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以下皆為轉載：
■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寶月寺村村委會主任呂邦列，受潛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影響，近年來一直把推進基層民主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他罕見地以非正式候選人的身份競得人大代表一職；他去年發起罷免了原村主任，並在後來補選工作中成功當選；他上任後即嚴格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關規定施政。
■然而，各種主客觀因素使他在半年的執政過程中步履維艱。人生道路上屢遭挫折的呂邦列，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我該怎么走？”8月下旬，面對上任後難以承受的種種挫折，當選僅四個月的湖北省枝江市寶月寺村新任村主任，33歲的呂邦列寫信向外界求助。
信中寫道：“自從2001年走上為民維權的道路，我從沒後悔退縮過。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後，我反而不知該如何走下去了！我不想當逃兵，但不當逃兵我怎么辦呢？”
在2004年4月20日舉行的村委會主任補選工作中，呂邦列贏得了80%的選票，以絕對優勢當選。在這之前，他曾成功發起罷免原村委會主任呂萬科的“運動”，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靠“造反”上台的村主任。
然而，單槍匹馬的呂邦列，在上任後按當初向村民承諾的那樣打算“清賬”時，卻發現自己被完全孤立了。
其他村委會委員是上屆班子的遺留成員，自然不可能支持他。儘管上任5個月了，呂邦列似乎仍然是一個“非法”的村主任：民政部門至今沒有給他頒發當選證書；村委會的公章甚至也被人拿走，最後交到了一名副主任手中。他沒有辦法，他所依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及相關實施辦法，並沒有規定過誰保留公章這樣的具體問題。
4月26日，呂邦列上任後第一次召開村民代表會議，結果因為參加的人沒過半數而流產。這一天，他第一次走進村委會辦公室，發現這裡已經是一無所有，連燈泡也已被人擰走。
上任至今，呂邦列召集的村務會議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然而從沒有過當“官”經驗的他根本“壓不住場”。一開口，就磕磕巴巴，絲毫沒有他寫文章時的靈氣。結果，幾乎每次開會都搞得一塌糊塗。
“邦列是個好人，人蠻老實，蠻吃苦，可他不是當官的料，他鬥不過那些人啊。”看到呂邦列的種種困境，許多村民這樣說。
在一位村幹部看來，呂邦列在反應速度和表達能力方面存在缺陷。“可他倒好，有理也只能說出個一二三來。”
要命的是，新的工作難以開展，前村委會工作遺留的麻煩卻接踵而來：
6月2日，原村黨支部書記張加喜狀告原村委會契約糾紛案開庭，呂邦列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應訴。
7月13日，枝江縣城的一個人過來，稱前村委會借了他8000元錢，現在到期了，得還。呂邦列稱“沒錢”，三言兩語下來，對方火冒三丈，稱“以後不要讓我在外面看到你”。
8月23日，鄰村的兩位老人找到呂邦列家裡，要呂邦列“行行好”，將村里欠他們的兩千元還了。老人一坐就是兩天，呂邦列最後心軟，將他們領到鎮政府，以自己的名字打了個白條，讓老人先領走1000元。
挨打已成家常便飯
最慘的是，上任至今，呂邦列曾四次被村組幹部打過。這個把基層民主當作為百姓維權武器的村委會主任，如今連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維護不了了。
到寶月寺村參加社會實踐的兩位大學生陳日強和譚翊飛見證了呂邦列的一次被打經過：7月6日，呂邦列召集村組幹部舉行議事會，結果會還沒開，村民理財小組組長朱小洲便要求村里還錢。被拒絕後，朱小洲一拳將呂邦列打出鼻血，呂拾起一塊石頭還擊，但沒有打中。自始至終，也沒一位村幹部過來拉架。而有意思的是，架打完後，呂邦列擦擦鼻子，繼續開會。但話沒講幾句，村支委胡桂珍即破口大罵，同時將呂邦烈準備的會議提綱撕碎。
