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冠生

冼冠生

冼冠生(1887—1952),冠生園創始人,原名柄生,廣東佛山人,畢業於廣雅書院。冼冠生從早年在上海老城廂九畝地戲院門口的一個小商販,到成為上海舊時四大食品公司之一“冠生園”的總經理,這期間只用了短短十年時間。在冠生園從無到有,不斷壯大,冼冠生在生產、經營、管理、行銷各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體現了獨到的企業經營才幹。除了上海的發展,還把企業向外埠發展,不僅使自己的企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為內地的近代食品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終於成為一個在全國首屈一指的食品企業。其“以民為本”的思想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冼冠生先生 冼冠生先生

冼冠生(1887—1952),原名冼柄生,廣東佛山人,1887年出生於一戶小手工業者的家庭,幼年家貧,入私塾數月即輟學回家,15歲隨遠親舒竹生至其在上海開設的竹生居宵夜館當學徒,向廚師學習烹調、糕點技藝,3年期滿後,他與姓潭的同鄉女子結婚,自設小宵夜館,因業務不振蝕本關門,時停時開達7、8次之多,終因無力經營而停業。

當時冼柄生住在上海亭子間,白天同母親、妻子製作陳皮梅、牛肉干等零食,夜晚挑著食品袋到九畝地新舞台戲院門口擺攤,與其他攤販不同的,是他自製了“香港上海冠生園”的商標紙,作包裝使用,他的生意很快做開了,1915年與人合辦冠生園,生產糖果、糕點、罐頭食品等產品,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陳皮梅等零食,各種獨特香味的月餅馳名中外,一些著名產品還遠銷東南亞,此外還附設飲食部,兼營粵菜、粵菜點和廣東腊味,獨特的南國風味極為顧客所稱許。

1918年與薛壽齡將冠生園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柄生任總經理,他傾足全力經營,食宿均同職工在一起,每天必到工廠督導生產,他是內行,只要用舌尖一添,就能分辨食品的好壞,同職工共同商量改進。他根據以往的從商經驗提出了一個三本主義,作為冠生園的經營指導方針,即“本心”:事業心和責任心;“本領”:經營管理和業務水平;“本錢”:資本和資金,要求開源節流,積累充足資金,以利企業發展。他很會向同行借鑑經驗,1933年他率各部門負責人到日本參觀訪問,得到啟發,回國後制出了杏華軟糖、魚皮花生等產品,他還僱傭外國技師製作了果醬夾心糖,這些產品在我國都是首創。

上海冠生園 上海冠生園

他很重視廣告宣傳,特意請來電影明星胡蝶拍攝月餅廣告,並在大世界製成月餅廣告大牌坊,擴大產品銷路,使冠生園逐漸發展,1929年他即以冠生作為自己的名字。1931年分別在南京、杭州、廬山、天津等地建立分支機構,後在北京等地設立不少代銷店,在各分店所在地設立食品廠,在上海開闢有農場,在杭州種有大片梅林,作為梅子的原料,成為我國食品行業中產銷結合、工商一體、名列前茅的大型企業。冼冠生雖然經營規模不斷擴大,但自己的生活比較節儉,從不涉足歌廳舞場,只喜歡看京戲。1937年抗戰爆發後,冼冠生將妻子留在上海,自己到重慶設立分店,以重慶為中心發展業務,在重慶設立罐頭廠,當時西南後方以川幫、蘇幫糕點及雜糖、蜜餞為主,冠生園生產的糖果糕都是機器生產,產量大,質量高,冼冠生又向一位外國老太太學會用當地土白糖提煉白糖的方法,風味獨特,幾乎以壓倒優勢占領市場,成為冠生園發展的黃金時期。冼冠生親赴各地選址開設分店,分別於1939年建成昆明分店,1941年建成貴陽分店、瀘州分店,1943年建成成都分店。

抗戰勝利後,冼冠生回到上海,繼續在上海冠生園主持生產。

1952年4月21日在上海去世(“五反”運動中,他被誣指犯有“五毒”,受不了逼供,從冠生園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

1956年冠生園實行公私合營,更名為冠生園食品廠。從此有多家食品廠先後併入冠生園。1998年,輕工、菸草大聯合,新冠生園(集團)有限公司又揭開了企業新的一頁。

人物生平

冼冠生原名冼炳成,清光緒十三年(1887)出生在廣東南海佛山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十四歲時隻身來到上海,在舅父舒竹生開的“竹生居”小吃店當學徒。滿師後,冼炳成立志要創一番事業,遂把名字改為“冠生”。“冠”者,第一也。

