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志

《峨眉山志》是清代時創作的一篇文章。

介紹

凡八卷。清代蔣超撰。民國印光大師重修。收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峨眉山位於四川峨眉縣西南,由麓至頂有大小七十餘寺,以報國寺、伏虎寺、湘子洞、金頂寺為其最著者。山為普賢菩薩之道場,全山各寺皆奉普賢菩薩。所有宮觀殿剎、古蹟勝境,皆俱足天然雅趣。世人尊之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清康熙十一年(1672)蔣超據井研胡閣‘譯峨籟’,編‘峨眉山志’,民國十九年(1930)印光大師重修蔣超之志,厘為八卷,分為十一門:星野圖說、菩薩聖跡、金山形勝、寺庵勝概、感應靈異、歷代高僧、王臣外護、仙隱流寓、古今藝文、動植物產、蔣編志余。為峨眉山之全史。

蔣超與《峨眉山志》

關於蔣超的史料,在他的好友、清初最著名的詩人王士禎(1634——1711年,號漁陽山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後官至刑部尚書)所寫的二十六卷《池北偶談》一書里,有較詳細的記述。此外,清高宗弘曆乾隆五年(1740)峨眉知縣文曙(字瀛海,湖南桃源人,舉人,任職峨眉期間多善政、重耕讀、改建文廟、築文公堰)等人重修的《峨眉縣誌》以及《清朝野史大觀》等書中,也有許多關於他的記載。這就為我們了解蔣超的生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蔣超,字虎臣,又字綏庵,號華陽山人。明熹宗朱由校天啟四年(1624)出生於江蘇金壇一個書香之家。其父蔣鳴玉,系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史傳蔣超之母分娩前夕,其祖母夢見峨眉山僧入室,倏忽無蹤,遂認定此子乃和尚轉世。《池北偶談·卷八》也說蔣超“生數歲曾夢身是老僧……又數夢古佛已入室,與之談禪。”蔣超幼時聰穎過人,性格沉靜。及長,苦習經文,好學不倦,埋首書城,潛心經卷,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盡年。13歲參加童子試,名列第一。他對佛學尤感興趣,沉迷禪理,厭酒肉而喜素食,淡泊名利,樂善好施。

明末清初,連年戰亂,兵戈擾攘,烽煙遍地。崇禎十二年(1639),有兩位遊方僧人路過蔣宅門前,對年方15的蔣超說:“爾前世在峨眉山。”言訖即去。此事在他腦海里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印象。

蔣超作為明末遺民,本來是抱志不仕清的。但入清以後,順治帝為了籠絡人心,平息明末士人強烈不滿的情緒,採納了范文程的妙計:“治天下在得民心,而知識分子是最優秀的民,只要得到了他們的心,所有的民心就得到了。”於順治二年(1645)首次開科取士,用官爵利祿來沖淡士人對大明的故國之思,引誘他們效力於滿清王朝。蔣超也參加了這場鄉試,年僅21歲即中了舉人。

順治四年(1647),在入清以後的第二科會試中,蔣超力克群雄,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績,考中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

順治八年(1651),27歲的蔣超由吏部委派去浙江擔任鄉試主考官。

順治十五年(1658),蔣超之父蔣鳴玉逝世,他遂返鄉為父守喪。其時鄭成功率軍大舉進攻南京,擁兵70萬人,欲收復中原。次年攻下瓜州(江都縣),統軍南渡直搗鎮江,再逼金陵。金壇紳士袁大受與蔣超聯手加強防禦,縣城戒備森嚴。適逢鄉人、湖廣道監察御史馮班要求入城避難,二人不許,馮班十分氣憤。待抗清義軍失敗後,馮班即飛書狀告清廷,清廷將袁、蔣等50餘名文人士子判處死刑。蔣超買通官府,得以倖免。此即是清初名噪一時的“投誠海寇”案。

康熙六年(1667),吏部晉升蔣超為翰林院修撰(從六品),委任順天提督學政。他到職後,刻苦勵志,為復興國學,不遺餘力,親自講學,獎掖後進,選拔人才,接濟貧困生員。並上疏禮部,要求“禁止天下有司刑責諸生。”(見李桓《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詞臣一》)為禮部所重視,發文各行省奉行。

