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1907—1952),原名何稻玉,筆名:何谷天、谷天、周文等。四川滎經人。幼年貧苦,16歲便在西康軍閥部隊當文書。1932年參加革命,在安徽安慶任左翼文化總同盟安徽分會組織部長。辦《安慶晚報》副刊,開始發表文章。後到上海加入“左聯”,193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左聯”黨團成員,並從事創作。曾將蘇聯著名小說《毀滅》、《鐵流》改編成通俗本,得到魯迅的讚許。

人物簡介

周文故居 周文故居

1933年9月在《文學》發表成名作《雪地》,描寫川康邊地軍閥的傾軋,吏治的醜惡。以後創作日豐,中長篇小說《在白森鎮》、《煙苗季》都是沿著這條路子,並露出諷刺特色。1937年9月返川,在成都開展文藝界統戰工作,與沙汀等成立文協成都分會,主持會刊《筆陣》,兼《四川日報》、《新民報》副刊編輯。這時寫了中篇小說《救亡者》。1940年奉調至延安,籌辦大眾讀物社,出刊《邊區民眾報》、《大眾習作》,做文藝普及工作,1941年後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秘書長等職。1942年任晉綏分局秘書長等職。1946年出任重慶《新華日報》副社長。解放後,調任中央馬列學院秘書長,在三反運動中離世

人物經歷

尋求光明

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著名作家]

1907年6月17日,川西古鎮滎經,一個男嬰呱呱墜地,起名何開滎。家道還算殷實人家。四歲,周文上私塾,一讀就是十年。十五歲,考入新學堂雅州聯立中學。十六歲,在母親包辦下完婚。十八歲,到表姐夫賀次璜任旅長的川邊軍供職,做候差,文書,印鑑官,禁菸委員……二十歲,做了康定化林坪分縣的代縣長。後來考取國民二十四軍劉成勛辦的川康邊政訓練所,這期間,他讀了許多對他來說無異於開天眼的書刊:政治學、經濟學、帝國主義、三民主義,郭沫若、張資平、陳獨秀、魯迅……他被啟蒙了,苦悶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與愚昧,不公與野蠻,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

1930年3月,他出川到上海、南京。當年在川康邊政訓練所的老師劉伯量,此時已任南京政府農礦部林政司司長。知道周文的境況,把他介紹給一位即將去浙江蘭溪任公安局長的同鄉,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長。去蘭溪赴職後,周文並無自得之感,看不慣那種官府豪紳或明或暗的枉法勾當,到任幾個月後即慨然辭職而去。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願再依賴劉伯量,自己考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抄寫員,為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抄寫國民黨黨員的調查表和測驗表。幹了一個月,他開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親於死地的一種惡病。劉伯量借了一筆錢給他,讓他去西湖療養。而後,劉伯量再次介紹他去江西修水,擔任修水縣水利委員會科員,月薪四十元。不到一個月,周文再次請辭。劉伯量再一次介紹他到安徽省教育廳任事務員,又過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左聯生活

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著名作家]

在安徽省教育廳,周文與以群成為形影不離的密友,從他那裡,周文讀到了《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國家與革命》,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還有蘇聯版的《黨員初級讀物》,也讀他以筆名華蒂發表的許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勵下,開始在他主編的《皖江晚報》副刊《雀鳴》上發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啟蒙後,以群告訴他,自己是左聯的。左聯是革命文藝組織,魯迅也在裡面。他們成立了"安徽文藝研究會",算作左聯的一個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聯組織部長以群和宣傳部長丁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又被選為左聯執委、組織部長,並進入黨組,黨組的另兩位成員是林伯修和周揚。開始了他職業革命家和職業作家的雙重生活。

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著名作家]

