我在部隊安心服役，他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始終沒寫信告訴我。父親會抽菸，但家庭貧窮，無錢買煙。父親就自己種菸葉，把菸葉曬乾，壓好，切成菸絲抽著。由於自留地要種菜，用於種菸葉的地是很有限的。菸葉往往不夠抽。我父親是生產隊長，常去大隊或公社開會，與會人員大都是抽捲菸，而我父親總帶著與會場氣氛不合的自製黃煙。有一年我回家探親，朋友告訴我，每次開會結束後，我父親就把別人扔下香菸頭子撿起來，拆去捲紙，留下菸絲抽著，“撿菸頭抽”成了幹部們的笑談。聽到這事，我心裡很難受。父親卻坦然地說：“那么長的菸頭，丟了挺可惜，撿起來照樣可以抽的。”後來我每次探親，都給父親買些“飛馬”牌、“六盤山”牌等三、四元錢一條的中檔香菸。父親卻說：“你部隊的津貼費很低，不要買那么好的煙。這樣好的煙，你拿去招待朋友。”他不捨得抽，只有當我的朋友或大隊、公社幹部來家時，才拿出來作為招待煙散給他們抽。

六十歲以後，父親沒有擔任生產隊長。田地已承包到戶。我在部隊政治處工作，大弟任民辦教師，小弟也已成人，在共大臨川分校讀書。我和大弟大妹已結婚成家，父親的負擔輕鬆了些，有些閒時間了。我妻在七里崗鄉獸醫站工作，我大妹嫁在太陽墟，他常去我大妹處和我妻單位走走。父親能喝酒，因此，我妹或我妻見他來，就會拿些酒他喝。1982年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父親來我家的次數就更多些。有一次，他到我家，妻招待他喝了酒吃過晚飯後，他堅持要回村。我下班回家，聽人說他喝醉了，走沒多久。獸醫站離村有7里地，路途有小港小溪，那時又風起雲湧快要下雨，我怕他出事，就騎腳踏車去追他，從鄉獸醫站一直追到鄉下老家，也沒見他蹤影。母親說他沒回來。我返回途中又一路用手電尋找，仍未找著。天下起了大雨，我想父親大概走另一條路回去的。第二天才知道，他確是喝醉了，出七里崗不遠，就躺在山坡上一株茶樹下睡著了，傾盆大雨也沒將他澆醒，第二天早上才回家。從此以後，酒還是給他喝，卻再不敢讓他多喝了。

父親累了一輩子，苦了一輩子，家境稍有好轉時，他卻離開了人世。那是1983年11月中旬，父親患病，我把送進撫州地區醫院治療。醫生開先說是心肌炎，做了幾次心電圖，拍了片子，後來又說是其他心臟病。母親在醫院服侍他，我幾乎在每天下班後都去醫院幫助照料，星期天則整日呆在醫院裡陪他。11月24日晚上12點鐘，我從南昌辦事回來，25日26日兩天，忙於操辦公事，沒得空去看父親。27日是星期天，我約了民政局、公共汽車公司有關人員來政府辦公室開會。8點30分，政府辦秘書楊海明來到辦公室，告訴我地區醫院一個男人來電話，說我父親病情危急。我立即從上頓渡（我在縣政府辦公室上班，縣政府駐上頓渡，我家也在上頓渡）趕去地區醫院，母親不在醫院，已回家了。醫生正在實施搶救，父親已瞳孔散大，正在輸氧，已說不清話，但神智還清楚，口裡嘟嚕著，似乎在喊我的名字，交待什麼事情，卻聽不出在說什麼。也許是痛苦，父親咬破了舌頭嘴唇，口裡滿是血，並噴出泡沫。我對他說：“不要再咬舌頭，病好了還得吃飯呢。”父親聽了我的話，再沒咬舌頭了。12點後，父親停止了呼吸，被搶救過來；下午1點，再次停止呼吸，再次被搶救過來；2點29分，父親心臟停止了跳動，再沒搶救過來。醫生做了一會兒人工呼吸，又打了一針強心劑，然而，回天乏術，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醫生看了一下手錶，叫我記住父親心臟停止跳動的時間。同室的病友告訴我，頭一天，父親病情就加重，因無人在旁邊，便自己拖著病軀去喊醫生治療，自己用開塞露通了幾次大便都未通動。昨晚父親還念叨著我會去看他，並說出院後來我家住一個月。而我因公事纏身沒能及時去醫院，成了我後悔不已的千古憾事。後來，我埋怨母親三天沒在醫院，母親說：“看到他的病快好了，我就回來一下，沒想到他就走了。”父親去世後，母親的悲傷無法形容，入殮那天，她燒好艾葉水，親自為父親洗身，又和我一同為父親穿衣；父親喜歡菸酒，她又把父親生前用的煙筒、煙盒放進棺槨；下葬後，我又把兩瓶酒放進父親墓中。父親葬在老族金谿縣塅上一塊山坡上。

