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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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廣涵,山東萊蕪人,19歲考入山東抗日青年幹部培訓班,後進入延安抗大學習。抗戰期間,先後在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部、八路軍129師師部、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等擔任要職。解放戰爭爆發後,隨第四野戰軍轉戰東北地區。1960年來渝,歷任中共西南局組織部副部長、四川省組織部長、萬州地委書記、、市政協副主席、重慶市市委書記等職,1993年離休。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孟廣涵老書記出席會議 孟廣涵老書記出席會議

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參加過百團大戰,擔任戰前偵察的任務。解放戰爭爆發後,隨第四野戰軍轉戰東北地區。1960年來渝,歷任中共西南局組織部部長、萬州地委書記、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四川省組織部部長、重慶市市委書記等職,1993年離休,省部級。孟廣涵書記離休後,經常參與關心下一代協會、重慶市名人協會組織的會議,並且擔任重慶市名人協會會長、重慶市延安精神研究會名譽會長。

姓名: 孟廣涵 出生日期: 1921年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仰: 馬列主義
族: 畢業學校 延安抗大
生地: 山東省萊蕪市 曾任職:萬州地委書記、西南局組織部長、四川省組織部長、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披露內幕:左權兩次放棄獲生機會

孟廣涵在延安 孟廣涵在延安

2005年7月15日,在渝北區金山路錦紅小區里,記者見到了八路軍老幹部、85歲的孟廣涵老人。在八路軍第三次反圍剿戰鬥中,孟老當時在八路軍總部政治部工作,他見證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犧牲的過程。他說,左權在突圍的過程中,“至少有兩次機會可以獲生”。1942年5月26日,日寇對八路軍總部進行報復性掃蕩,八路軍總部被迫轉移,左權帶領戰士掩護斷後。

任務完成拒絕撤離戰場

“第一個機會是在通過第三道封鎖線時,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左權。唐萬成說彭總已突圍出去了,北方局及黨校領導及骨幹也已大部突圍,左權的掩護斷後任務已完成,作為高級指揮員,左權完全可以迅速撤離戰場,並一再懇求左權跟他走。但左權一口回絕,並嚴令他原路返回保護好總部首長,唐只好遵命。”

冒彈雨捨身指揮突圍

“第二次機會是左權率最後一批同志衝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處時,敵炮火十分密集,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左權理應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後一個側滾翻,就可避開第二顆炮彈。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站在高地上大聲喊著,指揮戰士們突圍。他此時完全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結果,第二顆炮彈又向他射來,他的喊聲嘎然而止。硝煙過後,他的身影也從山口處消失了!而他當時所帶領的同志都因他的指揮而安全突圍。”

“作為一名高級軍事指揮員,左權的犧牲本可避免,他關鍵時刻捨身取義,盡忠職守,犧牲在彈雨里。”說到這裡,孟老泣不成聲。

孟老還披露說:“當我們把左參謀長已殉國的訊息告之彭總,並呈上跟隨左權多年的左輪手槍時,彭總難過得沒有轉身更沒有接槍……”

左權犧牲後,晉冀魯豫邊區軍民悲慟萬分,1942年9月18日,遼縣改名為左權縣。日軍瘋狂掃蕩八路軍總部三次轉移

據孟老回憶,抗戰期間,八路軍總部作為敵後抗日根據地大後方,集中了中共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新華日報社等重要機關,“因此,成了日軍掃蕩的重點,在三次慘烈的反圍剿中,八路軍總部竟然三次被迫轉移!”

孟老回憶說,第一次是1939年6月,當日軍分九路向晉東南根據地發動瘋狂進攻時,總部由潞城縣北村出發經襄垣、繞黎城輾轉駐進磚壁,直到同年的11月因磚壁缺水,總部被迫轉移到王家峪村。

第二次是1940年5月日寇從襄垣出發偷襲王家峪八路軍總部,總部第二次又被迫從王家峪又轉移回磚壁,後因日寇瘋狂圍攻磚壁八路軍總部,又轉移到遼縣(今左權縣)武軍寺。“最慘烈的一次掃蕩是在1942年5月26日,由於日寇的報復掃蕩,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遼縣麻田附近的十字嶺指揮部隊突圍時不幸犧牲,壯烈殉國!

