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墓志銘墓志銘是一種悼念性的文體，更是人類歷史悠久的文化表現形式。墓志銘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逝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對逝者一生的評價。但也有隻有志或只有銘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寫的，也可以是別人寫的。墓志銘，是古代文體的一種，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記敘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跡等稱為“志”；後一部分是“銘”，多用韻文，表示對死者的悼念和讚頌。
墓誌是存放於墓中載有死者傳記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時，無論是持家、德行、學向、技藝、政績、功業等的大小，濃縮為一份個人的歷史檔案，以補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國史的不足。也是墓誌斷代的確證。 墓志銘包括志與銘兩個部分。關於它的起源，縱說紛繁，但墓志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應該始於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會·墓志銘》書中就這樣認為，比較可信。
明代徐師曾在《文本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文)或碑銘的。
銘本是記載、鏤刻之意，它開始是刻(或鑄)在銅鼎上；以後也刻在石碑、金屬板等器物上，或以稱功德，或引申借鑑，逐漸演變成獨立的文體。劉勰著的《文心雕龍》中有《銘箴》篇；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中有班固等人的銘文五篇；吳楚材、吳調侯編選的《古文觀止》中有劉禹錫的《陋室銘》 ，至今傳誦。
銘文精短活潑，或用騷體，或類五、七言詩歌或似佛家倡語，或同警世格言，妙語珠璣而不浮華，蘊藏哲理而不晦澀。這是墓志銘及其它座右銘在記功、記物等銘文的特色。明 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按狀：公諱可立，字禮卿，別號節寰。（袁可立）先世居鳳陽，始祖榮，國初以戰功屢調堅城衛百戶，即今睢陽衛也，遂徙於睢，代以德望著。”
經典識趣
墓志銘1、2006-11-22 18:02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的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後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著。 把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成就寫在墓碑上，獨一無二的貢獻的確可以引起世人對他偉大貢獻的尊重與認同。對於這位數學家來說，一個數字足以給他的生命無與倫比的光環和榮耀。但是除去這些，還有沒有更值得留戀的東西呢？想到了《暗算》里的女數學家黃依依，如果是701所為她立墓碑，上面一定寫著“破譯光密的功臣”，但是如果由她自己來寫，她一定會寫的是，她窮盡一生所追逐的真愛……科學的熱情只能帶來瞻仰，而生活的熱情才能帶來感動……
2、古希臘大數學家刁藩都的墓志銘：“過路人，這裡埋葬著刁藩都的骨灰，下面的數字可以告訴你，他的一生有多長。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頰上長了細細的鬍鬚。如此，又過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結了婚。婚後五年，他獲得了第一個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運給這個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輝燦爛的生命，只有他父親的一半。自從兒子死後，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結束了塵世的生涯。”
3、“37，22，35，R.I.P”是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的墓志銘，許多人鬧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最終這個謎由夢露研究會揭開，這三個數字是夢露的胸圍、腰圍和臀圍的英寸數，縮寫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長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愛美，她用數字將自己十分鐘愛的形體永久記錄了下來。
4、傑弗遜是和華盛頓、林肯齊名的美國三大偉人之一，美國的第三任總統。他的墓碑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維吉尼亞大學之父。”與上面兩位把自己一生傲人成就寫在墓碑上的相比，傑弗遜真可算得是最遜的一個。美國人到底是美國人，怪不得歐洲人看不起他們，說他們沒文化，從他們總統身上就可看出，他們的整體智力水平也只在一個讀完了掃盲班的水準上。如此中規中矩地按順序寫下自己一生都乾過什麼事，這分明是小學生上課時的課堂作業水準。難道大總統不知道，這些生平事跡都會有人在碑文中詳詳細細地替你寫出來嗎？還是他怕看的人沒有耐心，於是親自寫了個內容提要出來，急於彰顯一下。不過這種愛表現欲以及幹練缺乏內涵的作風倒正是“美國精神”的最實在表現。
5、對任何一位畫家的讚美，又有什麼樣的語言，能勝過出現在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的墓碑上的：“活著，大自然害怕他會勝過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會死亡。”
6、伏爾泰，這位《哲學通信》和史詩《亨利五世》的作者，順理成章的在專門迎葬偉人的先賢祠里占了一“席”，並受到這樣的讚美：“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並且使之懂得它應當是自由的。”
7、馬克·吐溫：“他觀察著世態的變化，但講述的卻是人間的真理。”
濫觴
