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說明我國自公元前三世紀到鴉片戰爭以前的學校教育的發展情況，著重評介了我國古代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墨子、孟軻、荀況、“學記”作者、董仲舒、王充、鄭玄、韓愈、張載、王安石、王陽明、朱熹、王守仁、顏元、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哲學觀點、政治思想、教育理論和教育方法。全書還分析了古代學校教育機構的三大類型：官學、私學和書院，闡明了古代學校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其主要特點。這部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本中國教育史著作，1958年曾被譯成俄文，在蘇聯出版發行。
簡介
全書的六章為：第一章“遠古時期的教育”，第二章“春秋戰國時期的學校和教育學”，第三章“秦統一到清鴉片戰爭前學校教育的發展”，第四章“秦漢魏晉八百年間教育學的發展”，第五章“隋唐宋明一千多年間教育學的發展”，第六章“明末清初先進的教育觀點”以及最後的結束語。從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敘述了中國從遠古時期到鴉片戰爭前學校教育的發展概況，從第四章到第六章(包括第二章中第二節到第五節)全面介紹了中國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主張(即書中所說的“教育學”)。
作者簡介
沈灌群(1908—1989)，著名教育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江蘇如皋人。青少年時代就立志向學，潛心苦讀，1932年7月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系，後留在中大實驗學校從事文史教學和實驗教育科學研究，並赴日本考察中等教育。1945年留學美國史丹福大學，獲教育學碩士學位，1946年轉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入研究美國、德國等國教育，1947年回國任復旦大學教授。1951年起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沈灌群教授早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即在進步教授的引導下，秘密閱讀馬列著作和進步書刊，追求光明。積極參加社會改革和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的建設工作。1986年，年逾古稀的沈先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自己長期追求的願望。
沈灌群教授治學嚴謹。在30年代，他就與人合編了《教育社會學通論》、合譯了《文納特卡新教學法》等書，並長期在大學講授《外國教育史研究》、《教育學》、《中國教育史》等課程。建國後，他曾參與擬訂教育部委託的《中國教育史教學大綱》；編著出版了《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版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教育》一書。同時，他與毛禮銳教授共同主編了建國後第一部中國教育通史著作《中國教育通史》(六卷本)和《中國教育家評傳》(三卷本)。這兩部書集結了國內有關專家的研究成果，代表了80年代中國教育史研究的新水平，向世界系統地介紹了中國教育歷史遺產。
主要內容
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之一。中國古代的教育和教育思想連綿數千年，它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和一定生活環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由於我們祖先很早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遠在四五千年以前就開始了有組織的教育活動，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教育家。沈灌群先生在《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的第一章“遠古時期的教育”，即分析了這一問題。在第一節“關於中國古代原始教育的傳說”中，對古代經籍中有關教育的記載進行了分析，指出，原始教育內容的主要特點是：①關於生產勞動技術經驗的傳遞；②關於戰爭的及逃避自然迫害的技術經驗的傳遞；③關於宗教的及音樂的禮節和技能的傳遞。對原始教育進行了全面的概括。在第二節“夏商周三代的學校和教育”中，作者通過從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及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在這三代已有學校出現的史論，“夏代學校，則有‘序’、‘校’、‘學’種種固定形式，人們就在這類機關中學習著文字，傳遞著生產勞動及戰爭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商代“學校有‘教’、‘序’、‘庠’、‘學’及‘瞽宗’等幾種類型，從商代文字發展水平來看，這些學校的存在，已經不再是傳說，而是可靠的歷史。”西周發展前代文化、科學和教育，出現了在大奴隸主國都所在地設立的“國小”和“大學”兩級的國學，如“射盧”、“辟雍”、“泮宮”等，作者認為，“西周學校教育，從地方到中央，從國小到大學，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包括了多方面的教育教學內容，並且有了書籍作為教科書。這一切不僅說明西周教育比商代進步，就公元前700多年以前，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水平來說，也很少能夠趕得上的”。將西周教育納入世界教育體系中去比附，突出了先秦教育優於世界各國的特點。這正如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普里戈津教授所言：“中國的思想對於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的範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這裡就包含了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
