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驛站

古代驛站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宮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組織傳遞信息的國家之一,郵驛歷史雖長達3000多年,但留存的遺址、文物並不多。郵票上的兩處驛站遺址,均屬明代。盂城驛是一處水馬驛站在江蘇高郵古城南門大街外,是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驛站。雞鳴山驛在河北懷來,是我國僅存的一座較完整的驛城。

歷史發展

中國古代公文傳遞靠的是驛站,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盂城驛始建於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位於江蘇省高郵市南門大街東,是中國郵驛“活化石”、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驛站、明代遺留下來的一處驛傳建築。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孟城驛是全國保存最為完整的古驛站之一

•雞鳴驛,中國目前現存唯一格局整的古代驛站遺蹟 驛站分驛、站、鋪三部分。驛站是官府接待賓客和安排官府物資的運輸組織。站是傳遞重要文書和軍事情報的組織,為軍事系統所專用。鋪由地方廳、州、縣政府領導,負責公文、信函的傳遞。遞鋪用以傳遞公文。凡州縣往來公文,都由遞鋪傳送。

物流始終伴隨著人類的歷史由古至今,談到古代的物流不免要提及到驛站。驛站簡單講是古代接待傳遞公文的差役和來訪官員途中休息、換馬的處所,以後功能逐步有所擴展,最後被新生事物取代。遼寧地區出現文字記載的驛站是在唐朝。宋代人著的《五經總要》中曾提到過唐代的營州道上所設的驛站:“因受(今朝陽市)東百八十里,九遞至燕郡城(今義縣),自燕郡城東行,經汝羅守捉(今北鎮),渡遼河十七驛至安東都護府(今遼陽市)約五百里”。這裡所說的九遞十七驛雖無具體站名,但可以知道唐代驛站的設定已經達到了遼東。到了遼代,中京大定府至東京遼陽府之間設定了驛站,有十四處驛館。到金代時,則在上京會寧府至燕京之間,沿遼西傍海道設定了驛站。為了適應軍事需要,加強通信聯絡,金效仿宋王朝在遼寧地區建有的遞鋪。遞鋪一般建在有駐軍的主要交通線附近,好像一個方形的小堡,四角插著黑旗。鋪與鋪之間的距離一般在十里左右,每部有四人,管理非常嚴密,具有軍事性質。這時的遞鋪和驛站歸朝廷統屬兵部領導。驛站按照朝廷所規定的標準供應給過往官員的食宿和車馬。

到了元王朝,由於疆域遼闊,發展交通,強化了驛站制度,這也成為它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這時驛站也叫“站赤”,實際“站赤”是蒙古語驛站的譯音。

到了明代除開通瀋陽至旅順的驛站外,在其它幹線道路上均設定了驛站。這與元代只在兩條大幹線上設驛站是不同的。在明代還設立了遞運所,這些獨立與驛站,專門從事貨物運輸的組織,其主要任務是預付國家的軍需、貢賦和賞賜之物。由各地衛所管理。遞運所開始設於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它的設定,是明代運輸的一大進步,使貨物運輸有了專門的組織。明代陸路運輸,基本上是採取定點和接力的方法。因此,遞運所除擔負駐地指定運輸路線的任務外,還要做好海、河運輸的集散工作。

清順治帝入關後,建都於北京,稱原來的都城盛京為留都。盛京在全國仍然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盛京驛站也與其他省不同。驛站分驛、站、鋪三部分。驛站是官府接待賓客和安排官府物資的運輸組織。站是傳遞重要文書和軍事情報的組織,為軍事系統所專用。鋪由地方廳、州、縣政府領導,負責公文、信函的傳遞。盛京驛站基本上是沿襲明代驛站設定,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而是根據交通狀況而定。鋪遞用以傳遞公文。凡州縣往來公文,都由鋪遞傳送。盛京的鋪遞遍布全區。

驛站使用的憑證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驛站要車、馬、人夫運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郵符”,官府使用時憑勘合;兵部使用時憑火牌。使用“郵符”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對過境有特定任務的,派兵保護。馬遞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驛站的接遞如果要從外到達京城或者外部之間相互傳遞的,就要填寫連排單。公文限“馬上飛遞”的需要日行三百里。緊急公文則標明四百里、或者五百里、六百里字樣,按要求時限送到。但不得濫填這種字樣。驛站管理至清代已臻於完善,並且管理極嚴,違反規定,均要治罪。到了清代末期由於有文報局的設立開始與驛站相輔而行,繼而廢除了驛站,同時有文報局專司其事,以後又設郵政,而文報局也逐漸廢止。

運行情況

驛使(甘肅嘉峪關魏晉墓磚畫) 郵驛分陸驛,水驛和水陸兼併的共三種,各驛站都設有驛舍,驛丁,驛馬,驛驢,驛船及驛田等。驛站使用的憑證是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驛站要車、馬、人夫運送公文和物品都要看“郵符”,官府使用時憑勘合;兵部使用時憑火牌。使用“郵符”有極為嚴格的規定。對過境有特定任務的,派兵保護。馬遞公文,都加兵部火票,令沿途各驛站的接遞如果要從外到達京城或者外部之間相互傳遞的,都要填寫連排單。

