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社會主義產生
1936年，史達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在蘇聯“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我們蘇聯社會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的制度。”於是，在蘇共中發生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爭論。當時，蘇共黨內有人提出：蘇聯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基本建立起來，為什麼不促使國家消亡呢？1939年，史達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對這個問題專門作了回答。他認為，恩格斯是說過，國家作為全社會的真正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把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這一行動，將是它以國家資格所採取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涉，便會逐漸成為多餘的東西而自行停止。對人的管理將被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指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恩格斯的這個觀點是以社會主義大致同時地在一切國家或大多數國家中獲得勝利為前提的。然而，現在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獲得勝利，這個國家還受著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危險。因此，不應當忽視這樣的事實而照搬恩格斯的觀點，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實質的。所以，以史達林為首的蘇共，從客觀實際出發，明確而正確地提出，在蘇聯，不僅應當堅持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而且應當堅持和鞏固馬列主義政黨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同時，蘇維埃國家，還應當總結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使國家形式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應當說，史達林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這是史達林和蘇共對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大貢獻。如果當時史達林和蘇共不實現這一理論與實踐上的突破，不建設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國家政權，蘇聯的社會主義早就不復存在了。
史達林社會主義的弊端
歷史是個多稜鏡。今天回過頭來看，史達林和蘇共的這一理論與實踐，還有其另一方面，就是對這個問題還有認識不清楚的失誤的方面。我們看到，恩格斯認為，國家消亡還有其國內的社會條件，就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使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從而使國家的存在已完全沒有必要，已成為過時的現象。達到這種條件，至少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形成。然而1936年蘇聯建成的社會主義，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主義，甚至直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也沒有達到這種階段。但是史達林和蘇共卻沒有認真地從這個方面來認識新國家存在和活動的條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新課題、新情況，而且在後來的實踐中，也沒有切實地加以改正，從而導致了慘重的後果。實踐表明，這是蘇共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深層的重要原因，是需要我們加以深入研究的。
第一，史達林和蘇共忽視了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新國家還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著和舊政權相類似的某些弊病的問題。
史達林正確地闡明，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國家”[1]。但是這個新國家還有另一面。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這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他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還提出，這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有一個“防止國家的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至今在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現象的任務。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也提出了同蘇維埃政權所存在的舊國家的禍害作鬥爭的任務。他認為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性，廣泛存在的小生產的分散性和散漫性，工農民眾缺乏管理才能和經驗，由於舊政權及其行政管理人員的影響的存在，官僚主義、營私舞弊、特殊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會長期存在。他強調，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為了同這些弊病作鬥爭，必須發揚民主，嚴格制度，加強監督，純潔黨的隊伍等等。
然而，史達林並未認識到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使上述弊病的存在和滋生比恩格斯所預想的還要嚴重和長久，從而沒有遵循列寧的思路，把這項至關重要的工作一貫地進行下去。由於對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誤斷，他把外國諜報機關派遣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以及黨政機關中的蛻化變質分子當作主要的威脅，因此，一味地加強暴力鎮壓、懲罰和偵察機關，不斷地肅清“人民公敵”，清洗幹部隊伍，濫殺無辜，踐踏法制，破壞民主。他也批評和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化和腐化等現象，但是並沒有認真地從制度、體制、機制、思想教育、作風建設等方面去系統地解決這些問題。相反，他搞的那些清洗鎮壓、破壞民主、踐踏法制的作法更妨礙了對這些弊病的認識和克服。所以，這些現象在蘇聯黨政機關中不僅長期存在，在戰後的環境中更加滋生和蔓延。1952年10月召開的蘇共十九大報告曾揭露說：有些黨組織的領導人，把黨組織變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有些黨組織、蘇維埃機關和農業機關中的工作人員，不但不保護集體農莊和公有經濟的利益，反而自己盜竊集體農莊財產；有些工業企業的領導人，忘記委託他們管理和領導的企業是國營企業，竟然企圖把這些企業變為他們的世襲領地。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領導幹部的特權腐敗現象已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結黨營私、裙帶關係之類已是司空見慣，非常普遍，大案要案層出不窮。與此同時，黨政機關的官僚化也達到頂點。據統計，蘇聯全聯盟和聯盟兼共和國部從1965年的29個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個，這個時期蘇聯管理國民經濟的各種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規竟達20萬種之多。部長會議所屬的部、委員會和直屬機構正副部級幹部有800人之多。一個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一件普通公文的傳閱也要幾星期乃至數月。所有這些不正是列寧所說的“把我們毀掉”的那些東西嗎？