研究中國教育的歷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出其各種現象的歷史聯繫，從而告訴人們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必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的指導思想。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在分析古代教育的任何一個問題時，要注意把它放在當時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用歷史的態度去考察它。《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從書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每章的第一節基本上都是概述，分別敘述了各個歷史時期教育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文教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情況置於廣闊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中，這樣，不僅使讀者在未進入本章閱讀之前對該時期教育情形有大體把握，而且有利於理解每個時期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淵源與聯繫。例如在第二章中，第一節“春秋戰國時期的學校教育”就是這一章概述。它分兩點來總括全章要點和背景，第一點為“春秋戰國時期學校和教育學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書中分析，這一時期，生產工具的改進，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逐漸代替奴隸主的土地所有制，隨著新的封建經濟因素的萌芽和發展，引起了古代文化生活的變革，“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文化學術下移，禮流散於四野，社會上出現了“士”的集團和以羅致人才、培植自己勢力的專門養“士”的大師。這些“士”中，有許多是進步的思想家、詩人和學者以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他們反映了當時新興階級的利益和小私有者的要求，成為古代中國啟蒙思想的先驅者和先進的教育家，對古代思想以及教育學盡了前驅的作用。第二點為“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興起”，分析了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私學以齊魯為發祥地，很快向各地發展。作者肯定了私學產生的意義，認為“當時的私學，不僅推廣了學校教育，……，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政權下移的條件，並為以後2000多年的私學樹立了良好的風範，成為一般地主階級、商人、農民、手工業者，取得學校教育的主要場所。”並指出，“當時從事私學工作的傑出教師們，更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經驗，提供了寶貴的教育教學理論。”以上概述，為本章闡述孔子、墨子及其學派、孟子和苟況、“學記”作者的教育觀提供了明晰的背景，讀來順理成章、不顯單薄。這樣分析問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不是靜態的死去的歷史，而是動態的發展著的歷史，我們從中深刻地認識到了各家教育思想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局限性，也才可能對中國傳統教育理論的源頭有個科學的認識。
《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的特點之一是按歷史發展的演進順序來安排基本內容，使讀者易於閱讀和把握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縱觀全書，有兩條明晰的主線，一條是中國古代教育，主要是學校教育的發展歷史；另一條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也即是書中所言的“教育學”發展的歷史。
就第一條主線來說，主要是第一、二、三章的內容。在第一章中，分析了古代教育的起源和夏商周三代的學校和教育狀況。在第二章中，概述了春秋戰國時期學校教育的狀況：官學衰微、私學興起。這兩章都是略寫，而第三章“秦統一到清鴉片戰爭前學校教育的發展”則總結了整個2000年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發展的歷史，這個總結分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分析了2000多年間學校教育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主要特點。就社會歷史條件而言，作者分析道，從秦統一六國到清中葉鴉片戰爭爆發，2000多年間，社會政治經濟方面一直保存著封建的生產方式，一直是封建地主階級專制政權，因而，整個社會也就是非常緩慢地循著螺鏇式發展路線前進，這也就決定了2000多年間文化的發展相對的定型化，在文教政策上則反映出在歷代儒學占獨尊的地位，統治者通過選士——考試——科舉的手段，來選拔官吏，將知識分子納入讀書做官的樊籠，阻礙了學術文化和教育的進步。