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都市帶也稱大都市連綿帶，此概念最初是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J．Gottman)提出的，稱為Megolopolis，指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龐大的、多核心、多層次城市群，是大都市區的聯合體。其實質是由各等級城市形成的相互串連、高度集中的經濟中心地帶。大都市帶是由於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大都市帶發展的主要動力。 大都市帶即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形成的大區域或地域板塊。
區分
但目前的許多書籍和文章中，往往把大都市帶和大都市圈的概念混淆起來。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大都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大都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大都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大都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大都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於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都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大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大都市帶是由大都市圈發展而來。
中國大都市帶
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大都市帶目前，按第四次人口普查時的統計標準，中國城鎮人口比重已達到34％左右，到2010年可達42—45％。按國際經驗，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的臨界值時，將進入加速城市化階段。因此，中國的城市化正處於加速時期。但由於我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城市化率較低，只有18．8％，城市間關聯性較差，雖然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數量不少，但缺少中小城市。1997年西部地區共有121個大、中、小城市，占全國的18％，而大型、特大型城市占全國的44．2％，中型城市33個，僅占全國的16％，小城市占全國的21％，這使大城市孤立存在，無法形成輻射區域。例如西安市周邊缺少二級城市，成為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發展中小城市成為西部地區的當務之急。東部地區由於經濟較發達，城市化率相對較高(約40％)，今後的發展趨勢已開始走向大都市帶為主的道路。英國經濟學家K．J．巴頓說過“在各已開發國家中，城市問題可看作是資源合理分配問題，而在各不已開發國家中，卻是資源的
大都市帶創造問題”。筆者認為，此規律也適合我國東西部城市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東部地區大都市帶的出現，是對資源最佳化的趨勢；而西部地區發展中小城市，是營造經濟發展環境，從而創造出資源(人流、資金流、物質流、信息流等)。
關於中國大都市帶建設模式的基本構想，許多專家認為，目前中國首先發展8—10個大都市帶比較適合未來發展趨勢。1995年楊建榮先生主要從經濟結構方面提出了八大都市帶的戰略構想，1996年王建等通過中日、中美用地對比研究後，提出了我國九大都市帶的空間格局。雖然他們分析的角度不同，但構思出的大都市帶的基本框架基本相同：包括北京、天津、石家莊在內的京津冀大都市帶；包括瀋陽、大連在內的沈大都市帶；包括哈爾濱、長春在內的吉黑大都市帶；包括武漢、長沙、南昌在內的長江中游大都市帶；包括重慶、成都在內的成渝大都市帶；包括上海、南京、蘇錫常寧杭在內的大上海大都市帶；包括廣州、珠海、深圳在內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帶：包括濟南、青島在內的濟青大都市帶。
從目前情況看，已開始出現大都市帶的雛形的有：大上海大都市帶，人口達10916萬，GDP總值達1800億美元左右，人均GDPl600美元左右；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帶，人口達6689萬，GDP總值949億美元左右，人均GDPl418美元；京津冀大都市帶，人口7000萬，人均GDPl048美元；沈大都市帶，人口4067萬，人均GDPl421美元。這些大都市帶人口一般都在5000萬到1億以上，面積一般超過15萬平方公里。它們不僅組成空間上的規模經濟優勢，而且形成更為密切的信息、人口、交通、產業聯繫。從大都市帶的發展趨勢看，目前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但中西部發展的潛力很大，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加速，東部的大都市帶有可能進一步分化，與此同時，西部的大都市帶由於集聚作用而逐步形成。這同樣遵循著上文中K．J．巴頓提出的經濟規律。
