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世界散文八大家:培根散文精選》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培根《散文集》里的58篇散文，我們選用的是曹明倫先生的譯本。《世界散文八大家:培根散文精選》第二部分選用劉慧和周英兩位老師的譯本，包括一篇關於謠言的散文、從《新工具論》中節選的“四假象說”、《古人的智慧》一書等內容。“四假象說”是培根哲學思想的核心組成，而《古人的智慧》是培根運用其經驗唯物主義思想解讀古希臘神話，揭示古人智慧以反觀社會現實的重要著作。這些篇章不僅表現出培根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是文筆優美的散文。其實，培根的其他著作，如《學術之進步》和《新亞特蘭蒂斯》，都包含不少思想深刻和文學價值很高的部分，是優秀的散文，很值得閱讀、欣賞和研究
編輯推薦
《世界散文八大家:培根散文精選》為柳鳴九主編的“世界散文八大家”叢書之一，它囊括了英國作家培根的隨筆精華，內容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語言簡潔，文筆優美，說理透徹，警句迭出，幾百年來深受各國讀者喜愛。培根是一位經歷了諸多磨難的貴族子弟，複雜多變的生活經歷豐富了他的閱歷，隨之而來的，他的思想成熟，言論深邃，富含哲理。
作者簡介
肖明翰，1977年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1982年秋赴美留學，就讀於俄亥俄大學英文系，1989年春獲博士學位；現為湖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和四川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教學和英美現代文學、英國中世紀文學、比較文學和美國南方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先後承擔兩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和多項省部級課題，並參與一項國家重點課題和兩項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課題；已出版《威廉·福克納研究》、《英語文學之父——傑弗里·喬叟》等學術專著4部，發表論文80餘篇，大多數在全國性重要刊物上發表，另有一些譯著譯文面世。當前主要從事英國中世紀文學的研究。
圖書目錄
總序：散文的疆界在哪裡
選本序：劃時代開拓者，警句式散文大師
論真理
論死亡
談宗教之統一
論復仇
談厄運
論偽裝與掩飾
談父母與子女
談結婚與獨身
論嫉妒
論愛情
論高位
說膽大
論善與性善
談貴族
論叛亂與騷動
談無神論
說迷信
論遠遊
論帝王
論進言與納諫
說時機
論狡詐
談利己之聰明
談革新
談求速
談貌似聰明
論友誼
談消費
論國家之真正強盛
談養生之道
說疑心
談辭令
談殖民地
論財富
論預言
論野心
談假面劇和比武會
說人之本性
談習慣和教育
談走運
論有息借貸
論青年與老年
論美
論殘疾
說建房
說園林
說洽談
談門客與朋友
談求情說項
談讀書
論黨派
談禮節與俗套
談讚譽
論虛榮
談榮譽和名聲
論法官的職責
談憤怒
談世事之變遷
論謠言
四假象說（節選）
古人的智慧
附：培根年表
序言
劃時代開拓者，警句式散文大師
◎肖明翰
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國傑出的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對近現代西方哲學和科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被馬克思稱讚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
培根於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倫敦一個顯赫家庭。父親尼科拉斯·培根是伊莉莎白女王的掌璽大臣；母親為繼室，是女王朝中權臣伯萊公爵的妻妹。她身出名門，乃英國重要清教思想家和英王愛德華六世老師安東尼·庫克男爵幼女，受過良好教育，很有才識，弗蘭西斯為其次子。