蔣超治學謹嚴,知識淵博,酷嗜內學,潛心法海,雅厭城闕,性喜山水。順天學政秩滿後,他便開始了漫遊名山勝水的生涯,躡匡廬,游鹿門,入黃山,登天台,攀武當,足跡遍五嶽,行蹤歷九華,不畏風雨,不避蛇虎,枕青山而幕青天,侶樵牧而友麋鹿,不以為苦,反覺胸襟蕩滌,視野開闊。他每思前生因緣,常懷出世之想,四十三歲即託病由翰苑告退,蒙恩給假歸江南。返鄉途中,行至秦郵(今江蘇高郵),故園在望,他忽生念轉道南馳。其子涕淚挽請,虎臣堅不聽勸。遂買舟由南京溯江而上,過三峽,經重慶,於瀘州入岷江,逆水上行至嘉定(今樂山),舍舟登岸,逶迤直往峨眉山而來。既至,見古剎擁綠,群山黛秀絕瀛寰;禪院翠繞,雲山勝景好留連。千岩競秀,萬壑爭流,高峰入雲,清流見底,雲影山嵐,鍾靈毓秀,徘徊不忍去。其江蘇同鄉峨眉山伏虎寺方丈可聞海源(1631——1700年)見狀,乃安排他住在伏虎寺後之蘿峰庵靜室。蘿峰庵海拔七百米,四周古木參天,濃蔭匝地;松濤陣陣,楠柏森森;奇花異卉,四時如春。極目則千峰凝翠,傾聽則萬壑清音;碧澗幽溪,漾綠溢秀;“蘿峰晴雲”自古被列為“峨眉十景”之一,峰頂至今未通公路,循曲徑石梯以通幽處,頗有世外桃源的韻味,堪為佛教徒參禪靜修的佳境,不失為文人雅士著書立說的良好所在,確是一處清心滌慮的勝地。蔣超遂於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伏虎寺披剃為僧,法名“智通”。

蔣超的出家,除前述原因外,社會大氣候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明末清初飽經兵燹,滿目瘡痍,百業蕭條,遊民遍地,南方諸省的反清大員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干戈擾攘。加之順治帝又好參禪,鼓勵僧侶入山林修行,御製《玄教齋教儀序文》,確立度牒給付制,整理佛教經典,淨化佛門,對佛教採取懷柔禮遇政策,以助其發展。順治三年(1646)3月,印行《洪武寶訓》,頒示天下。順治六年(1649)6月,向僧侶道士發放度牒,有牒的可免地稅、徭役。順治帝還令禮部徵召國內高僧20餘人,入直供奉於萬善殿蕉園及大內御苑,禮接高僧登坐說法,尤以“玉琳和道二僧特徵為國師和王者師”(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第八卷》)。不僅如此,他還皈依玉琳通(1614——1675年),得法名“慧橐”,其字、號亦由玉琳酌定,字“山臆”,號“幼庵”,各刊刻玉章,凡御製詩、書、畫,即用此章。後來玉琳又將“慧橐”更改為“痴道人”。順治帝還擇人編輯《玉琳國禪師語錄》,篇首刊有順治帝御筆答詔,文末自署弟子“痴道人”,下鈐篆書“痴道人”,長方小璽。順治帝對高僧木陳道(1596——1674年)亦特別尊重,於順治十六年(1659)將其徵召入京,為他講經說法,御賜“宏覺禪師”,敕文:“禪僧道,嗣法天童。傳宗臨濟,克證無生之旨;機自玄明,允通向上之關。”(見林木陳《山僧禪師隨年自譜》)

繼順治之後的康熙帝,其崇奉佛教較之順治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深通內典。他在日理萬機之暇,經常召玉琳通、木陳道講經說法,聆聽禪理,探討宗旨。出巡南北時,常住名山古剎,賦詩題字,撰制碑文(如《游江南金山寺御題》)。康熙十四年(1675),玉琳道坐化後,康熙特賜號“大覺普濟禪師”,並賜衣。兩年後,又加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令大學士王熙撰寫《敕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塔銘》,並將玉琳通在內廷說法所撰之《客問》一書,“命大學士金之俊附評註序刊行之”(見《清實錄·康熙朝》)。由官方出資,付梓刊行《玉琳國禪師語錄》。