母親早年擔驚受怕，日軍竄擾，她和村人一起四處躲兵；國民黨抽丁，她去抽籤，抽著了，生怕我父親被抓去當兵；後來交不起捐稅，又數次被綁去坐牢。“四清運動”中，我父親無辜受審查，她也受到追問。我去當兵後，她又擔心我小時候受傷的腳經不起部隊緊張的軍事訓練。我家窮，她省吃儉用，精打細算，緊巴巴的過日子。家境稍有好轉，父親便去世了。父親去世後，我的二弟和小妹尚未成家，我擔心母親過於操勞會加速衰老，母親卻說，她的心仍像十八歲一樣年青。在母親的操持下，二弟結婚成了家，小妹也找到了理想的對象。母親對於我，是傾注了畢生心血的，對於我的兒子，她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在部隊工作，駐地在銀川市，離家極遠。第一個兒子是在村里出生的，由於接生員消毒不嚴，生下三天后即發現生病，而後是近一年的治療。我探親的日期只有20天，孩子在地區醫院出院後，我就回部隊了。而後孩子多次發病，都是母親和妻子抱去15里外的撫州治療的。那時候，交通不方便，往往是抱著孩子步行往返，其艱難可想而知。妻告訴我，冬天，天氣極冷，孩子又發病了，妻和母親抱著孩子去撫州找一個較熟的醫生看病，那醫生半天不開門，母親和妻子抱著孩子在門外冷風中等了很久，後來還是聽人說樓下有另一個小門可進入該醫生家，才得以進門的。母親和妻雖然費盡精力為這個孩子治病，終於沒能留住他幼小的生命。

我的第二個兒子叫徐堅。從小就患有先天性巨結腸，是經常住院治病的，母親更是費盡心血。妻有工作，需要上班，徐堅就放在母親處帶養。因為有病，孩子拉不出大便，經常是腹大如鼓，母親就常為他通大便。這孩子在生17年，有14年是在患病的痛苦中度過。僅我就帶他到南昌兒童醫院住院4次，到上海兒童醫院住院3次，撫州地區醫院住院的次數就更多了。我母親為他付出的心血，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我轉業後，孩子跟在我身邊。我每次回家看望母親，母親總要問起堅堅的事，其關心掛念之情，令人感動。

父親去世後，母親在鄉下隨大弟二弟生活，也常到我家住上一段時間。二弟成家後，母親幾次提出要為我們兄弟分家，我們兄弟不同意，也確實無啥可分。有一次，我回去看望母親，母親把我舅舅叫來，硬是為我們兄弟分了家。她把土改時分的那間最好的房子分給了徐堅，說是長子長孫應該得的。當時，我不明白母親為何強給我們兄弟分家，後來才知，她怕在她去世後，我們下輩的妯娌之間為分家鬧矛盾。母親的擔心儘管是多餘的，但其用心可謂良苦，那是為了我們下一代和和睦睦過日子啊！

兄弟分家後，母親先是輪著在大弟二弟家吃飯，我每月送去母親的生活費。後來，母親硬是要另起爐灶。母親的用意仍是為了減少家庭矛盾。為了下一代，母親確是費盡心血。當時小妹尚未成家，這是母親最掛心的。我大妹的家在太陽墟，每逢農曆一四七當墟日，母親就去太陽墟，幫助我大妹照看貨攤，或做些家務。

母親身體很好，除了血壓稍高外，身體無毛病，直到70歲也沒掉一個牙齒。母親去世，是因為一件很不幸的事。1991年冬天，母親在大妹家住下，大妹家生煤爐取暖，不幸煤氣中毒。當時並沒意識到是煤氣中毒，只知是頭暈。送醫地區醫院後，地區醫院找不出病因，誤診為腦出血，下藥不對路，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從此癱瘓在床。母親癱瘓後，我們兄弟姊妹悉心照料，為她擦便洗澡，二弟還常背著她出外曬太陽，小妹尚未結婚，一直在她身邊照料著。我無論多忙，每個月至少要回村看望她兩次，送錢送營養品。我們兄弟姐妹的孝心，感動了全村人，舅舅說：“母子親啊！要不，我姐哪有這樣好。”1993年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由悉尼承辦奧運會的那一刻，母親停止呼吸離開了人世。母親去世後，和我父親葬在一處。