第二，史達林和蘇共忽視了由於經濟文化不發達所造成的新國家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難題。
史達林和蘇共，過高地估計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水平，又用一種形上學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一直未認識到社會主義新國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問題。其實，列寧早在1917年《國家與革命》這部名著中已預見到：“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3]應當科學地理解列寧的這個觀點。他絕不是要把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等同於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否定其革命的進步的性質。但是，列寧的觀點告訴人們，經濟決定政治，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成熟性決定著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不成熟性，從而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對策。1936年的蘇聯，並沒有達到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一種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比較低下，只能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還不能完全消滅廣泛存在的社會階級差別。人們之間不僅存在著貧富程度上的巨大差別，還廣泛存在著顯著的工農之間的差別，城鄉之間的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些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就正如列寧所說的“有趣現象”。一個以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為己任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卻要制定和實行一套法規政策來維護這些社會階級差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各自的權益。自然這不是新國家的目標，它還必須在生產力巨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步地有秩序地使社會階級差別歸於消滅，走向共同富裕的新階段。顯然，這是一個極為尖銳而複雜的任務，新國家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認識和堅持正確的政策，就難免發生失誤。超越或者滯後於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就會損害社會主義的本質，乃至站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對面。我們看到，史達林和蘇共未認識到這個複雜的問題，更沒有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出一套解決這個任務的有效思路。到了史達林的後繼者那裡，天平急速地向黨政領導幹部傾斜，分配製度的政策變得有利於黨政領導的待遇的提高。據統計，在勃烈日涅夫時期，黨政領導幹部除了享有各種特權之外，其薪金收入已是一般職工的30倍～44倍之多。這就拉大了黨政幹部與一般民眾之間的收入差距，引起了人民民眾的極大不滿，喪失了人民民眾的支持和擁護。1989年～1990年的調查材料表明：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有7%，蘇共代表工人的只有4%，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只有11%，蘇共代表黨政官僚和機關人員的達85%。與此同時，蘇共還以建設發達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搞“全民國家”，消滅三大差別的名義，不合理地降低腦力勞動者的工資待遇。1940年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差別為1:2.1,1960年為1:1.5,1980年又降到1:1.1。這是違背科技革命和時代潮流，違背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嚴重錯誤，是憑藉政治權力推行的一種倒行逆施，是造成蘇聯社會生產發展停滯、社會體制僵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些表明，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已走上了背離社會主義本質的蛻變的道路。
第三，史達林和蘇共忽視了在蘇聯經濟文化落後的條件下，由於分工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國家機關的成員存在著蛻變為新的統治階級的客觀可能性。
恩格斯闡明：“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數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是階級劃分的基礎。”[4]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個基本觀點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觀察社會現象的指針。
人們看到，蘇聯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是這種社會變革不可能立即改變蘇聯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達到完全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並使其不能再生的條件。就是說，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沒有超出“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數剩餘”的階段，“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的階段。