兩個月前，胡桂珍、朱小洲剛被呂邦列當眾免去村小組長的職務。
事實上，去年6月26日呂邦列因為罷免原村主任開始挨打之後，被打已成家常便飯。
第二次被打之後，一位好友建議：直接找上門去，捅對方一刀，你不欠我，我不欠你。然而呂邦列堅持打官司，後經過二審判決，官司總算打“贏”，不過呂邦列訴訟費加上律師費一共花了4000多元，對方賠付了不到1600元。
呂邦列稱，在搞罷免前村主任和當選村主任之前，他在寶月寺村沒有“仇人”。
與此同時，呂邦列在經濟上已陷於絕境。本來就負債累累的他，如今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呂邦列82歲的老母親，天天就擔心兩件事：一是呂邦列會不會再挨打；一是米缸里的米還能吃多久。
呂邦列上任時承諾，他將按村民組織法要求，拿評議工資。即到了年底，他的工作成績經村民代表大會評議通過得到認可，方能拿到錢。他也是寶月寺村第一位作出此承諾的村主任。目前，因為村裡的賬上光剩下債，工作中碰到用錢時，呂邦列只能自己墊付。對於年底時工資能否拿到手，呂邦列心中沒數，“現在的情況很不好說”。求助信發出之後，有兩位曾來寶月寺村參加社會實踐的大學生為呂邦列發起募捐，然而截至目前收效不大。
曾參加過寶月寺村委會競選的村民呂 邦林認為，如果按照現在的境況再投票的話，呂邦列可能仍然會當選，但票會丟很多。
關於呂邦列所面臨的困境，“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認為，這說明用選舉手段解決村級矛盾，其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現在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因為有了村級矛盾然後引入村民選舉制度去解決，還是村民選舉制度導入農村後激化了新的矛盾。”
而曾與呂邦列見過面的湖北監利棋盤鄉原黨委書記李昌平則稱，呂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緣於村民選舉制度在設計上的缺陷，它沒有相關的配套制度做保障，並且與傳統的農村文化相衝突。李昌平認為，像呂邦列境況並非個案，他曾認識浙江義烏一個民選的村委會主任，能力比呂邦列強得多，結果當選後也陷入於困境，以至於上百萬家產都差不多賠了進去。
年紀輕輕的“上訪戶”
9月27日下午，枝江市人大代表呂邦列來到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一個月前，他向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一位副主任提交了一份《關於寶月寺村財務審計的建議》，這次過來問問結果。這樣的建議呂邦列也曾向百里洲鎮黨委、政府提過，都是音信皆無。“他們管不管是一回事，我提不提又是一回事。”呂邦列說。
外表老實巴交的呂邦列，內心其實很不安分。兄妹8人當中，呂邦列最小。父親在呂邦列17歲時去世，臨死前，拉著他的手，嘴裡喊著“邦列”。顯然，老人最不放心的，就是這個自稱“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小兒子。
因為家貧，呂邦列高中未畢業便離開學校，之後種過菜、搞過推銷，去過北京、廣州。但都沒賺到什麼錢。在一位本家看來，主要原因是他“小錢不願掙，大錢掙不來”。
2000年，呂邦列決定“賭一把”。他將自己的責任田賣給四哥，湊了1.4萬元，在附近的白馬寺村承包了20畝地，種一種新鮮的作物———金絲絞瓜。結果，由於天氣大旱，幾近絕收。不過也有人說，即便是當年豐收了，呂也未必能賺到錢。因為這種瓜在本地根本沒有市場。“他是那種做事不計後果的人。”此人這樣評價呂邦列。
之後，呂邦列向被鎮裡安排前來採訪的電視台記者反映了乾旱情況，希望鎮上能夠酌情減免當地稅費。電視台在報導里卻說呂收成較好，鎮裡還欲扶持呂發展。隨後，呂遭到了當地村民普遍指責，認為他說謊，為鎮政府在該村繼續徵收高額稅費提供依據。