“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鐘聲純正，玉色不衰。父母親雖然沒給我們留下物質財富，但他們堅貞的品格和操守，是寶貴的精神遺產。我們永遠記住他們。

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完稿

作品評述

現時鄉村的宏大敘事

——徐恆堂長篇小說《鄉裸》讀評

東華理工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周世泉

我敢說，《鄉裸》（2003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既有讀點，又有賣點，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市場效應的長篇力作。

首先令我欣喜的是，這部以農村為題材的長篇畫卷，給人以嶄新的藝術感受。作家稔熟農村，親緣農民，滿懷熱情地書寫歷史轉折和變革時期的鄉間生活，講述農民走向富裕又不無艱難的人生故事，表現他們潮起潮落的遭際命運，抒發他們甜酸苦辣的心境情懷和嚮往未來的理想追求。民間的立場，通俗的話語，撲面的鄉風，十足的鄉味，濃郁的鄉土氣息，給人別樣的生活信息和美感。

農民是我國人口構成的主體，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樑。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關注的重點。描寫農民，表現農民，傳達他們的心聲，滿期足他們的精神生活需要，始終是文藝堅持“二為”方向的基本內容，亦是文藝戰線實踐“三個代表”思想的重要體現。冷落農村，疏離農民的文藝，是無根無源，無魂無魄的文藝。可是近一二年來，文藝題材自覺不自覺地從鄉村整體性地轉移到了城市。不管是小說，還是戲劇，還是影視，寫古代宮廷的多了，寫商戰、官場、公安的多了，而反映農村的作品少而又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鄉裸》的面世尤其值得看取。

《鄉裸》的成功和精彩，在於作者以開闊的視野，雄健的筆觸，對贛東汝水縣大塘鄉明水村新時期前後的世俗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掃描和展示。從進駐工作組，批鬥“黑五類”，到偉大領袖毛澤東逝世；從“四人幫”垮台，到為地富反壞右摘帽平反；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到撤社設鄉；從選舉人民代表，到恢復各級政府建制；從青壯年外出打工，到修建公路、開發旅遊、種養和各種第三產業，發展鄉村經濟；從村景、村貌的日新月異，到廣大農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人們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思想道德觀念的更新。這些大事依次展開，層層鋪陳，勾勒了明水村在改革年代的今昔巨變，透視了中國鄉村社會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歷史進程。《鄉裸》是可以當作近三十年來明水村的變遷史和中國江南農村的編年史來讀的。我深以為，《鄉裸》是部大書，置身其間，時時感到生活激流的洶湧衝撞，處處看到新人新事的壯麗圖景。我似乎聽到一種聲音，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社會劇變的年代，這是一個棄舊開新、各種矛盾特別尖銳複雜的時期。在消解“宏偉敘事”，盛行庸常瑣細的當今中國文壇，此書就顯得特別的雄渾和大氣。

創造有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是小說寫作的最高藝術任務，徐恆堂同志這方面作了可貴的努力。《鄉裸》中出現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50餘個，而其中活躍於明水村生活舞台的一批人物，大多寫得各有聲口、性格鮮明，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湯雨陽的堅持真理，樂於助人，疾惡如仇，敢於鬥爭；晁浩陽的依附權勢，甘當打手，暗中害人，流氓成性；湯青龍的虛心好學，開拓進取，公正無私，處事冷靜；田龍大伯的為人正直，敢作敢為，關心集體，看重友誼；銀貞的心地善良，做人正派，辦事能幹，勇挑重擔；朱四順的思慮周祥，工作沉穩，顧全大局，選賢任能等等，都寫得血肉豐滿，栩栩如生，鮮活可人。尤其是對反面人物賈進多的刻劃，更見深度，更見力度，在同類人物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這個靠造反起家的共產黨內的敗類，巴上壓下，目無法紀，刁滑歹毒，胡作非為，貪污行賄，亂搞女人，腐化墮落，血債累累。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姦污朱寡婦，害死湯冬花，迫害晁田龍，暗殺湯雨陽，在明水村製造多起血案，激起民眾的極大義憤，釀成翻車、游屍、抗稅抗糧等多起重大事件。這個人物在黨內的存在，警示人們，整頓吏治，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嚴懲腐敗，選拔幹部，是何等緊迫；加強法制建設，維護人民利益，減輕農民負擔，緩和乾群矛盾，是何等重要；而期最後的被捕入獄，接受審判，又說明健康力量在我們黨內居主導地位，黨有能力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可以認為，賈進多這個人物塑造的成功，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藝術魅力，也表現了作家深沉的憂患意識和直面現實的藝術勇氣。

