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巴登夏日》是往事並不如煙的俄羅斯文壇，文學史上十大被遺忘傑作之一。 這部最初以英文出版的小書，在倫敦街頭被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偶然發現。被劇烈震撼了的桑塔格看來，這部小說僅僅被出版是不夠的，僅僅意識到它的傑出也是不夠的——必須要確立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此後，作品相繼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得以出版，批評界給了它足夠和全面的評價，紛紛稱其為“文學史上被遺忘的10大傑作之一”、“20世紀最後一部小說”。作者簡介
列昂尼德·茨普金(1926—1982)俄羅斯作家。始終酷愛文學，終生筆耕不輟，作品既有小說，也有詩歌。作為一名出類拔萃的醫學研究人員，茨普金曾在國內外科學雜誌上發表過100多篇學術論文。但是這位俄羅斯醫生作家在世時沒能親眼看到自己任何文學作品發表。 《巴登夏日》最終得以問世，不啻是個奇蹟。這部1977年開始動筆，1980年最終完成的“亞小說”，以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離開聖彼得堡的行程為主線，雜糅進陀氏私人生活與文學精神、俄羅斯文學神韻，以及作者個人的生命經歷。這部扮演”偉大的俄羅斯小說”終結者角色的小說，手稿經過友人帶到國外，於1982年3月在紐約的俄羅斯移民周報《新報》上首次公開發表。1982年3月20日，作品剛剛選載一周，茨普金因心臟病發作逝世。評價
往事並不如煙的俄羅斯文壇，文學史上十大被遺忘傑作之一。“如果想讀一本書就能體驗到俄羅斯文學的深刻與力量，那就讀這本書；如果想讀一部小說靈魂就會變得更堅強、對感情的理解就會更博大，那也就讀這本書。”
——蘇珊·桑塔格
《巴登夏日》像一顆沒有規律章法的的彗星，從傳統文化作品中脫穎而出，扮演了一個“傳大的俄羅斯小說”終結者的角色。
——安德列·烏斯季諾夫
選用這個書名，作者可能有點委屈自己了。事實上，小說《巴登夏日》涵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所有的文學生涯，在體裁上更像是一部狂想曲。
——《紐約時報》
這部震撼人心的小說，強調了我們在文學中所提倡的東西，正是這些文字，把讀者的仁慈之心從悲觀中拯救了出來，把真理從謊言中拯救了出來。
——《華盛頓郵報》
概述
列昂尼德·茨普金(Lenoid Tsypkin，1926－1982)不屬於任何文學團體，他是個醫生，猶太人，在當時的蘇聯，可謂不折不扣的圈外人。他熱愛俄羅斯文學，尤其是費佳（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寫詩，後來轉向小說創作。他生前未發表過任何作品，備受冷落。茨普金只能孤獨作戰，於艱難求生之餘實現其文學雄心，而《巴登夏日》（Summer in Baden－Baden，Baden－Baden應譯為巴登－巴登）注定是一本寫給抽屜的小說。小說採用雙重敘事手法，交替寫了相隔百年的兩次旅行（一次始於夏日彼得堡，一次終於冬日列寧格勒），在現實與精神、過去時態與現在時態之間自由來回：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的西歐之行，他們的困窘、歡愉以及時有磕絆的夫妻之愛，還有陀氏那些無與倫比的小說構成的世界，等等；同時穿插敘述者茨普金當下的生活，他從莫斯科前往彼得堡/列寧格勒的朝聖之旅——他到那裡尋覓他的神祗及其筆下人物留下的遺蹟。然後，小說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彌留之際的有力而體貼入微的長篇描寫之後結束。
茨普金深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內心，也深入了文學。但後者的生命歷程為何讓他如此著迷，儘管明擺著，他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歡的那種人——“可恨的小猶太”？作者解釋道，“也許，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猶太人的特別的吸引力不在別的，就在於藏在他的身後如同藏在被保護的文化背後。”而蘇珊·桑塔格則說：“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愛文學。”
茨普金去世十幾年後，他的小說全集在祖國出版，然而銷量不佳；1925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的編輯無奈之下，將樣書送至每點陣圖書館負責人手中，幾天后，其中的一位打電話說，她對這本書“簡直愛不釋手”——正是這些人傳承了對文學的愛。
