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爾森中村事件

日本侵略軍為中村震太郎樹碑立傳，大興土木，強令察爾森人民尋找中村震太郎的屍骨。 祭奠中村震太郎那天，日本人將原屯墾軍第三團的蒙古士兵桑阿等二人找來，強迫他們跪在中村震太郎的墓前“戴孝”。 日本關東軍敗離後，察爾森地區的民眾將中村震太郎的墓碑砸爛，並將其墓毀平。

我們豐美的草原，
遭到魔爪的蹂躪，
自由幸福的生活，
被水深火熱代替。
勤勞的蒙古民族，
何處有出路呀嗬伊 ！
只有團結起來，
反抗到底呀嗬伊！
今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的居日很山一帶，就是當年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導火索––“中村事件”的發生地。那么，這個震驚中外的“中村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侵略者––中村震太郎來到察爾森。1931年，日本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擺脫這種困難，加緊進行所謂的“大陸政策”，頻繁地派遣間諜到中國東北，刺探軍情，準備侵略戰爭。年初，日本帝國參謀部派遣情報科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國東北，“調查滿蒙軍用地理”，為侵略中國和摸清“將來一旦對蘇聯有事時的軍用鐵道”做準備。並為達到此目的，進行對蒙古王公的煽惑和拉攏活動。
5月18日，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要求中國發給“日本農學家”中村震太郎遊歷考察護照。中華民國外交部遼寧省特派員辦事處辦理護照時，按既往規定加蓋了小紅章。
6月2日，中村震太郎到達齊齊哈爾，與日本昂榮旅館老闆、退役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取得聯繫，又僱傭1名俄國人來擔任翻譯和餵馬。6月9日，他們從博克圖附近的宜立克都車站出發，沿興安嶺索倫山，繞道奔洮南一帶，進行軍事間諜活動。6月25日，行至察爾森四方台子（寶河屯）。這裡是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團部和1營駐防地，3連連長寧文龍帶領士兵將他們扣留了下來。
經搜查，這一行人攜帶有七張圖紙：日文和漢文的，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各一張，經過現地印證後，用鉛筆作過校對；曬蘭紙俄文地圖1張；透明作業紙一張；洮南到索倫的鐵路圖，附立體橋渠涵洞斷面圖和自測自繪草圖；兩個筆記本：一本記載個人私事，頭篇記載了“日本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國參謀部派遣他赴中國東北興安區一帶活動及在東京驛送行的情況。一本記載了他經過洮南府、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免度河等地的情況。還有兩份報告書，主要報告他所遇到的人和事。如洮南府滿鐵辦事處負責人和在科右前旗巴公府（今義勒力特）的會談記錄等。表冊三份：第一冊是調查興安區屯墾軍的兵力，槍炮種類、口徑，官兵數量，將校姓名，駐紮地點，營房情況、容量、堅固程度，車輛馬匹，糧食輜重。第二冊是調查蒙古族集聚地區旗、縣的人口，物產畜群，森林礦藏，蒙漢軍民情況。第三冊是調查地方風土自然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雨量、風向等。還有洋馬三匹、蒙古馬一匹、三八式馬槍、南部式步槍各一支、望遠鏡一架、測板標桿、標鎖一套、圖版一塊、方、圓羅盤針各一塊、溫度計一個、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頭食品等。以上繳獲的大量物證證明，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確係日本軍間諜。
愛國者––關玉衡判決日本軍間諜
6月26日凌晨，東北興安區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第三團團長關玉衡接到報告後，立即對中村震太郎進行第一次審訊。在審訊中，中村震太郎態度蠻橫暴躁，傲慢自大。初以不會講漢話為由進行抵抗，推卸間諜罪責。當改用日本語審訊後，他出示“日本帝國東京農業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名片。關玉衡仔細觀察中村震太郎的舉止表情，斷定他不是什麼“農學家”，而是軍事諜報人員。