建中國最大的食品業王國

冠生園已成中國馳名商標 冠生園已成中國馳名商標

當時的上海舊城區,要比租界鬧猛。尤其是城隍廟豫園一帶,是挑夫小販聚集之地。年僅十八歲的冼冠生認準了這是塊黃金寶地,便用學徒時積攢下來的15塊銀洋,在老城隍廟一家飯店門口擺了個賣粥和餛飩的攤頭。靠著他在舅舅店裡學得的一手煮粥和包餛飩的好本事,他推出的“魚生粥”和“廣東餛飩”,不僅迎合廣東人的口味,而且廣受生活在老城廂的本地人青睞,更因價廉物美,“小廣東”的攤頭生意格外興隆。特別是早晚高峰時,附近居民都會手持器皿,在攤頭前排起長龍。由於粥攤的火爆妨礙了飯店的生意,飯店老闆火冒三丈,竟買通官吏前來取締。冼冠生只得換個地方擺攤。年輕氣盛又敢作敢為的他,索性把攤頭擺到了城隍廟最鬧猛的九曲橋附近。哪知冤家路窄,偏偏又被前來取締的皂隸捉牢,抓進公廨拘禁三日,罰款20元大洋。這倒是提醒了冼冠生,他開始意識到做生意得有個固定的店面。

於是,冼冠生在南棧碼頭(即十六鋪)的新舞台左側找到了一間店面房子,開了一家名叫“冠香”的小吃店。瞄準來新舞台看戲的客人,冠香小吃店糖果糕點、煙茶雜貨什麼都賣,樓上還嘗試做中西大菜,生意倒還不錯。然而好景不長,1913年上海都督陳其美組織了數千人的討袁軍與北洋軍閥的陸軍在江南製造局和十六鋪一帶激戰,新舞台被迫停演,冠香小吃店也因此失去了主要客源而停業。

不久,冼冠生在南京東路浙江路口又找了一處店面,開起“陶陶居”小作坊。這回,冼冠生改變了經營策略,不再做小吃,而是嘗試製作蜜餞,來打開局面。相傳“蜜餞”的發明與楊貴妃有關。楊貴妃喜歡吃荔枝,所以唐玄宗命令人從廣東快馬運送荔枝到京城,但即使是快馬加鞭,夜以繼日,可到了長安,鮮荔枝還是腐爛了。於是,廣東的果農想出了辦法,將鮮荔枝用蜂蜜浸漬後進貢,使楊貴妃吃後大加讚賞。因為這種荔枝是用蜂蜜浸漬過的,故名“蜜餞”。冼冠生出生於蜜餞之鄉——廣東,從小就懂得做蜜餞的方法。他先用橄欖做蜜餞,因其店名“陶陶居”,故將製成的蜜餞橄欖取名為“二陶橄欖”。可試銷後卻很少有人問津。原來,已有“檀香橄欖”早就占領了市場。這時“陶陶居”周圍房屋都要拆掉建造永安公司,只好再次關門歇業了。

時來運轉“陳皮梅”引來投資

之後,不甘失敗的冼冠生從報紙上看到,新舞台已在九畝地露香園路造好了新劇場。於是他也趕快到新舞台附近覓了一間店面,開起一家“小雅園”宵夜店。從此,他邊做生意,邊研製蜜餞。

冼冠生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喜歡讀書看報。有一天,他在一本醫書上看到,梅子具有性平斂肺、生津止渴、清涼潤喉的藥用,便受到了啟發,生出用梅子做蜜餞的想法。他先把梅子烘乾,然後加入蔗糖、薄荷等配料,吃起來味道還不錯。但給這新品種蜜餞取什麼名字好呢?冼冠生忽然想到了清朝文人戴延年在《秋燈叢話·忠勇祠聯》中說的“不特推陳出新,饒有別致”。“對!我要的就是‘別致’!”冼冠生豁然開朗,給梅子蜜餞取名“陳皮梅”,並拿到新舞台去試銷。

這新舞台原是上海京劇界一批激進藝人如汪笑儂、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潤等於1908年創辦的,是我國戲曲改革的策源地。自從搬到九畝地露香園路後,京劇名旦薛瑤卿領銜的文明戲風靡一時,賣座率極高。冼冠生拿著“陳皮梅”俟演出中間休息時,便高聲吆喝:“小廣東自製的陳皮梅,清涼潤喉,生津止渴,味道嗲來!各位快來嘗嘗!”這時,有些看戲看得口渴唇乾的觀眾就會買上幾粒嘗嘗,果然酸而生津,唇齒留香。“小廣東的陳皮梅,價廉物美,好吃來!”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幾來新舞台看戲的觀眾都會買上點帶回去,漸漸地出現了“陳皮梅”供不應求的情況。