一怒之下，呂邦列開始不斷上訪，反映農民負擔問題。他曾在一年內兩次去北京。“那段時間他白天挑磚(當建築工)，晚上看書，等到攢夠了路費，就去北京上訪。”好友陳敏峰說。
在寶月寺村許多村民的眼中，他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怪人。他們不明白，年紀輕輕的呂邦列，為什麼不做個本分的莊稼人，而是非得滿世界自己貼錢亂跑？
2001年5月，上訪毫無出路的呂邦列找到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前黨委書記李昌平，與其討論其費時一個月寫成的《百里洲發展方略》，其核心觀點是，將當地分散的農用地進行重新調整，以進行規模化種植。除此之外，呂邦列還寫成了一篇題為《破解“三農”難題》的文章。
然而，李昌平認為，他想法很好，但是很難操作。並勸呂邦列先留在北京打工，解決生存問題。“他當時對我很有意見，”李昌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當時就覺得，他回村里不會有好果子吃。”
不過呂邦列承認，他的觀點幾乎沒有得到過贊同。“他總是考慮一些國家領導人才去考慮的問題。”百里洲鎮黨委書記王青山說。事後回顧，呂邦列說，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他看不到希望，因此極想找人傾訴。
呂邦列並不成功的上訪歷程中，也有一個反例。2000年，百里洲248戶農民因避水搬遷，開始每戶拿到國家補償款1.3萬元。無意中，呂邦列發現了疑點，懷疑鎮政府剋扣補償款，遂找人簽名，到北京找《中國改革》雜誌反映問題。回來後發現，鎮政府又給每戶補發了2000元。
僅有的這一次成功，使人們開始對呂邦列刮目相看，他由一個“瘋子”變成了一個“能人”。同樣也是這次成功，也為他以後競選人大代表和村主任打下了重要基礎。
票箱裡跳出的人大代表
2003年1月，呂邦列應《中國改革》雜誌之邀，赴北京參加一個鄉村建設培訓班，在那裡，他聽了“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的講座，還認識了離百里洲一百多里遠的湖北潛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8年，這位曾四次以自薦參選人身份競選市人大代表的教師最終以高票當選。
“這(認識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呂邦列說。從此之後，呂邦列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基層民主。近年來，每當在推行民主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呂邦列總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討。
關於以自薦方式競選人大代表，姚立法曾提到包括經濟狀況、家人支持等8項前提條件，而除了“持續的政治熱情”這一條，呂邦列幾乎無一具備。
但呂邦列的“政治行動”還是開始了，第一個行動就是罷免本村原村委會主任。
2003年6月23日，呂邦列提出《對村主任呂萬科的罷免動議》。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議”費；非法任命村組幹部；拒絕財務、村務公開；拒絕推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談及此舉的原因，呂邦列稱，他主要是想證明：如果老百姓對村幹部不滿意的話，是可以罷免他的。“我想讓老百姓看到民主的力量。”
力量果然很快就展示出來，寶月寺村2152名選民中有709人簽名支持呂邦列的罷免議案，超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五分之一票數。如前文所述，呂邦列也很快嘗到後果，在提出“罷免動議”3天之後，就被3名青年男子棍棒襲擊。呂邦列被打後，數十寶月寺村民就此事到枝江市政府集體上訪，迫使呂萬科辭職。呂邦列在補選中獲勝。談及支持呂邦列的原因，一位投了他的票的寶月寺村民說：“他(呂邦列)雖然未必能帶我們致富，可是他是真心為老百姓辦事，不貪。”
