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的世紀——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博士點座談會綜述
【作者】李瑞山
具有現代性質的中國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研究行將走完它的百年歷史，進入給人以企盼的二十一世紀。與整箇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同步，中國文學的學術研究進程也處在一個轉折的時期。新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價值尺度的多元取向，給這兩個歷史悠久的人文學科的學術建設和人才培養、給古老文學遺產的挖掘和價值重估，造成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戰，同時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身處這樣引人遐思的歷史時刻，眾多學人與教育工作者都不由得回思既往，矚望新的世紀。今年9月下旬，這兩個學科的專家學者聚會天津，舉行了“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博士點新世紀學科展望暨信息交流座談會”。會議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編輯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和《文學遺產》編輯部、南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共同發起主辦。來自全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出版部門專家學者的代表共60餘人出席了會議。傅璇琮先生主持了開幕式。他說，把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結合起來，作為共同的研究對象，這在近二十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也是不少學者關心學科建設中的一種共識。
座談會就近二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回顧、二十一世紀兩學科研究趨勢展望、兩學科博士生培養經驗交流、兩學科關係的探討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與會學者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
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承緒世紀初創建中國現代學術的一代大師的傳統，做出了足以自傲的成績。與會者回顧既往，評估現實。羅宗強教授（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認為對這個時期的研究應該給予更為充分的肯定。他歷數古籍整理等基礎性研究工作的巨大進展，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研究的深入和廣泛，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多元並存的活躍局面的出現等等方面，指出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其成果都是本世紀以來最好的。錢中文研究員（《文學評論》主編，博士生導師）把這二十年的學術工作評價為本世紀的第二個最佳狀態，認為這兩個學科的成績比文學理論建設的成績要大得多。就其了解的情況指出，古代文學是博士點最多的學科，古代文學研究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的課題立項中比例最大，在權威核心期刊刊發文章的質量穩定、厚重。他在開幕式上所作《文學理論與現代性問題》的報告，闡述了對古代文學、文獻學學科建設的理論意見，引起了到會的學者的熱烈贊同。
潘樹廣教授（蘇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說，近二十年來這兩個學科建設的成就不僅表現在有形的方面，也表現在無形的方面。無形，是指觀念的進步：兩學科的學術獨立地位得到確認，學術獨立精神得以強化。研究工作者們逐步取得共識：古代文學既不能成為政治運動的工具，也不能充當商品經濟的奴婢。同行們逐漸冷靜下來，成熟起來，不再“趨時”，而是立足於學科自身體系的構建，致力於尋求兩個學科獨立的存在價值。孫昌武教授（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對此做了一個總結。他說，學術界經過艱苦努力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1、出了一批優秀成果，在國際上有相當影響；2、出了一批優秀人才，很多正成為高校教學及科研的骨幹；3、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的空氣較前大有改觀，學術風氣逐步好轉，學術規範逐步建立。
