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輝

尹文輝(約公元前360—前280年),齊國人。戰國時代著名的哲學家。與宋鈃齊名,屬稷下道家學派。他們的思想具有調和色彩,對後期儒家思想有深刻影響。
尹文輝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
尹文輝的學說,《莊子·天下篇》說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長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他學說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天下太平,社會安寧,人民安居樂業,達到溫飽的小康世界,每個人在社會上都能夠養活自己,同時還可以供養一下別人,就足夠了,就可適可而止,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和企想,從而達到於心無愧,“見侮不辱”,既能對得住別人,也能對得住自己。這就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尹文輝的思想,與宋鈃大致相同,都提倡寬容即所謂“恕道”,教導人們勿要爭鬥,主張對別人的態度甚至侮辱也要能夠容忍,不要因小失大而為此發火暴怒;要反對戰爭,化干戈為玉帛,提倡以忍為上。他認為,“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對百姓、對臣民,只要講究寬恕忍讓的道德,並奉為最高尚的東西,事情就好辦了。事情越少越好辦,辦事情的手續越簡便越能找出前因後果,掌握重點。一個做國君的人,必須做到“無為而治”,這樣才能夠“容天下”;“容天下”就可得民心。而“容天下”的最好辦法就是“深見侮而不鬥”,在這個原則下,做到有功則賞,無功則罰,這樣才能審時度勢,名實相副,這就是“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道理,即道家創始人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而治”思想。
尹文輝認為,要做到“無為而自治”,名實相副,就要堅持做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這八條。這八條,都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術”。因此,對於“博施於物”的“仁”,“以道之”;對於“以立節行”的“義”,“以宜之”;對於“以行恭謹”的“禮”,“以行之”;對於“以和情志”的“樂”,“以和之”;對於“以正尊卑”的“名”,“以正之”;對於“以齊眾異”的“法”,“以齊之”;對於“以威”使服的“刑”,“以威之”;對於“以勸忠能”的“賞”,“以勸之”。並且,他認為這八個標準(“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使大家都掌握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這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尹文輝的思想,是以道家“無為而自治”的思想為主,融合了儒家的思想因素。尹文所說的“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所謂“恕道”,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的“恕道”思想,是一致的。只是,其中突出了“名實”思想,即所謂“深見辱而不鬥”,“名實審也”。尹文認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尹文所說的“名”,就是“正形”,使名實相副。尹文說:“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而且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這樣,他的“無為而自治”的思想不僅與“恕道”聯繫在一起,而且也與“名實”思想聯繫在一起。這些哲學上的命題,在儒家思想中都能找得到。尹文又引用老子的話說:“道者,萬物之俱,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他認為“善人與不善人,名分日離。”這就指出了二者之間的差別。他認為,“有形者必有名”,反過來,“有名者未必有形”,因此,有理無益於治理國家的事,“君子弗言”;有能力辦到的事而對於治事沒有好處,這樣的事“君子弗為”。他要求人們做事情要看對於國家和人民是否有益,從而做到“名”“實”相副。否則,便會“相亂”。因此,“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一切要按“名”“實”相副的次序辦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達到致世經用的目的。
尹文輝不僅在倫理學上用“恕道”容忍別人,做到“見辱而不鬥”;而且還用“大道容眾,大德容下”的“恕道”思想反對戰爭,提倡“無為而能容天下”,這不僅與儒家思想相通,而更重要的是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的“尚柔”精神一脈相承。
關於《尹文子》一書的流傳情況,《漢書·藝文志》著錄一篇,列名家。為魏黃初末出山陽仲長氏分上、下篇。《隋書·藝文志》列為兩卷,與今“道藏本”相合。然而唐人引《尹文子》為今本所無,因疑今存《尹文子》上下兩篇系後人偽托。一說《管子》中的《正術》上下及《白正》諸篇為其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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