不過，儘管與原村主任呂萬科成了冤家，但呂邦列並不認為對方是個“壞人”。“他也是受害者。他原來也想為老百姓做點事，但上台後就變了。”呂邦列說，“好多村幹部都這樣，關鍵是沒有一個好的制度。”
2003年底，呂邦列決定參加枝江市人大代表選舉。他自費印了2500份題為《請尊重您手中的選票》的宣傳單，宣傳單解釋了代表法有關規定，“如果你們親手選出的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他們會如何行使這一職權呢？”
寒冬中，呂邦列跑了三天，向選區內的村民挨家挨戶散發，其間還被狗咬傷過一次。
最後，4500多名選民勾去了4位正式候選人的名字，在“另選他人”一欄中填上了“呂邦列”。這使他成為宜昌市第一位以此方式競選成功的人大代表。
呂邦列競選人大代表成功之後，他所在的百里洲鎮黨委書記被調離。至於調離原因，曾有這樣的傳聞：一位上級領導質問這位書記說，為什麼這么有民眾基礎的人，反而進入不了候選人名單？使對方有苦難言。
競選成功後，呂邦列在其參加的第一次市人大會議上就開始發難。在主持人宣布完主席團名單並徵求意見時，呂邦列舉手發言，認為按照程式，主席團人選應該徵求代表意見，但沒有人徵求過他的意見。其次，他對主席團人選的背景資料並不掌握，無法判斷其是否合格。發言時，百里洲鎮人大主席急得直拽呂邦列的衣角，但呂邦列置之不理。最後，呂邦列投下了這次人代會上惟一的一張棄權票。
寶月寺村所在的百里洲鎮，其實是長江中的一個島，歷史上曾水患不斷。1702年，有個叫路飛霄的當地人決定築堤防洪，為此3年不剃頭，3年不回家，磕頭請老百姓幫忙築堤。最後大堤築成，水患解除。
時至今日，呂邦列對這個小時候聽來的故事記憶猶新。“一個人要想做出點事情，沒有點恆心是不行的。”
“清賬”為什麼這么難？
了解呂邦列目前的處境，還要結合寶月寺村的歷史。
事實上，呂邦列並不是寶月寺村“造反”的村主任，也不是第一位挨打的村主任。
呂邦列決定“造”呂萬科的“反”之前，提前買好了一份人身保險。如果他因意外死了，那么他82歲的母親和6歲的女兒將可以得到18萬元。這是呂邦列每年來最大的一筆支出。
呂邦列說，之所以這么做，是緣於前任村委會主任張家貴之死。
在1999年的村委會競選中，張家貴戰勝已被撤去村黨支部書記職務的另一位候選人張加喜，當選村主任。張加喜是被張家貴通過“上訪”告倒的，因貪污問題被撤職和留黨查看。
張家貴上任後不久，寶月寺村民的人均負擔迅速降了一百多元。從那時起，寶月寺村的村民們對選舉看得越來越重。“只有當民主給村民們帶來看得見的好處時，他們才會相信。”呂邦列說。
然而，2001年9月，在堅持清理寶月寺歷史賬目期間，張家貴深夜在家突然遭打。
有人冒村民呂雲甲之名打110報警，但當晚無人出警。兩天之後，呂雲甲家的幾十棵梨樹反而被砍。
三個月之後的2002年1月，張家貴因心臟病醫治無效死亡。“我兒子是被氣死的呀。”時隔三年，張家貴的母親鮑春秀說。張家貴被打案至今未破。
呂邦列認為，張家貴之死給寶月寺村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因為擔心被打擊報復，對村裡的種種亂象，許多村民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再沒有人敢站出來的話，老百姓將徹底絕望。”
寶月寺村的財務問題一直是呂邦列“執政”後工作的“核心”，4月20日高票當選村主任後，便意味著呂終於可以親手處理這一問題。
但4月26日開會那天，呂邦列打開村委會財務室的門，終於看到了最擔心的一幕：財務室一片狼借，地上鋪滿了撕毀的賬本。一個柜子的門內側用粉筆寫著：“小心內有炸彈。人貴有自知之明。”
呂邦列當初競選時，曾作出清賬、建經濟合作社、成立老年協會等承諾。然而上任後發現，第一步便走不下去了。近十年來，寶月寺村歷經多屆村委會，而賬目卻從未進行過正式交接。
呂邦列稱，正是因為曾承諾清賬，他才在競選中贏得那么多選票。
但是，呂邦列上任後才發現，自己遠遠低估了清賬的難度。
5月份，呂邦列召開的第一次關於債務問題的村民會議上，村民呂小石會上稱“要將腐敗分子揪出來”。結果當晚自己家的梨樹被人砍了幾十棵。
根據貼出的財務公開欄上的數字，寶月寺村委會目前的債務總共達152萬元。在百里洲鎮黨委書記王青山看來，這個數字並不算大。因為整個百里洲村均負債是200萬元。
