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貴

後來,他拜在村里一人門下學習。 這一次,他想用學生的成績,來換取“公平”。 當年10月,彭紹貴第一次以學生的身份坐進教室。

人生介紹

彭紹貴,一名國小老師,2013年37歲,是“麻風村”的第二代,他的學生是第三代。1953年,部分麻風病人被集中到崇山峻岭中“隔離”,並有專人在路口設卡,限制麻風病人出去。他的父母均是麻風病人。早在他7歲時,父親的手掌就全部爛掉,只能爬著走。母親的手掌也只剩大拇指,勉強能提東西。彭紹貴身體健康。

人生經歷

從小就背著“麻風病人”的重負。一次他和小夥伴沿著羊腸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賣東西的人不敢用手接他們遞過去的錢,一邊用鑷子夾住,一邊念叨:“麻風兒還出來禍害人”。
還有一次,他跑到鄉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員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聲叫嚷著趕他出去:“麻風兒,誰叫你來的?叫你們管理員來。”他哭著跑回家。一路上,樹枝被他折得七零八落。
兩次下山經歷,都讓彭紹貴感覺到“屈辱”。那時他常聽岳飛、楊家將等故事。他暗暗發誓要當個英雄。
這種“屈辱”感一直延續到他成年。打工時,他身份證上印的住址是“康復社”。當別人問起康復社是什麼地方時,他就扯開話題,不敢和對方對視。

擔任老師

1999年春節,村里一名代課老師對彭紹貴說,他和另一個同事,都不想幹了,問彭紹貴能不能到村里任教。“你不乾的話,這個學校就要關門。”代課老師對他說。當時學校有30多個學生。
沒多久他就上崗了,成為村裡的代課老師,月工資138.5元。此前打工3年間,他的月工資最高可拿到2000元。
當他選擇當代課老師後,家裡沒人勸阻他。即便妻子也沒抱怨幾句。妻子是同村麻風病人後代,不識字,結婚之前,她只走出過村子一次,為自己置辦嫁妝。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稱為“麻風病人”。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這裡的人就經過治療,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乾什麼就乾什麼。”彭紹貴的妻子說。她眼中的丈夫是一個“見過世面、有學問”的人,他的選擇“自然有道理”。
上課之餘,彭紹貴種核桃樹、茶樹,以填補生活。妻子偶爾埋怨一句,他笑著說:“等樹長大了,日子就會好過。”
作為麻風病人的後代,彭紹貴深知上學艱難。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國小。長期以來,學生不被允許參加小升初考試。
這名國小老師沒上過學,很小的時候,當民間醫生的父親逼著他認字。放牛時,他常用樹枝在地上寫字。
後來,他拜在村里一人門下學習。 他白天放牛,撿一些乾柴,晚上帶到老師家,算是學費。老師就在油燈下支起黑板講課。
課本是托人輾轉帶進村子的。《語文》課本有12冊,《算術》及《數學》課本只有7冊。和他一起拜師的還有幾名同伴,晚上他們總是點著油燈,一字一句輪流抄寫課本。2000年1月1日,這個村子才通電。
現在完全不一樣。兩年前竣工的國小校舍,是一棟淡粉色的兩層樓,有4個教室。樓前是一塊水泥地。彭紹貴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長的竹子,等竹子幹了,他計畫豎起來當旗桿。
一個陽光和煦的上午,彭紹貴穿著一雙滿是灰塵的黑皮鞋走進教室。這節課是語文課。他要孩子們背誦課文。
兩個孩子流利地背下來,他微笑著點頭讚許。最後一個孩子背誦得有點磕磕巴巴,這名國小老師不再微笑,他站在講桌前嚴肅地說:“好好讀書,你們才能改變命運。”
彭紹貴當老師後的第一個任務,是想方設法讓學生參加小升初考試。每到鄉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樣的答覆:“等等吧。”
彭紹貴並不著急。長大後,每當別人說他是“麻風病人”,他默默脫下上衣和鞋,讓對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風病。對方指不出,他就說:“以後不要叫我麻風病人。”慢慢地,他贏得別人的“平等”對待。
這一次,他想用學生的成績,來換取“公平”。“只要學生成績上去,一定能參加統考。”他說。
因此在課堂上,學生們經常能聽到“你們能行”的話。彭紹貴還常跑到別的學校,拿考過的試卷,抄在黑板上,用統一的試卷要求學生。
“營養早餐”計畫實施以來,彭紹貴又多了一個任務。每周他都要騎機車,到14公里外領取孩子們的雞蛋和牛奶,來回得倆小時。
早晨8點,彭紹貴的妻子給學生們煮好雞蛋、熱好牛奶。彭紹貴通常是變戲法一樣,從各個口袋掏出。孩子們搶著,吞咽著,他就哈哈大笑。而這名老師,和村子裡很多老人一樣,通常不吃早飯。午餐通常是彭紹貴帶著孩子回家吃,他不住地給3個孩子夾菜。惹得彭紹貴6歲的女兒頻頻撅嘴,常說她不是親生的。

命運改變

一次,清華大學教授鄭用熙及其夫人出現在大寨鄉,“麻風病村”及彭紹貴的命運也因他們得以改變。1999年,鄭用熙夫婦在當地建了“馬海德希望國小”。
座談會上,彭紹貴與鄭用熙說了不到10句話,卻成為摯友。此後他們再沒見過面,一直書信往來。鄭用熙夫婦的來信多達200多封,彭紹貴將其保存在一個黑匣子裡。
次年,在鄭用熙夫婦的努力下,村子裡四年級以上的學生,留在希望國小讀書。2003年,村子的學生,第一次參加統一的小升初考試。
也是在2003年,鳳慶縣教師進修學校同意錄取彭紹貴。當年10月,彭紹貴第一次以學生的身份坐進教室。脫產讀書兩年後,他接過畢業證書,“嗚嗚”地哭了。
“我和別人沒什麼兩樣。我通過努力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彭紹貴帶點磕巴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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