冼冠生總是白天蹲在亭子間的洋風爐旁製作“陳皮梅”,晚上在新舞台提籃叫賣。一天,名伶薛瑤卿唱啞了嗓子,戲迷們送上幾粒“陳皮梅”給他。服用後,嗓音居然很快恢復了。然後,演武生的夏月珊和演花臉的夏月潤也聽說了“陳皮梅”,試用後都感到其療效神奇。於是,這三位京劇名演員一起找到冼冠生,要求合夥經營“陳皮梅”。冼冠生受寵若驚,自忖是小本經營,豈敢與大名人合夥開店。見冼冠生猶豫不決,夏月珊不由分說地遞上了一張五百元銀票,說道:“這就算是咱們三人入伙的第一筆資金吧!今後生意做大了,還可以增加。”其實,冼冠生當時正想擴大經營“陳皮梅”而苦於缺少資金,但他又擔心自己的小店連本帶利還抵不上五百大洋的一半,這合夥店怎么開法?薛瑤卿見冼冠生仍面有難色,便說:“咱三人是唱戲的,都忙於演出。合夥店的經營由你全權負責,並且用你的名字‘冠生’為店名,如何?”夏月珊則補充說:“咱三人這五百元資金,就算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吧。”冼冠生聽了,這才連連點頭說:“承蒙三位梨園朋友提挈,我冼冠生一定把商店經營好。”

1915年,“冠生店”開張後,冼冠生把五百元資金全部用於擴大“陳皮梅”的生產,除了購置廠房、設備,還改進了手工操作的方法。我國產梅子的地方很多,但品質良莠不齊,冼冠生為了解決原料問題,跑遍了全國產梅子的地方。最後他認定浙江超山梅林的梅子核小肉厚,酸甜香醇,最適合製作“陳皮梅”。冼冠生正想與浙江超山梅林簽訂購貨契約時,薛瑤卿介紹自己的親戚一江蘇鄧尉梅林老闆來兜生意了。對方許下了種種優惠條件,冼冠生皆不為所動。他向薛瑤卿解釋了選用“超山梅”的理由,最終得到了薛瑤卿的認同。1932年,冼冠生還自己在浙江超山置辦了“冠生園超山梅林林場”,並且在山麓建造制梅廠,為冠生園“陳皮梅”幾十年長盛不衰打下了基礎。

民國七年(1918年),冠生店改名為“冠生園”。說起這個新店名還有一段故事呢。前面說過,“冠生店”是京劇名演員薛瑤卿、夏月珊、夏月潤三人資助五百元創辦起來的。那時“冠生店”又擴大資本,除薛瑤卿和夏氏兄弟各出資五百元外,還新加入鄭正秋出資的五百元。而冼冠生出資五百元,再加製作設備和店鋪作價五百元,只占了股份的三分之一,所以他提出再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冠生”作店名了,應該把四位股東的名字也加在新店名里。薛瑤卿聽後立刻就說:“格那能可以(滬語,意為‘那怎么可以’)!”冼冠生堅持說:“我冼某有天,全仗諸位鼎力相助,所以新店名要有這層意思。”這時,鄭正秋突然拍了拍腦袋說:“有了!不妨在‘冠生’後面加個‘園’字。”他進一步解釋說:“‘園’就是梨園。咱們四個都是梨園弟子嘛。”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薛瑤卿和夏氏兄弟的贊同。冼冠生也覺得這店名很妥帖,便附和道:“雖然香港有過一家‘冠生園’,但早已關門了。這三個字用來做我們的店名,既能體現合夥經營的意思,又能代表我的心意——冠生感謝四位梨園朋友鼎力相助。”

冼冠生說的是心裡話,這四位梨園朋友對“冠生園”太重要了。冠生園剛成立時,薛瑤卿看到冼冠生一個人忙裡忙外的,便說服兒子薛壽齡來冠生園給冼冠生當助手。薛壽齡原先在興華制面公司和開明房地產公司都擔任重要職務,他為人寬厚謙和,善於理財,與社會名流和金融界人士有廣泛的交往。冼冠生有了這樣的得力助手,辦起事更是得心應手,他讓薛壽齡抓財務和對外應酬,自己便集中精力搞經營。