與此同時，與會學者也沒有過高估價自身的成就，而是站在近百年學術史的高度，清醒地、冷靜地反思學科建設中的有關問題。羅宗強教授在開幕式上說：從學術思想上考察，近二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好成果，並未超越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術思想和他們所建立的學術範式的範圍，是在他們已開拓的道路上繼續前進而已。有些課題，可能比他們作得深一些，涉及的範圍廣一些，但也只是深化、是拓展，而不是突破。我們有許多紮實的、可以傳世的著作，而並沒有可以影響一代學風、引導一代學術的著作問世。除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較為成熟之外，多學科的研究還處於展開、探索之中，遠未成熟。這種成績雖豐厚而重大的突破並未出現的狀況，表明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正處於一個學術史上的過渡階段。他的這個看法，得到一些學者的共鳴。
許逸民編審（古籍小組辦公室主任）認為，古代文學與文獻學的研究範圍、目的、方法、意義都是有所區別的，但由於一種不自覺的傳統慣性，長期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基本上是文學史研究，其撰述體裁也幾乎等同於紀傳體史書，研究方法也偏重於史料考證。因此到目前為止，古代文學研究的形式仍與歷史學相接近，反而與文藝學相去較遠。研究課題多集中在解說歷代傳承概貌，考訂作家生平、作品年代方面，似乎太多地繼承了古典文獻學研究的東西，以致面目不清了。倘若這種情況不作改變，恐怕與古典文獻合流就不可避免了。如果突出自己的特質，與古典文獻學拉開距離，或者二者均能得以保全。這樣，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將會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也自會有一種不同前人的現代品格。
張國星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系統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兩學科發展的歷程，認為其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傾向：被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風氣牽著鼻子走。他說“撥亂反正”時期的古典文學研究，基本上是一種“對著幹”的思維模式，沒有突破“十七年”的局限；作為為改變這種境況而來的八十年代中期“方法熱”，其負面影響引發了學風的浮躁，雖遭批判，卻由於體制的原因仍不斷強化、擴大；進入九十年代，則先有與“新儒學”呼應的“新國學”之倡，隨之又有“回到乾嘉”的口號。總之，始終未能擺脫社會思潮的陰影，尚未有真正的學術自覺。而這兩個學科的真正危機，則是學術“私人化”的傾向，不自覺地把清代文人疏離社會人生的“學隱”之風，當成學者“清標”。“文學是人學”本是一基本命題，文學研究與文學一樣，應該關注人、關懷人生、關懷現實。但有些人卻將學術研究的個性化和個體工作性質混同於“私人化”，從個人興致和一己之好惡出發，疏離社會，鑽進象牙之塔，搞一些細碎課題，並以為這樣才是學問。如此下去，恐怕學科存在的現實價值也成了空話。
陳洪教授（南開大學黨委副書記、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的觀點與之不謀而合。他認為一個制約我們學科發展的不良傾向還沒有引起充分注意，這就是學術的過分個人化。他分析說，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看似相反的兩種治學態度：其一為人文關懷淡漠。這既體現於研究選題，也體現於研究旨歸。文學研究，如果完全沒有情感的投入，“以萬物為芻狗”的態度，是會影響學科的活力的。另一方面，你逃避社會，以荒江野老自居，社會也必定加倍遠離你。其二為媚俗輕躁，著書都為稻粱謀。或為職稱，或為阿堵，或為浮名，原因雖異，表現卻同。大要言之，有的作文寫書撇開原始文獻，一概二手材料；有的並無固定見解，為皂為白全看當下所需；有的一味求新求異，只要能產生轟動效應，全不顧起碼的學術規範。總之，不肯從基礎做起，下一點扎紮實實的功夫。二者表現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語，但在治學完全以個人為中心的態度，以及形成這種態度的背景上，卻差相仿佛。
傅璇琮先生認為，古代文學研究要力戒空論、泛論，避免低水平重複，而文獻學也不能簡單地所謂“回復乾嘉學派”，應力爭融合現代科學思維，與理論研究有機地結合，相互促動。這不只是專家學者個人研究的學風，還牽涉到高校研究生培養。可以說，關係到21世紀我們整個學科的風尚和治學路數。希望這次會開個頭，學界同仁繼續探索。
代表們認為，對這種狀況很值得作進一步的分析討論，但對自己所從事和熱愛的學科的現狀的清醒體認和冷靜思考，正是促使其進一步發展的前提。我們固然要看到市場經濟大潮裹挾、社會價值標準失衡、教育體制改革滯後、科教事業投入不足等客觀原因，但同時也需要認真地自我反思。學科的研究應當面對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成為當代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樣一種使命感使學者們無法滿足於已有的成就，而要以一種更高遠的目標來自我激勵、自我鞭策。