曾鞏說:“夫銘志之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韓愈善寫墓志銘，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載韓愈計有碑誌75篇。韓愈文名日盛，達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志銘，潤筆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其友劉叉甚覺眼紅，取其黃金數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歐陽修也寫過《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師魯墓誌》、《杜祁公墓誌》，但其子孫皆不滿意歐的文章。曾鞏曾對歐陽修為其祖父作墓碑銘深表謝意說“銘志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蘇軾本人則少作行狀、碑誌。不過蘇軾還是代張方平作〈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志銘〉，這是由於張方平當時已病故。
文化角度
墓志銘從文化的角度看墓志銘，能在歷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當屬鳳毛麟角，這裡收錄的一些文學家和數學家的墓志銘均各有味道，可以“奇文共欣賞”。
文學家的墓志銘
莎士比亞（1564－1616），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戲劇家和詩人，他的作品是世界藝術的瑰寶。他52歲故世，葬在斯特拉福特鎮。他在臨終前為自己撰寫了墓志銘：
“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
切勿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
讓我安息者將得到上帝的祝福，
遷我屍骨者定遭亡靈詛咒。”
普希金（1799－1837），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詩人。1831年他與美人岡察洛娃結婚，1837年不容於世俗，死於決鬥。當他16歲時，出於好奇給自己寫了一首《我的墓志銘》：
“這裡埋葬著普希金，他和年輕的繆斯，
愛情與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可在心靈上，
卻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科學家的墓志銘
舉世聞名的英國科學家牛頓的墓志銘： “他幾乎神一般的思維力，最先說明了行星的運動和圖像、彗星的軌道和大海的潮汐。”
1953年逝世的前蘇聯火箭技術和星際航行家齊奧科夫斯基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格言：“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不能永遠生活在搖籃里，他們不斷地爭取擴大生存時間和空間，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氣層，然後就是征服整個太陽系。”
數學家馬克勞林是牛頓發現和培養的，他的墓碑上刻著這樣6個大字：“承蒙牛頓推薦”
希臘著名物理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一個圓柱體和它的內切圓，因為它證明了球的面積和體積是它外切圓柱體面積的2/3。
魯道夫是德國著名數學家，在圓周率的研究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墓志銘上鐫刻著他為之奮鬥一生的科學數字，他把圓周率準確推算到小數點後第35位，為了這個數字，他獻出了他的一切。
各具特色
數字銘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窮其畢生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後35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他的墓碑上就刻著這一組數字。
圖示銘
墓志銘古希臘著名數學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著球內切於圓柱的圖形，以紀念他發現球的體積和表面積均為其外切圓柱體積和表面積的2／3這條著名的幾何學原理。德國數學家高斯因其發現了正17邊形的尺規作法，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一個正17邊形。法國生物學家巴斯德的墓碑上刻著許多小雞、小羊和小狗。
美詩銘
英國詩人雪萊的墓志銘是莎士比亞《暴風雪》中的詩句：“他並沒有消失什麼，不過感受了一次海水的變幻，他成了富麗珍奇的瑰寶。”法國浪漫主義詩人繆塞的墓志銘是他寫的六行詩：“等我死去，親愛的朋友，請在我的墓前栽一株楊柳。我愛它那一簇簇涕泣的綠葉，它那淡淡的顏色使我感到溫暖親切，在我將要永眠的土地上，楊柳的綠蔭啊，將顯得那樣輕盈、涼爽。”
幽默銘
偉大的戲劇家、詩人莎士比亞墓碑上刻著他臨終前為自己撰寫的幽默的銘文：“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讓我安息者將得上帝祝福，遷我屍骨者定遭亡靈詛咒。”大文豪肖伯納的墓志銘：“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還是一定會發生的。”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銘：“恕我不起來了！”
名字銘
法蘭西民族英雄、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的墓碑上只刻有他的名字：“夏爾·戴高樂”。曾經“捕捉”天上雷電的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的墓碑刻的是“印刷工富蘭克林”，因為他畢生引為自豪的，還是他青年時代做過的印刷工。
歷史名作
明 文淵閣大學士 孔貞運
【錄者小引：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中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並指揮明清戰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在任上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後因指斥毛文龍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後金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因此獲罪而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的牽制形勢已蕩然不存，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