“三本主義”冼老闆最講“本心”

“小販生利”是冼冠生的發家之道。他根據自己在新舞台提籃叫賣的經驗發展開來,招募了一大批小販加以培訓,然後以小販得三成、冠生園得七成的“三七分成”,讓他們到茶館、遊藝場和戲院等場所提籃賣。當時這些娛樂場所,都為幫派勢力所控制,這批身穿印有“冠生園”馬夾的小販想進去談何容易。於是,鄭正秋等人便親自出馬為其說項。當時,鄭正秋是上海明星電影公司老闆,與其他兩位老闆張石川、周劍雲,人稱“明星三駕馬車”。由於鄭的面子,“麻皮金榮”(青幫頭子黃金榮的綽號)控制的大世界、共舞台就為這批小販大軍打開了方便之門。

冠生園以後的幾次擴資,又是梨園朋友們利用自身人脈廣,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拉攏如《申報》的周瘦鵑、汪優遊和生生美術公司經理、著名畫家孫雪泥,以及實業界的張珍侯、諸宛明等,使冠生園的人氣像滾雪球一般飛速發展。從1918年到1925年的短短七八年間,冠生園從一家小店發展到擁有十五家工廠、門店和一千多員工的大公司,產品從單一的“陳皮梅”擴大到餅乾、糖果、罐頭食品,果露、果醬和西式糕點等共二千多種,年營業額達到170餘萬元,與“泰康”、“梅林”並稱為上海食品業“三巨頭”。

冼老闆有個習慣,每天上午都要去生產單位和商店門市部,檢查產品質量,了解銷售情況,下午回公司辦公,幾十年如一日,從不懈怠。冼冠生在經營冠生園的過程中,自有一套名為“三本主義”的心得。所謂“三本主義”,就是“本心”、“本領”、“本錢”。其中尤以“本心”最重要。“本心”是指員工要有事業心。冼冠生要求職工把冠生園當成一種共同的事業,同心協力,務期成功。他常教育職工:“人無笑臉不開店,決不做一錘子買賣”,把售貨員向顧客陪笑臉,視為做生意最起碼的條件。有一次,冼到河南中路冠生園第一支店檢查工作,見有位剛滿師的店員接待顧客時面不帶笑,便立刻責問其師傅:“為什麼給他滿師?”當即命該店員“學會笑臉相迎”後才可重新上櫃檯。

又有一次,靜安寺門店經理報告,一名姓冉的學徒不熱情待客,欲將其除名。冼冠生並沒有馬上批示,而是親自下去考察。冼發現該學徒做事勤奮,只是生性內向,不善交際。於是將冉調到了糕點工場學做糕點。冉某果然不負期望,成了著名的糕點師。

土法制勝同洋商一爭高下

冼冠生看到美國沙利文餅乾和日本糖果在上海食品市場上稱霸,就想與之較量較量。但當時冠生園剛成立不久,各方麵條件還不是很好,自忖也不是外商對手,想來想去,想出了用做月餅的方法來生產餅乾。在兩層薄薄的麵粉皮子當中,夾進碾碎的花生、芝麻、核桃仁和葡萄乾等,然後烘乾,就成了“夾心餅乾”。拿到各門市部試銷,居然大受消費者歡迎。“夾心餅乾”試製成功後,冼冠生又用同樣的辦法,製作“果醬夾心糖”。但糖不比麵粉,容易稀化。他經過多次實驗,終於把飴糖調整到一個適當的比例,不僅稀化的問題解決了,而且做出來的“果醬夾心糖”不粘紙留手,同樣受到了消費者的歡迎。

冠生園的“夾心餅乾”和“果醬夾心糖”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嚴重影響了沙利文和日商的經濟利益。於是沙利文和日本糖果商不約而同地刺探起冠生園的生產工藝來。殊不知,冠生園的這兩種暢銷產品,不是用洋機器,而是全靠手工土辦法製作出來的。那些外商還認為“冠生園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只得各買了一批冠生園的“夾心餅乾”和“果醬夾心糖”,送回國研究。

面對初步的勝利,冼冠生頭腦清醒。他並不滿足於用土辦法生產餅乾和糖果,而是通過上海機制工廠聯合會,分別向英國和德國定製了兩套製作“夾心餅乾”和“果醬夾心糖”的機器,並且在漕河涇建起了廠房。1935年7月25日,冠生園的這兩套洋設備正式投產,“夾心餅乾”和“果醬夾心糖”從此源源不斷地流向市場。

