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世紀40年代四川成都的“大有字號”，是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的重要掩護企業；主要從事黨的上層統戰、情報工作，以及協助、配合地方黨組織的武裝鬥爭和經濟工作。從“群生公司”到“大有字號”
“大有字號”的創建者和領導人是胡春浦。胡春浦，四川渠縣人，1913年生。1931年到上海讀大學時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活動並與共產黨組織建立聯繫；1935年在上海白色恐怖的嚴峻時刻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央保衛部“特科”的情報訓練後，長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四川等地活動。1939年後，受中共長江局派遣，在四川長期從事國民黨黨、政、和社會各界上層軍政人員的情報、統戰工作，以後直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領導。
1939年，胡春浦在漢口期間，先後受中共長江局葉劍英、李克農指示：到成都利用其與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黃季陸的特殊關係，獨立工作並與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同志保持組織關係，開展上層統戰和情報工作。
1940年三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羅世文等被捕；胡即利用先前的一些地方關係到成都周邊川西各縣開展活動。次年,南方局劉文哲來成都傳達周恩來指示:繼續搞好黃季陸的關係,堅持工作。此後，他進一步取得了黃的信任，打入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機關；並擔任了黃私人開辦的“群生公司”經理。
“群生公司”是黃季陸在灌縣開採黃金的私人企業。胡春浦以此為掩護，廣泛結交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地方權勢人物，以獲取重要情報。在此期間，他往來於成渝之間，向中共南方局領導董必武等匯報工作、接受任務。
1943年秋，鑒於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曾於1939年因胡在國民黨二十二集團軍陳離部“策動”731團團長劉景素率團起義的事，要逮捕胡春浦的命令尚未撤消，董老（董必武）派陳於彤通知胡春浦立即離開成都，如無合適地方可，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公開身份。胡春浦考慮多年積累的各種社會關係來之不易，一旦公開身份，不僅先前的工作基礎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還有可能連累其他的統戰關係。遂經請示南方局批准“停止活動，保留黨籍，等待時機。”後他隨即離開成都，到川西的縣、鄉隱蔽以待時機，伺機而動。
在這種形勢下堅持黨的地下工作，生存和活動的經費是一件大事。因此，當胡春浦在隱蔽期間，了解到成都西北灌縣、彭縣一帶的二峨山麓有數十家小煤窯，由於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經營艱難的情況後。他即決定整合資源，創辦企業，以便為黨的活動提供掩護和籌集經費。他通過當年上海的同學、時任成都啟明電燈公司經理的王彥立同志（王1937年在上海加入共產黨；逝前曾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得到幫助，遂以啟明電燈公司的名義，藉助他交往的地方勢力，相繼收購了11家小煤窯，組建了“向峨煤礦”，他自己擔任經理。
由於胡春浦社會關係廣泛，經營得法，煤礦生產經營順利，很快開始盈利。胡春浦通過陳於彤將情況向董老做了匯報，要求將企業交給黨組織。