這部小說的句子非常長，句號稀有動物般難得一見——整部小說因此只劃分為有限的幾段。讀者很快就發現，自己被關在一個夏日般悠長的，由“熾熱”且“讓人驚嘆的”（蘇珊·桑塔格語）長句子組成的很不自然的自然段里，像坐火車長途旅行的乘客；只有在作者打上句號的地方，才能抽空喘口氣，喝點水或者上趟衛生間。
《紐約時報》的書評人認為作者選用《巴登夏日》這個書名，“可能有點委屈自己”，我倒是覺得，這個題名非常適合這部篇幅不大（約十萬字）卻具有無限長度的小說——首先，巴登是小說最重要的場景；其次，Baden－Baden這個字的音節就像是火車運行時有規律的摩擦和碰撞聲，與敘事的節奏也符合，而夏日給人的是一種慵懶單調的印象，二者的結合，便構成了小說獨特的韻味。
讀這本為文學而寫作的小說，需要完整而安靜的閱讀時間，然而我們沒有——現代生活破碎不堪，是各種碎片的大雜燴和拼貼。
蘇珊·桑塔格寫的前言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是一個已經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領域，人們密切關注的幾大語種里似乎不太可能還有什麼傑作有待人們去發現了。然而，大約十年前，我偶然之中看到一本名為“巴登夏日”的書，卻是一部傑作，我願意視之為一個世紀以來有價值的小說和超小說中寫得最漂亮、最令人興奮的，同時也是最具獨創性的創作成果之一。
這本書不為人知，其原因不難找到。首先，作者並非職業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1926—1982)是一名醫生，事實上，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醫學研究人員，曾在蘇聯國內外科學雜誌上發表過百餘篇學術論文。但是——讓我們還是別去把他與契訶夫或布爾加科夫作什麼比較——這位俄羅斯醫生作家在世時沒能親眼看到自己任何文學作品發表。
審查制度及其種種威脅，只是茨普金未能發表作品的部分原因。他的小說顯然不足以成為官方出版物的候選書目，甚至都沒有以地下形式出版。出於自尊和難以消除的憂鬱，以及不願去冒為非官方文學機構所拒絕的風險，茨普金根本不願意去躋身於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頗為盛行的獨立的地下文學圈子，六七十年代正是他為“抽屜”而寫作的年代，這是為文學本身而寫作。
真的，《巴登夏日》最終得以問世，不啻是個奇蹟。
解釋這個奇蹟產生的原因，解釋小說出現其間的世界，講述一下作者的生平，想來是必要的。
列昂尼德·茨普金1926年生於明斯克一個俄羅斯猶太人家庭，父母親均為醫生。母親韋拉·布麗婭克主治肺結核，父親鮑里斯·茨普金則是整形外科醫生。1934年，當局以當時司空見慣的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鮑里斯·茨普金。獄中，他跳下樓梯井，企圖自殺。後來在一位有影響的朋友的干預下，他才獲釋。他摔斷了脊柱，躺在擔架上，被抬回家。但他沒有因此就成為一個廢人，而是繼續行醫，直到1961年六十四歲時去世。鮑里斯·茨普金的兩個姐姐、一個兄弟均死於那個時期。
1941年德國入侵後一周，明斯克淪陷，鮑里斯·茨普金的母親、另一個姐姐和兩個小侄兒在明斯克猶太人居住區被殺害。多虧了附近一家集體農場場長，鮑里斯·茨普金夫婦和十五歲的列昂尼德才僥倖從城裡逃脫。鮑里斯 ·茨普金以前給場長看過病，所以，場長對醫生心存感激。他叫人從一輛卡車上搬下幾桶鹹菜，騰出地方，安頓了令人敬重的整形外科醫生及其家人。
一年之後，列昂尼德開始學醫。戰爭結束後，他和父母回到明斯克， 1947年從當地的醫學院畢業。1948年，他和經濟學家娜塔爾婭·米奇妮科娃結婚。他們的獨子米哈伊爾1950年降生。茨普金設法在一家鄉村精神病醫院謀得職位，躲了幾年。1957年，他獲準和妻兒定居莫斯科。在這裡，他在著名的脊髓灰質炎和病毒性腦炎研究所取得了一個病理學家職位。成為將薩賓脊髓灰質炎口服疫苗引進蘇聯的小組成員之一。他後來在研究所的工作反映出他廣泛的研究興趣，其中包括腫瘤組織對致命的病毒感染的反應，猴的生物學和病理學研究等等。
茨普金酷愛文學，一直都要為自己寫點東西，作品既有小說，也有詩歌。他二十出頭、即將完成學業的時候，曾考慮過棄醫從文，專事文學創作。
為十九世紀俄羅斯靈魂拷問(諸如：沒有信仰如何生活?沒有上帝又如何生活 ?)所困，他便視托爾斯泰為偶像。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托爾斯泰而成為他的偶像。在電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偶像，如安東尼奧尼，但不是塔爾科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他考慮過到電影學院報名上夜校，然後當導演，但是，他後來說，因為有家庭負擔，他被迫打消了這個念頭。