到2030年，我國將達到16億人口，如果城市化率達到80％，就會有13億城市人口，若其中有10億人口生活在大都市帶內的話，按平均每個都市帶的人口為8000萬，那時我國將會有13個左右的大都市帶。因此，筆者認為，除以上預測的大都市帶外，將來還可能形成的大都市帶有：包括合肥、蚌埠、徐州的中原大都市帶；以西安、鄭州為中心的關中平原大都市帶；以昆明、貴陽為中心的雲貴高原大都市帶；包括呼和浩特、包頭在內的內蒙古大都市帶；包括銀川、蘭州、西寧在內的西北大都市帶等等。
從發展態勢上，筆者將以上大都市帶分為三類：(1)龍頭髮展型：包括大上海大都市帶和京津冀大都市帶。它們分別以國際性大都市為發展目標的上海和北京兩市為中心，已初步形成大都市帶的雛形，成為聯繫國內外的視窗，是帶動其它大都市帶的“龍頭”。(2)高速發展型：包括沈大、吉黑、長江中游、成渝、珠江三角洲、濟青六個大都市帶。這一類型的特點是大都市帶的形態已初步形成或開始形成，社會經濟呈現高速發展的態勢，資源配置逐步趨於合理，有望在2010年左右形成初步規模的大都市帶。(3)圈域發展型：包括中原、關中平源、雲貴高原、內蒙古、西北五個大都市帶。這一類型的特點是五個大都市帶主要位於西部，經濟發展還比較落後，城市化程度相對比較低，城市間關聯性比較差，預計2030年初步形成大都市帶，目前仍應以發展大都市圈為主，為大都市帶的形成打下基礎。
世界大都市帶
世界著名的6個大都市帶(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美國五大湖大都市帶、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帶、英格蘭大都市帶、西北歐大都市帶和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帶)都分布於自然背景優越的地區。
西方大都市帶思想要略
內容摘要：20世紀初期美國大都市區化完成後，隨即出現了以東北部大都市帶為典型代表的大都市帶。圍繞著區域規劃這一城市發展觀念，芒福德、戈特曼、菲什曼與郎格等學者對大都市帶進行了多方面考察，其思想觀點影響了區域經濟學和城市社會地理學等學術領域。本文巨觀地勾勒了西方大都市帶思想的歷史淵源與百年歷程。
關鍵字：大都市區化；大都市帶；區域規劃；芒福德；戈特曼；菲什曼；郎格
西方大都市帶思想要略
西方大都市帶思想涉及多個學術領域，諸如區域規劃學、區域經濟學和城市社會地理學等，是一個重要的跨學科問題。我們嘗試著依據代表性學者的相關研究，概述百年之中大都市帶思想的歷史淵源和主要觀點，以期加深我們對於這一思想觀念的理解，進而為我國的大都市帶發展戰略提供理論資源。
一、理論背景和概念厘定
我們這裡所說的都市帶，國內學者所使用的含義近似的概念比較雜亂，諸如特大城市、特大都會、城市帶、城市集群、大都市圈、大都市連綿帶、都市群等，不一而足。概念的混亂某種程度顯示了認識的模糊。而這種模糊認識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相關理論背景，二是概念實質。問題的關鍵是：大都市帶的前身是大都市區，大都市帶思想的理論背景是美國整個社會的大都市區化。也就是說，必須將這一概念置於美國城市發展史之中，並且在與大都市區的比較中來理解、把握大都市帶。
所謂大都市(metropolis)區，一般包括一個大型人口中心及與該中心有較高經濟、社會整合程度的社區。美國的大都市區（MetropolitanDistract,或MetropolitanArea）概念於1910年人口統計中首次使用，其標準為：人口在100000及100000以上的城市及其周圍10英里範圍內的郊區人口，或與中心城市連綿不斷、人口密度達每平方英里150人的地區，均可合計為大都市人口。此後，隨著美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美國聯邦預算局先後對大都市區的定義進行了多次修改。1950年，這種統計區被正式定名為“標準大都市統計區”（StandardMetropolitanStatisticalArea,縮寫為SMSA），它包括一個擁有50000或50000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以及擁有75%以上非農業勞動力的郊縣。1980年的定義在此基礎上又有所補充。1983年，SMSA改名為大都市統計區（MetropolitanStatisticalArea,簡稱為MSA），具體標準與1980年沒有變化。因此，美國20世紀以來的人口分布分類標準主要是大都市區和非大都市區的區別，而不是城鄉之別。也就是說，“大都市區”是一個統計概念，它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城市”。20世紀美國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是大都市區化（metropolitanization），從1920年到1940年,大都市區的規模和數量普遍增長，由58個增長到140個，大都市區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已達47.6%。