由於順治、康熙二帝重教扶法,影響所及,寺院遍布國中州縣,出家僧尼日益眾多。據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計,當時全國敕建的大寺廟共6073處,小寺廟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總計79622處。有僧110292名,尼8615名(見《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處在這種佛教盛行的社會環境中,加之蔣超認為自己乃僧人投胎,故脫俗出家,棄官棄妻棄子女而投禪門,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蔣氏本人所言:“仆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窶(音jù,貧窮)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三者是也。”(見《國朝耆獻類征初編·詞臣一》)

康熙十年(1671)春末,主持監修清代第一部《四川總志》的四川總督蔡毓榮(約1630——1699年)得知鼎鼎大名的蔣太史隱居在峨眉山,遂遣人再三邀請他出山參加修志事宜。蔣超辭不獲免,不得已前往成都,住在金沙寺,參與纂修《四川總志》。這部總志於康熙十二年(1673)在成都木版刻印,共三十六卷,現藏重慶市圖書館。該書記載頗為翔實,學術價值極高。

蔣超是集文史學家、詩人、教育家、書法家於一身的僧人,酷嗜書法如命,“見人屏壁間一字可喜,必鉤勒藏之。”(見上海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他的行楷,深得晉代王羲之、唐代趙孟頫的筆意。他在文史方面撰著較多,除前已述外,尚有《蔣說》二卷,《峨眉山志》十八卷,《綏庵詩稿》一卷,《論史百篇》、《儒家辯統輯稿》、《華陽山人傳》,還參加過編修八卷本《峨眉縣誌》的工作。其中尤以《峨眉山志》和《綏庵詩稿》影響較大,為善本之珍,前者還為《四庫全書》所收錄。

峨眉山有志,始於清初武英殿大學士胡世安(?——1663年,字處靜,號菊潭,四川井研人)所撰之《譯峨籟》,但該書失之過略,多有闕失。康熙十一年(1672)夏末,蔣超回到蘿峰庵,著手撰寫《峨眉山志》。白天,他拄杖跋涉考察山中諸剎,夜晚則孤燈端坐披覽峨眉史籍。芒鞋棕笠,一肩雲水,搜奇探險,見洞必入,逢巔必陟,胼胝竭蹶,艱苦備嘗,終於撰成了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峨眉山志》,該書凡十八卷,分為卷一星野,卷二形勝,卷三寺觀,卷四高僧,卷五神仙,卷六方物,卷七典籍,卷八古蹟,卷九——十七藝文,卷十八志余,總計136084字。囊括了東晉至清初的七十二座庵、三十八座寺、十五座堂、十五座樓、十三座亭、十二座閣。條目井然有序,史料詳略得當,學術價值很高,是寶貴的峨眉山人文史料,向為海內外學者重視。

為《峨眉山志》作序者皆為當時的達官名流,如都御史、巡撫傅作楫、布政使李輝祖、都御史姚締虞、按察使曹熙衡,布政使金雋,知府何源?,峨眉知縣潘之彪等。

布政使金雋在為《峨眉山志》寫的序言中,說蔣超“陟險山堯,捫霄漢,求歌詞之遺蹤,訪爛柯之故地,探紫洞之清奇,擷香客之真勝。凡古剎、名泉、瓊草、奇樹、怪鳥、異獸,靡不寓諸目而得於心。顧山志之未悉,散佚而莫記之者,從而輯之。”大意是說:蔣氏走遍了山中的所有名剎,登臨了所有的險峰,深入山洞,駐足名泉,閱讀古碑,觀察珍禽異獸,瀏覽奇花異草,訪問僧人、道士、山民和香客,實地考察,儘可能做到資料的真實全面。