打鬼子去:孟廣涵的抗日線路

驚怒於日軍侵華的暴行,目睹國民黨軍隊的潰敗,在抗日洪流中,孟廣涵從山東到太行,進抗大,到八路軍總部,赴延安,在軍隊中經受教育和鍛鍊,在反“掃蕩”與黨內鬥爭中成長。他的抗日線路,見證了八路軍在抗戰時期艱苦卓絕的戰鬥。在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之際,本刊採訪了現已89歲高齡的老八路孟廣涵同志,特撰此稿刊發於下。

平靜的生活被日軍踏破了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1921年,孟廣涵出生於山東萊蕪縣(現萊蕪市)白龍村。父親古文功底深厚,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經常在當地或到外村教書。在父親的影響下,孟廣涵6歲就進了村裡的學堂,習讀“四書”“五經”。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第二年,縣裡派來教員,開辦洋學堂。又在洋學堂度過6個春秋的孟廣涵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沒能升上中學,便和那些與他一樣上不起學的孩子們聚在一起,找間空屋,偶爾請個先生,自己念書。那些時間裡,孟廣涵按照父親的計畫讀了《古文觀止》,還讀了很多中國古典小說,諸如《西遊記》、《水滸傳》、《七俠五義》、《精忠岳傳》等。孩子們的經濟條件都不好,常常是有了一本書大家輪流看。孟廣涵唯一花錢買的小說就是《精忠岳傳》。在學堂念書時,老師也曾講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讀了《精忠岳傳》,精忠報國、為國奮鬥的思想在他年輕的心中更深深地紮下了根。孟廣涵的青少年時光就這樣在讀書、學習中悄悄流走。山村外面的世界卻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隨著日寇的入侵,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得知東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領,國人無不憤然。緊接著又是華北事變,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儘管早就聽說華北危急,可孟廣涵沒想到日本人這么快就到了自己的家門口!

那大約是1937年12月底日軍占領濟南後的事情。萊蕪在濟南的南邊,白龍村裡有一條南北走向的簡易公路,孟廣涵和村民們看見一支中國的軍隊拉著武器裝備沿這條路向南逃散。這支隊伍正打算在縣城一帶稍事休息,兩架日本飛機哄哄然飛來一陣轟炸,喘息未定的國軍像炸了鍋似的四下奔逃,潰不成軍。孟廣涵第一次看到了日機對中國的轟炸,也第一次看到了中國軍隊潰退的那種倉皇!那時村民們還不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有什麼區別,只是看到中國軍隊這般落敗,便覺得天昏地黑,沒了出路。

日軍打進山東,國民黨軍隊在前面逃跑,日本軍隊必然在後邊追趕,老百姓則到處躲藏,孟廣涵一家還跑到山裡躲過兩天,由於實在沒吃沒喝,無法生活下去,才又回到家裡。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孟廣涵[原重慶市委書記]

打鬼子去

國民黨軍隊和政府機關撤退後,共產黨的地方組織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那時共產黨縣委也不公開)宣傳抗日,開辦訓練班,組織地方武裝。孟廣涵和朋友們又看到了希望,雖然知識比較貧乏,也並不懂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是紮根心底的民族觀念和愛國情懷,此時從他們的心靈深處噴涌而出。

1938年秋,孟廣涵抱著抗日救亡的決心參加了青年幹部訓練班。培訓班共有一百多人,都是些為參加抗戰而來的青年。培訓班主要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同時還講授抗日的道理和軍事知識。一兩個月的培訓後,組織上又把孟廣涵送到了山東省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培養。

山東省抗日軍政幹部學校是1938年6月,為解決抗日幹部的不足,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1938年5月由山東省委擴大改建而成,年底改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決定建立的。因從第二期(1938年8月)起駐沂水縣岸堤,也習慣稱“岸堤幹校”(以下簡稱“幹校”)。幹校下設政治隊、軍事隊、民運隊、地方武裝隊、青年隊等,開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戰術、政治工作、民眾工作、政治常識等課程。孟廣涵被分配到了軍事隊,軍事訓練更顯重要。學員們全副武裝,一人配1支步槍、1把大刀、30發子彈和2枚手榴彈。