至此，大都市區已經成為美國“全國所有地區的主要發展模式”和社會生活的主體，所以，美國學術界一般稱1940年以後為大都市區時代。而隨著大都市區的進一步擴展、蔓延與增長，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都市區又連線起來，從而形成了“大都市連綿區”（或稱巨大城市帶）。1而這種大都市區的連綿體，西方學者用英語中的“Megalopolis”來指稱。從1940年到1990年,美國大都市區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大型大都市區的優先增長。隨著大型大都市區的迅速增長,美國城市化地區空間結構的發展相應出現了新的演變。“大都市連綿帶由大都市區組合而成,在這種組合中,各個大都市區在大都市連綿帶中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其中每個城市各具獨立性和特色,而整個大都市連綿帶保持著整體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種城市職能作用的複合體。”2
Megalopolis來自希臘辭彙，意思是“巨大城市”。究竟哪位學者最早使用Megalopolis這個概念，目前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是戈特曼，往往將“首先”、“最早”這樣的詞加在戈特曼身上。其實，這是缺乏歷史根據的。根據西方學者考證，這個術語是1820年代的一個常用詞，意為“大城市”，本是描述過度增長的城市的輕蔑語。1927年，英國城市規劃者派屈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第一次使用這個概念進行學術研究。3早於戈特曼使用megalopolis一詞、而且為中國學者熟悉的學者是芒福德，其出版於1938年的《城市文化》（TheCultureofCities）的第四章以“RiseandFallofMegalopolis”(大都市帶的興起衰落)為題，正是在否定的意義上使用的。4國內20世紀80年代譯介的西方相關著作中，一般將翻Megalopolis譯為“特大城市”，如康少邦等編譯的《城市社會學》，宋俊嶺、倪文彥翻譯的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等，5最近，又有學者使用“大都市圈”概念，如張顥瀚、張超認為：“大都市圈是一個由單個地位突出的具有國際性的核心城市和幾個重要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及相應城鎮村落所組成的規模層次分明、功能結構合理、經濟聯繫緊密並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空間發展實體。”它區別於都市圈、城市圈。文章所舉例子是東京、紐約和倫敦都市帶。但是，其英語目錄卻將“大都市圈”翻譯成了Metropolis,很不準確。6西方的相關概念也非常多樣，諸如：城市遠郊富裕階層住宅區(exurb)、擴展之城（spreadcity）、城市村莊（urbanvillage）、外城（outtown）、蔓延（sprawl）、市郊貧民區（slurb）、市郊（theburbs）、無何處城市域（nonplaceurbanfield）、多核城（polynucleatedcity）、科技市郊（technoburb）等。1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已經有學者辨析過這個詞意。如北京大學地理科學中心主任周一星教授指出：“很多人把Megalopolis翻譯為特大城市或城市集群或城市帶，都有點詞不達意。”從地理學的角度，他將之稱為“大都市帶”，並繪製了“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插圖。2那么，究竟怎樣翻譯才準確呢？筆者認為，我們最好回到受國內學者關注較多的戈特曼那裡，看看他的代表性專著是如何運用辭彙來描繪其研究對象的。戈特曼將其研究對象稱為“連綿的大城市鏈條”（continuouschainofimpressivecities）或“城市鏈”（theurbanchain）。他描述這個區域為：沿著美國古老的高速公路U.S.I軸(axis)，綿延大約500英里；主要由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和華盛頓5個較大的大都市區組成；1950年，每個大都市區的人口都足足超過1000000；在這5個大都市區之間和西鄰，還有成打的其他大都市區，每個的人口都在200000至800000之間。3那么，用什麼辭彙來指稱它呢？戈特曼本人也頗費斟酌，最後選擇了Megalopolis,並每次都特意將該詞第一個字母大寫，以示其特殊性。戈特曼著作所附加的大量地圖都直觀顯示該區域是一個帶狀形態，並且，“帶”字可以包含大都市與大都市之間的連線部，也就是地處大都市帶中的郊區或鄉村地區。所以，筆者認為，結合理論背景和城市地理學，把Megalopolis翻譯為“大都市帶”較為確切。像王旭教授再加上“連綿”二字，更形象地描繪了大都市帶的特徵。當然，必須說明的是，美國後來出現的大都市帶形狀更加多樣，西方學者對此也有“星系”或“走廊”之爭。因此，中國學者稱為“都市群”也未嘗不可。
厘定了概念之後，就可以考察大都市帶思想的發展演化了。
二、芒福德：區域規劃觀念的倡導與大都市帶批判