知府何源?在序言中也說蔣超廣采博搜,精心考究,“禪心畢力,廣搜博謀,曷克臻此,其有功於峨眉者大矣。”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熊尚弼纂修《四川總志》時,曾指出:“蜀人但一山一水之奇,下至祠墓之類,必強求一人一事以實之。凡山名鳳者,則曰曾有鳳凰鳴此山;水名馬者,則曰曾有龍馬見(現)此水;或溪或崖名老君者,則曰老子之所經也;……舉此數端,其他怪誕可知矣。”(見《四川總志·考異》)提出編志修史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妄引和虛誇。蔣超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不搞有聞必錄,單純追求離奇和趣味。他認為,編志修史與撰寫“隨筆”、“誌異”、“民間文學”等不同。他牢牢掌握這樣的原則——“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捃摭(音jùnzhí,蒐集)成編。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時,貽譏千古。凡禪宗仙伯,非確在峨眉修真養性及投筇飛錫過化此方者,不敢妄入。”(見《峨眉山志·凡例》)峨眉山初為道家仙山,東晉著名道教理論家葛洪(281——341年)在其著作《抱朴子》中,就有關於峨眉仙家的記載。北宋時期(960——1127年),峨眉山道教臻於極盛,被列為道家第七洞天,此後逐漸衰落,而早已植根於峨眉的佛教蓬勃興起。迨至清末,道教終於結束了它在峨眉山的歷史,佛教瀰漫全山,晨鐘暮鼓,此起彼伏地迴蕩於清流翠嶺。由於這一特殊的歷史原因,山中流傳著一些荒誕不經的玄談怪論,如不加分辨,不予選擇地收錄,就會成為任意杜撰的兒戲,遭到後世的譏笑。蔣氏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奮發不息的精神,憑著淵博的學識,過人的智慧和錦繡般的文才,完成了《峨眉山志》。填補了峨眉山歷史上的空白,功在當世,名垂後代,誠可希蹤先賢,比肩古德矣!

1971年,台灣著名考據校勘學家沈雲龍教授主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大型類書時,特將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版的《峨眉山志》影印出版。

《綏山詩稿》是蔣超的詩集,其中的詩大部分寫於出家之後,綏山乃峨眉山舊名。清初著名詩人施閏章(1618——1683年)在《〈綏庵詩稿〉序》中說:“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運,環瑰深拔,不肯一語近人。”清初詩壇領袖吳偉業(1609——1671年)對蔣超的詩亦極為推崇。清中葉四川著名才子李調元(1734——1802年,曾官廣東學政)在《懷蔣太史虎臣》一詩中吟道:“彈指三生悟夙因,木天(指翰林院)我亦過來人。能從大海翻身出,只有蘇州蔣虎臣。”

蔣超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初最著名的樸學大師孫奇逢(1585——1675年)在嵩洛遇蔣超,互相研討理學,對蔣氏的卓越見解十分佩服、慨嘆,“不可失此人。”清中葉的沈德潛(1673——1769年)、彭端淑(約1699——約1779年)、潘飛虎、王蔭槐、張維屏(1780——1859年)等學界名流,亦對蔣超十分嘆服。

蔣超之對佛教的信仰建立在理智、慧解、凝悟之上,故其入佛發乎自然,出乎本心,沒有一絲一毫的勉強。可見智慧越高,越易接受佛教教義。儒家講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蔣超居蘿峰庵不到兩年,卻完成了八種著述,自成一家,藏之名山,供後人吟誦觀覽。以有限的時間,充分發揮了人生的價值。康熙十一年(1672),工部主事、四川鄉試考官鄭日奎到伏虎寺拜望蔣超,為其精神所感動,油然生起棄官入禪之意,他在《訪華陽山人於伏虎寺志別二首》中說:“自憐事名場,苦未謝羈束。宦情本疏淡,世故奈牽促。”知府劉璽在《寄懷華陽山人》一詩中亦說:“愧我平生無道氣,曉鍾痴坐名利關。”抱怨自己誤落塵網之中,居官碌碌無為。可見蔣超出家對文人官吏的影響。