驛站驛長和驛卒都負有責任,各朝在法律中都有明文規定,稍有差錯,便要受到嚴厲的處置。唐朝規定,驛長負有的職責中必須每年呈報驛馬的死損肥瘠,以及經費支出等帳目明細表。對驛卒他們的身份低下,但是最重要的郵遞人員,不論烈日,寒風,大雨,冰雪都身背公文袋,日日夜夜奔跑在驛道上。規定抵驛必須換馬更行,若不換馬則“杖八十”。唐朝還規定,凡文書在途中耽誤行期,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最重可處徒刑兩年。若耽誤是重要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如因文書耽誤而導致軍事上嚴重後果者,判處絞刑。

一般來說盜賊是不敢搶劫偷盜驛卒他的重要檔案,以免遭受官方剿殺。但交戰的敵方往往會派間諜途中攔截情報,所以常採取派兵保護或變化傳遞途徑等各種措施。

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郵驛的速度與數量與今天無法相比,但就其組織的嚴密程度,運輸信息系統的覆蓋水平來說並不亞於現代通訊運輸。可以說那時的成就也是我們現代文明的基礎的一部分。驛站與當今的郵政系統、高速公路的服務區、貨物中轉站、物流中心等等,砝有異曲同工之美。

歷史地位

驛站在我國古代運輸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訊手段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驛站擔負著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信息傳遞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特定的網路傳遞與網路運輸。我國古代驛站各朝代雖形式有別,名稱有異,但是組織嚴密,等級分明,手續完備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這些驛站維持著信息採集、指令發布與反饋,以達到封建統治控制目標的實現。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局限,其速度與數量與今無法相比,但就其組織的嚴密程度,運輸信息系統的覆蓋水平也不亞於現代通訊運輸。可以說那時的成就也是我們現代文明的基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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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驛站的建立

古代驛站郵票-孟城驛 古代驛站郵票-孟城驛

秦王朝是我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時代的開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道路等制度,對我國後代有深遠影響。

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

雖然秦王朝僅僅存在15 年,但以驚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國範圍的交通和通信網路。馳道是秦朝道路網的主幹。它以首都鹹陽為中心,“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 ”(《漢書·賈山傳》)。秦朝馳道十分壯觀:“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一步為5 尺,50 步合今25 丈(約80 米),10 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綠影婆娑,十分美觀。這樣的大道遍布全國。另有一條專為抵禦北方匈奴的“直道”,從鹹陽北的雲陽開始,途經黃河,直抵今包頭市的秦九原郡。這是由名將蒙恬指揮修築的,全長1800 余里。此外,在南方還修了到兩廣和西南的“新道”。這樣,就在全國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交通網。

這些大道,路平道寬,沿路驛站、離宮、館舍和軍事設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陝西旬邑縣子午嶺發現一處秦朝直道建築遺址,是一座約40 畝左右的大平台。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既作防衛又作信息傳遞站的驛站。有的專家則戲稱為“一號兵站”。

秦朝修築的大道至今也還有遺蹟可尋。考古學家在直道遺址進行了勘測,測出當年直道最寬處為50 米,轉彎處更寬到60 米。路基全是夯打結實的堅硬層面。據歷史記載,當年秦始皇曾出動大小華貴車輛80 余輛,官員兵丁1000 餘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蕩蕩前進,足見路面的寬闊平坦。

秦朝的郵驛統一了稱呼。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郵驛通信的稱呼都不一樣,秦朝把“遽”、“馹”、“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稱呼為“郵”。從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秦朝,“郵”負責長途公文書信的傳遞任務,近距離的另用“步傳”,即派人步行送遞。在郵傳方式上,秦時大都採用接力傳送文書的辦法,沿政府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達下去。

隋唐的主要驛道與驛站

榆林堡古代驛站 榆林堡古代驛站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是我國歷史上歷來為史學家稱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郵驛,也達到空前繁盛的階段。隋唐時期郵驛事業發達的標誌之一是驛的數量的增多。隋唐繼續發展南北朝時的驛傳合一的制度,“驛”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郵”、“亭”、“傳”。驛的任務包羅萬象,既負責國家公文書信的傳遞,又傳達緊急軍事情報,還兼管接送官員、懷柔少數民族、平息內亂、追捕罪犯、災區慰撫和押送犯人等各種事務,有時還管理貢品運輸和其他小件物品的運輸。隋唐時期的驛遍布全國,像一面大網似地密布在全國交通大路上。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水驛260 個,陸驛1297 個。那時,專門從事驛務的員工共有20000 多人,其中驛夫17000 人。這是一支很龐大的郵政隊伍。驛夫又稱驛丁。根據不同的驛站等級,驛丁的配備數目不同。《大唐六典》載,唐代最大的驛稱為都亭驛,是國都所在的驛站,每驛配驛夫25 人。各道陸驛分為六等:第一等驛配驛夫20 人,二等驛配驛夫15 人,三等以下遞減,最後一等第六等驛為驛夫二至三人。水驛則根據驛務繁閒,也分為三等:事繁水驛配驛夫12 人,事閒配驛夫九人,更閒水驛配備驛夫六人。有些學者據有關各種資料統計,有唐一代,全國的驛夫數實不止上述17000 人,有許多盛唐時期新增之驛,尚未統計在內,其總數合計當在25000 人以上。這和1949 年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全國郵政人員總數幾乎相當。這說明唐朝郵驛事業確是發達的。