《鄉裸》在情節打造上和結構安排上頗值得稱道。作品以浩陽雨陽在同一天迎親，相遇舉人橋，大打大斗為始，以賈進多收監法辦為終，總起總收，中間衝突迭起，懸念環生，情節跌宕，步步抓人，具有很強的可讀性。特別是結尾的那段描寫，堪謂精妙。漫漫雪野，微曦初露的素靜世界，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了，賈進多鋃鐺入獄，明水村跳儺禳鬼消災、清除邪氣的火銃聲與歡慶賈進多坐牢的鞭炮聲響成一片，人們用送瘟神的歡呼聲迎接一個新生命的降生，一個新世紀的開始。這個結尾，有象徵，有哲理，有詩意，含蓄蘊藉，象外有味，既升華了作品主題，又給人綿遠的想像空間。

值得提出的是，作家在打造文本的過程中，不僅給我們鋪展了一個“山鄉巨變”的故事，而且不惜筆墨地點染和描述了贛東地區所特有的民俗風情。誠如鴨皮腳死後的喪葬儀禮，孔銀貞婚夜鬧房的種種浪漫，浩陽給母慶壽的做派場面，明水村臘日跳儺的莊重威嚴；誠如汝水縣的山川形勢，明水村的古典民居，舉人橋的悠久歷史，夢港河的旖旎風光，靈谷山的處處勝跡，庵梅山的自然景觀，無不如詩如畫，盡展其中。所有這些，不僅為小說提供了一個時空框架，而且浸透著作家的審美情感，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底蘊，拓展了作品的主題蘊涵。讀《鄉裸》，是一次地域文化的精神旅遊。

徐恆堂是一個執著文學，寫作勤奮，實力雄厚，創作業績頗豐的作家，已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200多萬字，詩300餘首，學術論著10餘萬字，編著200多萬字。其作品被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收入30多種選本。期待他繼續努力，將自己的小說世界打造得更深更厚，更有心理的容量和細節的光彩。據說他的下一部長篇小說是《官家婦女》，正在蒐集素材和謀劃構思。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下一部小說將會更加精采深重，盼望這部新作早日走進讀者視野。

此文《撫州日報》發表

讀徐恆堂長篇小說《鄉裸》有感

廣東省電影公司·汪仕勝

以前讀長篇小說，心中對作者雖有神往與崇敬，覺得小說寫那么長，確是非凡。但讀起來往往望而卻步，沒能深入往下讀，以至於竟沒有完完整整地讀完一部長篇。及至讀完徐恆堂創作的長篇小說《鄉裸》，才覺這樣的長篇小說確有讀頭，心靈恍若進入一塊廣闊的原野，頓覺豁然開朗，仍至對這部小說愛不釋手。

《鄉裸》通過對一群有血有肉、形象鮮明的人物描寫，充分展示了贛東農村社會大轉型時期的面貌，再現了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

明水村翻天覆地的巨變。小說中既有雨陽式的善良樸實的良民，田龍大伯這樣德高望重的長者；又有浩陽那種依權附勢善於鑽營的刁民，賈進多等官場的腐敗典型；更有朱四順那種優秀的農村基層幹部和湯青龍這樣上進式的農民形象；同時又有孔銀貞、婁桂芳、郭艷萍、湯冬花、李春花等一批農村婦女的各類形象以及她們的悲喜婚姻。人物寫得有血有肉，真實可信，感人肺腑。

《鄉裸》從最具有農村風俗的婚嫁起筆，一開始便展示出雨陽、浩陽這對人物的尖銳矛盾。浩陽是生產大隊長，驕橫跋扈，不可一世；而雨陽則是一個長相難看的“壞分子”。兩人的婚轎在富有傳奇色彩的舉人橋上相遇。由於各不相讓，一場不可避免的打鬥發生了。矛盾由此展開，這為以後揭示農村的各種矛盾埋下了伏筆，波瀾起伏的農村變革拉開了帷幕。

浩陽無疑是一個焦點人物，其人貫穿始終，是情節最複雜、思想變化最劇烈的人物之一。

在那個年代裡，浩陽家境還算不錯。但故事開頭他有點近乎悲劇色彩，他一連娶了兩個老婆皆死於非命，人們議論他命不帶官，當官引災。浩陽的確不是當官的料，這在後來的故事情節中可見。除了搞批鬥、喊口號外，他充其量只能做做鑽營家的買賣。隨著改革開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先前的空喊口號行不通了，在祠堂批鬥“壞分子”那種作威作福的神氣亦不再了，倒是要靠自己種田過日子了。他

徐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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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家溝的日子裡

金聲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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