培根自幼聰慧過人，深受時人稱讚，連女王也戲稱他為“小掌璽大臣”。他12歲同哥哥安東尼一道進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其導師約翰·惠特格夫特（John Whitgift）博士學識淵博，後晉升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劍橋期間，培根開始質疑亞里士多德哲學和經院哲學，特別是那種以三段論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認為這種方法“無用”（unfruitful）。
1575年12月，培根離開劍橋，按父親設計，於次年6月進倫敦格雷法學院（Gray's Inn），為仕途做準備。然而，正式學習尚未開始，他又被安排隨英國駐法大使去了巴黎。在法期間，他遊歷廣泛，目睹了天主教會和改革派之間的殘酷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他未來對待英格蘭的政治和宗教衝突的態度。
1579年，父親去世，他回國奔喪，不久回格雷法學院學習法律。此後，他一生主要從事司法工作，於1582年成為律師，1586年被任命為法官。父親的突然去世實際上使他失去了未來在仕途上發展的靠山，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的命運。他由於排行第八（他父親與前妻另有三兒三女），為幼子，幾無繼承權，加之他生性慷慨又愛講排場，因此經濟往往拮据，甚至多次因欠債而遭拘捕。 1581年，他作為康沃爾波西尼選區代表入議會下院，開始涉足政壇。很快以其才幹、學識和辯才脫穎而出。他任議會議員約40年之久，但其仕途並不順利。他雖四處奔走，多方托人，終伊莉莎白女王一朝，也未獲任何重要職位。
由於無法從姨父伯萊公爵等權臣處獲得支持，培根轉而依附艾塞克斯伯爵。伯爵剛二十出頭，意氣風發，深得女王寵信。伯爵十分賞識培根的學識和才幹，積極為他謀求總檢察長和副總檢察長職位，但由於培根曾在國會帶頭反對女王為西班牙戰爭籌款而得罪過女王，所以都未能成功。作為補償，伯爵竟將自己的私產特威肯漢姆園慨然相贈。1601年，艾塞克斯伯爵謀反失敗，女王命培根參與審判，他十分盡責，因此背上賣友求榮的罵名。為此，他在1604年發文為自己辯護，但這個污點未能完全洗刷。
1603年，伊莉莎白女王去世，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繼位為英格蘭國王，即詹姆斯一世。培根命運終獲改變，其兄安東尼生前是詹姆斯的忠誠支持者是重要原因。培根給詹姆斯寫信，提醒國王“我那好哥哥對陛下”的“無限忠誠”。詹姆斯繼位當年，培根即與300人一道受封為騎士，不過因人數太多，他略感失落。此後，他的仕途頗為順暢，第二年就成為國王顧問。1607年，他被任命為副檢察長，6年後升任總檢察長。1616年，他在白金漢公爵的支持下，被任命為樞密大臣。1617年3月，他被任命為掌璽大臣，在父親去世38年後，終於重獲父親當年的職位。為此，他身著紫色袍服，凱旋般前往英國權力中心西敏寺。1618年1月4日，培根成為大法官。7月12日，他被授予維魯拉姆男爵（BaronVerulam）爵位，踏入貴族階層，並進入國會上院。
那些年，培根可謂春風得意。1621年1月22日，培根迎來六十大壽，廣受朋友慶賀，好友大詩人和劇作家本·瓊生也前來獻詩祝壽。5天后，他晉升奧爾本斯子爵（Viscount St.Albans），到達仕途頂峰。然而命運似乎與他開了個玩笑：就在他志得意滿之時，危險也正悄悄臨近。他的對手在暗中收集材料，準備一舉置他於死地。實際上，他們真正的目標是白金漢公爵，然而公爵勢力太大，一時難以撼動，因此他們把培根拋出作為替罪羊，試圖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3月14日，在新召開的議會中，有人在下院發難。3天后，案件移交貴族院，培根正生病臥床在家，但對指控已有風聞。24日，他正式收到所受指控的書面材料。對他的主要指控是貪贓枉法：作為法官，他收了受審人送的新年賀禮和其他人一些錢財。一開始，培根並不太在意，因為這樣的送禮當時十分普遍，而且他也不是私下收受。但對他的指控不斷加碼，收禮變成受賄，他終於成為160年來第一個在國會受彈劾的重要官員。30日，他承認受賄，但不承認枉法。5月1日，他被剝奪掌璽大臣之職；3日，判決下達：處4萬英鎊罰金，監禁於倫敦塔，從此不得擔任公職，不得進入議會，並不準涉足靠近王宮12英里的區域。值得一提的是，重要人物進出倫敦塔在當時是常事，以致議員們和官員將其戲稱為“我們的監獄”。判決下達時培根尚在病中，所以直到5月底，他才從泰晤士河上用船押送至倫敦塔，使他避免了穿街過巷必遭圍觀的羞辱。幾天后被國王釋放，罰金也被取消，但他的仕途也從此終結。
