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滅佛緣由
一、道教的興起
唐代佛教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對佛道二教的態度頗為不同，有的揚佛抑道，有的佛道並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為祖先；太宗曾下詔置道教於佛教之上；武后則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採納姚崇的奏章，令僧尼還俗，他雖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釋《金剛經》流傳天下；憲宗時，韓愈諫阻迎佛骨，寫<論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還依歷朝慣例，在宮中設齋行道，但敬宗本人篤信道教；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而且曾經禁止度僧及建設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貶斥佛教。二、佛教發展對統治階級的危害
自從兩晉南北朝開始，佛教在中國發展壯大。南朝自東晉時期一直到宋齊梁陳各個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甚至捨身入寺，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發展。北朝從後趙的石勒、石虎時代開始支持佛教，中間雖然經過北魏太武帝滅佛，但此後佛教再度興旺，更有甚者如北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進了北朝佛教的發展。在統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以佛教為背景的政治勢力，與崇尚本土文化的儒學、道家形成對峙的局面。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鑑》卷二四○)。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後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牴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憲宗之後朝政逐漸衰落，穆宗、敬宗、文宗提倡佛教，僧尼人數越來越多，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形成比較獨立的政治勢力，地產富裕，並且可以免徭役。寺院的發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實力，加重了國庫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敕書中寫道：“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當時不少士大夫基於儒家治術的觀點，認為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因而大加抨擊。唐武宗時，排佛的呼聲越演越烈，這使得本已篤信道教的武宗更加決心毀佛。這時，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推波助瀾，趁機煽動，佛教因而面臨一場“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破佛事件的發生
破佛事件
會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國忌日，敕令行香，設千僧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誕辰之日在大內設齋時，敕令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四對論議，其中有兩位道士被賜紫衣，卻禁止釋門大德披著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在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受法籙。會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與趙歸真同修法籙。會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錄在僧籍名冊的僧尼，又不許置童子沙彌，這時已略見毀佛的跡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眾在殿前論議，道士二人賜紫衣，僧門仍不得披著紫衣。
會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經還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於沒有登錄名籍的僧尼，不僅嚴禁住在寺中，且不許住在京城或進入鎮內。同年九月，下令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縱使是登錄有案的，如果無法詳細說明出身來歷，應予逮捕，送到官府盤問。
漸進方式的廢佛政策
武宗廢佛的政策，是採取漸進方式的，從史料看，其法令之嚴酷，與日俱增。會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許供養佛牙、佛骨，如果違反法令，送一錢供養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時之間，寺院的四處，人跡斷絕。而在宮中的內道場，歷來往例均安置佛教經像，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拆毀佛像，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誕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內議論。又不許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鐘聲未響前歸寺；也不許別住他寺，違者敕罪。由於武宗深信趙歸真，趙乘隙進言，認為佛教並非中國本有的宗教，蠹害生靈，應該盡除。於是，是年七、八月開始，發動空前的法難，敕令拆毀天下山房、招提、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凡是寮房未滿兩百間，或沒有獲頒寺額的道場，則勒令僧尼還俗。會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諸寺不許置莊園，並隨時檢查寺舍的財產。四月，敕令僧尼還俗，如有抗命不從的，以違抗聖旨論罪，當場決殺。八月下詔，大舉毀寺，總計會昌年間，拆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被迫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餘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又將佛像、鐘磬等法器改鑄為錢幣、農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此一空前浩劫，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晚唐以後諸宗的衰頹不振，與這次毀佛有密切的關係。次年，武宗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誅殺趙歸真等人，並大力復興佛教。
唐武帝滅佛的影響
會昌法難
唐武宗未即位時就不喜佛教，而偏愛道教。即位後寵信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甚至在宮禁內築仙台。道士趙歸真等人常攻擊佛教“盛談無常空苦，殊為妖怪，未涉長生無為之理。”“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舊唐書·武宗本紀》）唐武宗於會昌五年（845）下詔滅佛，史稱“會昌法難”，拆毀寺廟佛像四萬四千多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多人。將寺廟內鐘磬銅像用來鑄錢，鐵像鐵器等鑄成農具。第二年，即會昌六年，武宗服道士的丹藥中毒而死。歷史影響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爭，經濟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鬥爭，但與儒家無關。而五代周世宗滅佛則主要是經濟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後，繼承後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後余灰、民生凋弊的情況下，欲一統天下，採取了均定賦稅，發展生產等措施增加財政收入。是時中國乏錢，他想到毀銅像鑄錢的方法。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說：“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急難，為什麼不捨銅像救天下呢？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經濟，而不是其他。事實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絕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敗，實為戰亂所致。所謂三武一宗之法難，背景非常複雜，情況也不一致。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僅限於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熾。周世宗時也未統一天下，勢力有所不及。但無論什麼情況，要把它們說成是作為一種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現，純屬鑿空之論，無根游談。
經歷這些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中國佛教的兩大重要支派（南傳佛教、西傳佛教）受到嚴重打擊，此後再也不復國教氣象。中國佛教的大量文化遺產、藝術作品也在這些運動中毀滅。禪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規（自耕自食），在這些運動中損失最小。此後迅速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與此後隨蒙古、滿清入主中原而來的藏傳佛教，隱然並駕齊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