那時,交通線路暢通全國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館驛使壁記》中記載,唐時以首都長安為中心,有七條重要的放射狀的驛道,通往全國各地。第一條是從長安到西域的西北驛路,自長安經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北)、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北)、蘭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樂都)、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肅安西東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肅敦煌)直達安西(今庫車)都護府。第二條是從長安到西南的驛路,自長安經興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劍州(治所在今四川劍閣)、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縣)、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崍)直達今川藏地區。第三條是從長安至嶺南的驛路,由長安經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漢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贛州)直達廣州。第四條是從長安至江浙福建的驛路,由長安經洛陽、汴州、泗州、揚州、蘇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縣)直達福建泉州。第五條是從長安到北方草原地區的驛路,自長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再經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濟)、晉州(治所在今山西臨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縣)、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縣),直達北方單于都護府。其他兩條各自長安至山東、東北地區和荊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節縣)、忠州等四川雲貴地區。這些驛道,通過的驛站,在《唐書·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中都有具體的記述。可見這是唐朝驛道縱橫的實際情況,絲毫沒有誇張成分。在寬敞的驛路上,則是:“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那時郵遞效率非常之高,據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經發出,兩個月內便可推行全國。

除國內七條主要郵路外,唐朝對外還有若干國際性的驛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學家賈耽,寫過一篇《記四夷入貢道里》,說到唐朝的國際交往線也有七條:一為從營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從夏州、雲中至蒙古草原道,四為入回鶻道,五為安西西域道,六為安南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通過這些水陸通道,可通往朝鮮、日本、中亞、印度和東南亞各國。

因為全國空前的大統一,隋唐時期從中央發至各地和由各地送達中央的官方文書特別多。僅各州送到中央的統計材料,每年即達50 萬張。《新唐書》記載,中唐著名詩人元結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縣)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 天,收到的各地文書就有200 函之多。

隋唐郵驛的發達,推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保證了中央各種制度在全國的推行。

歷史上第一次驛夫起義

隋唐時期,在各種驛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驛丁”、“驛夫”,或稱“驛卒”、“驛隸”。從名稱來看,他們的身份比較低下。前面已提到其中的一種水驛中的“水夫”生活相當艱苦,“辛苦日多樂日少”。陸路上的驛丁,也同樣受到煎熬。他們在烈日之下,在寒風凜冽的冬天,在傾盆大雨之中,都毫無例外地要身背文書袋,匆匆賓士在驛路上。敦煌有一幅晚唐時期題為《宋國夫人出行圖》的壁畫,就描繪了當時驛使身背布袋的形象。他們日常的任務很繁重,除途中奔跑著傳遞文書外,還要兼管掃灑驛庭等事。

更難以忍受的是當時郵驛通信制度很嚴。在唐朝法律中把郵遞過程中的種種失誤的處罰,都規定得很細。稍有差錯,便要受到嚴厲的處置。唐朝規定,驛長應負有若干責任,首先必須每年呈報驛馬死損肥瘠,呈報經費支出情況。若有驛馬死損,驛長負責賠償;若私自減去驛站人員和馬匹,則“杖一百”。對驛丁的處罰更嚴。唐朝規定,驛丁抵驛,必須換馬更行,若不換馬則杖八十。唐律還規定,凡在驛途中耽誤行期,應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書晚到一天杖八十,兩天加倍,以此類推,最重的處徒罪二年。假如耽誤的是緊急軍事文書,則罪加三等。因書信延誤而遭致戰事失敗則判處絞刑。唐律對文書丟失或誤投,也有很重的處罰。《唐國史補》曾記載一個負責簽發公文的員外郎的官,他處理一個從河北發配到嶺南的囚犯的文書,本應向河北、嶺南兩處發文,因夜間疏忽,只發了嶺南一地,河北未發。事發之後,這個員外郎遭到了免官的處分。泄密應受到更嚴厲的處分,唐律規定,泄露重大機密者處以絞刑,私拆書信杖六十至八十。

驛丁中,大部分是被迫服勞役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各種犯法的囚徒。這些人本來就倍受封建制度的壓迫,罰配到邊遠地區充當驛戶。唐朝中期以後,郵驛制度開始混亂,一些貪官污吏利用驛傳任意剋扣驛丁的口糧,使他們的生活更為艱苦。唐武宗時候,終於爆發了肅州(治所在今甘肅酒泉)地區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驛丁的起義。這次起義為首者汜國忠、張忠都是亡命的囚犯。他們從肅州一直打到沙州,一路上得到各驛戶的支持。政府得不到情報或得到的是假情報,倉皇不知所措,起義軍卻“張皇兵威”。因為平時他們都是快馬快步,“千里奔騰,三宿而至”。唐政府損兵折將,給統治者很大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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