清代對於佛的政策,幾乎完全是沿襲明代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侶,了解教團內幕,對教團有意加以整頓。洪武三年(1370),他召集各地長老、規定寺院分為禪、講、教三類,要求僧眾分別專業。凡離群索居,遠離大眾修行的為禪僧,從事教理研究的為講僧,修行經懺的為教僧。按這一標準衡量,則蔣超屬講僧無疑。他對佛教理論的闡釋集中在《蔣說》和《峨眉山志·志余》二書中,他在書中匡正了清初許多人盲目投禪,信仰不堅而產生厭惡僧侶,斥其為寄生蟲的偏見,也給一些無心向學,靠經懺為生的僧侶敲響了警鐘。

清初僧人能詩者較多,而知名的卻寥寥無幾,僅成鷲、曉青、元玉、宗渭、貫之、行密、永宣、兩山、通醉、海明等十數人而已。蔣超歷經亂世,後又舉業進入仕途,故其心境不同於一般人,其文不拘守八家準繩而盡情發泄,其詩直抒胸臆,無雕琢摹擬之陋習,故國之思和悲憫眾生之情躍然紙上。其《金陵舊院》一詩,被人傳誦不衰,為詩論者所推崇,詩云:“錦繡歌殘翠黛塵,樓台已盡曲池湮。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當時江南戰亂初定,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一片廢墟,撫今思昔,悲從中來。此詩較之酣歌秦淮紙醉金迷的遊玩之樂的作品,其情韻自然要高出許多。且以小見大,靜中有動,動得自然。又如《文殊院》詩:“紫玉屏風敞佛筵,諸峰如笏上青天。偶來山寺空無主,驚起白猿松際眠。”描寫山寺經明末戰亂,凋零不堪,昔時的香火鼎盛,如今已不復見,靜中有動,迷離幽邃,清澄飄逸。蔣氏性情瀟灑,逍遙世外,遍歷山水,目之所寓,輒得於心,吟喔成詩。其以名山大川為行樂,以古今勝跡為題材,以明心見性為指歸,這便是他作為詩僧的特色所在。從其詩作《冬季月杪從沂州早發宿青駝寺,時多寇警》、《金陵舊院》、《春日郊行有感》、《差官行》、《峨眉山蘿峰庵絕筆》(“倏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孽塵。妄向鑊湯來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里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來看,都是觀照入神,是自由性靈的抒發,包含了對空靈意境的追求。

清初名重西南的臨濟高僧丈雪通醉(1610——1693年,成都昭覺寺第一代方丈)在《送華陽山人游峨眉》一詩中寫道:“萬里瞿塘杖挹春,峨眉天半一閒身。俯觀沙界如棗葉,猶是遊人眼上塵。”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蔣超敝屣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高潔情懷。

這位“華陽山人”(“華陽”乃四川的古稱)撰成《峨眉山志》後,因久病,於康熙十二年(1673)春前往成都治療。病情穩定後,返回蘿峰庵靜養,不幸於是年秋逝於庵中,享年49歲。其至交可聞海源遵照他生前遺願,將其安葬在蘿峰庵附近,長與秀水名山松濤鳥鳴為伴。

蔣超隱居峨眉山時,曾作書與其好友王士禎云:“(前)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於此。”蔣超去世時,王氏正在成都主持鄉試,驚聞噩耗,悲不能禁。撫今思昔,回憶兩人在一起的時光,情不自勝。大比完畢,他即專程到蘿峰庵蔣氏墓前憑弔,揮淚書五律一首以挽之。詩云:“西清三十載,久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蜀道難。法雲清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蔣超臨終時,將《峨眉山志》手稿交給可聞海源保存。可聞海源乃丈雪通醉之徒,他將這一手稿呈送四川按察使曹熙衡,在曹氏的大力支持下,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將《峨眉山志》木版刻印行世。道光十四年(1834),峨眉縣令胡林秀(字翹生,廣東鶴山人,進士)又對此書加以校訂。民國二十三年(1934),現代淨土高僧印光法師(1861——1940年)又對該書進行重修,由葉恭綽題簽後出版發行。諸版本中,以道光十四年修訂版為最佳,美、日、英等國圖書館均視為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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