董老指示，煤礦仍由胡負責經營，但每月從盈利中提出黨的活動經費。其中給川康特委十萬元，資助南方局領導的《華西晚報》（公開是民盟辦的，由南方局領導的中共黨員田一平負責）五萬元。不久，組織關係在川康地方黨，有銀行工作經驗的張家壁同志到向峨煤礦來擔任會計；還先後由各方面黨的關係選派了楊光鼎、段景鄂、周孟建、陳自文、張揚、王鈞等一批進步學生、青年來煤礦工作，以加強力量、培養幹部。煤礦每月向川康特委和《華西晚報》提供經費，有力地支援了黨的地下鬥爭。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的鬥爭進入新的階段。此時，戴笠已死，加之黃季陸的親自斡鏇，重慶軍統方面撤消了對胡春浦的通緝令。按照董老和張友漁的指示，胡春浦返回了成都，並和羅髫漁、田一平三人組成工作小組；後又奉董老指示參加“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四川領導機構的工作。
1946年春，胡春浦以向峨煤礦為基礎，借用幾年前黃季陸的“群生公司”為招牌，在成都建立了群生公司“成都辦事處”，以此為掩護站住腳跟。公司辦事處業務主要是在成都推銷向峨煤礦生產的煤炭。此前，經可靠關係介紹，胡春浦認識了組織關係屬於地方黨劉家言同志。這時劉也到“群生公司”工作。為了解決當時公司經費困難，家言同志變賣自己家的田產500萬元大洋交給公司作經營運轉經費。
1946年底，胡春浦將“群生公司”更名為“大有字號”。“大有字號”的名稱，來源於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大有農場”。這時候國共兩黨已呈不共戴天之勢，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撤離。胡春浦以此為字號名，意味著字號與黨組織的關係。字號設址於成都商業中心東大街。
大有字號的工作
“大有字號”在胡春浦的主持下積極開展黨的工作，成為中共南方局在四川的統戰、情報、經濟以及協助、配合地方黨組織工作（主要是情報和地方武裝鬥爭）等各方面工作重要聯絡點，為支持和協助四川地方黨組織的工作、迎接四川的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一）以經商為掩護，從事上層統戰和情報工作 “大有字號”成立後不久，為便於工作，胡向南方局提出希望打通此前已經在一起經營公司，但黨的組織關係仍在地方的劉家言、張家壁同志的組織關係。於是，在川康特委負責人之一的華健主持下成立了黨小組。黨小組成員為胡春浦、劉家言、張家壁，胡春浦任組長；這個黨小組也是“大有字號”的領導核心。字號的經理由張家壁擔任，胡春浦在公司內的地位相當於董事長。字號的業務主要經營白糖、煤、桐油等批發生意和典當、資金拆借等，門市上則兼營一些小買賣。胡春浦主管大進大出的買賣，和內江、資中等地的白糖廠商進行業務往來，大批量的白糖在東門芷泉街的庫房存放提取。字號在福建、謙泰裕等幾個銀行開戶，支付手段，交易批量，賬戶往來，一切都按照大商業的規格進行，在商界和社會上被視為有誠信的大商人，因而也有慕名來搭股的。“大有字號”很快在商界，甚至政界都有了知名度，在銀行可以透支，在商業往來中還可以利用“比期”、“調整頭寸”等方式加速周轉，“借雞下蛋”；在周轉資金有限、又要保證完成資助黨的工作的情況下搞活了經營。 “大有字號”的興辦，為黨的地下鬥爭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掩護條件。字號招牌打響後，每天到字號來找胡春浦的人很多。以這個平台，胡春浦進一步有意識結交各界各種政治態度和身份的人，以便利用這個條件更有利開展工作。國民黨、三青團及特務機構的人，他們看見的卻只是胡春浦和來字號找他的人又是打牌玩耍，又是談生意，一點也看不出這裡有什麼政治活動。胡表面的公開社會活動很符合商界和社會名流的表現。他和黃季陸（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四川大學校長），向傳義（國民黨四川省參議長）、熊倬雲（國民黨軍統特務蓉站站長、四川省會警察局二分局局長），等交往頻繁，熊倬雲更是大有字號的“常客”。胡春浦因此被社會公認為“社會賢達”，他自己也時常利用這個身份出現在社會活動的各種場所。