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介紹
許多人都知道煙臺制鐘歷史悠久，但對於煙臺是中國現代制鍾發祥地這一史實卻未必清楚。 那么，在上世紀初一個工業並不發達的小城市，何以能產生出在全國領先的精密製造業？
17世紀中期開始，廣州、揚州、蘇州、南京等地興起以家庭作坊為特徵的手工制鐘業。故宮鐘錶館里收藏的那些精美絕倫的蘇鍾和廣鍾，記載著那個時期的輝煌。然而，中國能工巧匠的高技能畢竟抵不過西方機械化的高效率。到了19世紀中期，隨著越來越多的洋鍾湧進國門，手工制鐘業逐漸衰敗。
鄞城制鐘工場
1906年，寧波人孫廷源、孫梅堂父子創辦了鄞城制鐘工場。1912年，工場遷到上海楊樹浦，建成“美華利造鐘廠”，仍靠手工制鐘。1915年，孫氏又在上海閘北天通庵鎮開辦建築時鐘製造廠，購置了部分設備，開始生產建築用鍾。
在同一時期，煙臺作為最早開放的北方港口商埠，具有創辦實業的天時地利條件。麵粉、罐頭、織布、火柴等製造工廠應運而生。1912年孫中山先生到煙臺宣傳“實業救國”時，曾稱讚“煙臺為北洋一大繁盛商埠”。
煙臺寶時造鐘工廠
1915年7月，在煙臺朝陽街南首的一幢平房門前，掛出了“煙臺寶時造鐘工廠”的牌匾。如果說“美華利”是中國制鐘業由手工生產向機械生產過渡的轉折點，那么“寶時”則是以機械生產為特徵的中國現代制鐘業的一個新起點。創辦人李東山當年不會想到自身這一舉措的重要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他本是“德順興五金行”老闆，從經銷洋鍾中得到啟發，決意要辦廠制鐘，謀取厚利。建廠前後，他以經銷商身份3次赴日本大阪鍾廠觀摩考察，暗中套取制鐘技術。外國先進的制鐘技術和生產方式開闊了他的思路。他出手不凡，首先投資兩萬五千銀元，購置廠房和設備。剛開業時只有沖床、車床16台，之後陸續添置。據1931年由山東國民政府實業廳編印《山東工商報告》中記載：“該廠機械為鏇床、鑽床、刨床、壓力機、機鋸、刨木機、銑床等，皆用電力為原動力，共八十三座，或購置德國或系本廠自造，共值洋三萬元，業已使用十六年矣 ”，足以證實“寶時”建廠時起點之高。
鍾廠開業後，一面生產一些五金產品以維持費用，一面購進洋鍾零部件進行組裝並配殼出售。同時以技師唐志成為主，對日本鍾進行研究仿製，掌握其中訣竅。經過兩年多技術準備，於1918年生產出第一批座式機械擺鐘，註冊商標“寶”字。初期生產的小批量擺鐘，只銷在膠東一帶。20年代初，抵制洋貨的愛國運動在全國此起彼伏。“寶時”不失時機打出“國貨”牌——每隻鍾附有《保用證書》，承諾“永遠保修”，注有“請用國貨”字樣。為了與日本鍾競爭，鍾廠一方面改進工藝，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另一方面不惜血本壓低銷價，將每隻鍾銷價由5元降到1元多，當打開市場後再恢復原價。用這種辦法“寶”字鍾先在膠東立足，隨後挺進華北和東北地區，並開始銷往南方大城市。1928年，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進入高潮，“寶”字鍾在膠東和東北市場上乘勝推進，最終將盤踞本地幾十年的日本“馬球”牌鍾擠出市場。
永康造鐘無限公司
1927年3月，從“寶時”分離的技術骨幹創辦了煙臺第二家鍾廠——永康造鐘無限公司。註冊資金出3600兩白銀，註冊商標“永”字。有了“寶時”基礎，“永康”開業伊始便輕車熟路，主要仿照西歐國家的掛鍾、台鐘款式進行生產，其產品水平與洋鍾並不遜色，一年後產量就達到1萬餘只，並開始出口到東南亞國家。