然而一提起欠債的事，曾在寶月寺村擔任30餘年老書記的張春蘭卻是痛心不已，1982年，他向下屆村幹部交接的時候，賬上還有20多元的集體財產，如今卻剩下一屁股債。“都是讓這些敗家子給揮霍了！”
據村委副主任兼會計張代友介紹，村委會所欠的債，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借來“上繳”的。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寶月寺村委會為了完成鎮上的徵收任務，大都要通過借高利貸上繳。經手的村幹部可以拿到10%的提成，而欠下的債卻越積越多。
寶月寺村的清賬並非沒有進行過。2000年，在村主任張家貴的極力要求下，百里洲鎮政府派原經管站站長鬍慶國牽頭清查寶月寺村1997、1998、1999三年間的賬務。胡耗時一月，基本將問題搞清，其中涉及到村、鎮兩級幹部吃喝送禮問題。“許多白條子都是瞎編的，”胡慶國說，“當時的調查結論寫了厚厚一沓。一筆筆、一件件清楚得很，甚至連解決方案也寫了。”
然而正在緊要關口之際，胡慶國突然被調走搞土地丈量工作。
“張家貴當年曾找到我的辦公室，要求看清查報告，我說，這個現在不能給你看，但遲早會讓你看。”胡慶國說。
可是，幾個月後，張家貴抱病身亡。這也成為胡慶國永久的遺憾。但是，“領導沒說公布，我怎么敢公布？”
2003年1月，張家貴生前所查的賬務部分公開，但寶月寺村民反映，那次僅僅是貼出來幾個數字，至於存在哪些問題，由誰造成的，則皆沒有說法。“有一年我們村裡的支出賬是52萬元，這筆錢都到哪去了？誰都不講。”一位村民說。
直到現在，這份2000年的清賬報告，仍然沒有向寶月寺村民公開。
在百里洲已經結束的夏季農業稅徵收工作中，寶月寺村僅完成3萬元，不到應繳稅額的一半，名列全鎮倒數第一。在百里洲鎮黨委書記王青山看來，主要原因在於“個別村幹部”沒有配合。而呂邦列則認為，如果把村裡的問題查清處理了，寶月寺村民借錢都會把稅繳上。
據悉，目前百里洲鎮正配合中央檔案進行村務公開工作，呂邦列認為，這是揭開“清賬”問題的一個好機會。而據王青山介紹，這次公開是針對2002年稅費改革之後，之前的賬目並不涉及。在王青山看來，寶月寺村的當務之急是“班子團結問題”，而不是“清賬”問題。
對於“清賬”的前景，寶月寺村的一位退休教師認為可能性很小。因為這絕不僅僅是寶月寺村的問題，“全鎮有40多個村，你寶月寺一開了頭，那其他的村怎么辦？上面能收拾得了嗎？”“張家貴拿命都沒換來清賬，憑你呂邦列就能？”早在當初作出競選承諾時，就有朋友這樣告誡他。然而，對於行事習慣於勇往直前的呂邦列而言，此時已經沒有退路。他說，這是他繼2000年種金絲絞瓜之後，人生中第二次大的“賭博”。
呂邦列的鄉村民主路
2005年12月01日 17:43
文/記者 瑪 雅
在太石村事態未平的背景下，重新透視呂邦列，我們看到這位34歲農民精英前景不明的求索路。
從體制外“闖入”體制內
2004年上半年，《鳳凰周刊》先後發表《湖北農民呂邦列“跳出”人大代表票箱》、《湖北村官呂邦列：“我用民主取代‘主民’”》，報導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鎮寶月寺村農民呂邦列，從上訪專業戶到市人大代表、村委會主任，從非制度化參與到制度化參與的經歷。
2001年9月，為了減輕賦稅，呂邦列代表家鄉農民北上，加入了京城睡在地下通道、工地里的上訪一族。孤立無助中，呂邦列找到一個“知音”——《中國改革農村版》。他從閱讀這本雜誌中學到了不少法律知識，並要求承擔了雜誌社在枝江市的發行業務。他還結識了《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作者李昌平，帶著自己起草的《百里洲發展方略》，同李討論解決農村中的現時問題。
2003年1月，呂邦列應邀進京，參加由亞洲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中國社會服務和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鄉村建設中心舉辦的鄉村建設培訓班。七天裡，他最大的收穫是樹立了法律意識。“國家法律規定了我們的權利和義務，有官員欺負我們，我們可以用法律保護自己。”