從20世紀早期以來，大規模的、跨越大都市區的城市結構概念，就是西方城市規劃者之間爭論的論題之一。1904－1918年間，上文提到的英國城市規劃思想家派屈克·格迪斯發表了一系列論著，指出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城市團塊正在擴大。為了把這種擴散之物與歷史上著名的城市區別開，他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conurbation，該詞也可譯為“有衛星城的大都市”）。1922年，美國成立了“區域規劃學會”（TheRegionalPlanAssociation，簡稱RPA），總部設在曼哈頓。此後，它一直是美國最受重視、最著名的獨立大都市研究和倡導團體。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城市規劃師、科學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就是該學會的一名熱心會員和主要發言人。1929年，美國曾有過一個很著名的“紐約州及其鄰近地帶的區域規劃”法案。圍繞這個法案形成前後出現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辯論，芒福德參加了絕大多數辯論。可以看出，他極其關注那個以曼哈頓為中心、地跨三個州的巨型城市地帶的形成，強調了這個地帶未來廣闊的、諧調的發展過程。
1932年夏天，芒福德和《紐約與市郊區域規劃》主任托馬斯·亞當斯（ThomasAdams）之間展開了一場理論交鋒。4以托馬斯·亞當斯為首的大都市主義者（metropolitanist）相信，20世紀的城市將保持19世紀城市的形式，儘管其人口已發展到一二百萬、範圍可以從市中心延伸到50英里或以上。他們還認為，更多的投資應該投入到大都市中心的重建上。而以芒福德為首的區域主義者（regionalist）認為，與19世紀的中心化工業城市相比，20世紀的大都市結構會有一個根本變化。不同於單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centricmetropolis），大都市區將發展成為更加分散的城鄉網路，它是一個橫跨巨大空間的“城市區域”（urbanregion）。20世紀中期以後，大多數城市發展都超出了區域中心，並且經常將大都市區連線起來，驗證了芒福德等人的預言，他們提出的“城市區域”概念成了大都市帶思想的雛形。
1938年，芒福德發表《城市文化》一書，再次預言曾經興盛於19世紀到20世紀的大都市的單一中心將會失去其主導地位；在新的逆中心化的城市（decentralizedcity）中，整個區域將是開放的。該著作第四章特別地以“RiseandFallofMegalopolis”(大都市帶的興起與衰落)為題，批判分析了大都市帶的實質；該章的第十三節甚至以“地獄簡況”來描述大都市帶。與一般的城市規劃者不同，芒福德不僅僅關心一般的城市規劃，他更加關心城市發展與人性完善、人類文明演化的關係，也就是與城市發展相關的哲學問題。他特別注意將城市思想與其科技哲學聯繫起來，重點考察批判導致城市畸形發展的力量。
1961年，芒福德出版了其最負盛名的《歷史上的城市》（即中譯本《城市發展史》，第十七章以“大都市帶神話”為題，批判了大都市文化可怕的消極面。在批判城市的無度蔓延時，他提及“從緬因州到佛羅里達這條大西洋沿岸的長條地帶非常可能結成一個無區別、無特點的集合城市”（這一長條地帶的北半部分即後來戈特曼研究的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的雛形）。但是，他似乎又不同意把這個團塊叫做“區域城市”（regionalcity）。他把那些“廣大的城市團塊”比做“一支被擊潰的、亂鬨鬨的軍隊”，“四散潰退，各自逃生”。芒福德提出，“區域城市”是可能實現的，並且是非常必需的，其成功的關鍵在於“要認識有限機制的必要性並強制實行有限機制。這意味著要用一種重視生命的目標和利益的經濟來取代重視機器的大都市經濟”。四散蔓延的巨大城市團塊，致使城鄉之間的邊界不復存在，城市地區的邊界也無法區別。“曾經把許多世代和世紀聯繫在一起的、人們關於城市的記憶，現在消失了；它的居民生活在時時刻刻的連續的自我毀滅之中。”“大都市連續地發展成為無一定形式的特大城市的集合城市以及這些城市的增殖和延伸，暴露了當今每個社會面臨的困境的深度。”而這正是“過分機械化的文明的缺點”。有鑒於此，芒福德提出要用人類的目的意識和正確的價值觀念來指導技術運用，進行區域範圍的或區域之間的大規模改造；同時，“把現在存在的許多公共機構非物質化或靈巧化”。非常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用電力網之中發電站與整體電網的關係，來比喻說明“新的城市星座的布局形式”：既是分散的，又是互相聯繫的；許多分散單位安排在一個網路中，互相連線起來，整個網路非常有效地工作。芒福德甚至預言，這樣一個系統總有一天能包括整個星球。人類的技術只要能夠從毀滅性武器、過度消費品的生產中解放出來，就能夠創造“有形的或無形的區域城市”，完善“大規模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聯繫”。1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已經有了網際網路，芒福德將會怎樣論述呢？
三、戈特曼：半個世紀的大都市帶探索