與此同時，茨普金才思泉涌，更積極投身詩歌創作。據他兒子說，這些詩深受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詩風的影響。這兩位詩人的畫像就掛在他的小工作檯前面。1965年9月，茨普金決定把一些抒情詩拿給安德列·西尼亞夫斯基看看，碰碰運氣。不幸的是，就在他們約好見面的前幾天，西尼亞夫斯基被捕。就這樣，茨普金和長他一歲的西尼亞夫斯基始終未能見上一面。此後，茨普金變得更加小心謹慎。(米哈伊爾說：“父親不喜歡談論什麼政治，甚至連想都不怎么想。”)發表詩作的希望數次破滅後，茨普金擱筆了一陣兒。他的時間主要用來完成為獲得博士學位(科學博士學位)而撰寫的論文《胰蛋白酶化組織的細胞培養形態與生物特性研究》(他此前為取得副博士學位而撰寫的論文研究的是重複手術後的腦瘤的增長率)。1969年，他的博士論文答辯通過。茨普金立即獲得加薪。這樣，他就不用再去小醫院做兼職病理學家賺外快了。這時候，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於是趕緊重新拾起筆。不過，這次不是作詩，而是寫小說。
…… 《巴登夏日》一下子把俄羅斯文學中所有偉大的主題都表現了出來。這靠的是其語言的精巧和迅速推進把小說統一為一個整體(據茨普金的兒子說，羅傑和安吉拉·基斯的英譯本是一流的)，這樣的語言使作品能夠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敘述者(“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場景(“他”、“他們”、“她”)之間，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大膽而迷人地來回切換。但這又不是(敘述者茨普金朝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統一的現在，亦如不是統一的過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從1867年到1881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那年)那樣。過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盡情徜徉於自己記憶中的場景，以及早年生活的激情之中；現在的敘述者在激活他自己曾經的記憶。
每個縮進的段落都以一個長而又長的句子開始，句子的連詞是“和”( 有許多)、“但是”(幾個)、“儘管”、“因此”、“而”、“正如”、“ 因為”以及“好像”，並伴有許多破折號。只有到一段結束，才出現句號。
這些熾熱的長句段在展開的過程中，情感之河越發高漲，不斷地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普金的生活向前推進：以費佳和安娜在德勒斯登生活開始的句子，會冷不防地閃回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的年代，或者回到與他和波莉娜· 蘇斯洛娃的浪漫史有關的一次狂賭，然後又穿插進一段敘述者上醫大的時光以及對當年咀嚼普希金一些詩句的回憶。
茨普金的句子不禁讓人想起薩拉馬戈的連寫句。這種句子對話繞著描寫，描寫纏著對話，還有既不願一直待在過去時態里、又不肯一直停在現在時態里的動詞。茨普金的這些句子綿延不斷，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了托馬斯· 伯恩哈特那樣的力量和活躍的權威。顯然，茨普金不可能知道薩拉馬戈和伯恩哈特的作品，在二十世紀表現狂喜主題的小說方面，他有別的樣板。他愛帕斯捷爾納克早期散文《安全證書》，而非後期的《日瓦戈醫生》。他愛茨維塔耶娃，他愛里爾克，部分原因是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愛讀里爾克。外國文學他看得很少，看也只看譯本。在他所讀的作家中，他最愛的是卡夫卡。卡夫卡有本小說集六十年代初在蘇聯出版，茨普金由此發現了他；當然，茨普金讓人驚嘆的句子則完全是他自己的創新。
茨普金的兒子在回憶父親時，說他痴迷於細節，有潔癖。他兒媳談到他選擇病理學作為自己的醫學專業、並執意不做臨床醫生時說“他對死亡極感興趣”。也許只有痴迷的、為死亡所困擾的疑病症患者(茨普金似乎就是一例)才會創造出這樣一種自由得極其新穎的句子形式來。他的小說是表達強烈情感和豐富主題的理想工具。在一本篇幅相對較短的作品裡。長句代表容納，代表聯想，也代表一種在許多方面都很堅強的性格所具有的充滿激情的機敏。