一個月後，呂邦列上書枝江市委、市政府，要求調查寶月寺村2002年村委會換屆選舉“走過場”，公布村里2000年財務賬目。他以靜坐絕食促使問題得到落實，5天下來，險些丟了命，得到的結果卻是被敷衍。
心寒之餘，呂邦列認識到，一個人知曉法律是不夠的，而要大家團結一致，堅持依法辦事。他開始向村民宣傳法律知識，很快得到一些成效。
2003年6月，呂邦列提出《對村主任呂萬科的罷免動議》，理由是，不依法管理村務，得到寶月寺村709位選民簽名支持。但是村委會拒絕召開村民大會實施罷免，有人還在夜晚對呂邦列棍棒襲擊。
11月，枝江市開始市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受曾經以“非正式候選人”身份當選潛江市人大代表的 姚立法影響，呂邦列決定競選人大代表。他向所在選區的選民發出2500份《請尊重您手中的選票》宣傳單：“我相信各位父老鄉親對我鎮、我市政府內的貪污腐敗分子和作風粗暴的幹部是深惡痛絕的。然而，這些幹部是各位父老鄉親共同把他們推上台的。”
12月?6日， 呂邦列以“另選他人”方式獲得選區6000餘選票中的4551票。老百姓為他放起了鞭炮。
2004年4月20日，寶月寺村選舉村委會主任。在1330張選票中，呂邦列以80%的高票當選。上任後，他在村里推行村民自治，嘗試以民主的模式建設新鄉村。
“我用民主取代‘主民’。”呂邦列說，“這種治理模式能從根本上保護村民的利益。”
體制內差事，體制外思路
然而，夢想難以成真。當呂邦列駕著他的理想駛入現實，等待他的竟是四面楚歌。
4月21日第一次召開村委會，討論向鎮裡上繳灌溉費，他就和其他委員發生爭吵，形單影孤地從主持人的位置上挪到了第二排。他提出，要求鎮上解釋收繳灌溉費的理由以及公示費用的使用情況，以便各村監督。黨支書和其他委員卻認為，要和鎮裡搞好關係，以求得到一些政策傾斜。
“現在身份不一樣了，說話得注意。”一位委員提醒呂邦列。
這話其實不無道理，但是這位一路衝撞上來的“草根精英”卻不明白。
一直關注呂邦列的北京學者李凡介紹，“原來政府準備用他做個典型，從改革維權到發家致富，這樣一個系列本來很完美，可是他和上面關係搞僵了。”枝江市旁邊有塊農地，政府和企業交易，強行占用了，只給農民一點錢。呂邦列找媒體將此事曝光，搞得政府灰頭土臉。“這件事呂邦列做得也不妥，管的方法不對，作為人大代表，不能還把自己當作普通農民。”李凡說。
呂邦列成了“壞人”。
寶月寺村黨支書和上面“串通好”，要把村里幾百畝地賣掉，並在一天夜晚把地里的作物給鏟了。呂邦列因之和村民一起到市政府上訪，被媒體曝光，再一次把政府惹惱。
“我和上面的關係不太好。”呂邦列說，口氣有幾分無所謂，“我當村主任後要改選村民組長，上面說你要保持原狀。我堅決反對，還是改了。做到最後他們不聞不問了，對我不再干預也不支持。”
呂邦列當選後第一次開人大，鎮黨委書記和他住一個房間，和他交心。他到哪去，他們也到哪。但“今年初開人大會時，他們態度有些轉變，覺得我這個人還是可以接受的，能提些好建議。而我跟他們說話也沒有以前那么尖銳了，寫提案也儘量寫些他們能做到的。以前我不知道人大代表怎么當，後來慢慢學習、調整。”呂邦列說。
辭職，唯一兌現的競選承諾
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呂邦列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的合法權力去做贏得民心的事，找到進一步構造自己民意基礎的資源。然而，他在競選村主任時的三項承諾——清查財務賬目、整修村里公路和依法管理村務——在實際操作中無一不指向失敗。
第一件事沒落實。呂邦列坦白地說，前期的財務賬目被毀得亂七八糟，清查根本無法進行。有人並對他施加威脅。“算了，別查了。再查下去把命都丟了。”好心人勸道。2001年9月，時任村委會主任張加貴因為堅持清理村里歷史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3個月後身亡。張加貴被打案至今未破。
第二件事是呂邦列自己做的。由於發動村民修路十分困難，動員村委會的人一起做也得不到支持，呂邦列單槍匹馬把村裡的主要道路修補了一下。
第三件事被呂邦列“簡單化”為“召開村民代表會討論決定事情”。然而，第一次開會只來了不到一半的人，後來的會更是越開越不行了。
