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仲蓀簡歷
徐仲蓀(公元1876年—1943年),原名徐偉,男,漢族。辛亥革命光復會成員,徐錫麟烈士的胞弟。徐仲蓀平生
1906年1月,徐仲蓀隨兄徐錫麟及陳伯平、馬宗漢、王金髮、范愛農等人赴日本留學,魯迅、陳儀等人專程到橫濱碼頭迎接。徐仲蓀作為光復會會員,一起參加了反清鬥爭。1907年7月6日徐錫麟舉事失敗,7月7日清政府從武義得悉大通學堂有革命黨人,同一天紹興紳士胡道南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大通學堂秋瑾、王金髮等人在農曆六月初十起事,當晚貴福速赴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敭稟報。張曾敭要求貴福立即對大通學堂採取措施,後因紹興縣令李鍾岳對秋瑾有好感而故意拖延。到了7月11日,張曾敭從杭州發兵圍剿大通學堂。7月12日徐仲蓀在江西九江碼頭被清政府逮捕。入獄後,徐仲蓀慘遭酷刑。雖然,他知道眾多革命黨人的情況,但在審訊中,卻始終未暴露自已革命者的身份。為了確保革命黨人有時間撤離,他盡力拖延時間與清吏周鏇(根據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徐偉供詞、次日訊徐偉之情形)。之後(秋瑾遇害之後),他又以滯後信息作敷衍(根據《徐錫麟槍殺恩撫全案》編輯按)。徐仲蓀的鬥爭策略使清政府沒有因其供詞而抓到任何革命黨人,無奈之下,判他10年監禁。辛亥革命勝利後,徐仲蓀得以出獄。社會對徐仲蓀的鬥爭表現給予認可,並贏得社會尊重。孫中山到紹興時,肯定了“徐家”的功績。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派盧宗漢、徐仲蓀等去安慶將徐錫麟等人的遺骨運回浙江安葬。當他們的靈柩運抵杭州時,浙江軍民舉行隆重的迎柩大會。為紀念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烈士,徐仲蓀等人設立了“徐公祠”,並組織200餘人的“徐社”,蔡元培先生專門“徐公祠”撰寫了《徐烈士祠堂碑記》,徐仲蓀被推舉為首任社長。之後,應浙江省都督湯壽潛之聘,徐仲蓀出任浙江杭州禁菸局局長。1915年去杭州文瀾閣修補《四庫全書》,任總校之職。1928年任教於春暉中學,與馬一浮、夏丏尊、劉質平等人共職。晚年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1941年紹興淪陷後,因拒絕當日本人翻譯,被斷口糧,無奈以糠充飢,噎食而亡。徐仲蓀一生既不喜官,也不涉商,常以書卷為伴,會友評書為樂。他看不慣官場腐敗(指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曾多次婉拒官府任職。曾寫詩:“閒來寫字街頭賣,不受人間造孽錢”,自甘清貧。
徐仲蓀軼事
徐仲蓀是一個廣於交流的人,他經常與章太炎、馬一浮、李叔同等人探討國學,交流佛經。 1929年,弘一法師(李叔同)五十歲生日到紹興白馬湖,徐仲蓀提出“放生”之事,大家一致贊同並當即付之行動。事後,弘一法師專門寫了《白馬湖放生記》。徐仲蓀愛好國學,常與章太炎進行學術交流。太炎先生十分敬佩徐仲蓀的文學功底,他以端硯作贄見禮,將兒子章奇托拜徐仲蓀為師。章奇時雖年幼,但已能用大筆書寫對聯,只因人太矮,要用大凳墊小凳才能書寫。章奇曾寫對聯一副送給徐仲蓀。對聯的內容是唐朝王勃的名句。上聯為“落霞與孤鶩齊飛”,下聯為“秋水共長天一色”。上款題“仲蓀大伯雅正”,落款寫“七歲章奇敬書”。 1936年章太炎病逝,追悼會上,徐仲蓀以好友代表身份作文悼念。
解放初,在杭州文瀾閣基礎上擴建而成的浙江圖書館裡,掛有紹興人徐仲蓀及其學生堵申甫師生倆的照片。是什麼功績讓他們享有如此殊榮呢?原來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在1861年的太平天國戰火中失散,後雖經“丁氏倆兄弟”收集,但仍有殘缺。到了民國時期,徐仲蓀知道後十分痛惜,決定出力補抄。1914年在杭州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錢恂的支持下,徐仲蓀帶其學生堵福詵自費補抄,歷時7年,其間十分艱辛,史稱“乙卯補抄”。1923年,時任浙江教育廳長的張宗祥得知徐仲蓀、堵福詵的義舉後,十分感動,但他知道《四庫全書》的“修補”量相當浩大,單靠幾個人很難完成,必須由政府牽頭。在他的重視下,補抄人員增加到百餘人,費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蓀任總校,堵福冼任監理,歷時兩年,史稱“癸亥補抄”。
徐仲蓀在文瀾閣里整理古書,將殘缺散失的地方一一作了記錄。之後又四處打探何處有完整的《四庫全書》,當得知北京藏有較完整的《四庫全書》,他就自費經武漢北上,往返數次抄寫、修補古籍。
為了修補古籍,徐仲蓀往往是先抄滿一箱書,然後回到文瀾閣把缺損部分補齊。為保證修補質量,徐仲蓀借住在南高峰半山上的白納庵內,清幽的環境使修補工作不被俗務打擾。
徐仲蓀在往返途中,曾屢遭驚險。一次,徐仲蓀乘船到漢口,船靠岸時,一群人擁向他,擠得他站立不穩,好不容易擠出人群,剛長舒了一口氣,卻發現衣服胸口已被人用刀片劃破,掛在胸口的金懷表被偷,只差一點就會被鋒利的刀片劃傷身體。
又有一次,徐仲蓀抄滿一箱書後,雇了一輛人力車去碼頭。車夫拉著他走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時,突然停下車子,露出了一臉的殺氣。徐仲蓀意識到車夫是想殺人劫貨,因此連忙向車夫表明自己只是一個窮書生,行李箱中都是抄來的書,並無錢財可搶。車夫踢開箱子一看,發現果然全是書,這才放過了徐仲蓀。
上述類似的險情屢有發生,但徐仲蓀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歷經九年。一直堅持將古籍修補完整。
經過丁、錢、張、徐、堵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後完成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比原來更為完整。原《四庫全書》有漏抄,如補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庫本僅三卷,冊數上比原來增多;補抄依據版本優良,集清末全國藏書樓之精華;許多被館臣刪改的文字按原樣據原本得以恢復。因此,補齊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7部藏書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歷史文獻價值高於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徐仲蓀功績
一是徐仲蓀修補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從1915年開始,歷經十個春秋,跨躍“乙卯補抄”(屬民間自發)和“癸亥補抄”(屬官府行為)二個時段,其間既捐款又出力,一直擔任主角(總校)。由於“修補”有功,解放初徐仲蓀(總校)和堵福詵(監理)畫像一直懸掛在文瀾閣,以供後人瞻仰。 二是徐仲蓀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為宣揚國學文化作出了貢獻。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徐梅生傳》中曾對徐仲蓀評價:“次偉(徐仲蓀),寧靜不趨時尚,徜徉山水間,玩宋明儒者之言,佐以禪悅,最有父風”。參考資料:《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紹興名士家世叢書——徐錫麟家史》、《靈悟隨筆》、《李寄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