茨普金的小說是一次異乎尋常的精神歷險，它刻畫了無可比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人們在其中又有什麼找不到呢?蘇聯時期(從1934年一1937年的大恐怖到敘述者在探索的現在)的苦難假如可以看作是理所當然(如果這樣講不是太奇怪)，那么，小說與它們的脈搏是跳動在一起的。《巴登夏日》也是對俄羅斯文學的整個天地所作的一次充滿激情的描述。普希金、屠格涅夫 (小說里有一處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爭吵得非常激烈的場面的描寫)，還有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和道德掙扎中的傑出人物，如茨維塔耶娃、索忍尼辛、薩哈羅夫和博涅爾等，也都一一出場了，一起融入了茨普金的敘述中。
如果想讀一本書就能體驗到俄羅斯文學的深刻與力量，就讀這本書吧：如果想讀一部小說靈魂就能變得更堅強、對感情的理解就能更博大，那也就讀這本書吧。
2001年7月 (姚君偉譯) 從聖彼得堡到列寧格勒的旅行 安德列·烏斯季諾夫 1 為分裂作的每一個讓步…… 抓緊些!我要走了! 只是這些介於白天和黑夜之間的日子! 莫斯科不計其數的軌道! ——米哈伊爾·庫茨明 一本好書的面市往往離不開出版前的造勢，確切地說就是出版前發生的花絮故事。有了這些造勢，它才能在問世不久就很快進入人們的視線，成為一種文學事實。蘇珊·桑塔格已經在前言中提到過了列昂尼德·茨普金的這部《巴登夏日》在俄羅斯出版前的故事——小說的初版(英文版)居然是在一個倫敦街頭的小書攤上發現的。後來，這個故事也為許多文學批評家所津津樂道。對於俄羅斯讀者來說，這件事多少讓人感到有些不自在：這部本來屬於俄羅斯文學的小說雖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卻不是在俄羅斯。令俄羅斯批評家感到難堪的是，如果不是一個外國人的推薦，國人恐怕現在還不知道這部“未被發現的巨作”、這“二十世紀最後一部俄羅斯小說”——這也是它直到現在才得到的公正的評價。
桑塔格一直以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中扮演著一個俄羅斯文學民間大使的角色，為俄羅斯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她的無私並不僅僅表現在向世界介紹了一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因為她已經不只一次地做過類似的事情了，她為羅伯特·巴利澤爾和丹尼拉·基什留下的作品所作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例子。這種無私更表現在：她簡短地評價了一下作品之後(稱《巴登夏日》這部小說是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十大尚未為人們所知的傑作之一) ，給自己又增加了一個新的使命：光是出版作品是不夠的，還要確立它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她首先重述了一下小說背後的故事，接著介紹了小說作者— —一個默默無聞的醫生作家的生平經歷。
小說《巴登夏日》出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卻沒有出現在俄羅斯文學中。在俄羅斯文學史上，這種出版滯後的現象屢見不鮮。通常這種滯後的出版會伴隨著恢復作者和對他作品的歷史公正的評判的熱潮，不過這在《巴登夏日》這部小說的身上卻不可能發生——文學批評界的權威們已經給了它最全面的評價。小說在與世人見面之前發生的故事誠然有些冒險，但它難道不是在最大限度上說明了這部偉大的作品的價值，以及它對於它所屬的文學，(俄羅斯文學)的重大意義嗎? 1983年，自由電台評論員列夫·羅特曼在慕尼黑成立了羅特曼出版社，在那裡他冒著巨大的風險把這部小說第一次翻譯成德語。在英國，維克多麗婭·格連金尼克曾經在《倫敦日報》上談到過這部小說，她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詞形容它——“幻想現實主義”。很快，這部小說的英譯本於1987年在倫敦“四部曲叢書”中出現，成為當時對於維克多麗婭·格連金尼克這種客觀評價的唯一回響。
2001年，這部小說被洛特日爾和安德列精心再譯了一次，由新方向出版社在紐約出版，同時也成為文學界的一件大事。各個關注文學發展進程的出版社都無一例外地對此書的問世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儘管阿爾巴尼亞語譯本沒有發行，但阿爾巴尼亞語的評論卻早已出現。目前，《巴登夏日》已經被譯成荷蘭語、法語等十三種語言在各國出版發行。在俄羅斯，經過一番先期準備，最後竟有人提出把這本書編在一套譯文系列叢書中出版，這個提議不禁讓人產生一種異邦文學的感覺——也許這正是現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悲喜劇現象吧。
