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安徽鳳陽籍律師]

張中(1924.11.1-)安徽省鳳陽縣人,1952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1955年調入上海市律師協會,任律師。1958年調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先後任審判員、審判組組長。1980年調回上海市律師協會之後,任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後改為第一律師事務所)主任。 張中律師曾參加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辯護工作,被指定擔任姚文元的辯護人。 在上海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工作期間,擔任過上海市總工會、文匯報社、上海市郵電管理局等十幾家單位的法律顧問。 張中律師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理事、上海市律師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法學會理事、上海市海峽兩岸法律研究會理事、上海市經濟研究會理事等職,有“新中國第一代律師的代表人物”之稱。

京城絕密之行

1980年9月底,正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到剛剛恢復的律師制度建設中的張中,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要他到北京法務部報到。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一場歷史性的審判中,他將坐到辯護席上。那年,張中56歲。

10月5日,張中乘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與他同行的還有女律師韓學章。張中說,韓學章是我的老師,當時在法院婚姻庭,韓學章任庭長,我在其手下擔任審判工作,兩人一直是上下級關係。張中感嘆道:韓學章不但是我的老師,應該說還是我的恩師,我很敬重她,她是1997年去世的。

到了北京,他們即去法務部報到,接待他們的是法務部副部長陳卓和律師司司長王汝琪。當他們被安排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時,謎底才被揭開,原來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可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事。張中說,當時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公安預審、檢察院等總共數百人封閉式地集中一道,其中律師20人。這些律師全是被”欽定”的。有意思的是有兩位律師聽說要為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集團成員辯護,怎么也接受不了,不來報到。所以,最終決定出庭辯護的律師為18人。

張中笑笑說,這不是感情問題,而是必須嚴格遵循法律,既然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就得按照法律辦事,任何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都應當依法享受一切權利,包括聘請律師辯護。這關係到國家的法制健全,關係到國家的聲譽。所以,不能因為“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滔天就剝奪他們的權利。張中回憶說,江青、陳伯達、姚文元、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等都接受了律師出庭辯護,而王洪文卻說不需要律師,他說,起訴書的材料比我實際的罪行輕,我不要律師。

我們的法制建設進程到今天,人們對律師的辯護已習以為常,可在20多年前的1980年,那還是十分新鮮的一件事,況且要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辯護,該辯些什麼、護些什麼呢?那確實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壓力不是一點沒有。一個剛剛從人治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的國家,是太需要“法治”了。張中說,審判“四人幫”,全國人民矚目,這正是宣傳法制的最好時機。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他和韓學章沒有感到壓力。但究竟為誰辯護,他們心裡都沒有底。因為在宣判之前的封閉式集中時間,不是看某一個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有材料都要看。最後,張中和韓學章被指定為姚文元辯護。

以法律的名義

當江青獲知自己有權委託律師辯護時,馬上表示要請著名律師史良。當時,史良已經80高齡,不可能出庭辯護,所以江青的這個要求無法滿足。當法庭審判人員向她言明這個情況後,她也接受了為她指派的辯護團成員張思之律師。張思之律師吃足江青“苦頭”,會見時,一會兒說張律師聲音不響,一會兒又說張律師聲音太輕,百般刁難,無理取鬧,弄得張思之律師左右為難,無法開展工作。於是,法庭又為江青換了一個律師,換上的是傅志人律師。江青仍是無理取鬧,她要求傅律師代替她在法庭上講話和回答問題,還說.“我要你講什麼,你就講什麼。”傅律師無法接受江青的無理要求,最後也拂袖而去。律師團成員都拒絕為江青辯護,後來開庭時,江青沒有律師為她辯護。

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並拒絕接受法庭指派的辯護人。最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五人接受了律師辯護。所以,由18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最終只有10人出庭辯護。韓學章、張中為姚文元辯護;甘雨霖、傅志人為陳伯達辯護;馬克昌、周亨元為吳法憲辯護;張思之、蘇惠漁為李作鵬辯護;王舜華、周奎正為江騰蛟辯護。

張中回憶說,他與韓學章律師曾先後兩次會見姚文元,核對了解一些事實。由於秦城監獄在郊外,路途較遠,他們早上6時起床,9時趕到那裡。上午談兩個小時,下午也談兩個小時。當姚文元得知張中和韓學章都是上海人時,非常驚奇。他基本上承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但認錯不認罪。張中說,姚文元在監獄的日子過得不錯,吃得胖胖的,滿臉油光光的,那一副醜態怎么也掩飾不了。

辯護內幕

局長點將

1980年國慶過後的10月5日,張中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大律師韓學章。

張中說,那是一次京城絕密之行,都知道有重大任務,但不知究竟是什麼任務。這次京城絕密之行在律師協會內就張中和韓學章兩人,是當時的司法局局長鞠華親自點的將。與這次絕密之行有關的還有華東政法學院教授蘇惠漁、朱華榮,以及上海市法學研究會研究員肖開權。

張中說,當時那種神秘感使他們隱隱覺得此番京城之行定有大任降斯。

琪到了北京,張中和韓學章即去法務部報到,接待他們的是法務部副部長陳卓和律師司司長王汝淇。當他們被安排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時,謎底才揭開,原來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這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喜事。張中說,當時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公安預審、檢察院等總共數百人封閉式集中一道,其中被召集的律師有20人,這些律師全是被指定的。某地有兩位律師聽說要為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辯護。怎么也接受不了,最終沒有來報到。

所以,最後報到的律師總共18人。

張中笑笑說,這不是感情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既然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就得按照法律辦事,任何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都應當依法享受該享受的權利,包括聘請律師辯護,這關係到國家的法制建設,關係到國家聲譽,所以不能因為“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滔天而剝奪他們的權利。

封閉運作

今天,人們對律師的辯護習以為常,可在二十多年前,那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況且要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辯護,辯些什麼,護些什麼,那確實是件棘手的事。張中說,一個剛剛從“人治”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的國家,太需要“法治”了,審判“四人幫”,全國全世界矚目,這正是宣傳法制的最好時機。

儘管是封閉運作,可外國記者的嗅覺相當靈敏。日本記者最先找來,非得要求採訪,理當被謝絕。因為,審判工作剛剛開始,一切秘而不宣。

為了躲避國外記者,所有參加審判活動的人員馬上轉移到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並在招待所大門口增加解放軍站崗人數,做到保密工作萬無一失。

張中說,在封閉運作過程中,不是看某一個被告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所有材料都要看。僅是材料就看了一個多月。

離12月8日開庭審判“四人幫”的日子漸漸近了,王洪文、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不要委託律師辯護,並拒絕接受法庭指派的辯護人。

江青要求著名律師史良辯護,可史良當時已經80高齡,不可能出庭辯護。當法庭審判人員向她言明這個情況後,她也接受了為她指派的辯護人。

結果江青胡攪蠻纏百般刁難,先後為她指派的張思之律師和傅志人律師吃足她苦頭,都不願為她辯護。

後來開庭時,江青沒有律師為她辯護。

張中回憶說,最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5個被告人接受了律師辯護,18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最後只有10人出庭辯護。

張中和韓學章被指定為姚文元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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