成就與缺陷共存，困難和機遇同在，恰好構成了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所面臨的現實條件。面對一個新的世紀，我們的學術研究、學科建設將如何進行、如何發展？將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具有怎樣的地位？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代表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見解。
錢中文研究員介紹了近二十年文學理論在中國發展演變的狀態，著重闡發了現代性、多元性、主體性、思維方法演變等問題。他說，西方文論從70年代末開始，發生了從內部研究轉向外部研究的重大變化，我國文論界則從80年代末出現了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結合的趨勢，跨學科的比較文學和文化批評成為新的理論動向。當今，各種理論批評方法並存，對文學的觀察和解析日益多元化（審美反映論、感受體驗論、形式結構論等等）。古代文學研究應當弘揚人文精神，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和成果參與文學“全球化”的進程。應在現代性原則的指導下，清理文獻材料，梳理概念範疇和理論構架，藉以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他說，下個世紀出現的學術趨向，將會是打通原先各自固守的學科分支領域，以五四以後的現代文論為主，融化中國古典和西方的理論，走向自身的建設學理。
董乃斌研究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認為，古典文學和文獻學研究在當今的文化建設中有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作用，又比其他文學學科有更高的學術難度：其對象是距我們今天生活很遠的古代，而其研究成果又是面對今人的，是今天文化建設的一部分；研究者不僅要精通本行，還要關注時代和現實。特別是古代文學的研究，需要更開闊的視野，更出色的理論思維，要致力於出思想。
張錫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說，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還要不斷豐富和充實新的研究領域。早在本世紀初，我國老一輩學者已經在敦煌文獻整理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但是如何利用敦煌文獻資料，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和理論建構深入研討這一具有地域特徵的敦煌社會歷史、宗教哲學、文化藝術，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袁世碩教授（山東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說，研究中國古代文學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和素養，大致說有兩個方面：一是古漢語和文獻學，一是文學批評理論。古代文學研究要繼續前進，在今後取得更多更卓異的成果，應當消除兩個方面的疏離和隔膜，將傳統的漢學和當代的文學批評理論結合起來，互滲互補，開創一種新的學風和超越前人的研究路徑。
陳美林教授（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也說，就學者個人而言，其用力所在可以文獻整理、考證為主，也可以思辨、評論為主，評價其成就不應以精力所貫注之不同而強分高低。但從學術研究而言，不能止於某些具體問題的考證，更不能止於資料的蒐集，而應以此為基礎進行規律的探討和經驗的總結，藉以推動學術研究的新發展。
李時人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則重點強調了注意提高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品格問題。他說這應該包括至少三個方面：一是學科意識。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這種研究理應在價值取向以及理論、方法等方面有別於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這樣才能解決本學科的基礎理論、學科理論、研究理論、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等問題，才能不被各種社會思潮牽著鼻子走。二是時代意識。從大的方面講應是時代文化精神，具體說來則應是與時代相應的理論方法。例如今天寫小說史，就應溶進我們今天對文學、對文學發展的新的觀念和個人的理解體悟。三是學術意識。不管是“出思想”的理性探討，還是“重考據”的文獻考索，在強調其學術性上都應該是一致的。那種空對空的“理論”和繁瑣考據之所以為人所詬病，就在於它們違背了這一基本要求。