冠生園很會做廣告,廣告的範圍擴大到報刊、路牌、電影幻燈、車輛招貼、電台播音以及鐵路沿線的民房牆上等等,幾乎達到了“冠生園無處不在”的程度。這緣於它的老闆冼冠生是個“廣告迷”。早在“竹生居”宵夜店當學徒時,他就天天必看《申報》和《新聞報》,對那些構思巧妙、引人入勝的廣告更是看得入迷,甚至將其剪下來貼成一本本資料,平時一有空閒,就翻翻看看琢磨琢磨。幾十年下來,冼冠生競對廣告頗有心得。

冠生園成立後,冼冠生根據自己日益增強的財力,逐漸加大對廣告的投入。他做廣告也別出心裁。當年在吳淞口三夾水輪船進出必經岸邊,製作了六層樓高的大鐵架子,上面綴上“冠生園陳皮梅”六個鮮紅大字,坐船經過吳淞口的乘客無不驚嘆冠生園之氣魄。

1932年在漕河涇建造新廠房時,在屋頂上安裝了高達六米的巨型霓虹燈,夜裡光彩奪目。當時有位要好的朋友向冼冠生提出:“耗費如此巨資,得不償失。”可是有一天,這位朋友到杭州辦事,夜裡乘滬杭火車返回時,在松江車站就看到了璀璨的“冠生園”三個大字,不禁由衷讚嘆:“冼冠生真乃廣告天才也!”

促銷有術與當今如出一轍

冼冠生當年創造了不少促銷辦法,有的競與今天的促銷手段相類似。他招募業餘推銷員推銷冠生園的產品,這些業餘推銷員不入編制,不拿工資,靠薄利多銷,多賣多得。當時“陳皮梅”的零售價為三文錢一枚。業餘推銷員則可以二文錢一枚直接賣給消費者。業餘推銷員的報酬以銷售數量遞增,如賣掉100枚,可得三十文錢;賣掉二百枚,可得七十文錢;賣掉三百枚,可得一百三十文錢。這種跳過商業批發和零售環節的推銷手段,有點像現在的“直銷”;但冼冠生奉公守法,業餘推銷員銷售的產品,也一樣向國家納稅。

像如今在居民的信箱裡塞商品信息和促銷廣告的方法,當年冠生園就用過。冼冠生雇用了一些熟悉市場行情的“寫手”,編寫《冠生園商品信息》,同時附上“冠生園商品優惠券”,通過郵局寄給新老客戶。消費者憑優惠券在冠生園各門市部購買商品,可獲得九五折優惠。如是逢年過節,顧客購滿一定數量的冠生園商品,還可獲得多種優待券,如“冠生園一日游”、“冠生園超山梅林場二日游”、“冠生園食品品嘗會”等。

現在有些超市和大賣場發售的預售券,冠生園也曾有過。當年,冠生園出售一圓、十圓、五十圓等多種面額的購貨券。購券者可享受九五折或九折的優惠。持券人不但可在本市各冠生園門市部購貨,還可在外省市的分店購買冠生園食品。

冼冠生還很前衛地把兩輛冠生園的運貨大卡車繪上五彩繽紛的廣告,車身兩邊還裝有活動翻板。平時當運貨車用,翻下翻板,就變成活動商店的櫃檯,陳列商品進行交易。每逢上海公共場所有重大活動,或郊縣、城鎮舉行廟會,就出動“大篷車”,滿載貨物和營業員開赴現場,就地插起“冠生園”旗幟開張營業。由於這種新奇舉措,每到一處,都會吸引著愛看西洋鏡的顧客像潮水般湧來。

胡蝶剪彩賞月會傳為美談

每年漕河涇冠生園農場都要辦“食品質量評審會”,邀請各界人士特別是新聞記者,一起對冠生園食品評頭論足。不少記者都撰文介紹了這項活動和冠生園的食品,為擴大企業的社會知名度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934年,冠生園的廣式月餅,被評為全市質量第一。冼冠生包下了大世界的一個樓面舉辦“冠生園月餅展覽會”,請來股東中紅極一時的影星胡蝶剪彩,並拍了許多照片。其中有一張照片是胡蝶橫躺在紅氈毯上,一隻手搭著一隻特大的月餅模型,旁邊寫著“唯中國有此明星,唯冠生園有此月餅”。此照精印成宣傳畫,貼滿上海的大街小巷,一時傳為美談。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著名影星袁美雲也為冠生園月餅作過此類廣告。

