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

內容介紹

《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以“批判口述史學”的方法，將當事人的口述回憶與檔案資料的鑑別以及學者的研究相結合，對1950年代的中蘇軍事關係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回顧與思考。《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認為，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軍事關係主要表現為一種合作關係，它是新的中蘇同盟的重要內容之一，在中蘇兩國關係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的中蘇軍事關係既包括兩國之間提供軍事貸款及武器裝備、培訓軍事人才及交流軍事技術等一般意義上的相互援助和協作，又包括在戰爭狀態下雙方之間的協同作戰，以及在和平時期雙方為保障國家安全、進行國土防禦而採取的有計畫、有組織的聯合軍事行動。但到1950年代後期，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的產生並加深，以及對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立場的不同，兩國關係從蜜月走向破裂。由此，雙方在和平環境中的軍事合作再也沒有呈現過令人滿意的局面，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實際已趨向式微。

作者介紹

王亞志，1926年10月出生於河北省束鹿縣(現辛集市)農村。1941年後入冀中抗屬子弟中學、抗大二分校附中、陝甘寧邊區抗大七分校學習。1957年至1960年畢業於南京軍事學院。1946年2月後長期在中央軍委總參作戰部和志願軍司令部做參謀工作。50年代在彭德懷辦公室任軍事參謀（秘書），60年代在周恩來辦公室任軍事秘書，後任總參作戰部副處長。七八十年代相繼擔任國防科委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主任，政治部幹部部長，紀委委員等職。1986年離休後曾參加《彭德懷傳》和《周恩來軍事文選》的編審事務。
沈志華，1950年4月生。1979—1982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研究生（肄業）。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冷戰史、蘇聯史，特別是中蘇關係史和韓戰。代表作有《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中蘇關係史綱》、《思考與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等，並主編三十四卷本《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三卷本《韓戰：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案》、八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等文獻資料集。
李丹慧，1954年6月生。1981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現為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冷戰國際史研究》雜誌主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冷戰史、當代中國外交史。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並主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書。

作品目錄

前言(李丹慧 沈志華)一、中蘇之間早期的軍事合作 1950年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首先是軍事意義上的 50年代初期，中蘇在新疆、華東、朝鮮有三次大的軍事合作 史達林答應提供殲擊機和運輸機，幫助中共軍隊迅速入疆 巴季茨基中將率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空防 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勝利後，蘇聯空軍出現在鴨綠江上空 華盛頓與莫斯科心照不宣，蘇聯空軍參加韓戰的歷史真相沉寂了40年二、蘇聯向中國提供軍火 50年代初期，蘇聯大規模向中國贈予或出售軍火，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從單一陸軍走向諸兵種合成的現代化轉型 1. 陸軍武器裝備 1951年1—2月，史達林按毛澤東的要求向中國供應了36個步兵師的武器裝備 1951年5—10月，中國向蘇聯購買了60個步兵師的武器裝備 彭德懷說，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使中國軍隊的建設在短短几年超過了舊中國的幾十年 2. 空軍武器裝備 1949年劉少奇訪蘇期間，中國向蘇聯訂購了第一批飛機共424架 中國接收的369架蘇聯米格-9殲擊機，因性能落後而無法入朝參戰；史達林兩次致歉毛澤東，並無償供給中國372架米格-15飛機，以作補償 3. 海軍武器裝備 1953年蘇聯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國海軍提供武器裝備，把二戰時向美國租賃的76.2毫米海岸炮轉手賣給了中國 赫魯雪夫時代，蘇聯需要政治支持和海軍換裝升級，由此加快了向中國提供海軍裝備的步伐三、蘇聯向中國提供軍事技術及中國仿製蘇式武器 史達林拖延向中國提供圖紙和技術資料的目的，是為了推銷其庫存的淘汰退役軍火 赫魯雪夫為爭奪史達林繼承權及謀求冷戰格局下的軍事防務一體化，全面向中國轉讓較先進的技術 彭德懷提出修改1952年7月18日經毛澤東批准的五年軍事建設計畫，限制各兵種規模 《六·四協定》的執行使中國的造船工業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1954—1960年中蘇合作期間，中國軍工企業有了明顯的發展 《二·四協定》使中國海軍的裝備再次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並改變了海軍的發展規劃 空軍方面謀求蘇聯技術援助的努力 1960年7月，蘇聯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華專家，迫使中國軍事工業轉變了仿蘇的發展方向四、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學習蘇軍 1. 向蘇軍學習的幾種途徑 1955—1957年，中國多次派遣高級軍事代表團訪蘇，加強軍方的高層接觸 1954—1957年，中國派遣了11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蘇，觀摩了包括核子彈實驗在內的各種軍事演習 1955—1961年，中國多次派遣專業代表團赴蘇聯進行實地考察，學習現代化軍事管理方法 1951—1956年，中國派遣多批指戰員到蘇聯留學，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 1954—1959年，中國多次邀請蘇軍代表團來華訪問 50年代，中國聘請了約10 000人次的蘇聯軍事專家和顧問，他們在業務和技術上負有對中國軍隊全面指導的職責 2. 向蘇軍學習的主要內容 1955年之前中國軍隊全面學習蘇聯的軍事科學和技術，彭德懷對幹部中出現的學習蘇聯的負面情況進行了嚴厲批評 1955年下半年，彭德懷開始對蘇聯軍事科學的權威性產生懷疑 學習和仿照蘇軍的制度條令，我軍建立和實施了兵役制、薪金制、軍銜制和勳章獎章制，但毛澤東始終對這些制度有保留意見五、軍隊建設以我為主、以蘇為鑑 在中國軍隊學習蘇軍經驗的問題上始終是有爭議的，說到底就是“學不學”和“怎么學”的問題 在軍政、軍民關係及訓練場地問題上，中蘇有不同看法。受蘇聯設軍事禁區的影響，中國在山東、廣東等地劃禁區過寬，引起地方政府和民眾的強烈反應，後逐漸得到糾正； 照搬蘇軍經驗，訓練場地大量占用耕地，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在部隊編制問題上，中蘇意見不一，彭德懷主張減少人，精幹機關，不能以數量取代質量 蘇軍顧問極力想在中國軍隊推行蘇軍軍事條令和一長制，彭德懷在此期間對一長制的思考和憂慮，成為廬山會議後批判他的重大“罪名”之一 照搬蘇軍條令弊病凸現：1956年全軍受到懲戒的士兵達10萬多人次，其中多數懲戒處罰不當，造成極壞影響。彭德懷下決心把中國軍隊自己的條令搞出來 在學習蘇軍問題上，始終存在的“反教條主義”與“反經驗主義”的爭論，從軍內爭論擴大到上綱上線的地步，劉伯承、葉劍英等一批高幹被點了名；在葉劍英主持下，花了五六年的時間，編寫出了我軍第一套完整體系的戰鬥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