國內學者提及大都市帶理論，首先會想到法國地理學家瓊·戈特曼。戈特曼大約於1940年開始研究城市群體，直到1987年還在發表論文持續討論。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探索中，其觀點涉及大都市帶的許多方面。
戈特曼最早的相關成果是1957年發表於《經濟地理學》雜誌的著名論文《大都市帶：或東北部沿海的都市化》。論文研究的對象是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當時人口已經超過3000萬的超級大都市區域，其形成條件、基本特徵和功能如下：（1）區域內有比較密集的城市；（2）有相當多的大城市各自形成都市區，核心城市與都市區外圍的縣具有密切的社會經濟聯繫；（3）有聯繫方便的交通走廊把這些核心城市聯繫起來，使各個城市區首尾相連沒有間隔，都市區之間也有著密切的社會經濟聯繫；（4）必須達到相當大的規模，戈特曼堅持以2500萬人為標準；（5）是國家的核心區域，具有國際交通樞紐作用。1
1961年，戈特曼出版了《大都市帶：美國都市化的東北部海岸》這部長達810頁的大著作，全書共分四部分、15章，依次考察了美國東北部海岸都市群體的地理位置、發展歷史，全面系統地證明它們通過經濟、交通和通信等而連結為一個整體。全書內容極其豐富。
在芒福德和戈特曼之間，似乎發生過一場隱含的理論交鋒。芒福德曾經批評道：“有些人甚至把一個不合適的名詞，特大城市，錯誤地套用到這種集合城市”2。這可能是指戈特曼。戈特曼則說：“今天在大都市帶中發生的情形，一直被視為一種病態現象、疾病、癌症。這種觀點被這一領域中傑出的學者所堅持。”“長期以來，城市增長一直被以道德為基礎而討論和譴責著。這種爭論是必要的；但是，從歷史整體角度來看，這種譴責是不公平的。”這很可能是針對芒福德而言的。該書曾兩次提到芒福德及其著作。戈特曼的觀點比較辯證，他從正面看到，現代政治生活及其自由、自治和民主等觀念，都是城市增長的產物；指出：“城市擁擠、貧民窟和犯罪，都可以看作是文明無限進程中的日益增加的痛苦。”3
不同於一般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戈特曼在著作中提出了大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和大都市帶化（Megalopolitanization）。戈特曼富有哲學修養，他從生活方式角度指出，究其實質，大都市帶意味著一種新的非農業生活方式，是人類新文明階段的黎明，是新居住空間組織模式的搖籃；同時，大都市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空間、時間和物質的浪費。因此，洞察和理解這一城市區域的基本問題，創造一種更加普遍的知識，可以更加安全地將之套用於其他區域或計畫未來。戈特曼認真地考察了這一大都市帶的形成原因和過程。他形象地稱之為“解放的普羅米修斯”，並從歷史角度追溯了這一精神傳統在美國建國、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他特意引用了佩里·米勒（PerryMiller）的著作《進入荒野的使命》（errandintotheWilderness，1956），.4論證了清教徒的宗教信念在早期美國歷史發展中的突出地位。戈特曼認為，不是經濟、而是清教徒的使命精神和“理念試驗”的形上學內涵，從根本上促進了美國在短短二、三百年間的神奇發展：在本來是荒野的北美大地上，建造出世界上最為發達、重要的城市區域。戈特曼將之稱為“普羅米修斯傳統”。最富有深意的是，戈特曼提出，城市化過程已經使本來意義上的荒野馴化；但是，與此同時，大都市化和大都市帶化又製造了擁擠的城市，種種新的城市問題使現代大都市成為新的“空曠荒野”，它們“或許是一種更典型的荒野，因為它更接近終極問題”。5戈特曼的學術研究目的可以稱為“進入新荒野的新使命”——如何避免大都市帶化過程中的負面效應，創造更加合理的人類文明形態。這樣的學術宗旨使戈特曼的著作超出一般城市地理學而獲得了深厚的人文內涵。
1967年，美國區域規劃學會（RPA）在一份題為《區域增長》的檔案中，提出了一個稱為“大西洋城市區域”的地域。這一區域從維吉尼亞州延伸到美國東北部的緬因州，正好覆蓋了戈特曼所研究的大都市帶。該報告採用新的數據分析來顯示區域互動融合，從而擴展了戈特曼的工作。1976年，戈特曼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在《城市和區域規劃學》雜誌發表了《全球大都市帶體系》一文，認為世界上有6個大都市帶：（1）從波士頓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到華盛頓的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2）從芝加哥向東經底特律、克利夫蘭到匹茲堡的大湖都市帶；（3）從東京、橫濱經名古屋、大阪到神戶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帶；（4）從倫敦經伯明罕到曼徹斯特、利物浦的英格蘭大都市帶；（5）從阿姆斯特丹到魯爾和法國西北部工業聚集體的西北歐大都市帶；（6）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密集區，這是研究還比較少的一個大都市區。1