竺青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編輯部）轉述了徐公持主編關於古代文學研究應鼓勵“紮實的創新”的意見之後說，古代文學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它得出的規律性結論，不像定理、定律那樣有實驗作為實證基礎、有機率論作為理論支撐。因此，本世紀初，胡適首倡的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說，其影響才那樣深遠。儘管中西方思想界對科學主義的影響已有反思，但其範式作用，對各學科來講，短時間內仍無可替代。以科學研究的思維方法指導古代文學研究，即應將古典文獻學研究和古代文學的理論研究這兩門學科，統一於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過程中；前者是後者的實證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終極目的。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性質決定的，應成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學術規範；是否符合這種學術規範，是檢驗其是否是合格的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標尺。
呂薇芬編審（《文學遺產》副主編）在談到本世紀的三次“方法熱”時認為，只有世紀初至五四時期那次最成功，原因便在其代表人物如胡適、鄭振鐸等學者都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她說非常佩服徐朔方先生的《晚明曲家年譜》，因其眼光宏闊，寫一家時考慮到各家間的關聯，而且是帶著學術問題（如關於傳奇、關於四大聲腔）去做的。所以她強調文學研究和文獻學兩個學科必須在研究中實現融匯貫通。
鍾振振教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強調才、學、識三者的統一。他說，凡治人文科學者，都必須具備這三種素質。所治之學，容有專攻，但不可偏廢。優秀的學術成果，應有廣博的學問、高卓的見識和準確、流暢、優美而平易近人的文字表達，深入而淺出。
錢志熙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列舉了他近來思考的一些問題，希望引起討論，如古代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的區別，學術是對專業問題的創造性研究、學問不等於學術等。
張毅教授（南開大學中文系）在談到文學史編寫時，分析了二三十年代以來的幾種文學史著作和歷史上的作品選本，認為其各有值得借鑑的價值。他並且指出文學研究受現代大學教育制度影響很大：文學史著作往往是大學講義改寫而成，著名專家學者出自大學的占很大比重，學生這種特殊的讀者群體形成了學術著作的社會需求；下個世紀高等教育的發展格局如何，將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古代文學研究發展的走勢。
蔣述卓教授（暨南大學副校長、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強調，未來發展面臨著新世紀，再僅僅固守傳統“十八般武藝”的“真經”，是遠遠跟不上時代的。應該在多學科交融互補的背景下豐富、深化、發展擴充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須如此才可能生成不同於古人的全新認識。這方面王國維等是很好的例證。比較本世紀初期，今日學科更繁多，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也應比那時更多樣化。他說，還應重視現代化手段的套用，如利用國際網際網路收集資料，掌握最新的全面的學術信息，它和外語一樣，是作為下一世紀學術生力軍的博士生應該熟練掌握的一項技能和工具。
王小盾教授（揚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著力提出了“技術”和“實驗”這樣兩個概念。他認為從發展的角度看，它們會成為關於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最主要的概念。他解釋說：技術是指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則、程度和技巧，也是一種直接作用於材料的學科方法，代表了對材料的了解以及材料處理的基本手段，亦即平常所說的“基本功”。它是任何一種較富理論色彩的方法得以施行的基礎，離開它去談方法，不啻舍本求末。同時還要強調實驗，這樣可以淡化學術工作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學術往往是由於技術手段的推動而完成其形態轉變的，例如在使用地層分析、器物分類和各種年代測定技術後，傳統“金石學”變成了現代考古學；在引入音標、語言調查、譜系分類等技術之後，傳統“國小”變成了現代語言學。古代文學研究也將經歷類似的轉變，而其主要動力將會是豐富多彩的、扎紮實實的學術實驗。