明末朝鮮歸登撫節制。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袁可立嚴詞質責，並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時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被刪削，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幹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淶，平反蘇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視西城，懲辦權貴；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戶部尚書，改兵部，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驛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將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文出自明崇禎年間首輔孔貞運，字為明末著名書法家大學士門生王鐸書丹，工部尚書靳於中篆蓋，內容十分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著名作品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孔貞運：《節寰袁公墓志銘》
墓志銘和碑文的區別
“墓志銘”一詞被普遍誤用和濫用，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關於墓志銘，《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得很清楚：“墓誌：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也指墓誌上的文字。有的有韻語結尾的銘，也叫墓志銘。”當今的誤用者和濫用者，他們並不知道墓志銘是放在墓里的，墓外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而把地面上的墓碑及碑文錯稱為“墓志銘”。近讀《禪繞著的墓志銘》、《人生的休止符——西方名人墓志銘和墓地》等圖書，書名本身就弄錯了，因為這些書中介紹的眾多歷史名人的所謂“墓志銘”，實際上幾乎都是這些人墓碑上的碑文。如莎士比亞的墓碑上刻著他的遺言：“看在耶穌的分上，朋友，切莫動底下的這黃土。讓我安息者上天保佑，移我屍骨者永受詛咒。”再如里爾克的墓碑上也刻著他的遺言：“玫瑰，啊，純粹的矛盾，希望不是像任何一人那樣睡去，在這么多的眼瞼下。”這些墓碑迄今仍然被完好地安置在他們的墓外，碑上刻的名言從來就不是什麼“墓志銘”。讀近年十分暢銷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發現這位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竟也誤解了“墓志銘”的意思：“濟慈的epitaph(墓志銘)是他死以前為自己寫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這裡躺著一個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在這裡，何先生將epitaph譯為“墓志銘”，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王爾德在《濟慈墓》一文中明確說過，是濟慈自己在臨終之際要求把這句話刻在他的墓碑(tomb-stone)上的。好在很多種英漢詞典的編者頭腦還是清醒的，他們對epitaph都提供了兩種釋義：“墓志銘;碑文。”這樣做，至少能給人們以正確選擇的機會。
“墓志銘”一詞被濫用，與很多人不了解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文化載體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嚴令禁碑，魏晉兩代亦因循此令。然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託，於是產生了將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銘形式。墓志銘的前一部分是“志”，即簡述死者生平;後一部分是“銘”，即用韻語概括前一部分內容，並加以褒揚和悼念之意。墓志銘又稱“埋銘”“壙銘”“壙志”“葬志”等，由這些稱謂也可看出它確實是埋在地下的。至北魏時，方形墓誌成為定製，即為兩塊等大之正方形石板，上下重疊，刻銘文者在下為底，刻碑額者在上為蓋。禁碑令廢除後，此風仍不改，從而造成墓碑矗於地上而墓誌藏於地下的格局。墓志銘大行於隋唐時期，以唐代最為繁盛，出土的數量遠勝北朝。宋元以後，墓志銘數量銳減。近代以來，西式葬法逐漸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銘之作漸衰。解放後，實行喪葬改革，喪事從簡，並推行火葬，墓志銘失去了物質載體，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台。至於啟功先生那篇著名的以“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開頭的《自撰墓志銘》，其實是他生前以韻語形式表達的心跡，後來鐫刻在他墓碑前的一方巨石上，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墓志銘”。
前些年報上曾刊載《中山陵為何沒有墓志銘》一文，提到“孫中山陵墓竣工後，樹立墓志銘……這在當時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中山陵建成之後，碑亭雖在，卻沒有墓志銘”。吳小如先生曾在《文匯讀書周報》撰文批評，指出該作者“缺乏常識，故行文不免訛舛”，“墓志銘雖刻在石上，卻是埋藏在地下的，凡立於地面之上的碑文是從不稱為‘墓志銘’的。今傳世的歷代墓志銘，都屬於出土文物。如果在地面上撰文樹碑，應稱‘碑文’，若篇末加韻語，則稱‘碑銘’……立在碑亭中的應是‘碑銘’，而絕非‘墓志銘’”。吳先生的糾錯言猶在耳，但是報刊圖書上的誤用和濫用依然不斷出現，實在令人無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