戈特曼繼續關注著大都市帶的發展。1987年，他又發表了《重訪大都市帶：25年之後》，提出美國其它幾個區域也可以稱為大都市帶。他特別注意美國中西部和西海岸的情形，注意到美國南部環繞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正在形成一個大都市帶。這篇論文在估計其思想對於城市理論的影響時說：“大都市帶概念似乎普及了一種觀念，這就是：現代城市不是被孤立地僅僅作為有限區域的中心而被評論的，而是作為一個‘城市系統’（city-systems）、作為在持續擴展的軌道中鏇轉的城市網路之參與者而被評論的。”2這可以視為戈特曼本人對其思想觀念的集中說明。
在1960年代，戈特曼和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的工作影響很大，戈特曼的定義持續占據著地理學詞典；影響所及，西方地理學家將美國版圖劃分為14個區域，第一個就是“城市帶區”（Megalopolis），以下依次是“製造業中心”（ManufacturingCore）等等。戈特曼還創造了一個新概念：“大都市帶的”（Megapolitan），讓它作為修飾語限定了許多其他概念，諸如“城市”、“經濟”等等，使這些概念的本來意義發生了變化，比如“大都市帶的城市”就不同於一般的城市：該城市是大都市帶整體中的一部分，其功能與特性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這讓我們聯想到系統論。但是，在地理學等學術圈外，戈特曼則基本沒有影響。現在情況有所改變。這些年，美國現任區域規劃學會（RPA）主席羅伯特·亞羅（RobertYaro，賓夕法尼亞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教授）一直使大都市帶觀念活躍著。亞羅提出，美國應該進行大規模的歐洲式“空間規劃”。為了這個目的，亞羅和林肯國土政策學院的阿曼德歐·卡博內爾（ArmandoCarbonell）組織過一個會議，旨在推進這個思想。在促進大都市帶思想方面，區域規劃學會也發揮了顯著作用。該學會本來就與這個思想觀念具有深層的歷史聯繫，這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和芒福德於1930年代的理論交鋒。
四、菲什曼：城鄉對立二元結構的消失、大都市帶的本質結構與新文明允諾
作為美國知名城市史和城市政策與規劃專家，羅伯特·菲什曼（RobertFishman）3於1990年發表了《鬆綁的大都市帶》一文，在充分借鑑美國公認的最偉大的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oydWright，1867–1959）和芒福德二人相關思想的基礎上，從現代性的內在矛盾這一哲學角度，剖析了大都市帶這種“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highlydecentralizedurbanform）及其形成的思想文化與歷史原因。
從歷史角度看，前現代世界中，只有少數人居住在城市裡，然而，城市和文明經常被視為同義詞；工業革命後，城市人口劇增，城市卻成了社會問題的代名詞。西方城市社會學的著名學者無不關注城市生活的實質及其與人類文明的內在關係。不管我們將後現代視為現代的一個高級階段還是現代之後的新階段，北美20世紀後半期出現了逆中心化的居住模式，其具體表征是，美國二戰後人口出現了明顯的郊區化(suburbanization)而不是城市化(urbanization)。菲什曼追溯了高度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這種新的城鄉混合居住模式的發展過程及其隱含的經濟、政治問題。他認為郊區化的實質是：美國富裕的中產階級憑藉美國住房政策優勢、發達的高速公路網路和高度普及的汽車，而從擁擠、凌亂的城市中心移居於平靜、清潔的郊區，從而使他們可以輕鬆地無視貧困階層的存在。
賴特於1923年已經預言“大城市已經不再是現代的”。儘管他關於城市逆中心化的新時代預言被其同時代的人所忽視，但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中心化的工業大都市的虛弱。富有哲學深度的是，菲什曼指出，中心化的工業大都市包含並顯示了20世紀現代性的特徵。工業大都市的核心是林立著象徵當地財富、權力和複雜性的摩天大樓的中心商業區，環繞核心區的是工業地帶。這種情形直到1920年代。但是，現代主義是一個持續突變和自我毀滅的過程。正當中心化的大都市如日中天之時，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力量合併起來，產生了不可避免的逆中心化運動，將一直維持大都市的邏輯撕為碎片，並將其主要功能散布到整個區域。這就是20世紀後半期城市歷史的基本過程。菲什曼將這個過程稱為“郊區的興起”。自從1945年以來，特別是20世紀70與80年代，城市中心和郊區邊緣的關係一直在進行令人吃驚的轉化。例如，1980年，38%的美國工人從郊區到郊區通勤。設立在郊區的工業園和郊區購物城等等表明，“邊緣郊區已經取代城市核心而成為當代文明的心臟地區”。這種“新城市”的象徵不再是1920年代大都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樓，而是四通八達、稠如蛛網的高速公路網路，將整個區域聯合為一個巨大的超級城市（super-city），以至“中心”和“邊緣”這兩個概念已經過時。所以，菲什曼明確斷言：“我們可以想像，一種逆中心化的文明將最終化除古老的城鄉對立（antithesisofcityandcountryside），將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地滿足深層文化需要：機械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環境。”1