羅宗強教授在他的長篇演講中提出了一系列很有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問題，並闡發了他的思考。他說，多學科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向，那么，應該如何來理解多學科的交融呢？多學科融合的落腳點是什麼？人文科學研究的前景，是越發展越走向具體而微、越細，還是越發展越走向綜合，學科界限消失？或是越綜合越是落腳到具體而微的問題上？是落腳到其它某個學科上，還是落腳在文學上？他認為，下一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的範式可能是多學科融通而又回到文學自身，由博而約。他特別批評了一種對大學文學教學和研究現狀全面否定的看法，認為其帶著反學術的性質。他說，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現實熱情不應被理解為學術研究的政治化。泛政治化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向，無益於學術的發展。近二十年來學術研究的風氣剛剛好轉，學科建設正在深入，不應再回頭了。我們必須堅持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性，強調學術獨立，這應該是這一學科的性命之所在。他說，下一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最高成就，要由那些既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又博通中西的學者來創造。我們培養的古代文學研究生，就應該是這樣的人。
近二十年來現代高等教育體制暨學位制度的確立和恢復，使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學科建設有了師資、後備人才、學術傳承等方面的可靠的保證和支持。這兩個學科陸續建成並被國家學位評審機關認定了十多個博士授權點，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博士生及碩士生。這些具有高級學位的專業人才多已成為社會文化建設與管理的中堅力量。應當說，他們是二十一世紀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希望所在。人文學科的博士生教育與其他學科又自有區別。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有著一些特殊的情況和規律。而以導師制為核心的高級人才培養體制在我們這裡中斷幾近半個世紀，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沒有一套現成的經驗與規範可供遵循。所以，兩學科博士生教育的問題，就成了此次會議的一個熱門話題。
蔣凡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介紹了復旦大學在前輩教授優良傳統影響下所形成的幾點做法。一是強調文獻學的基礎。教師不僅開課介紹基本知識，而且提出具體問題，引導學生重視和查找材料，提高其能力。二是強調文史哲的廣博知識基礎。如要求學生精讀經史子集各一部，然後上掛下聯，由點及面，使其厚積而薄發。三是培養其理論思辨能力，破除為古而古，學會現代思考。與此相近，其他多位學者在介紹博士生培養經驗時，也都分彆強調了這些方面。程毅中編審（中央文史研究館）現身說法，用其親身經歷說明研究生應多掌握一些古典文獻學、古代經學、古代和近代漢語的知識。張錦池教授（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深情緬懷其恩師吳組緗先生當年指導他讀《紅》的情形，認為那種坐下來慢慢讀書的做法乃是博士生學習的不二法門。
卞孝萱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以文史結合、專而求通為原則指導學生，他詳細介紹了他所指導的多篇博士論文的情況，內容涉及佛教與文學、史學與文學、敦煌學與文學、地理學與文學等，顯示了其培養弟子的實績。王小盾教授在會上散發他所在專業創辦的《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刊發的和其他研究生擬寫的學位論文選題，也展示了他們指導學生綜合使用考據學、考古學、民俗學的資料與方法，以中國各民族的文學藝術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路線。張俊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就他近年所評閱和指導的有關明清小說研究的學位論文，指出博士生們的進步：研究領域不斷開拓、學術興趣不斷擴大，敢於對小說史上一些難題疑案進行理論思考；研究具體作品時，也注意將細部研究與總體性問題聯繫起來考察，“巨細必究，本末兼察”；思維空間拓展，研究方法多元，涉及現代文化學、區域文化、文體學、敘事學等多種學術領域。段啟明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則從他們所引進的北大、北師大、南開等校的博士生充任師資後起點高、路子正、觀念新、治學勤的情況，肯定了幾年來博士生培養工作的成就。
也有學者在基本認可這種估價的同時，指出目前博士生及其學位論文存在的問題。呂薇芬編審認為博士生論文質量有下降的趨勢；竺青編輯指出這種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部分導師的修養狀況。管士光副編審（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也分析了這方面的傾向：一是有些論文題目太大，而作者功力不夠，難免空泛；二是有些論文越寫越長，好象非如此不足以顯示其淵博。