英文版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小說畢竟是用俄語寫成的，英文翻譯得再好，譯作還是譯作。總體說來，用別的語言讀本國小說實在是感覺很滑稽，讀了原文才深深地感覺到原文簡直就是專門為俄羅斯讀者寫的，語言是那么的準確精妙!當另一種語言成為作家的創作問題時，你去讀一下法語版的安德列·馬金的作品，或者英語版的《洛麗塔》就會感到安慰了。
可以說，俄文版小說的問世為俄羅斯讀者提供了用原文閱讀的可能。用原著的語言(即俄語)出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會使小說在最大限度上全面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這次在俄羅斯的出版也是這部小說首次單獨出版。
在本書的前言中完全應該加上幾句，那就是它的出現對俄羅斯作家的重大意義。
…… 9 當天邊露出魚肚白， 這些城市在晨曦中甦醒……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 水使我也未得安寧。
——麗吉婭·阿微麗亞諾娃 一個關心文學發展的評論家這樣評價這部小說： “如今不會有入寫了，因為對於未分類文學的理解在俄羅斯已經消失了。
《巴登夏日》不能按照文學的時間年表劃分在哪一類，也不能根據範圍劃入某一類。唯一能夠給它下的定義就是——這是一本為了閱讀的小說。閱讀《巴登夏日》對於每一個打開這本小說的讀者都是一件大事——哪怕只是出於讀讀有著獨一無二的激情和語言的散文的簡單的願望。'’ 小說中充滿了感覺：侮辱與同情、憤怒與懺悔、希冀與失望等等，種種感覺互相摻雜在一起。既然小說中沒有統一連貫的情節，那么這些感覺就成為了這部小說的基礎。作者非常成功或巧妙地使它們成為讀者的一種權利。
小說修辭上的成功主要在於：沒有結尾的句子給了讀者一種自由，在這種自由下，每一個讀者都能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很多自己沒有料到的東西。
在最後幾頁，我意外地出現在自己的房子周圍。我跟作者一起以英國式的步伐走在大街上——以前的亞姆斯卡亞，1913年改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
我轉身走進一個胡同，胡同的盡頭是利科夫卡大街，此時還可以看見它上面來來往往的有軌電車，這個胡同叫作“光明胡同”，旁邊的一個街道叫作“煙道大街”，都是很古老的名字，估計叫了一百多年了吧，站在這裡，我想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走過這個胡同、這條街道，——兩條大街的交叉處矗立著一座老式小教堂，抑或是一座廢棄的大教堂，這裡不知為什麼很亮，教堂上下銀妝素裹，煞是漂亮。
我讀了這部俄羅斯小說的英文版後，返回了列寧格勒。因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和斯維奇胡同的拐角處，在這間閃著昏黃燈光並一直作為作者燈塔的小屋裡，有我住在那裡。我的兒子在這裡長大，我推著童車繞著庫茲涅茨集市慢慢地走。集市對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舊址，另一面衝著謝苗諾夫閱兵場，那裡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宣布被處決的地方，也許是命中注定吧，最後免此一死，而是被流放了。現在，這就成為我從聖彼得堡到列寧格勒的旅行。
對於每一個讀者來說，這段“感傷的旅行”都有著自己的旅程。小說最後幾句話把讀者帶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使整部小說籠罩上了新紀元的色彩 ——窗外傳來早班電車轟隆隆的響聲，一艘輪船出現在聖彼得堡的冬夜裡。
小說跨越了所有時期，使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散文在風雲變幻的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走了出來。跟羅則·薩拉馬戈、X.N.博爾赫斯、H.T.則巴里特、薩曼·魯什基和塞繆爾·貝克特的作品一樣，它像一顆沒有規律和章法的彗星，從傳統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永不停息地向前滾動的車輪——一開始是火車，接著是列寧格勒的有軌電車——他在小說中提出的永恆的問題，如同利科夫卡大街的燈光，走進了歷史。為了給讀者留下一些懷念，只有幾個片斷留了下來。
