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與故事情節
農民出身的貧窮工人冉阿讓有一次看見姐姐的幾個孩子餓得直哭，於是去偷麵包，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他幾次越獄，被抓回來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結果為了一塊麵包坐了19年的牢。出獄之後，冉阿讓到處遭人白眼，沒有工作，沒有飯吃，他發誓一定要向社會復仇。這時，一個叫米里哀的主教感化了他，他決心行善積德，做一個好人。
他化名馬德蘭，在一個城市辦了個工廠，成為富翁。他為貧窮的人提供就業機會，給他們飯吃，給他們房子，他處處樂於助人，被市民們選為市長。這時，市里來了一個叫芒汀的姑娘，她原是農村姑娘，到城裡做工，被人誘騙生下一個女兒。她把女兒珂賽特寄養在一個旅店老闆家中，老闆是個惡棍，趁機敲詐她，芒汀被迫賣掉美麗的頭髮、漂亮的牙齒，又賣身當了妓女，最後貧困交加，病得奄奄一息，冉阿讓聽說後立即去照顧她，答應在她死後撫養她女兒珂賽特。這時，警察沙威正追捕失蹤多年的苦役犯冉阿讓，在馬德蘭市，他抓住了一個貧窮的工人，認為他就是冉阿讓，準備把他送進監獄，為了救這個無辜的工人，冉阿讓挺身而出，主動承認了自己的身份。他又落入警察手中，去監獄的路上，他設法逃脫了。
冉阿讓馬上找到珂賽特，帶著她躲在一個僻偏的修道院裡。多年過去了，珂賽特已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大姑娘，她和一個共和黨人馬呂斯相愛了。1832年，巴黎爆發了共和黨領導的起義，遭到七月王朝的血腥鎮壓，馬呂斯身負重傷，冉阿讓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下水道把他救了出來。這時，沙威混進起義者隊伍進行偵察，被抓住後判處死刑，由冉阿讓去執行命令，槍斃沙威，但冉阿讓卻把沙威放了。沙威在冉阿讓的高尚人格前羞愧難容，投河自殺。
珂賽特和馬呂斯結婚了，年輕人非常幸福。冉阿讓一個人過著孤獨的日子，最後他死在了珂賽特的懷裡。
小說人物分析
冉阿讓並不是一個抽象的人。從出身、經歷、品德、習性各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了勞動人民各種優秀的品質，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歷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裡掙扎與奮鬥的悲愴的史詩。
這種人道主義同情還推動雨果進行尖銳的社會批判。他把下層人民的苦難，明確歸之於“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他整部小說的目的，就在於揭露這種壓迫如何“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在《悲慘世界》里，與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時並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對黑暗的社會現實的強烈抗議。在這裡，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不僅是他同情勞動人民的出發點，也是他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尺度。
不僅如此，雨果還把人道主義的感化力量視為改造人性與社會的手段，小說中的卞福汝主教與後來的冉阿讓就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說中一個理想的人道主義的形象，冉阿讓後來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們身上不僅有無窮無盡的人道主義愛心，而且他們這種愛，還能感化兇殘的匪幫，甚至統治階級的鷹犬，並在悲慘世界裡創建了濱海蒙特勒伊這樣一塊窮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於是，人道主義的仁愛在小說里就成為了一種千靈萬驗、無堅不摧的神奇力量，這種近乎童話的描寫，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種局限。
這是高昂的民主主義激情的體現。誰都會注意到小說中對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運動與起義鬥爭的出色描寫與熱情歌頌。在整個西方文學中，我們還沒有見過有什麼作品象《悲慘世界》這樣，對一次革命起義作過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規模宏大，如此熱情奔放的描述，其畫面都是以壯麗的色彩、細緻的筆法繪製出來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著人民》那種輝煌的風格。作品的這一舉足輕重的部分，無疑給《悲慘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義的基調，其中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觀點，事實上也突破了人道主義的框架，彌補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這就是《悲慘世界》的四種素質、四個方面。就《悲慘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深廣與複雜而言，它無疑在雨果數量眾多的文學作品中居於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文學中，也只有巴爾扎克的巨著《人間喜劇》的整體可與之比美。對於它厚實的藝術容積，也許只有藉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一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