在幹校的3個多月里,孟廣涵經歷了日軍對山東的第一次大“掃蕩”。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山東初步建立了魯中、膠東、冀魯邊、清河、湖西等抗日根據地。1938年6月,山東黨組織領導的基幹部隊初步整編,使用八路軍番號。12月,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山東縱隊指揮部和中共山東分局駐沂水縣王莊一帶。國民黨方面,1938年11月增設魯蘇戰區,以于學忠為總司令,統一指揮山東全省及蘇北地區的黨政軍。1939年初,由魯北進入魯南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機關駐地也設立在沂水境內的東里店。以沂水為中心的魯中山區地處山東戰略腹地,向西、向北可威脅日軍戰略動脈津浦、膠濟鐵路線,向南可直出臨沂和重兵駐守的徐州與隴海線。國共兩黨黨政軍機關齊聚魯中沂水的狀況讓日軍寢食難安。為消除心頭大患,1939年夏,日本侵略軍發動了魯南作戰。面對日軍大軍壓境,各部隊、機關立即緊急行動起來,展開反“掃蕩”。幹校也不例外。在歷時40多天的反“掃蕩”中,幹校學員遵照山東分局的指示,經常抓住有利戰機對小股日軍進行圍擊,繳獲武器武裝自己。但與日軍的周旋,也相當危險和艱苦。

因為日軍的“掃蕩”,幹校曾從岸堤緊急轉移。一次,孟廣涵隨幹校前往南邊的一座山里。途中,一個老乞丐混入了隊伍,剛開始大家都沒注意,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離開的。不久,日軍的飛機來了。到了晚上,有學員發現這個老乞丐用手電筒向附近的敵人發信號,隨即將其捉住,並交給後面的軍事隊處理。在那種戰爭環境,又是夜間,無法進行審問,為安全計,只得將其處決。孟廣涵所在的班殿後,班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不能用槍,孟廣涵就用上了大刀。一刀下去,老乞丐大喊,孟廣涵心一慌,閉著眼又砍了幾刀。第二天一看,自己的衣服濺上了不少血跡。這是孟廣涵第一次殺人,開始近距離接觸戰爭的殘酷。然而,更長更艱險的路程還在等著他。

為了不打擾百姓和防止遇到突髮狀況難以集中,幹校人員在轉移過程中一律在村外露營。各個主要方向均設哨位,多由軍事隊負責輪崗。一次,幹校學員抓住了一個神色慌張的“趕馬人”。到晚上,把他安置在了村外邊的一個棚子裡,輪流看守。輪到孟廣涵站崗時,他問上一崗的副班長:“趕馬人是捆著的嗎?”“沒有,不要緊,看起來就是。”副班長答道。“趕馬人”從對話中聽出這一崗是個十幾歲的娃娃,便起了逃跑之心。年紀雖小,孟廣涵卻很警惕,“趕馬人”的情況沒弄清楚,大意不得,便多了幾分警覺。他聽著“趕馬人”的呼嚕聲,覺得不對勁。再聽,還是不對。正觀察著,“趕馬人”忽地起身把孟廣涵摁住了。孟廣涵身上有槍、有刀,還有手榴彈,要是被搶去,後果不堪構想。還好,孟廣涵早有預感,雖被對方掐住了喉嚨,大叫一聲後便喊不出來了,手上卻沒停下,抓住對方的頸部,全力拚鬥起來,反把對方摁住。副班長等人聞聲趕來,捆起“趕馬人”就送到了校部。

轉移途中,大家經常沒飯吃,直接煮小麥當食物,到後來小麥也沒有了,就殺馬吃。不停地轉移、行軍,又沒吃的,大家非常疲勞。記得一次長途行軍後停下休息,大家什麼都顧不得,躺下就睡,那一覺,香極了!也不知睡了多久,醒來只覺臭烘烘的,低頭一看,卻是在一個牛圈,地下全是牛糞。

1939年七八月,在日軍“掃蕩”進入尾聲的時候,孟廣涵從幹校畢業了,被分配到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部二科做偵察工作,主要了解日本人的活動情況。

偵察情報,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化裝,有時穿軍裝帶武器,有時著便衣;有時一個人單獨行動,有時幾個人、十幾個人集體行動。孟廣涵都經歷過。