1928年11月，“寶時”與“永康”一起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國貨展覽會，“寶”字、“永”字牌鍾第一次在全國性展覽會中亮相。在當時國內機械制鐘業尚未成氣候的情況下，一個北方小城居然有兩家鍾廠能生產出敢與洋鐘相媲美的時鐘，令參會者驚訝，更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1930年國民政府工商部對“寶時”、“永康”的評價為：“以該各廠家出品，雖系仿造，但在我國實屬創舉，每遇國貨展覽會時，均佳評並頒發獎評獎狀，以示提倡而炙鼓勵”。有關報刊報導：“社會人士亦均以系國產，鹹樂購用。一時風聲所播，遍及國內外，貨物銷路，日漸暢旺，北達遼寧、吉林、黑龍江各省市，南至安南、緬甸、新加坡以及南洋群島各地。舉凡交通便利之地，均可銷貨。寶時、永康兩廠，每年出貨均達3萬餘架。”
德順興造鐘工廠
1931年，為了逃避按戶頭攤捐納稅，寶時造鐘工廠與德順興五金行合併，成立德順興造鐘工廠。此時鐘廠職工最多時超過500餘人，年產座掛鍾55000多隻。同年，“德順興”和“永康”再次參加了在瀋陽舉行的中華國貨展覽會，“德順興”被公認為“中國造鐘首創第一家”。 “九一八”事變後，“寶”字牌鍾在東北市場遭到封鎖，致使產品滯銷。鍾廠調整市場重點，在上海、南京、廣州、重慶等大城市加強產品推銷和廣告宣傳，建立分銷處，使南方市場的銷量劇增。在國內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國外進步華僑的愛國熱情也日益高漲，他們積極宣傳、購用、推銷國貨。“寶”字鍾遠銷到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洋群島國家，在那些國家名聲鵲起。
永康造鐘公司的經營理念更先進一些。投產不久便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大城市設立經銷處，並採用先貨後款的賒銷辦法聯絡許多商家為其代理。同時注重廣告宣傳，除了在報刊、電影院做廣告外，還印製產品樣本分送給豪商大賈和達官貴人。為了出口需要，專門註冊了“ＹＫ”（“永康”英文譯音簡寫）商標。1933年為“永康”的最好年份，員工達到300多人，年產座掛鍾５萬多隻。1934年，愛國將領馮玉祥先生到煙臺時，特意參觀了永康造鐘公司，並即興賦詩：“無論鍾，無論表，大家都說外國物件好。到煙臺看鐘表，裝置即輝煌，機件又靈巧，誰說國貨沒有洋貨好。”
其他
此間，盛利造鐘工廠、永業造鐘工廠和慈業造鐘工廠先後於1931年、1932年和1933年在煙臺開業，註冊商標分別為“盛”字、“業”字和“慈”字。這3家鍾廠的規模雖沒有前兩家鍾廠大，但它們藉助煙臺制鐘已形成的技術基礎和市場名氣，乘勢而上，各領風騷。盛利造鐘廠最高年產23000隻座掛鍾，永業造鐘廠最高年產座掛鍾3萬隻左右，均銷往國內各大商埠。
到1934年底，煙臺各鍾廠從業人員達到1050名，擁有設備290餘台，年產時鐘16餘萬隻。煙臺時鐘已是名噪全國各大商埠，在上海等地的報刊、電影院和繁華街道上，經常可同時看到“寶”字、“永”字、“業”字牌鐘的廣告。1934年和1936年，李東山先後投資在朝陽街南首興建了新廠房樓和“金城”電影院，其躊躇滿志可見一斑。這期間，各鍾廠不斷開發新產品——“德順興”研製出單、雙鈴鬧鐘和15天擺鐘；“永業”研製並投產了國內首創的掛式遊絲鍾；“盛利”研製出國內首創的落地式月球天文鐘。