代表們認為，上述現象的存在，其原因及其求解之道相當複雜，涉及現行教育體制、社會價值取向、學術風氣等各個方面。陳允吉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具體列舉了生源質量下降、導師要求不嚴、學業考核不務實際、培養經費匱乏等現象。陳洪教授詳細分析了在現行學制和課程體系的大框架之下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小語文應試教學導致學生文言文水平和文學感受能力、文學興趣下降；大學中文系“寬口徑”、“大文科”的教改思路造成畢業生缺乏“看家本領”。博士生源的“上游”、“中游”如此，其“功底”可想而知。葉嘉瑩女士（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南開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針對這種情況提出，古典文學的根底需從幼童時代打起。她介紹自己普及中國古典詩詞的辛勤工作，使大家感動和欽敬。陳洪教授在贊同葉嘉瑩等教授提出的“童子功”構想的同時，提出的措施是本科生教學應強調“本工戲”，專業必修課減少門數、增加每門學時來“厚基礎”，而將“寬口徑”問題放到選修課中解決。李時人教授建議放寬博士生學習的三年時限而對學位授予從嚴掌握。胡明研究員（《文學評論》副主編）認為博士生應“少生優生”。他說他呼籲了十年，“早生多生”的現象愈演愈烈，這就免不了浮現出一個博士生質量合格與否的問題。我們的導師們也應該留心調研一下：“出門”的博士學術成果的統計、專業路向的追蹤；“存門”的博士又如何精心培育與訓練。積累經驗，拿出一套更有效益的方法來。孫昌武教授介紹了日本大學的做法：以讀書會的形式，扎紮實實細讀基本典籍；學生平等參加討論，學會提問題，而導師主要發揮啟發、點撥作用；在解讀原典的過程中寫文章、形成研究成果。他認為這種培養方法與中國傳統的學術訓練是相通的，值得借鑑。蔣述卓教授認為應堅持因材施教原則，吸收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並根據每個人的學術基礎、學術個性進行不同的教育。他以個人隨王元化先生讀博士的經歷，提倡利用綜合大學多學科的優勢、訪學的方式“吃百家飯”，使博士生向不同專業方向的專家學習。馮建國副教授（山東大學中文系）認為應充分考慮傳統國學這種教學內容而借鑑傳統教育的一些方法與手段，以使二者能相適應。
博士生的學風或曰學者品格問題引起與會者的格外重視。趙逵夫教授（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說：博士點作為培養高級研究人才的基地，同時應擔負起引導和端正學術風氣的作用；這一點首先應該落實在對研究生的學風教育上。他介紹了他的具體做法。羅宗強教授指出，我們培養的研究生，最主要的一點，應該是一些非常踏實地做學問的人，而不是一些空話連篇、靠說一些漫無邊際的廢話以獵取名譽的人。如果我們培養的都是後一種人，那才是中文系教育的最大失敗。
到會的博士生指導教師們都深感肩負責任的光榮和重大，正如胡明研究員所說：博士生培養是名副其實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將最優秀的人才引向學術之路；應使他們不僅衣缽相傳，還應超越自己，繼往開來。這是中國學術命運之所系，是在創造文化歷史。這正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聲。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和中國古典文學學科好像學術上的“雙胞胎”，具有先天的親緣關係。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它們逐漸形成了各自的學術界線，具有各自的學科獨立性，不能相互取代或吞併；但是它們又確實在諸如研究對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操作規範和研究主體的學術素養等方面，有不少重合和相通之處。許多學者雖然在教育崗位設定上隸屬於某一學科，但無論從其研究方向上看，還是從其教學內容上看，均是一身而兼二任的。兩者雖然關係親密，但像此次會議這樣聚首晤談，共商學科發展大計，似乎還是第一次。在如何使這兩個兄弟學科在已有的相互支撐、互為依憑的關係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密切合法、優勢互補，共存共榮問題上，孫欽善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從北大古典文獻本科專業四十年的歷史講起，系統總結了這個學科的經驗和特點，闡述了學科的內涵。他說，古典文獻學在整箇中文學科中，帶有基礎學科的性質，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必須掌握的知識系統，因為它關係到對文學史料的正確運用。當然，文獻學在偏重資料版本研究的時候，也不應疏略了義理。義理、辭章、考據是相互關聯作用的一個整體。在關於兩學科合作、互補的構想中，他提出了加強“早期合作”，本科生讀雙學位後直接升博、設定互選課程、相互提供生源、撰寫內容交叉的教材等建議。