為什麼當初高票當選，上任後卻得不到支持呢？呂邦列的解釋很直觀，“老百姓自由自在慣了，各人種自己的田，對公共事業不關心。要他來開會，沒有經濟利益，反而涉及出錢的問題，他根本不願意參加。來開會的還不如來吵亂子的多。吵會的人都是心裡有氣的，每次都來。站在你這邊的人，被他們吵得心煩意亂，也就不願意再來了。”
2005年3月，因為“在村里做不成什麼事”，呂邦列告別家鄉，到廣東打工。一個月後，他寫信給村黨支部書記，辭去村委會主任職務。
“競選村主任時我對村民說，做不好，我辭職。現在我辭職了，也算是兌現我沒有實現競選承諾的一種承諾吧。”呂邦列說。
從這裡，依稀可見呂邦列人格的影子：“刺頭”、理想化、不服輸，等等。這些個性特徵固然有助於他“造反”，卻似乎無助於他掌權，無助於在延續與變革之間維持起碼的平衡。對所謂“改革者”內心結構包括個性進行反思，在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這個脆弱卻緊要的階段，並非沒有意義。
“我該如何走出這個困境？”
同他政治上的挫折相比，呂邦列經濟上的窘況更甚。
由於曾頻繁上訪，打官司，不僅花光了所有積蓄，還背上一定的債務。而且由於得罪了些小人，田一直不敢種，養殖也不敢搞。
當選村官後，呂邦列因為忙於村務，外出做工掙錢的時間很少。當村主任8個月工資2000元，直到年底才發，且早已被他自己“預支”了。村裡有一對70多歲的老夫妻，生活無著。老人找到呂邦列，說1996年貸給村里2000元，至今未還。呂邦列把老人帶到鎮政府，以自己的名義借出1000元，後來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扣還的。“老人來我家三四趟，說得非常可憐。”呂邦列說，“他借給村里錢，卻反過來求你把錢給他。我實在看不下去。去年2000塊錢工資，都這樣還債了。我自己一分錢都沒拿到。”
2004年9月，中國政法大學的大學生在網上披露了呂邦列的困境，並公布賬號為他募捐。呂邦列自己也向社會發出求助信。?
對此，曾有學者表示不大看好，認為可能被一些人利用，說所有維權的農民最終都是為了經濟利益。還有學者說得更直白：“應該逼一下呂邦列。什麼都沒有，你當農民的時候挺過來了，現在為什麼挺不過來？”
面對這些理性，甚至近乎冷酷的批評，呂邦列平靜地接受了。把它看作是“逼使我成材的思路”。他說，“什麼事情都是正反兩面的。他們那樣說，是不了解當時的情況。我在村里做的時候，要面對自己的良心，老人找我要錢，我要給他們，不可以把自己的工資留下來。因為打官司，我自己借錢也比較多，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募捐來的錢主要是用來還債的。當時也覺得學者的話有點殘酷，但是反過來一想，人都是逼出來的。不逼的話，你就不可能去闖，就不可能走出一條路。”
對於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呂邦列心存感激。大學生共為他募捐到4600元，他給每一個捐款者都回了一封感謝信。他還把他們的名字記在本子上，說如果有一天自己“能成功的話，要和他們會面，表示感謝。”
顯然，呂邦列沒有認命，他仍然在希冀成功。
從“北飄”維權到飛蛾撲火
或許，呂邦列的願望只是幻想，也只能是幻想。
一個生活無著的民選村官，怎么能有效行使手中的合法權利？更何談帶領村民共同致富？他的一切努力和追求又有多大的實際意義？脫貧與維權，發展與民主，孰輕孰重？中國農民的當務之急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民主權利更迫切。”呂邦列毫不含糊地說，“就說番禺太石村，這么富裕，農民還這么苦。那么多土地都賣了，一個人只剩下兩三分地，每年只分幾百塊錢，甚至幾十塊錢的土地‘入股’股息。在我家鄉，農民至少還有一畝多地。這邊公共利益分配這么不公平，貧富懸殊巨大，貧困農民的生存狀況比內地還慘。這么富裕的地方，民主再不推動，真的會有路有凍死骨的情況發生。”
而當具體到個人經歷，呂邦列斂住了激情。