一次,科里派孟廣涵和另外一個同志到沂水縣城偵察日本人的動向。兩人到了城門外,在一片西瓜地里守了一夜,也沒發現日本人的動靜,便打道回府,回去復命。

遇到突發情況,就需要隨機應變了。又一次,孟廣涵接到一個單獨偵察的任務,需要一面注意日本人動向,一面聯繫自己的部隊,全憑一份機警。身著“便衣”後他出發了。那時,由於條件所限,所謂的便衣實在是“自欺欺人”,黃色的軍裝用草染一染,就權作老百姓的衣服。偵察還算順利,沒有碰到日本人,遇上了一支八路軍的隊伍,還寫了一封信讓孟廣涵帶回指揮部。回程途中卻出了點小意外。當孟廣涵走到一個山埡口時,迎面走來了一支部隊,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他暫時搞不清楚。因為在埡口裡,也不能後退,只有硬著頭皮往前走。孟廣涵想好了對策——如果是日軍,就把信放到嘴裡吃了。想好了,他便鎮定下來。一步步走近後,他果然被攔住。孟廣涵一抖自己的“便衣”,表示自己是老百姓。但來人一看他的“便衣”,怎么也不相信。一番對答後,孟廣涵了解到這是國民黨的部隊——51軍一個班正在搞警戒,才承認了自己的八路軍身份。那時,八路軍山東縱隊和國民政府魯蘇戰區所屬的部隊在抗日方面是統戰、合作的關係。了解了對方的身份,雙方都放鬆了下來,話也多了起來。孟廣涵說他曾見過魯蘇戰區總司令、51軍原軍長於學忠,於是雙方很快有了共同話題,聊得頗為投機。因有任務在身,孟廣涵沒有久留即告辭。他趕回指揮部的時候已是下半夜,將信件完好無損地交到了還在等著他訊息的首長手上。

去延安卻到了太行

第一次反“掃蕩”後不久,1939年秋,遵照中央召開“七大”的通知(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關於召集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通知下發後,全國的“七大”代表陸續向延安集中。後因長期緊張的戰爭環境,“七大”延遲到1945年4月召開),山東分局所屬各區黨委、115師、山東縱隊相繼召開了黨員代表大會,分別選舉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39年秋,各地代表到岸堤集合,由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張經武帶隊赴延安。縱隊從二科抽調了3個人為代表團沿途做偵察、服務工作,孟廣涵便是這3人中的一個。

此時,沂水縣城已為日本人占領,代表團預先計畫過津浦鐵路,進入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湖西地區,再過隴海鐵路去西安,最後到達延安。哪知局勢混亂,行軍途中徒生曲折,劃定了孟廣涵的太行山路線。

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封鎖,建立了封鎖線和偽組織。封鎖線以鐵路、公路、河流和一些特殊地形為主線,在主線兩側設定碉堡群、封鎖溝、封鎖牆、鐵絲網。建立了所謂鄉村自治的偽組織,實施“強化治安”,對根據地進行嚴密監視和蠶食,企圖不斷縮小根據地,把根據地軍民困死在狹小地域中。這些都對代表團前往延安帶來極大的困擾。

第一個障礙就是津浦鐵路。那時津浦路已被日軍占領,穿越過去十分困難。幸好,當地有個開明的大地主支持抗戰,願意與共產黨合作。他派出自己組建的約一個營的隊伍,在夜幕掩護下護送代表團越過了津浦線。

過津浦線後,代表團在微山湖畔八路軍抗日根據地——湖西地區住了下來。湖西地區處於微山湖以西的蘇、魯、豫、皖四省邊界,緊靠津浦、隴海兩條鐵路幹線,是連線華北與華中兩大戰略要地的紐帶。抗戰一開始,湖西人民就在當地黨組織領導下,進行了多次抗日武裝鬥爭,並成立了中共湖西區特委。1938年12月,八路軍蘇魯支隊到達湖西,與原在該地區活動的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部隊迅速發展壯大。次年5月,湖西區特委升格為湖西區黨委,下轄湖邊地委、魯西南地委、單縣中心縣委、豐縣直屬縣委等,涉及蘇魯豫皖邊區22個縣。後遵照中共中央關於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蘇魯豫支隊(下轄4個大隊)只余第四大隊留在湖西地區活動,由副支隊長梁興初兼大隊長,支隊政治部主任王鳳鳴兼大隊政委。