但是，儘管如此，2000多年來，由於勞動人民及知識分子的勞動，文化教育上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如漢字的統一及至簡化到成為全國通行的思想意識交流工具；如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和進步，這些都為學校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是對2000多年間學校教育發展的主要特點進行了總結，提出了三條特點：第一，封建等級的及部族歧視的特點。作者指出，封建社會官學體系中，享有受教育權利的基本上是封建貴族階層。如唐代中央官學中，規定高級貴族子弟入國子學，一般貴族子弟入太學，一般地主階級子弟只能入四門學。在少數民族統治的封建王朝，民族歧視也很明顯，如元代統治者就將全國人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設立不同的官學，在科舉考試上也實行民族歧視政策，蒙古人、色目人只需經兩場考試便可中進士，漢人和南人要經過三場難度大的考試才能入選，甚至公布考試名次時還要分兩榜。至於私學，封建等級性方面沒有突出的表現，但是，一些時期也出現了限制的規定，如秦統治者曾下令禁止入私學學習，北魏時期，曾下令禁止勞動人民上私學等等。第二，儒學獨尊的特點。這突出表現在孔子成為中國思想史上最被崇拜的偶像，唐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孔子也不止一次地給以崇高的稱號，如唐代封孔子為“文宣王”，宋代封為“至聖文宣王”，元代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代尊為“至聖先師”。清代尊為“大成至聖先師”。而儒家所提倡的三綱、五常、六經，變成歷代學校在進行教育教學工作時，奉行不變的教條。這一特點，在少數民族掌權的時代，仍奉行不渝，客觀上促進了儒學的發展。第三，為選舉和科舉服務的特點。漢代以後的歷代統治者，先後實行了選舉和科舉制度，作為選拔官吏人才的主要辦法，這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應試成了知識分子的主要出路。漢以後的歷代學校教育，逐漸地變成選舉及科舉的預備教育，學校教育的內容，完全拘泥於四書五經，學生學習局限於機械的背誦和經義問答、吟詩作賦，埋頭於空疏無用的學習之中。這樣，限制了教育和學生才智的發展，在西方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自然科學迅猛發展之際，中國在其文教政策的禁錮下，慢慢地落後了。
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三大特點，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下學校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本質作用，指出了中國2000年封建統治下教育的發展緩慢的原因。無疑是對中國傳統教育透徹精闢的分析。
作者還對中國2000多年間的學校教育機關進行了分類，認為“以設立人來分，略有官學、私學和半官半私的書院等三大類型，官學和私學是一直存在的，書院則是五代以後的產物。”①官學，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之分。作者分析了官學興衰發展的情況，指出官學一般是跟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及封建政權的強大而得到一定發展，也隨著階級矛盾或部族矛盾的尖銳與封建政權的微弱，或因所設官學不能符合統治者的要求而逐漸衰廢。作者認為，“兩千多年間，雖然經過很多王朝，官學發達時期，只有漢、唐、宋、元、明各代中的一個短時期，”並選取了官學中幾個典型的類型進行了分析：漢代的太學從規模、教學內容和學生素質上都堪稱一流，這樣的大學出現在二世紀中葉，“不能不算是世界教育史上一大奇蹟”；唐代的科技藝術專門學已發展迅速，門類繁多，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以及弘文館、崇文館等；明代的社學在教育史上獨具特色，這是統治階級在鄉鎮進行封建教化的主要場所，略具普及教育的意味。②私學，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歷史長久、影響巨大的一種學校教育機關。作者分析從漢到清的私學發展狀況，私學在不同時期呈現出的獨特特點。如漢代的私學，按學生不同的年齡分為啟蒙階段、專經的預備階段、專經階段。宋元時期的私學出現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系列的蒙學教本。私學的發展，填補了宮學教育的不足，使教育面向廣大勞動人民，但是，私學的呆板的教學方法和陳腐的教學內容，也束縛了教育和學生的發展。③書院，從唐到清，書院發展盛衰不一。從唐代的收藏書籍與校訂書籍的地方而發展到宋元明清之際講學授徒的學校，作者概括了書院的幾個特點：院址多在山林名勝之地；由洞主或山長主持院務；集體講解與個別研修相結合的教學方式。到清末，書院改為學校，結束了其歷史使命。