1935年秋風送爽之時,冠生園又推出中秋水上賞月活動,向市輪渡公司包了一艘遊覽船。凡購買冠生園月餅十盒以上者,贈水上賞月券一張,顧客可憑券於中秋之夜上船邊賞月邊觀看文藝演出,由外灘水上飯店駛向吳淞口後折回。

1936年,冠生園又把賞月活動從水中移到了陸上,向上海鐵路局包下了中秋之夜的七節車廂,披紅掛綠,張燈結彩,妝飾成“賞月專車”,也是購滿十盒月餅即可上車。賞月專車從北站直駛青陽港鐵路花園飯店,遊客可在花園草坪上觀看演員和明星的表演,也可在湖上划船賞月,還有冠生園的各種食品品嘗。這三次賞月活動,讓“冠生園”三個字深入人心。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筆者也曾因購買冠生園月餅而獲得“中秋節游冠生園農場”的入場券一張。那是中秋節的前一天,我一大早從大世界南洋橋乘滬閔長途汽車來到漕河涇。在那兒我有幸見到了冼冠生。他約莫五十多歲,長得胖墩墩、福得得,個子不高,笑容可掬。冼冠生當時是作為老闆來歡迎我們這些參觀者的,他拱了拱手說:“歡迎各位貴賓光臨冠生園,請先到二樓看看我們的月餅生產。不過很抱歉,因為衛生關係,只能隔著玻璃看。”冼老闆說話語調平和,夾帶濃重的廣東口音。這時工作人員為我們每人送上了一碟切成小塊的月餅,同時又推出了一隻大玻璃櫃,冼冠生從工作人員手裡接過一根指揮棒,風趣地說:“冠生園做月餅的原材料來自五湖四海,揀最好的用。諸位不知有沒有吃過我們的火腿月餅?那火腿不僅是金華火腿中的蔣腿,而且都用的是中方(火腿上最好的部分)。”

支援抗戰西遷路上多危難

1937年,正當冠生園順利發展之際,8月13日淞滬會戰拉開了戰幕。冠生園裝了滿滿五卡車的食品,上前線慰勞抗日將士。然而,三個月後,上海淪陷。冠生園漕河涇農場變成日寇的軍營和養馬場,冠生園的許多門店都遭到日軍的洗劫,生產餅乾糖果的工廠也被焚掠,損失慘重。

冠生園成了帶頭內遷的企業之一。他們把罐頭食品廠的全套機器設備和物資,從水路運往武漢,然而貨船駛到半途被日寇飛機炸沉。百折不撓的冼冠生親赴武漢籌建罐頭食品廠,但武漢也很快被日寇占領。於是,冠生園罐頭食品廠被迫轉到湖南桃源縣山區,用當地的牛肉和黃豆,製成“黃豆牛肉罐頭”及餅乾、麵包等食品,繼續支援抗日前線。

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經濟上出現了畸形的繁榮。冼冠生決定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重振旗鼓。他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了多處房子,開設生產工場和銷售門店,將冠生園的特色產品陳皮梅、餅乾、月餅、糖果、罐頭食品等全部恢復生產,每個門店都增設粵菜館。賺來的錢,一方面用於擴大上海的經營業務,另一方面投向大後方,光是重慶一地,就建了多家食品廠和商店,還出資興辦了一所“南泉中學”。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冼冠生為總經理的上海冠生園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除在上海開設了37家工廠、商店、農場外,還在全國各地創辦了幾十家冠生園。這時,冠生園的事業也發展到了頂峰。

勞資同心冠生園闖過難關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政治經濟和消費對象發生了變化,冠生園作了一系列改革。首先,生產適銷對路的大眾化食品;其次,將銷售渠道轉向中百公司及供銷合作社,並且培訓了一批政治素質好、業務能力強的銷售人員,深入到全國廣大農村推銷冠生園食品,使業務平穩過渡到新社會,因而受到陳毅市長的稱讚。

然而,1950年美蔣“二六”轟炸上海後,冠生園由於攤子過大,冗員較多,營業所得,入不敷出,加上勞資糾紛不斷,幾乎陷於破產倒閉的境地。但冼冠生在全體職工大會上仍慷慨激昂地說:“我相信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只要勞資雙方精誠團結,同舟共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他的決心和自信,博得了全體職工的諒解和支持。

過了不久,國家經濟形勢好轉。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冠生園的業務又很快恢復發展。