1933年裡,除了改寫了《毀滅》、《鐵流》、《沒錢的猶太人》這三部長篇名著之外,周文還創作了《恨》、《薛仁貴征東》、《一個英雄》、《母親》等大量小說、詩歌、散文、評論。這一年,他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說《雪地》,發在茅盾主編的《文學》雜誌9月號上。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軍旅生活為素材的作品,述說了那些軍閥部隊的士兵們不堪忍受軍官欺壓奮起反抗的故事。小說寫完後,周文將它寄給魯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這篇小說的覆信,說已將它轉給茅盾。與《雪地》同期,還發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筆名寫的評論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魯迅、茅盾將《雪地》推薦給美國作家伊羅生,收入他主編的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同時又把周文、劉丹主編的《文藝》月刊雜誌推薦給伊羅生。由此開始,周文進入了中國30年代文學史。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學寫作,依然做著一些重要的不能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營救丁玲出獄並安排護送到延安,受魯迅先生委託購買火腿、香菸、圍巾,帶到西安,轉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從西安夾帶密件、經費回上海,在魯迅先生和馮雪峰、胡風之間做交通員,聯絡斯諾去延安採訪,採買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護長征中受傷的政治局委員王稼祥去蘇聯治病--在上海,敵人的眼皮子下面,讓王稼祥在一棟小樓里隱藏了三個月,一邊療傷,一邊等待赴蘇的機會,周文則在掩護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時間裡,完成了長篇小說《煙苗季》,同時還成了一位療傷換藥的外科護士。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時間裡從馮雪峰那裡得到訊息,立即參與先生的一應後事,治喪,守靈,下葬,是為魯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當許廣平母子處境危險的時候,又安排他們與鄭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數年,盡力保護她的安全。其後魯迅的每一個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紀念活動的主要發起者或組織者,寫了許多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

周文[著名作家] 周文[著名作家]

1937年抗戰爆發。同年8月13日淞滬會戰開始。周文放下了小說創作,寫了一系列抗日救國的雜文、評論、詩歌。此時,因為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在共產國際授意下,左聯已經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勢,也不可能再開展更大的文化活動。周文主動要求到四川去做統一戰線的工作。

成都文藝界得知周文回來,為他舉行茶話會、歡迎會。他們希望周文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周文為文藝工作者協會的朋友寫稿、看稿、編刊物,和他們個別接近,去認識他們。周文還結識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潛、羅念生、謝文炳、陳翔鶴等。周文將二十餘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層知識文化界人士,組成成都文藝界聯誼會,推動他們出版文藝刊物,又將七八十位文藝界青年組織為成都文藝工作團,周文參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協會,在藝術委員會負責文藝組,又結識了成都的許多救亡活動分子,很快在成都打開了工作局面。胡風等人在漢口籌備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周文與他常有聯繫,借馮玉祥、老舍來蓉之機,成立了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一時間,這座悠閒的古城熱鬧起來,雨後春筍般湧現出近百個文藝刊物。

直到此時,周文依然是一個自食其力的自由職業者。經劉伯量介紹,他到設計委員會文化委員會任助理員。後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員,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長楊全宇是劉伯量的同學,對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機會來做他的工作。後來,在南京曾與周文一起創辦過文藝刊物的劉盛亞從德國回來,終於通過父親籌到款項,與周文一起創辦了《文藝後防》。

延安經歷

1939年,設於抗戰前線二戰區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帶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從成都出發,開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長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劍閣,翻秦嶺,下鹹陽,走到西安附近,傳來民大生變、閻錫山和共產黨鬧摩擦的訊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隊伍到達延安。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邊遇見毛澤東。這位日理萬機的領袖似乎對周文並不陌生,當即就約了周文去他那兒談話。毛與周文的談話連續進行了數日,內容涉及:關於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況,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關於白話文、文言文、大眾語的論爭,關於第三種人,關於魯迅先生的逝世及魯迅先生對他的培養等。然後偉大領袖給他安排了工作--辦一個大眾讀物社,以提高邊區軍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後安安心心坐下來寫作的周文,幾乎沒有任何猶疑地遵從了毛澤東的安排,迅即到邊區黨委報到,研究社址、經費,物色編輯人員,通過中組部調進胡績偉任《邊區民眾報》主編,張思俊、白彥博任通訊科正副科長,林今朋、莊啟棟任叢書木刻科科長,趙守一任編輯科科長,還調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規、朱明、楊蜚生等各類工作人員。很快,連報社的辦公窯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設計的。