卡孝萱教授用“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來概括兩個學科的關係，這一精采之論獲得大家的首肯。他並且廣徵博引本世紀一批知名文史學者的論述，詳盡闡述了兩學科的研究者均應“專而能通”。他說，跨越兩個學科的“通”仍是今後的軌則。在新世紀，專而能通的原則不但不會改變，而且隨著學術的進步、海內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將變得更為需要，通的內容將更加廣、方法更加多。張錫厚研究員認為在敦煌學術與敦煌文學的整理研究上，尤其要注意擴大知識面，不僅要文史兼通，還要有深厚的文字學修養，才能正確利用敦煌文獻開展研究工作。
李劍國教授（南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認為古代文學與文獻學這兩個相鄰學科關係之密切以致於可以看作原本是一個學科。古代文學的文本本身就是文獻，同時它反映的是歷史，要正確詮釋和理解它，必須高度熟悉和廣泛利用種種歷史文獻。古代文學研究的兩個基本任務，弄清事實是歷史考據方法，非從文獻入手不可，而作出思想的或審美的評判，也須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想當然、天馬行空是不行的。治學要務實，下大力氣搞材料考據是實，理論性研究也要落到實處。做學問一要講究基本功，二要有理論，雙管齊下，不可偏廢。但當前更有必要強調基本功。從這一角度看，此次會議把文學與文獻結合起來討論是極有現實意義的。
胡明研究員分析了現代教育格局下形成的兩條學術線路：整理史料和解釋史料。一條追求的是（文學）史實的完整認知，一條注重的是（文學）史實的理性闡釋。這兩種治學模式應該結合起來，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融為一體。他說，同樣是以史料為主的研究著作，如果不能凝聚著學術性的理解和闡釋，那只是魯迅所指的資料長編，如能顯示出一種睿智的眼光和歷史內容的識力，方能臻於上乘。對文學史料的解釋尤為重要，否則不能形成文學史學的理論建構，也談不上文學發展規律的尋繹。所以在重視文獻史料的同時，更要培養解釋歷史問題的能力。
劉揚忠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古代室副主任、博士生導師）在贊同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者必須練就文獻學基本功的同時，認為從學科的性質和目標來看，它們還應是兩個學科。他說，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描述其民族特性、審美特徵及其興衰演變的規律，要有理論的升華和創造。因此，這一學科的建設必須“實學”與理論建構並重，基礎工程與“上層建築”並重；反對厚此薄彼，反對偏執一端。不過這是就古代文學學科整體而言，對於每個人來說，則難免學有所偏，才有所偏，不能強求一律，不能要求每一個研究者都一身二任，兼作文獻整理考據和理論創造，而應各顯所長。大家乾的都是學問，都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對當代文化建設有所增添，有所貢獻，搞文獻和搞理論的人應該密切合作，而不應該像過去那樣文人相輕。
嚴迪昌教授（蘇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指出，就整體而言，兩學科的融通特性遠較離立之勢為多，甚至可以說原本無可剝離，不可割裂。但因眼下學界風氣多浮躁，所以強化文獻學的學術基石作用成為必要。有文獻為基礎，即使畫虎未成也似貓，不然則必類畫鬼。俗謂畫鬼容易，是因其無需實證亦無從實證。文學研究，不追蹤廣義的史實，不懂得運用一切能逼近史實的手段和文獻，胸無積累，何來成竹？只能空談。
顧青副編審（中華書局期刊室主任）分析了他從編輯部來稿中發現的當前論文手法的兩個毛病：虛和窄，說明多學科融合的研究不光是方法的吸收，還包括文獻的吸收。不少文稿很少開發有價值的新資料，特別是其它學術領域的材料，查閱和使用的很少，如民間宗教材料之於《西遊記》的研究。他舉出國外漢學家一部資料豐富堅實的力作為例，說明有些研究者不僅在資料利用上有所不如，而且不注意將別人的研究成果作為自己課題的參考文獻。李超編輯（《文學評論》編輯部）在編輯稿件中也發現，一些博士生、碩士生的論文所研究的問題過於細碎，缺乏一種歷史與巨觀的眼光，因而很難凸現其學術研究中的思想文化價值。
在陳述、肯定古典文獻學成就和重要性的同時，也有代表對其理論邊界問題提出質詢（竺青編輯）。劉石副編審（中華書局）指出每一門學科都有自己基本的和特定的關注對象與研究內容，而文獻學所謂的“版本、目錄、校勘”，說到底似乎不存在太多學理探討的餘地與空間，主要只是一種具體實踐與運用的方式、手段。而作為一種實踐與運用的方式、手段，它們往往是各門涉古學科乃至現代學科共同需要和共同具有的。那么，“古典文獻學”作為一門學科，能支撐起這門學科的基點、支點在哪裡，學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哪裡，值得我們進行反思。
白化文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在書面發言中提出兩點建議：加強兩學科之間經常性的、固定的交流；逐步積累材料，建立兩學科共享的信息庫。
這次會議於9月25日開幕，9月28日結束，歷時四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