列昂尼德·茨普金在小說中描寫的從夏日聖彼得堡到冬日列寧格勒的旅行，實際上是一段嚮往永生的旅程。對於一個對死亡問題如此關注的人，對於一個專業的病理解剖學家，“永生與不死”聽起來簡直就是矛盾的。一個在死亡面前懷著敬仰之情的人，卻因為“不死”問題而得到了全世界的讚譽，同時他也把讀者帶上了征程，並默默地祝他們一路順風。
本書後記
從聖彼得堡到列寧格勒的旅行 安德列·烏斯季諾夫 1 為分裂作的每一個讓步…… 抓緊些!我要走了! 只是這些介於白天和黑夜之間的日子! 莫斯科不計其數的軌道! ——米哈伊爾·庫茨明 一本好書的面市往往離不開出版前的造勢，確切地說就是出版前發生的花絮故事。有了這些造勢，它才能在問世不久就很快進入人們的視線，成為一種文學事實。蘇珊·桑塔格已經在前言中提到過了列昂尼德·茨普金的這部《巴登夏日》在俄羅斯出版前的故事——小說的初版(英文版)居然是在一個倫敦街頭的小書攤上發現的。後來，這個故事也為許多文學批評家所津津樂道。對於俄羅斯讀者來說，這件事多少讓人感到有些不自在：這部本來屬於俄羅斯文學的小說雖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卻不是在俄羅斯。令俄羅斯批評家感到難堪的是，如果不是一個外國人的推薦，國人恐怕現在還不知道這部“未被發現的巨作”、這“二十世紀最後一部俄羅斯小說”——這也是它直到現在才得到的公正的評價。
桑塔格一直以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中扮演著一個俄羅斯文學民間大使的角色，為俄羅斯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她的無私並不僅僅表現在向世界介紹了一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因為她已經不只一次地做過類似的事情了，她為羅伯特·巴利澤爾和丹尼拉·基什留下的作品所作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例子。這種無私更表現在：她簡短地評價了一下作品之後(稱《巴登夏日》這部小說是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十大尚未為人們所知的傑作之一) ，給自己又增加了一個新的使命：光是出版作品是不夠的，還要確立它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她首先重述了一下小說背後的故事，接著介紹了小說作者— —一個默默無聞的醫生作家的生平經歷。
小說《巴登夏日》出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卻沒有出現在俄羅斯文學中。在俄羅斯文學史上，這種出版滯後的現象屢見不鮮。通常這種滯後的出版會伴隨著恢復作者和對他作品的歷史公正的評判的熱潮，不過這在《巴登夏日》這部小說的身上卻不可能發生——文學批評界的權威們已經給了它最全面的評價。小說在與世人見面之前發生的故事誠然有些冒險，但它難道不是在最大限度上說明了這部偉大的作品的價值，以及它對於它所屬的文學，(俄羅斯文學)的重大意義嗎? 1983年，自由電台評論員列夫·羅特曼在慕尼黑成立了羅特曼出版社，在那裡他冒著巨大的風險把這部小說第一次翻譯成德語。在英國，維克多麗婭·格連金尼克曾經在《倫敦日報》上談到過這部小說，她用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詞形容它——“幻想現實主義”。很快，這部小說的英譯本於1987年在倫敦“四部曲叢書”中出現，成為當時對於維克多麗婭·格連金尼克這種客觀評價的唯一回響。
2001年，這部小說被洛特日爾和安德列精心再譯了一次，由新方向出版社在紐約出版，同時也成為文學界的一件大事。各個關注文學發展進程的出版社都無一例外地對此書的問世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儘管阿爾巴尼亞語譯本沒有發行，但阿爾巴尼亞語的評論卻早已出現。目前，《巴登夏日》已經被譯成荷蘭語、法語等十三種語言在各國出版發行。在俄羅斯，經過一番先期準備，最後竟有人提出把這本書編在一套譯文系列叢書中出版，這個提議不禁讓人產生一種異邦文學的感覺——也許這正是現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悲喜劇現象吧。
英文版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小說畢竟是用俄語寫成的，英文翻譯得再好，譯作還是譯作。總體說來，用別的語言讀本國小說實在是感覺很滑稽，讀了原文才深深地感覺到原文簡直就是專門為俄羅斯讀者寫的，語言是那么的準確精妙!當另一種語言成為作家的創作問題時，你去讀一下法語版的安德列·馬金的作品，或者英語版的《洛麗塔》就會感到安慰了。