培根對整個案件的評價是：“我是50年來英格蘭最公正的法官，但這是200年來議會最公正的指控。”同他許多著名散文一樣，這一說法意義相當含混，但不無道理。一方面，他的確收受賄賂，但他也的確沒有在審案中徇私枉法。據學者們研究，由於當時王室政府經費困難，收受禮物或賄賂在當時極為普遍，以致成為許多官員的重要甚至主要收入。連詹姆斯國王也承認，如果“懲治所有受賄之人，我很快將不剩一個臣民”。塞辛指出：“現代學者對這個案件進行的一項全面而徹底的研究表明，培根相對來說是無辜的。”實際上，培根是當時民眾和王室以及各種政治力量之間劇烈鬥爭的犧牲品。培根在給國王的信中言辭懇切地指出了這一點，並預見到更大危機的來臨。不出他所料，這一鬥爭後來演化成20多年後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的革命運動。
不幸中的大幸是，培根現在終於能全身心投入他所喜愛的研究和學術活動。自青年時代起，培根就一直過著學者和官員的雙重生活，而且對二者都十分熱衷。他曾多年設法躋身官場，後又為加官晉爵竭盡全力，但同時他孜孜不倦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思想探索。他在兩方面都成就斐然；但在內心深處，他更感到自己本質上是一個學者、一個思想家，更適合學術研究和思想探索。他一生中多次表達了這種願望。比如早在1597年初版《散文集》的獻詞中，他對身體贏弱的哥哥安東尼說：“有時我真希望您的病痛能轉移到我身上，那樣的話，女王陛下就會有您這么一位精力充沛而富有才幹的人為之服務，而我也有理由潛心於我最適宜從事的思考和研究。”多年後，他又說，“就我本性而言，我知道我更適合手拿一本書，而非扮演一個角色。”但他無法抵制功名利祿和在政治上一展抱負的誘惑，他因此常感矛盾和痛苦。在受彈劾後寫的禱告詞里，他懺悔將上帝賦予的“才智”“誤用在我最不適宜之事”，“所以我可以真誠地說，在我人生旅途上，我的靈魂是一個陌路人。”
儘管不斷受世俗事物和官場衝突干擾，培根十分勤奮，筆耕不止，著述豐富。在丟官之前他已寫出或出版了不少文章著作，其中特別重要的有《散文集》第一、二版（1597年、1612年）、《學術之進步》（1605年）、《古人的智慧》（1609年）、《新工具論》（1620年）等。其中，《學術之進步》和《新工具論》是他未能完成的宏偉巨著《大復興》的第一和第二部，是他的代表作。愛默生曾將《學術之進步》讚譽為英格蘭“民族賴以顯示其智慧的主要書籍之一”。
1621年，受彈劾離開官場後，培根在生命中最後5年全身心投入他熱愛的學術研究，為後世做出比他在高位上遠為寶貴的貢獻。第二年，他出版歷史著作《亨利七世》和自然史著作《風史》。1623年，他出版《生死史》（此書與《風史》一道是他計畫中的6部自然史著作中的兩部）和大為擴展的拉丁文版《學術之進步》。1625年出版《散文集》第三版。這期間，他還一直忙於撰寫另外幾部自然史、烏托邦式科幻哲學小說《新亞特蘭蒂斯》和其他一些著作。
1626年3月底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在途經倫敦北郊時，這位一生提倡科學實驗的思想家突發靈感，要試驗冷凍防腐，於是不顧高齡體弱，下車向一位農婦買來一隻雞，將其剖開，用雪塞滿。他不幸因此著涼，被送到附近一座農莊，於4月9日在該處逝世。他因試驗而去世，象徵性地表明，他將一生獻給了他極力提倡的科學實驗。