1952年,冼冠生經過“三反五反”運動洗禮後,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冠生園建成新中國最大的食品企業時,卻因遭橫加指責,要其交代“五毒”罪行,他不甘受辱,自冠生園頂樓跳樓自盡,享年64歲。

人物年表

冼冠生,原名冼柄生,廣東佛山人,1887年出生於一戶小手工業者的家庭,幼年家貧,入私塾數月即輟學回家,15歲隨遠親舒竹生至其在上海開設的竹生居宵夜館當學徒,3年期滿後,成家並與妻子自設小宵夜館,因業務不振時停時開達7、8次之多,終因無力經營而停業。

1915年與人合辦冠生園,生產糖果、糕點、罐頭食品等產品,果汁牛肉、桔味牛肉、陳皮梅等零食,各種獨特香味的月餅馳名中外,一些著名產品還遠銷東南亞,此外還附設飲食部,兼營粵菜、粵菜點和廣東腊味,獨特的南國風味極為顧客所稱許。

1918年與薛壽齡將冠生園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柄生任總經理。

1933年他率各部門負責人到日本參觀訪問,得到啟發,回國後制出了杏華軟糖、魚皮花生等產品,他還僱傭外國技師製作了果醬夾心糖,這些產品在我國都是首創。

1929年他即以冠生作為自己的名字。

1931年分別在南京、杭州、廬山、天津等地建立分支機構,後在北京等地設立不少代銷店,在各分店所在地設立食品廠,在上海開闢有農場,在杭州種有大片梅林,作為梅子的原料,成為我國食品行業中產銷結合、工商一體、名列前茅的大型企業。

1937年,冼冠生到重慶設立分點,以重慶為中心發展業務,在重慶設立罐頭廠。隨後,冼冠生親赴各地選址開設分店,分別於1939年建成昆明分店,1941年建成貴陽分店、瀘

州分店,1943年建成成都分店。抗戰勝利後,冼冠生回到上海,繼續在上海冠生園主持生產。

1952年4月21日在上海自殺身亡(“五反”運動中,他被誣指犯有“五毒”,受不了逼供,從冠生園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

區志記載

冼冠生,原名炳成,祖籍廣東南海,出生於佛山,畢業於廣東廣雅書院。鏇來滬,在南市九畝地新舞台戲院門口設攤,自製自銷陳皮梅、牛肉干等小食品。

民國4年(1915年),與新舞台職工薛壽齡合夥在大境路開設食品店,沿用已倒閉的香港冠生園食品店店名,並以“生”子作商標註冊,冼炳成也由此改名冠生。民國七年,增資大洋3000元,擴大生產規模,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冼冠生任總經理。

20年代中期,五卅運動前後,提倡國貨,抵制洋貨呼聲日高,冼冠生積極參加愛國運動,並以“食品救國”為號召,團結同業。他還確定“揚己所長”、“人無我有”、“真工實料”的經營思想,促使冠生園蒸蒸日上,設總店與河南路棋盤街,建罐頭廠與局門路,並在全市熱鬧地段,增設分店、代銷店10多處,到20年代末,已與同業著名企業梅林、泰康成鼎足之勢。

民國19年又增資50萬元,遷總店與南京東路,並在漕河涇購地60餘畝,建造食品廠(今上海感光膠片廠廠址),引進德國、英國全套先進生產設備,於 民國24年投產,產品由糖果、糕點、罐頭、腊味等類增至300多種;先後在南京、杭州、天津等20多個城市開設分店。同時,開闢冠生園農場,有果園、牧場、豆棚瓜架、花木盆景、和金魚100餘缸;有望梅村、魚樂天、望雲橋、來蘇亭、菊徑、果園、綠蔭草堂八景(今已廢),因與康健園為鄰,亦供人遊憩。

民國26年八 一三戰爭爆發,冼冠生同仇敵愾,加緊勞軍生產,將麵包、光餅、鹹魚、醬菜等食品用卡車送往前線,慰勞抗日將士;馮玉祥為此揮毫大書“現代弦高”(弦高是春秋戰國時鄭國商人,有救國之功)四字,嘉獎冼冠生的愛國行為。同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漕河涇食品廠遭受嚴重破壞,在滬各分店,被日本侵略軍劫掠一空。抗戰勝利後,冼冠生重振基業,但實力已大為削弱。

上海解放後,冠生園重現生機,冼冠生卻於1952年“五反”運動中自殺。

行銷手段

2006年8月,中國品牌研究院首次公布了《中華老字號品牌價值百強榜》,這是第一次有機構對中華老字型大小品牌價值進行專業的評價和研究。而在這張長長的"百強榜"排行榜單中單單食品行業就占到了四分之一的數量,而在那眾多的食品商號中,位居榜首的則是一家名為"冠生園"的企業。