因此，在蘇聯社會裡，社會分工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蘇聯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事實上是在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的“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特殊的社會階層、社會群體。在蘇聯社會體制下，這個社會群體比之舊社會的官僚階層還擁有更大的權力，不僅掌握著國家的政治權力，還掌握著支配和管理全部社會經濟的權力。這樣，蘇聯黨和人民政府就遇到了一個全新的難題：在階級差別和社會分工還必然會長期存在的社會條件下，如何使這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執掌國家政經大權的社會群體不由社會公僕變成為社會主人，不蛻變為新的剝削統治階級。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他說，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巴黎公社採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自然，後來的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比恩格斯所說的要複雜得多，恩格斯所說的兩條辦法也是遠遠不夠的。但他要我們重視這個問題並從實踐經驗中找到解決辦法的思路，其意義是深遠的。問題在於史達林和蘇共對這個問題始終缺乏應有的明確的認識，更沒有在實際上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所以，在蘇聯，這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社會群體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由於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能夠奉行社會主義原則，代表人民利益，基本上保持了社會公僕的本色。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事情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些後繼者原本就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和科學社會主義者，他們進入黨政機關，掛上黨和蘇維埃幹部的牌子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財，是為了在蘇聯這個經濟落後、存在社會分工和社會差別的社會中獲得優越的社會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而蘇聯實行的那套僵死的政治體制和幹部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民主與監督的權力結構和幹部任職在事實上的終身制以及“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口號，更為他們運用手中的權力，實現升官發財，取得特殊利益提供了方便條件和合法的外衣。隨著這些人成為蘇聯社會中那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掌握國家管理大權的社會群體的主體，占據了領導地位，蘇聯黨政機關及其主要工作人員已由社會公僕蛻變為社會主人，形成為一個高踞民眾之上、利用手中權力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權階層”。對於這個“特權階層”的形成和存在，目前學界已取得共識，當然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筆者認為，恩格斯關於分工的規律是階級劃分的基礎的觀點，是一把銳利的解剖刀。掌握運用它，能夠幫助我們透過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揭示出蘇聯失敗的真正階級原因。
這個特權階層，照俄羅斯學者博哈諾夫在1996年出版的《20世紀俄國史》的估計，大約有50萬～70萬人，加上其家屬共約30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5%。這是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它是由於蘇聯社會生產力不發達而不可避免發生的爭取必需品鬥爭從而使許多陳腐東西死灰復燃在特定條件下的產物，是在蘇聯經濟、政治、文化不發達土壤里由於認識、體制與政策上的失誤而生長起來的一個“寄生贅瘤”。它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幹部，實質上是壓迫人民的新的統治階級。其共同的利益在於千方百計地維護和強化給他們帶來優越地位和既得利益、阻礙生產力發展、損害人民民眾利益的僵化過時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因此，在蘇聯垮台前，他們是蘇聯社會中最強大最頑固最瘋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而當改革已成不可阻擋之勢時，他們就運用手中的權力，把改革引上通向資本主義的軌道，並制定有利於自己，將公有資產名正言順地據為己有的法規政策，成為百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同時又組建代表和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和階級地位的政治集團和政黨，採取多種方式操縱政治權力，成為赤裸裸的新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這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內在的階級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源。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蘇聯垮台後，在俄羅斯為什麼四分之三的新政府官員和三分之二的富翁是原來蘇聯各級黨政機關的“幹部”、“同志”了。這是非常需要總結和汲取的歷史教訓。
史達林社會主義的反思
史達林和蘇共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問題上發生的失誤，其思想理論的根源就在於主觀主義和形上學，就在於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偏離。
他們主觀地過高地估計了蘇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忽視了國家經濟文化的落後狀況，因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主觀願望之上，後來又搞所謂“全民國家”、“全民黨”，而對於經濟文化不發達以及由此產生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則缺乏充分的認識，更沒有切實地加以解決，結果積重難返，毀於一旦。他們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成不變的僵化的社會，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著矛盾和弊病，從而只是防範來自外部敵對勢力的顛覆威脅，而忽視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不成熟與存在的舊殘餘可能發生的腐化變質，結果發生了黨政領導集團的變質，導致失敗。他們片面地誇大社會革命的作用，政治上層建築的反作用，而忽視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客觀作用。唯物主義歷史觀闡明：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對於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來說也是不能例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明：實現共產主義，徹底消除階級差別絕對必要的實際前提是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在蘇聯，社會革命的成功和上層建築的反作用確實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條件，但是這本身決不等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然而他們卻把二者混同起來，認為徹底消滅階級及階級差別的實際經濟前提已經具備，一勞永逸地建立了沒有弊病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從而忽視分工規律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這一客觀規律的作用，不去認真解決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個至關重大的問題，結果導致蘇聯黨政領導集團蛻變為“特權階層”、新的剝削階級，使蘇共徹底瓦解，蘇維埃政權完全失敗。