可以說，俄文版小說的問世為俄羅斯讀者提供了用原文閱讀的可能。用原著的語言(即俄語)出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會使小說在最大限度上全面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這次在俄羅斯的出版也是這部小說首次單獨出版。
在本書的前言中完全應該加上幾句，那就是它的出現對俄羅斯作家的重大意義。
…… 9 當天邊露出魚肚白， 這些城市在晨曦中甦醒……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 水使我也未得安寧。
——麗吉婭·阿微麗亞諾娃 一個關心文學發展的評論家這樣評價這部小說： “如今不會有入寫了，因為對於未分類文學的理解在俄羅斯已經消失了
。
《巴登夏日》不能按照文學的時間年表劃分在哪一類，也不能根據範圍劃入某一類。唯一能夠給它下的定義就是——這是一本為了閱讀的小說。閱讀《巴登夏日》對於每一個打開這本小說的讀者都是一件大事——哪怕只是出於讀讀有著獨一無二的激情和語言的散文的簡單的願望。'’ 小說中充滿了感覺：侮辱與同情、憤怒與懺悔、希冀與失望等等，種種感覺互相摻雜在一起。既然小說中沒有統一連貫的情節，那么這些感覺就成為了這部小說的基礎。作者非常成功或巧妙地使它們成為讀者的一種權利。
小說修辭上的成功主要在於：沒有結尾的句子給了讀者一種自由，在這種自由下，每一個讀者都能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很多自己沒有料到的東西。
在最後幾頁，我意外地出現在自己的房子周圍。我跟作者一起以英國式的步伐走在大街上——以前的亞姆斯卡亞，1913年改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
我轉身走進一個胡同，胡同的盡頭是利科夫卡大街，此時還可以看見它上面來來往往的有軌電車，這個胡同叫作“光明胡同”，旁邊的一個街道叫作“煙道大街”，都是很古老的名字，估計叫了一百多年了吧，站在這裡，我想像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走過這個胡同、這條街道，——兩條大街的交叉處矗立著一座老式小教堂，抑或是一座廢棄的大教堂，這裡不知為什麼很亮，教堂上下銀妝素裹，煞是漂亮。
我讀了這部俄羅斯小說的英文版後，返回了列寧格勒。因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和斯維奇胡同的拐角處，在這間閃著昏黃燈光並一直作為作者燈塔的小屋裡，有我住在那裡。我的兒子在這裡長大，我推著童車繞著庫茲涅茨集市慢慢地走。集市對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舊址，另一面衝著謝苗諾夫閱兵場，那裡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宣布被處決的地方，也許是命中注定吧，最後免此一死，而是被流放了。現在，這就成為我從聖彼得堡到列寧格勒的旅行。
對於每一個讀者來說，這段“感傷的旅行”都有著自己的旅程。小說最後幾句話把讀者帶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也使整部小說籠罩上了新紀元的色彩 ——窗外傳來早班電車轟隆隆的響聲，一艘輪船出現在聖彼得堡的冬夜裡。
小說跨越了所有時期，使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散文在風雲變幻的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走了出來。跟羅則·薩拉馬戈、X.N.博爾赫斯、H.T.則巴里特、薩曼·魯什基和塞繆爾·貝克特的作品一樣，它像一顆沒有規律和章法的彗星，從傳統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永不停息地向前滾動的車輪——一開始是火車，接著是列寧格勒的有軌電車——他在小說中提出的永恆的問題，如同利科夫卡大街的燈光，走進了歷史。為了給讀者留下一些懷念，只有幾個片斷留了下來。
列昂尼德·茨普金在小說中描寫的從夏日聖彼得堡到冬日列寧格勒的旅行，實際上是一段嚮往永生的旅程。對於一個對死亡問題如此關注的人，對於一個專業的病理解剖學家，“永生與不死”聽起來簡直就是矛盾的。一個在死亡面前懷著敬仰之情的人，卻因為“不死”問題而得到了全世界的讚譽，同時他也把讀者帶上了征程，並默默地祝他們一路順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