上個世紀初,老上海的報紙上、汽車上、馬路招牌上,到處都可見"冠生園"的廣告,而也許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上海人都還記得,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每到逢年過節,購買限量發售的冠生園大白兔奶糖總是家裏的一件大事,因為那時,各家串門拜年,若是在誰家茶几的果盤中發現大白兔奶糖總會讓主人覺得很有面子,而那一顆顆印著可愛的小白兔的糖果卻也不知是那時多少孩子的最愛。

1912年,冼冠生在南市新舞台戲院門口再一次設攤,每天晚上把正在日益發展的文明戲的觀眾吸引並轉化成自己的食客,他的食品終於開始打開銷路。冼冠生白天在自己的亭子間裡製作陳皮梅、果汁牛肉干,晚上就設攤銷售。由於他製作的食品風味獨特,價格便宜,加上一個“香港、上海冠生園”的商標包裝,深受顧客的歡迎,冠生園的食品生意越做越紅火,成為文明戲觀眾的看戲休閒食品。

1915年冼冠生與人合作,在南市終於正式創辦了冠生園,並擔任了經理。當時,上海的食品業已經有外商“沙利文”的糖果糕點,華商的泰康食品廠和泰豐食品廠,都以出產餅乾、罐頭為自己的特色。冼冠生看到市場上外商的“麥根太妃糖”銷路較旺,就組織力量仿製了國產的“奶油太妃糖”,其口味和質量與外貨相同,但價錢卻比外貨要低,所以國產的“奶油太妃糖”就以價廉物美贏得了市場。對華商的食品廠,冼冠生堅持發展自己的特色食品,把糖果、糕點作為自己的經營重點。為了創出自己的食品品牌,他在杭州的超山建立了青梅原料基地,超山梅子核小肉厚,比一般的核大肉薄的蘇州鄧尉梅要好,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梅製品的質量,使冠生園的陳皮梅很快就成為食品行業里的名牌產品。

1918年,冼冠生為擴大生產規模,將冠生園增資到15萬元,改造成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並在南市斜橋創建了食品工廠,改變了原來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同時,他還擴大了粵菜粵點品種的經營。1928年,冼冠生把冠生園開到了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上,他租下了原金城銀行的舊址,作為冠生園的總店。店的底層設門市部和飲冰室,供應冠生園的各種食品,還兼銷洋酒和土特產;二樓是飲食部,供應粵點粵菜,可以舉辦大小宴會,還附設了冠真照相部;三樓為餐廳雅座。冠生園的原址則改為冠生園老店,並在市區各地廣設分店,使營業額大大提升。

1931年,冼冠生又在漕河涇建立起新的廠房,生產飲料、餅乾、糖果、麵包、糕點和罐頭。同時還引進了成套的食品機械設備,使工廠的生產能力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原來的老廠則改造為專門生產罐頭食品的車間,產品有紅燒牛肉、紅燒雞、鳳尾魚、果子醬、油燜筍等名牌產品。所以,到1936年時,冠生園在上海就有總店1個,工廠3個,分店10個,成為一個工商聯營的食品企業,年產值在食品行業里超過原來的泰康等廠家,居第一位。

推動冠生園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冼冠生熟練的廣告技巧。冼冠生向來重視廣告的宣傳,在實踐中他總結了有關做廣告的“廣、大、小、活”的四條原則。廣是指廣告的宣傳面要大、要寬,凡報刊、路牌、電影、電台、車站、碼頭等都應該是冠生園的廣告發布地。大是指要做特大型的廣告,冠生園在自己的廠房上豎起過高達6米的“上海冠生園糖果餅乾廠”巨型霓虹燈廣告,在進出上海的吳淞碼頭豎立起高達3層樓的“冠生園陳皮梅”廣告牌,使進出上海港的旅客無不為巨大的廣告所吸引。小是指在報刊上不斷地發布活潑的小廣告,使冠生園這三個字不斷地映入人們的眼帘。活是指廣告的手段要靈活新奇。1934年冼冠生請出了著名的當紅明星胡蝶做廣告,她坐在紅地毯上,手搭著一隻碩大的月餅,照片的說明寫著:“唯中國有此明星,唯冠生園有此月餅。”結果,從未有過的明星效應帶動了冠生園月餅的銷售,出人意料的廣告技巧使企業的行銷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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