在有效掩護的條件下，“大有字號”成為黨的幹部和進步人士聯絡的重要“據點”之一。川康特委領導蒲華輔、華健；南方局直接領導的羅髫漁，田一平等同志常在“大有字號”秘密開會，制定重大行動計畫。一段時間裡，到“大有字號”聯繫工作、接受任務的同志往來不絕。胡春浦還和張家壁協力策反了國民黨軍隊情報官員張燦華，使其為黨提供軍事情報，如搞到了川西和川南的軍事地圖以及國民黨在成都附近的兵力部署情報，還設法搞到數張大邑縣政府的空白通行證，供轉移過境的地下武裝人員使用。“大有字號”還將得到的有關情報及時轉告相關同志，使之及時脫險。如1947年5月，胡春浦從他安排到中統工作的進步人士何錚處得知，特務已將成華大學進步學生陳和玉列入黑名單，立即進行緊急部署，由張家壁僱船將陳轉移樂山脫險。在得到國民黨將進行對民盟等民主人士的抓捕（即“6.2大逮捕”）的情報後，胡立即通知了田一平等人。（二）為地方黨組織和武裝鬥爭提供經費物資
胡春浦從1946年4月創辦向峨煤礦時，就按董老的指示每月向川西黨組織提供10萬元活動經費，每月為南方局領導的華西晚報提供經費5萬元。“大有字號”創辦後繼續提供這些經費。一次華西晚報遇到經濟困難，田一平向胡春浦提出需要100萬元印刷費，胡立即吩咐張家壁辦理（後來只使用了20萬元）。其時，地方黨組織地下武裝的經費，各地來聯繫工作和接受任務的同志來往的路費，購買軍用物資所需的款項，“大有字號”也都應需支付。1947年春，川康特委在仁壽縣籍田鋪組織的武裝暴動失敗，特委書記蒲華輔到“大有字號”找胡春浦提供槍枝和軍用物資，幫助骨幹轉移。事前胡春浦雖然對這次暴動的時機有不同意見，與蒲兩人曾經為此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議。但事已至此，胡毫無猶疑，全力相助，立即從“大有字號”提出三十多萬元供轉移、疏散人員的經費；又親自找到統戰對象熊倬雲，搞到12枝手槍，一批子彈，以及望遠鏡、指南針、地圖、毛毯、電筒等軍用物資，交給蒲華輔。並派有軍事工作經驗的李俊民同志（中共黨員，從延安回川，其時在劉文輝部從事軍運工作），協助撤退的同志安全順利地疏散轉移到川康邊境地區。在那段時間，凡有地方黨的同志或進步人士在緊急情況下向“大有字號”求助，胡春浦都讓經理張家壁如數付給。 “大有字號”資金的主要來源，其一是辦向峨煤礦和群生公司時的經營利潤；二是劉家言同志變賣家產的貢獻；三是面向社會募集的股份；四是重慶天一醫院交胡春浦代管的一筆存款。為了使給黨提供的經費支出不致引起懷疑，“大有字號”的建賬有周密考慮，通過巧立名目讓這些支出都用商業往來反映出來，很難發現破綻。由於在提供武裝鬥爭需要上開支過大，“大有字號”資金一度緊張。為此胡春浦多方設法籌資，如他利用有的同鄉想當國民黨的“國大”代表、請他幫忙拉選票的機會，將其大筆活動經費轉到“大有字號”賬上，巧妙挪用為武裝鬥爭經費。為滿足秘密鬥爭需要，胡春浦又於1947年秋與羅髫漁籌建了川大印刷廠。當時四川大學出錢收購了原《民眾時報》印刷設備，交給在川大任出版處處長的羅髫漁同志印刷教材，羅又將設備交胡春浦管理。於是，大有字號派了字號的職員周臻（黨員）等人到川大，籌建了川大印刷廠。川大印刷廠1947年8月投產，成為“大有字號”黨組織領導的又一個新的工作據點和經費來源。（三）培養進步青年，發展黨員隊伍
“大有字號”因其特殊的使命，在招收員工時十分重視其政治面貌，積極培養進步青年，發展黨員隊伍，先後培養、發展了數十名進步青年投身黨的事業和加入黨組織。 1947年底，因“小民革”案，胡春浦在成都被捕。劉家言此前已到西康籌劃組織武裝鬥爭及經費，張家壁則迅速由組織安排轉移到川南，“大有字號”遭到國民黨的查封而關閉。至1948年春，劉家言、張坤壁在雅安被捕；加上在此後被捕的“大有字號”職工王鈞、家屬羅娟華等，“大有字號”共有多人被捕，均被送往重慶關押。除了經黨組織積極營救出獄的外，“大有字號”黨組織成員劉家言、職工王鈞、家屬羅娟華三人於1949年犧牲於重慶渣滓洞大屠殺。以“大有字號”黨員職工為核心組建的川大印刷廠，也積極發展黨的力量，僅在工人中就發展了七八名黨員。在大有字號被迫關閉後，川大印刷廠的黨組織繼承大有字號的事業，完成了極秘密的政治任務，參加了成都市的工運工作，印刷了示威遊行散發的傳單等，為解放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四）協助策劃、領導地方黨組織武裝鬥爭