孟廣涵還記得,他們剛到的時候,前來接待的就是政委王鳳鳴。在湖西地區的日子,是代表團行軍途中生活得最好的時候,根據地環境安定,又在湖畔,可以天天吃到魚蝦等水產品。

住了一兩天,局勢突然亂了起來,說是“老百姓造反了!”陸路已經不安全,只有從湖上通過。孟廣涵是負責搞偵察的,本應走在隊伍前面,這時也亂了,待首長們都上船了,他才上了最後一條船。這條船上只有孟廣涵和船夫兩個人,行至湖中,前面部隊掉進湖裡的馬往船上爬,待孟廣涵和船夫合力把馬趕開後,卻看不到前面的隊伍了。一片片蘆葦隔出幾條水路,孟廣涵這個從山裡出來的孩子傻眼了,船夫也推說不知該走哪條路,停止了划船。情況緊急,孟廣涵只得拔出槍嚇唬船夫,這才繼續前行,順利到達對岸。下船後望見前面有一隊人,趕上去一看,正是代表團一行。

事後,孟廣涵才得知,這是老百姓反對湖西“肅托”事件。所謂“肅托”,即肅清托派。“托派”原是蘇共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個派別。20世紀30年代蘇聯曾開展了大規模的反“托派”鬥爭,許多人被當作“托派”而遭到殺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從蘇聯回國後,便照搬蘇聯模式,大肆鼓吹“肅托”,把“肅托”和反對漢奸相提並論。康生擔任中共情報部及中央社會部部長後,直接掌管“肅托”大權,濫殺無辜,惡劣影響波及全黨。湖西的“肅托”,首先從區黨委下屬的湖邊地委搞起來。1939年8月,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誣指湖西幹部學校的教員魏定遠為“托匪”,並施用酷刑逼迫魏定遠招認是“托派”,後來又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單。王須仁搞“肅托”,得到了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的王鳳鳴的支持,二人又挾持蘇魯豫區黨委書記同意了他們的行動。於是,他們對被懷疑者大搞逼供、誘供、串供,然後再依據口供抓人。如此一來惡性循環,“托派”越“肅”越多,很快蔓延到區黨委,許多領導幹部、老紅軍也被關押,甚至被殺害。這就破壞了黨的威信,也破壞了黨和軍隊與民眾的魚水關係,引起了幹部和民眾的抵制。後來,115師政委羅榮桓同志緊急趕往湖西親自處理此事,才挽救了湖西的危局。當然,這都是後話,是孟廣涵到太行山區八路軍總部後才得知的情況。

《莽原傳奇》

孟廣涵書記還歷經二十多年時間根據自己親身革命經歷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莽原傳奇》

孟廣涵同志長篇小說《莽原傳奇》座談會”召開。據介紹,該書共有45.4萬餘字,共分56個章節,其作者是原重慶市委書記、88歲高齡的離休幹部孟廣涵,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構思創作此書,歷時十餘年,以其真實的革命經歷為素材,描寫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放戰爭初期建立某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故事,並在近期由重慶出版集團和重慶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座談會由市委宣傳部、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委老幹部局、市作協、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等單位聯合舉辦。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何事忠出席了座談會。

創造重慶市長篇小說作者之最

薄熙來看望孟廣涵 薄熙來看望孟廣涵

“寫這部小說的想法始於1980年代初,由於手頭沒有多少資料,需要回憶和思考,因此寫這本書並不是一氣寫成的!”提起自己寫這本書的初衷,孟廣涵感慨良多。據孟老介紹,他參加革命多年,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以後,就經常回首過去的戰鬥歲月,他希望年輕人不要忘記我黨的光榮革命歷史。於是,他從80年代初就開始構思並寫作長篇小說《莽原傳奇》,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豐富書中的人物,展現當初那段難忘的革命歷史。“孟老60歲動筆,年近9旬出書,創造了我市長篇小說出版之最!”參加座談會的出版集團有關人士表示,孟老是我市出版長篇小說的作者中,年齡最大的一位。

擬拍攝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

重慶市宣傳部長何事忠表示:“我有一個建議,這本書的情節密度大,人物性格也非常鮮明,畫面感很強,希望能和內蒙方面協調一下,看能否將這部長篇小說改編並拍攝成一部電視劇。”在座談會上,市作家協會主席黃濟人以及一些與會人士紛紛表示,《莽原傳奇》的故事情節完全不亞於《林海雪原》,完全可以拍攝成一部反映我黨革命歷史的精彩的電視連續劇。

孟廣涵(右二)與趙紫陽(右一)下基層考察 孟廣涵(右二)與趙紫陽(右一)下基層考察
孟廣涵(左四)賀國強(左五)張文彬 孟廣涵(左四)賀國強(左五)張文彬

對於與會人士的建議,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表示,可以先跟內蒙方面聯繫溝通,共同來改編拍攝這部電視連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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