戈特曼研究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的基本學術目的在於，為那些城市化程度稍低的美國地區以及世界各地提供樣板和警告，同時，提倡對許多古老的概念進行根本的重新考察，比如被經常接受的城鄉之間的區分，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概念來描述新的現實。戈特曼以“土地使用中的現代革命”來概括大都市帶中城鄉區別對立的模糊、甚至消失。菲什曼基本上借鑑了這些思想。這讓我們聯想到一段經典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社會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並一直延續到現在。”“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村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離。”2從戈特曼和菲什曼二人的論述可知，馬、恩論述的只不過是前工業時代以及工業時代的城鄉對立情形；進入後工業社會後，這種情形發生了重大、甚至根本的變化，促使我們以大都市帶為背景來重新思考城鄉關係。比如，戈特曼1961年就曾經指出，林地占據整個大都市帶區域的一半；屬於大都市帶的新英格蘭的大部，林地竟高達60%以上；即使在擁擠的紐約－巴爾的摩歷史軸周邊，林地也多於30%。1顯然，傳統的城市或城市化概念已經無法準確描述這一事實。
那么，這種擴散的區域還是“城市”嗎？為了把握其特殊結構，菲什曼借鑑了賴特的“布羅德艾可”（Broadacre，字面意義是“寬廣土地”）概念。從1920年到1959年，賴特一直執著地進行“布羅德艾可”計畫，將之視為理想的逆中心化的美國城市計畫——一種“無處不在又不知何在”的城市。賴特預見到這種新城市結構中的本質因素：大都市帶基於時間而不是基於空間。我們知道，傳統的城市無論多么大，都有一個固定的空間密度，都有一個作為基點或方位趨向的中心，並且還有邊界。從中心出發，遲早會到達邊界。但是，新的城市已經沒有中心，居民根據“合理的時間長度”（areasonablelengthoftime）而創造一個個自己的“城市”。個體城市（eachperson’scity）通過家庭網路、消費網路和生產網路這三個流通網路而構成，每個網路各有其空間邏輯。因為這些網路是重疊的，新城市的基礎模式是並置和互相滲透。新城市中的距離通常不是根據英里而是根據駕車時間來測量的，比如“10分鐘可達的超市”、“30分鐘可達的工作地點”等等。與傳統大都市的邏輯功能分區不同，這種新城市是後現代的“後城市拼貼畫”（post-urbancollage）。每個居民根據上述三種網路創造自己的城市，因此，中心和邊界已經沒有必要。在此意義上，菲什曼甚至認為，中心城市已經回返到工業化之前的形態。當然，這絕非說大都市的中心已經完全喪失任何意義。不是的。不斷擴大著的公司總部、法律事務所、銀行和投資公司、廣告代理以及其他政府服務機構等，仍然擠占著市中心的高樓。菲什曼再次引述了賴特的信念：這種新城市的主導原則是：為了創造一個美麗而文明的景觀，城市發展必須與尊重土地和諧起來。為此，菲什曼提出：“現在，新城市必須從事一項艱巨的事業：民主地改變其根本沒有規劃的混亂增長，走向注重和諧增長（balancedgrowth）的規劃。”2他特意介紹：美國新澤西的“國家發展與再發展計畫”顯示，這個高度發展的田園州的居民，以五比一的比例贊同較小的增長，即使以較小的經濟發展為代價；一半人同意對發展的控制應該“極端嚴格”，75%的人同意法規應該“非常嚴格”。文章最後，菲什曼引述了芒福德的被稱為“生物技術城市”（biotechniccity）這一理想的逆中心化社區——這裡，自然與機械和諧共存。芒福德認為，未來的逆中心化時代是一個賦予以往大城市文明美德以新的民主形式的偉大機遇。而這正是菲什曼本人追求的、複雜城市與質樸鄉村完美綜合的“郊區理想”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菲什曼指出，這一烏托邦式的期望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並未出現；但是，我們不應喪失新城市中的新文明允諾。
五、郎格：美國十大都市帶掃描
受戈特曼的影響，西方學術界正在興起“新的跨大都市地理學”（newtrans-metropolitangeography），推進了戈特曼的許多觀點。美國和歐洲研究者正在提出新的劃分和跟蹤大都市帶的方法。維吉尼亞工學院於2001年成立了維吉尼亞工學院大都市學會。作為維吉尼亞工學院建築和城市研究學院的一部分，該學會與其他院校和科研機構合作，致力於國內和國際發展模式的基礎和套用研究，特別關注那些形成大都市增長的關鍵力量，諸如人口、環境、技術、設計、交通和治理。該學會還發布“大都市學會調查報告系列”，提供及時的戶口普查資料統計分析。其現任主任羅伯特E·郎格（RobertE.Lang）及其同事唐·達維爾（DawnDhavale）於2005年7月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題為《超越大都市帶：美國新“大都市帶”地理掃描》，使我們了解到美國大都市帶思想的最新進展。1