“經過罷免村主任、競選村主任這一系列活動後，我覺得在內地，由於村裡的資金是空虛的，經濟發展也是薄弱的，村級民主是不可靠的。投票選舉村委會，如果真正按照民主程式來操作，一次就要一兩萬塊錢，這種制度成本村里支付不起。一般來說，凡是在爭取民主過程中爭取到村主任職位的，現在工作都不是很好做。爭取人受了非常大的痛苦，或者是經濟上的損失。現在如果有個好的發展模式，我會更熱衷於推進村裡的發展。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落實《村委會組織法》，民主對老百姓的凝聚力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在“否定”村級民主的同時，呂邦列迷信鄉鎮民主。他的邏輯很簡單：鄉鎮有支撐民主的制度成本的能力。他似乎沒有想過，不要說是鄉鎮，就是縣級民主，全中國的貧困縣有幾個擁有支撐這種制度成本的能力呢？
儘管對民主的理解並不深刻，呂邦列的民主訴求十分執著，執著得難以被說服。但是面對碰壁的事實，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盲目。“當時，我對他們貪污，不依法辦事極度憤慨。當官的都這樣搞，老百姓怎么辦呀？我就是要讓國家的法律政策在農村得到實施。我推動罷免，競選村主任，都是出於一種義憤，完全沒有考慮到，自己上來後，能不能比他們做得更好。我是在一邊做的過程中，一邊不斷地體會這裡面的酸甜苦辣。一個村發展民主，制度成本這樣大，以前我頭腦中根本沒有這個概念。現在慢慢體會到，在內地不發達的地區，推進村民自治的艱難困苦。”
不少人認為，呂邦列落到今天這種艱難困苦的尷尬結局，是因為腦子“進水”了。
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指出，“現在的主流思想是，似乎有一套非常標準的普世性的制度，能夠統一解決中國的問題。真是這樣嗎？結果弄得很多農民當了村官後，因為矛盾激化，在當地呆不下去，變成了‘北飄’。當了‘北飄’後，和講這些話的人結合，變為堅定地主張全盤西化，只有像美國那樣，我們的問題才能解決。就算想變成美國，回到你們村，沒有美國的經濟基礎，你能變得成嗎？都被那些講這種話語的這個家、那個家們，把他們變成了連自己本土的問題是什麼都不清楚的人。”
華中科技大學賀雪峰教授從另一個角度反思。“為什麼出現呂邦列這樣的人物？他的政治熱情是被誰喚起的？與學者的活動有關。”理想主義的呂邦列“希望通過個人的力量和整個強有力的社會體制相抗衡，肯定會出現現在這種結果。這件事對做研究的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材料，他在幫我們探社會牴觸的底。但是對他本人來講是很糟糕的，讓他用柔弱的肩膀去和整個體製作戰，對他不公平。”
對此，呂邦列報以真誠：“我雖然在第一線，但是能體諒，學者也是為了老百姓能找到一條路。大家都在嘗試，誰能知道哪條路更好？如果沒有不斷的探索和實驗、不斷的挫折和失敗，我們就找不到一條真正的道路。我首先要感謝他們有這種心意，幫助我們去找這個路。但是他們的路能不能行得通，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找到答案。雖然看似有點殘酷，有點不公平，但是人嘛，總是在不斷的挫折和失敗中才能走向成功。我沒有抱怨。”
說到這，他含蓄地笑了，目光淡定。
我想到了飛蛾撲火。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四年級學生譚翊飛對此文亦有貢獻)
我該怎么走？
自從2001年走上為民維權的道路，我從沒後悔退縮過，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後，我反而不知該如何走下去了！並且也在深思，基層民主之路我又該如何走下去呢？
……現在的我連自己的生存都成了問題，而且還承擔著還債的壓力。我該如何走出這個困境，繼續為推動基層民主向前發展而奮鬥呢？我還不想當逃兵，所以唯願社會上有識之士助我一臂之力，幫我出謀劃策渡過難關！
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將不僅僅是我的悲哀！那會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當逃兵我該如何走呢？
——摘自呂邦列8月26日向社會發出的求助信《我該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