關玉衡將證件與口供對照分析後，作如下判斷：一、中村是日本軍事間諜，據本人筆記本記載，中村系日本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現為日本陸軍大尉，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此次來東北是執行軍事偵察任務的；二、中村到洮南，又增加了新的任務，參與拓植工作，是間諜；三、參與蒙古王公召開的會議，即將進行顛覆破壞活動。
真相已經大白，如何處理？關玉衡想：當今中國是弱國，日本在中國東北享有治外法權，案件一經披露，日本定會設法要回中村。興安屯墾區政治、軍事、經濟等所有機密都將泄露，其後果不堪構想。事關重大，關玉衡決定：“第三連連長寧文龍、第四連連長王秉義，把中村大尉等4名間諜犯，一併槍決”。為了保密，關玉衡團長特命團部中尉副官趙衡為監斬官。寧文龍、王秉義指揮行刑隊將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等4人押赴察爾森後山，於午夜12時30分處決。除重要間諜罪證向上呈報外，屍體連同行李、衣物等盡行焚毀滅跡。
6月27日早晨，關玉衡團長攜帶繳獲的間諜罪證馳赴興安區屯墾公署所在地洮安（今白城市），向代理督辦高仁紱報告處決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結果。並擬就快郵代電向北平的東北軍副司令長官張學良作了匯報。張學良電令關玉衡：“妥善滅跡，作好保密”。
“中村事件”––為察爾森人民帶來的災難
8月17日，日本陸軍總部發表了《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聲明》。說明中隱諱了中村震太郎4人的間諜罪行，並捏造事實稱：“帝國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滿洲被張學良部隊劓鼻割耳，切斷四肢，悲慘遇害。這是帝國陸軍和日本的奇恥大辱”。
與此同時，日本設在東北的《盛京時報》、《朝鮮日報》、《泰東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訊息：“聞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攜帶的鴉片和海洛因，為興安區土匪殺害”。進而公然宣稱：“第三團官兵為了搶劫鴉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貨，必須把關玉衡槍決抵償，並要該區賠償一切損失”。企圖混淆視聽，推卸其間諜罪責。
8月24日，日本陸軍省就中村震太郎事件的處理問題作出決定：“當中國方面否認殺害中村的事實，或者不能滿足我方要求時，有必要斷然實行對洮南、索倫地區的保護性占領”。東京等地日本軍官則為中村震太郎舉行大規模的葬禮。一些人打著血寫的“吊忠魂”的大白旗遊行示威。在日本軍閥的導演下，“必要時應以武力解決懸案”成為當時流行於日本的口號。
9月13日，張學良命東北憲兵司令陳興亞率憲兵一團官兵20餘人前往興安區調查“中村事件”。與此同時，榮臻參謀長暗中派人將關玉衡秘密接到瀋陽，安置在炮兵總監馮秉權私宅中保護起來。對外則公開聲稱：“已將關玉衡逮捕，聽候處置”。
9月17日午後3時，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記者發表聲明稱：關於中村事件，“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畫說，全系無稽之談，系一部分反動分子之宣傳而已”。用這樣的口氣，掩蓋其將發動侵華戰爭的陰謀，企圖麻痹中國當局。
9月18日夜10時30分，日本關東軍突然向中國駐瀋陽的東北軍隊發動武裝進攻，爆發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
“中村事件”就這樣，變成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的“合法”藉口。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關玉衡團長被調到江橋馬占山部參加抗戰。
日本占領東北後，察爾森屯的老百姓遭了殃。日本侵略軍為中村震太郎樹碑立傳，大興土木，強令察爾森人民尋找中村震太郎的屍骨。有一天，有人從居日很達壩北邊發現了一隻水襪子（膠鞋）。日本人確認這是中村震太郎的遺物之後，就在此處為中村震太郎修建了墓葬，並在居日很達壩頂上立了碑銘。在山腳下蓋了五間小廟，安排了兩個日本和尚看管香火。祭奠中村震太郎那天，日本人將原屯墾軍第三團的蒙古士兵桑阿等二人找來，強迫他們跪在中村震太郎的墓前“戴孝”。以後每年春季進行一次祭奠，勒令當地軍民學生都來參拜。
日本關東軍敗離後，察爾森地區的民眾將中村震太郎的墓碑砸爛，並將其墓毀平。為了紀念這段國恥，他們在山上察爾森中村事件遺址立下了一座石碑，警戒後人：國強民富才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