以上論述表明，史達林和蘇共的錯誤及其後果是慘重的，甚至是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不敢正視這種錯誤並不善於從這種錯誤中吸取教訓。恩格斯在19世紀80年代說到科學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傳播和套用時曾深刻指出：“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暫，長一智’”。
對於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不已開發國家來說更是這樣。這是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沒有留下具體的意見。教條式地照搬他們根據已開發國家情況所提出的論斷只會壞事。必須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指導從自己的實踐中探索創新，包括從錯誤中學習。毛澤東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說過：“任何地方的共產黨必須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區分開來”，“必須嚴格地將觀察、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共產主義方法，同我們實際採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加以區別。”[8]這個共產主義方法就是實事求是，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史達林和蘇共的錯誤就是照搬了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具體結論卻丟棄了他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終於釀成大禍。蘇共失敗後，西方思想界曾風行一種觀點，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失敗。其實，這只是一種皮毛之見，反映了他們的偏見，也反映了他們的願望。事實是雄辯的，深入分析蘇共在社會主義及其國家制度問題上發生的失誤，不難看出，它恰恰是背離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惡果。反過來說，它又有力地證明，唯物主義歷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基本規律是不可抗拒的。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違背了唯物主義歷史觀，不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樣逃脫不了歷史的無情懲罰。
史達林簡歷
蘇聯領袖史達林生平簡介
生於：1879年12月9日生於喬治亞哥里；
卒於：1953年3月5日；
史達林社會主義簡要生平：
史達林(1879年～1953年)蘇聯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戰略家，蘇聯大元帥。生於喬治亞哥里城一鞋匠家庭。
1894年進正教中學讀書，開始參加革命活動。
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1901年3月開始職業革命家生涯，投身俄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先後被捕7次，流放6次。
1903年被選進黨的高加索聯盟委員會。曾參加俄國1905年革命，捍衛並執行布爾什維克的戰略和策略。
1912年被增補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並領導中央委員會俄羅斯局的工作。
1917年5月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主持黨領導武裝起義的革命軍事總部，協助列寧組織和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後，他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國家監察部人民委員等職。在蘇俄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先後擔任全俄中執委工農國防委員會委員、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南方、西方、西南等戰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轉戰各地，為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建立了卓越功勳。
1922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1924年1月列寧逝世後，他領導蘇聯黨和人民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把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為國防奠定了牢固的經濟技術基礎。
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國防人民委員和武裝力量最高統帥。他動員、組織和領導全民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依靠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及其總參謀部，及時作出戰略決策，制定戰略計畫，組織戰略協同，組建和使用戰略預備隊，先後取得了莫斯科會戰、史達林格勒會戰和庫爾斯克會戰等一系列戰略決戰的重大勝利。同時，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曾參加蘇、美、英三國首腦在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舉行的會議，在推動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建立和鞏固，制定打敗德意日法西斯的戰略決策方面，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戰後，史達林擔任蘇聯共產黨黨中央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和蘇聯武裝力量部長，領導蘇聯人民恢復和發展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經濟，加強國防建設，迎接“冷戰”的挑戰。
在史達林的一生中，軍事活動占有重要地位。他對蘇聯軍事理論和軍事學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史達林是一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在一生中也犯過許多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搞個人迷信、後期思想僵化和把蘇聯一國經驗絕對化等，給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不良影響。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因患腦溢血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3歲，被葬於莫斯科紅場。
軍銜：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被授予蘇聯元帥(1943年3月6日)，蘇聯大元帥(1945年6月27日)，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統帥，蘇聯英雄稱號(1945年6月26日)，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939年12月20日)。
受嘉獎情況：1枚蘇聯英雄獎章，1枚蘇聯勞動英雄“鐮刀斧頭”獎章，3枚列寧勳章，2枚“勝利”勳章(1944年7月29日和1945年6月26日)，3枚紅旗勳章，1枚蘇沃羅夫一級勳章(1943年11月6日)，總計9枚勳章，5枚獎章，第一騎兵集團軍軍刀1把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赫-巴托爾”勳章1枚(орденСухэБатор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