本書的另一條主線，是關於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闡述。中國歷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國歷代客觀教育史實在理論上的反映。中國古代教育思想，連綿數千年，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涵蓋面很廣的範疇，具有包容性、延續性和浸透性的特點。我國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載於《尚書·周書》中的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沒有系統化，是夾雜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中的，真正系統化、形成獨立體系的教育思想，還是從孔子開始的。《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的第二章中，則分析了孔子、墨子及其學派、孟子、荀況，“學記”作者的教育觀。春秋戰國時期是私學產生並發展的時代，孔子等私學大師的教育思想，包容了上古時代華夏族文化教育與夷狄族文化教育長期撞擊、融合而成的漢文化教育的豐富的實踐經驗，形成了長期主導中國封建社會思想意識領域的儒家思想體系。中國古代教育思想研究的主線貫穿於本書的四、五、六章之中，第四章“秦漢魏晉800年間教育學的發展”主要是儒家的哲學和教育學思想的延續，作者以“漢代孔子”董仲舒、唯物主義的思想家王充、傑出的教育家鄭玄為代表，介紹了這一時期教育思想發展的概貌。例如，在論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時，首先介紹了他的生平和思想，指出他提出的“三綱”，“六紀”、“五常”的倫理，正是孔子以來“尊尊”、“親親”階級等級關係的延長，擴大和神學化，他的“性三品說”正是折衷了盂軻的“性善”和苟況的“性惡”說。因而董仲舒不僅可稱之為“漢代的孔子”，而且他的教育觀點，在他的神學世界觀、社會政治觀和人性觀指導下，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又躍升到另一個境界之中。作者分析董仲舒的教育觀點，沒有面面俱到去分析，而是重點分析他對歷代封建統治下的學校教育影響最大的、由他倡導的文教政策：第一，獨尊孔子罷黜百家的統制思想政策，這一政策被漢武帶所採用，為中世紀一千幾百年封建社會長期居於統治地位，與歐洲中世紀由基督教占政治和文教的統治地位一樣，影響巨大。第二，興教化立學校以養士防奸的政策，董仲舒認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靡而奸邪並出”，而要提倡教化，則必須設立學校來養士。因而漢代的中央太學和地方癢序學校的興起和發展，無不與這一主張有關，客觀上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第三，選士貢賢以網羅人才麻痹知識分子的政策，董仲舒主張每年從各級政權管轄範圍內，各選拔賢能吏民二人，這種選士制度，面向了塞素有材的知識分子，擴大了選拔人才的範圍，在鼓勵人們學習和爭取教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在分析評介古代教育思想時，牢牢掌握馬列主義武器，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對古代教育家的思想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了積極因素，對消極和應批判的地方，鮮明予以指出。作者論述中明顯的特點就是以標題的形式概述一個教育家的思想本質，簡明活潑。如在第五章“隋唐宋明一千多年間教育學的發展”中所論述的幾位教育家：“文人之雄”的韓愈、進步的教育家張載、傑出的政治家王安石、“正統派”教育家的著名代表——朱熹、主觀唯心論者王守仁，等等，在前後的幾章中亦即如此。
作者在書中以馬列主義唯物思想觀統領全書，對教育家的唯物思想予以充分發掘和肯定。在第六章“明末清初先進的教育觀點”這一章中，作者著重介紹了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顏元、王夫之、戴震等人，並指出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政治上，反對封建壓迫與民族壓迫；學術思想上，反對空虛的宋學、佛家和道教思想與煩瑣主義的漢學，並在復古儒學形式下鼓吹民主思想與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在具體闡述這些人物教育思想時，也是牢牢抓住其教育思想的本源——唯物論觀。如在“卓越的唯物論者王夫之”這一節中，作者先分析了王夫之的哲學觀點和社會政治觀點，從王夫之身處的社會環境及他對前代唯物論著作和唯物思想家的批判吸收、接觸西洋科學等方面，影響他唯物世界觀的產生，具體到他的哲學觀點，則是他肯定物質世界是獨立存在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論基本觀點，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可變發展觀，這樣，在論述其教育思想之時，作者著重分析了其哲學觀影響下的教育觀——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個性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在教育方法上主“動”和重“習”，這些教育思想具有唯物主義成份，同現代教育學主張的教育要適應人的自然性發展、教育要注意學生的個性特點，教育要培養社會性人才等方面，具有一致之處。作者在這方面的挖掘分析，無疑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的。
全書的最後還有一個“結束語”，對全書內容以至對整箇中國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發展作了一個概略的小結，肯定了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一面，宏揚了中國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對其封建性和落後性也予以分析批判。
評價
《中國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書，以簡略的篇幅；勾畫了中國從先秦到清中葉2000多年間學校和教育思想發展的歷史，觀點鮮明，論述縝到精密。全書結構緊湊，前後聯繫嚴密，讓人讀來輕鬆明了。由於篇幅所限，對中國幾千年教育教學活動的豐富歷史，本書則不可能全面涉及，而且，相比來說，在學校和教育思想這兩方面，學校部分論述稍顯單薄些。不過，作為新中國第一部中國教育史專著，本書不失其鮮明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