當煙臺第六家鍾廠仁昌造鐘工廠在風雨飄搖的1937年開業時，煙臺制鐘業開始走向衰敗。“七七”事變後，戰火掐斷了鍾廠的材料供貨渠道和產品銷路。1938年日軍占領煙臺後，各鍾廠更是雪上加霜，從此一蹶不振。此是後話。
就在煙臺制鐘業鼎盛時的1932年，上海美華利造鐘廠在淞滬戰役中被日本炮火摧毀，從此未能復業。“美華利”的夭折，也折斷了它作為中國民族制鐘業標誌性的歷史。1933年12月由上海社會局編纂、中華書局出版的《上海之機制工業》中記述：“國內用機器製造時鐘者，當以山東之德順興造鐘廠為最早最大。該廠於民四（民國四年,即1915年，下同—引者注）開辦，……. 出品精良，極為國人所用。近年後起者，有永康、永業等廠。至於本埠同業以民四創辦之美華利為早，此外，民十九年有大中華鍾廠，亦專制掛鐘座鍾，但已於念年停工。至於美華利，則毀於一二八之役。”
其實，在二、三十年代上海除了“美華利”外，還先後開辦了幾家鍾廠，但可能因其大多夭折或蕭條，史籍里極少提及，卻對煙臺制鐘業大書特書。1934年12月由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纂的《中國實業志》第八編中記載：“我國製造時鐘廠極少，所有者大半集中於山東之煙臺，煙臺朝陽街朝陽胡同之寶時廠，為我國造鐘業空前之第一家……”。1947年出版的《上海之工業要覽》中記載：“國人用手工仿造者，始於粵東和江蘇的揚州，大都是座鐘。然用機器製造的，則推山東的德順興造鐘工廠為最早而最大……”。 引用中的刪節處,均是詳細記述了鍾廠的註冊資金、生產規模、所用設備、所耗原材料等等。
影響
在20世紀初葉的舊中國，一個沿海小城能產生並發展成影響全國的製造業並非偶然。它首先得利於煙臺的開埠之先，使煙臺人能較早接觸西方工業文明，興辦工廠者可借通商之便購進國外設備和原材料。其次煙臺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溫度和濕度非常適合木質鍾殼加工。天時地利之外，創業者的精明、務實、執著、敢為人先、善於謀劃等品質和高人一籌的技藝無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上海之機制工業》中在評價煙臺制鐘業後感嘆道：“制鐘廠先開者，非資本之難，實人才之難”。另外，他們以“實業救國”的宗旨精心打造國貨精品，是在那個特定年代裡必然受到國人擁護的重要原因。現存於鐘錶博物館里的“寶”字、“永”字、“盛”字和“業”字牌座掛鐘的鍾殼後身，都貼有一幅文字廣告，其中諸如“齊心愛國振興實業精造我國之貨勿用舶來之品”等字樣依稀可見。有的掛鍾索性在擺前玻璃上印著“請用國貨”4大個字。這種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特徵的時鐘，在那個時代的同類產品中是罕見的。
煙臺制鐘業的影響深遠還在於它把現代制鐘技術傳播全國。1932年德順興造鐘廠魯宣民、孫文庚等10多名技工在天津開辦了北洋造鐘廠；1934年德順興造鐘廠的劉玉秀、陳書祥在青島開辦了時辰造鐘廠；1935年德順興造鐘廠技術工人趙傳堯、徐寶任先後離職去瀋陽開辦了新明造鐘廠，在丹東開辦了大陸造鐘廠； 1943年德順興造鐘廠技工趙傳堯去上海與叢順滋、李志海等人開辦了忠眾造鐘廠；1944年德順興造鐘廠技工徐寶任去北京與徐華梅開辦了長城造鐘廠；1945年德順興造鐘廠的李典章、技師唐志成、唐紹祥父子等人去上海興辦了時民造鐘廠；1946年德順興造鐘廠的職員陳玉武又去天津開辦了華威造鐘廠。這些人推動了當地制鐘業的發展，使煙臺當之無愧地成為全國現代制鐘的發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