“大有字號”成立後，為配合黨的解放戰爭，把準備武裝力量、組織武裝鬥爭放到最重要的地位。1947年初，胡春浦與蒲華輔、華健研究商量，相繼派劉家言長期培養或聯繫的陳士英（由胡春浦、劉家言介紹，華健主持入黨）、肖汝霖、周鼎文、李安瀾等同志去邛崍、大邑、樂山籌備武裝鬥爭；這些同志後來成為川康游擊武裝的領導核心。“大有字號”的黨小組還決定由劉家言帶一個小組到雅安，在天全、蘆山、寶興地區活動，並輸送了武器和經費，在地方勢力的掩護下準備和掌握武裝，伺機起事。 1946年末，田一平將他負責聯繫領導的南充、綿陽原來以“小民革”名義搞的黨領導的武裝也交由胡春浦領導。籍田鋪起義失敗後，蒲華輔與胡春浦商定，將原先由川康特委領導的幾支武裝交由胡春浦統一領導，由胡選派有經驗的軍事幹部，提供軍費物資。 1947年10月，胡春浦通過熊倬雲等幫忙，購買了可以配備一個連的步槍和三挺機槍，並在西康劉元瑄部搞到兩個“川康邊防大隊”番號，準備先以合法名義首先在大邑建立一個連的隊伍，然後在川西南盆周山區建立根據地。但此計畫因胡春浦的突遭被捕而致中斷。胡春浦被捕和“大有字號”關閉
1947年10月，四川“小民革”領導成員李蔭楓在重慶被捕，供出了“小民革”在四川的“軍事計畫”及牽連胡春浦等人。行轅特務頭子徐遠舉懷疑“小民革”的活動與共產黨有關，親自帶人到成都抓捕胡春浦。1947年10月15日 ，胡春浦在家中被捕，家被查抄，“大有字號”的賬本也被特務命令交出。但特務只掌握胡春浦的“小民革”的身份，從“大有字號”的賬本上也查不出問題，因此未造成更大損失。胡春浦還在緊急關頭利用關係，及時毀掉黨的重要材料（前一天剛剛送來的劍閣地下武裝要軍備的信件和川大學生李安瀾的入黨申請書），並通知任川大印刷廠廠長的陳西虞同志安全轉移。胡春浦等人被特務用飛機押到重慶白公館關押後，“大有字號”被國民黨當局查封而關閉。“大有字號”（含“群生公司”和“向峨煤礦”）雖然存在的時間不是很長，但為黨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大有字號”播下的革命種子，在即將到來的川西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學界評論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地下鬥爭工作以及其勝利，是在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根據當時的工作、鬥爭環境和條件需要，從不同的組織系統、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層面開展並取得的。這是我們黨的鬥爭歷史的客觀狀況。而胡春浦、劉家言、張家壁等同志及成都“大有字號”（含“群生公司”和“向峨煤礦”）的工作情況，真實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的那個時期的歷史。但是，甚至連劉家言、王鈞、羅娟華三個犧牲在重慶渣滓洞的烈士，他（她）們在“大有”的這段鬥爭歷史竟然也沒有被反映出來。因此，“大有字號”作為黨的鬥爭歷史不僅應該得到尊重，也應該載入史冊。
當然，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材料難免有不盡翔實、準確之處。其主要根據僅限於胡春浦（1983年3月去世，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顧問；所述基本上是其“文革”中被審查的“交代”）、田一平（逝前曾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張家壁（1950年代曾任中共宜賓縣委書記；逝前任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周臻（逝前曾任四川省新聞出版局局長）、張子明（曾任宜賓市委黨史辦副主任）、李俊明等人的回憶材料及參考了部分黨史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