研究大都市帶的困難在於：如何確定大都市帶區域的位置？它們的邊界是什麼？它們所包含的大都市區和微型區域是如何連線的？什麼是其最佳名稱？郎格二人的報告採用綜合方法來給大都市帶區域下定義。他們的立足點是確定跨大都市群（trans-metropolitanclusters），方法是分析衛星圖像所顯示的空間連通性（spatialconnectivity）；同時，這一工作還關注“場所空間”（spaceofplaces）或人工環境的地理分布，並注意“空間流動”（spaceofflows）。這樣，他們將大都市帶區域定義如下：至少連線兩個已經存在的大都市區域（metropolitanarea），但是可能包括多個；到2040年，居民總人口計畫超過1000萬；由毗鄰的大都市區域和微型都市區域（micropolitanarea）連線而來；構成一個具有獨特歷史和認同的有機文化區域；占據大體相似的自然環境；通過主要基礎交通設施將諸多大都市中心連線在一起；通過貨物和服務流動，形成一個功能性的城市網路（functionalurbannetwork）；產生一個適合於大範圍區域規劃的便於運用的地理學；位於美國本土內（因為有些大都市帶區域延伸到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由作為最基本單位的縣組成。
最後一點相當重要。以縣作為最小單位便於進行詳盡統計分析。美國人口調查局最近設計了“組合統計區域”(CombinedStatisticalAreas，簡稱CSAs)。當前，美國有120個CSAs。CSAs是人口調查局的第一個真正跨大都市區範疇，對於理解大都市帶區域非常重要。可以說，CSAs是組建大都市帶的“積木”。這一概念表明，美國人口調查局已經採用了跨大都市區地理學的思維方式。藉助CSAs，美國人口調查局已經試圖給大都市帶區域下定義，郎格二人則適時地擴展了這項工作。在他們的研究中，大多數大都市帶區域都始於CSAs和CSAs的連線。美國現有3141個縣，並非所有的縣都劃歸於CSAs。像聯邦人口調查局那樣，郎格二人首先測試所有美國縣，看看它們是否隸屬報告中所定義的大都市帶。在此基礎上，他們還採用其他標準諸如文化地理、環境、運輸網路和發展前景等等，來最終確定大都市帶邊界。
大都市帶區域並非獨立存在，它們通過一系列的商業、貿易、政治和文化連線並與世界相連。根據地理鄰近性、經濟連通性和共同的歷史等幾個尺度，按照上述定義和方法，該報告提出了10個5對大都市帶區域（Megapolitanarea），以及每一對之中成對的大都市：規模和人口最大的一對是東北部和中西部，稱為全國“第一對大都市帶”，其成對的大都市為紐約與芝加哥；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帶區域和佛羅里達半島大都市帶區域組成“新南方”對子，其成對大都市為亞特蘭大和邁阿密；“大德克薩斯”對子由墨西哥灣沿岸大都市帶和I－35走廊組成，其成對大都市為休斯頓和達拉斯；西部的兩對大都市帶分別是“大峽谷”和埃科透匹亞（Ecotopia）2，前者由南部陸地大都市帶和陽光峽谷都市帶組成，成對大都市為洛杉磯和菲尼克斯；後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帶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帶組成，成對大都市為舊金山和西雅圖。
該報告還發現：美國絕大多數人口居住在這10個大都市帶區域中，到2003年，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2/3；人口最稠密的15個大都市區都位於大都市帶區域；全國50個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區中的39個、120個CSA中的70個位於這10個大都市帶區域之中；6個大都市帶區域位於東部，4個位於西部；儘管所有大都市帶區域的人口總數超過了全國的2/3，但其國土面積不到48個本土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20%；這10個大都市帶區域將占美國從2005到2040年間人口和工作增長的主要部分；大都市帶區域延伸到了35個州，聯邦人口調查局的“統一統計區域”（ConsolidatedStatisticalAreas）的60%出現在大都市帶區域。這些數據足見大都市帶區域的重要性。
那么，大都市帶思想研究的實際意義是什麼呢？必須說明的是，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帶理論以後，其影響僅僅在區域經濟學、區域規劃學和城市社會地理學等學術圈以內，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因此，郎格二人將報告的關鍵聽眾視為美國聯邦人口調查局，他們希望決策者在實踐中運用大都市帶概念而推進它，甚至希望聯邦人口調查局正式採用它。如果得到官方認可，大都市帶區域將成為聯邦人口調查局最大的地理單位。而這將會激發如下討論：這樣大的規模需要何種規劃？因為大都市帶空間規劃指導著基礎設施投資，比如，網路化的城市之間的高速列車。對於我們這個城市化程度落後於美國的開發中國家來說，研究大都市帶思想有助於我們準確地理解美國當前的城市發展狀況,從而為我國的大都市帶發展提供理論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