周文從踏上延安這塊土地的第一天起,便進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運轉時期,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及意識形態宣傳的組織和領導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個職務是大眾讀物社社長,兼任《大眾文藝》主編,同時還任職於中華全國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新文字協會、延安反侵略分會一些社團組織。此後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陝甘寧邊區秘書長,晉綏分局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兼晉綏抗戰日報社和晉綏大眾報社社長,中央馬列學院秘書長兼中直常委紀檢會委員……許多時候身兼數職。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時期。

1946年,周文奉調到重慶任新華日報社副社長兼主筆。那一段時間,共產黨一南一北兩大報紙(另一個是延安的《解放日報》)留下了中共新聞史和思想史上最絢麗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晉綏。

建國之後

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將在北京召開。周文接到晉綏分局黨委書記李井泉通知,讓他帶隊前往參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團進京。

周文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聯絡處主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了晉綏文藝工作的報告,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任組織部負責人。

會後,周文回到晉綏,收到中央通知,讓他準備參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發命令的時刻,接到周恩來一紙電文,調周文到中央政府國務院寫作組工作。他去見周總理,希望去學習一個時期馬列主義理論再工作,周恩來同意了,安排他到馬列學院擔任秘書長,並告訴周文,馬列學院已有個副秘書長,擔任行政事務工作,他可以抽出時間邊工作邊學習。

突然離世

1951年年末,毛澤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2年年初,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劉華峰代表中直機關黨委到學院,直接指定周文負責學院"三反"、"五反"運動,並根據民眾舉報,點名將副秘書長劉元士作為"老虎"重點。劉元士是一個1926年入黨的老革命,在高層有著豐厚的人脈資源。

馬列學院"打虎隊"成立之後,經過一系列內查外調,初步查明,劉元士及另外兩人--沈瑛(該院生產辦事處副主任)、於維琛(該院修建科採買員)三人的經濟問題,金額達二點三三億元(舊幣,一萬元相當於人民幣一元,下同)。

此外,劉還有買木板貪污了一千多萬元,幫楊獻珍同志做皮襖貪污了五萬元等其他零星的貪污問題。報告上交之後,"打虎隊"又查出劉截取銀行利息款、買賣股票等多項問題。這些數據得到多方確認後,范若愚組負責寫成劉元士材料。沈瑛、於維琛兩人的材料也由專門小組寫成。最後,組織決定將這些材料交由周文匯總,並且經過"打虎隊"、學院和中直機關黨委會等多層宣讀,徵求意見。這份以周文個人署名的《打劉元士"大老虎"的經驗》材料,通過中央直屬機關黨委送交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很快批示:"此經驗很好,轉發全黨參考。"

"三反"運動開展數月之後,中央決定3月底開始甄別工作。

馬列學院因"三反"開展較晚,於是出現了周文報告遞上不久,就進入運動後期。"老虎"的問題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報部分數據不夠準確,開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別開始之後,"楊獻珍便向劉少奇、安子文匯報了他個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劉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來重新審查,結果證明劉元士沒有貪污行為,遂取消了扣給劉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

這樣,1952年5月以後,雖然馬列學院開展的仍然叫"三反運動",但內容已經轉變為對周文的清算。

其後近兩個月,周文陷入無休止的批判、檢討,再批判、再檢討卻無法過關、無法解脫的屈辱與苦難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檢討書,到一個一個學員班去念去徵求意見……

在最後的時刻,他去找副院長陳伯達申訴。陳伯達的冷漠與偏向,給了周文最後一擊。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組部親自主持會議,馬列學院黨委會全體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參加,對周文進行批判。會議從晚上7點開到次日凌晨5點,周文的檢討仍然沒有獲準通過。6月30日午後,也就是經歷了通宵批判之後,周文從城裡回到西郊的馬列學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離世。被定為自殺,黨內除名。

1975年,周文恢復了名譽。毛澤東批示:"此件印發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時送李井泉鄭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壓迫,他不會死,此點我看沒有疑義。請中央組織部予以複查,妥善解決。毛澤東。十月三十日。" 1976年年初,周文的遺骨被取出,火化後安放於八寶山。他的骨灰盒上,蓋上了黨旗。

主要作品

《雪地》,《在白森鎮》、《煙苗季》、《救亡者》、《恨》、《薛仁貴征東》、《一個英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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