培根生活在歐洲社會轉型期。西歐正經歷羅馬帝國解體以來最激烈而深刻的歷史性變革，不同社會、政治和宗教勢力處於極為複雜的矛盾衝突之中，以天主教為基礎的傳統意識形態已經失去昔日的權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合力正改變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各種新思想不斷湧現，許多傳統或者古老的思想被賦予新的意義而“復興”，成為解構傳統思想體系、打擊封建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思想武器。培根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思想十分複雜，文藝復興時代的新舊思想和各種矛盾大都集中存在於他身上。維克爾指出，“即使在那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他身上的矛盾也非同尋常”。儘管如此，他在本質上是一個破舊立新的思想革新者，極力推動歷史進步。
培根自視甚高，從青年時代起就有一個宏偉計畫，要徹底改造和全面復興人類知識，建立全新的自然哲學和知識體系。這個宏偉藍圖就是他未能完成的多卷巨著《大復興》。他認為，根據《聖經》，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初就賦予了人主宰自然的權力和能力，但亞當因違背上帝禁令在失去樂園之時也失去了對自然的控制。他的雄心就是要通過徹底改造人類知識和重組自然科學來研究自然並重新獲得人對自然的掌控。他將信仰和知識、神學和自然科學區分開，認為不能用神學的方法研究自然、社會和人類，而必須創立新的研究方法和建構新的科學體系，開創學術和歷史的新紀元。為此，他稱自己為新時代的“鳴鑼開道者”，愛默生也說他是“科學法則的制定者和深刻而充滿活力的思想家”。培根思想敏銳、學識淵博，為開拓新時代，為人類知識的“大復興”，他的研究不僅涉及大自然各個方面，而且深入到社會、人性、政治、宗教、歷史、道德修養、人際關係乃至修房建園等幾乎所有領域。他在31歲時就充滿自信地宣布：“我已把所有知識都作為我的領域。”但培根最值得稱道之處並非他廣博的知識，甚至也不是他那些充滿睿智的思想和觀點，而是他畢生提倡的“新工具”，或者說新方法。
自基督教成為西方世界的權威信仰體系之後，上帝和《聖經》就成為至高無上的真理，經歷代神學家闡釋的基督教教義和價值體系成為人們認識社會、自然和人自身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培根打破偶像，破除教條，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經院哲學式思維，極力提倡一種建立在對客觀世界的直接觀察之上和以實驗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當時的歐洲具有革命性意義。更重要的是，培根不僅僅從理論上系統闡釋這種新方法，而且在其所有著述中，把它運用於對自然、社會、倫理道德、日常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研究。在哲學領域之外，培根著作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散文集》。而這部著作最值得稱道之處也許並非裡面大量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甚至不是其中充滿睿智的深入分析，而是對他所提倡的新方法的絕妙運用。
《散文集》是培根生前唯一出過三個版本的著作，他甚至將第三版譯成拉丁文，期望它獲得更多讀者並流芳百世（拉丁文版在1638年出版）。他在《散文集》第三版獻詞中宣布：“只要世上還有書籍，我確信（這些散文）的拉丁文（此乃所有人之語言）版就不會消失”，足見他對這部作品之重視和充滿信心。然而與作者預言相反，並非拉丁文版而是英文版《散文集》廣為流傳，“在隨後三個世紀裡影響著英語國家（和歐洲）的文化”。
《散文集》歷經三版，其數量、內容、涉及面和所體現的智慧和洞察力都隨培根年歲的增長、閱歷的豐富和思想的發展而不斷增加、拓展和升華。《散文集》三個版本分別出現在他急於涉足官場卻累遭挫折、任副總檢察長後不斷遷升、已歷經世事沉浮後賦閒在家這三個他人生中的關鍵時期。在很大程度上，《散文集》的“成長”記錄並表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軌跡和思想發展。
1597年版《散文集》雖然只有10篇相對來說比較短小的散文，售價僅為20便士，但立即產生了很大影響，其讀者甚至包括當時許多著名人物，如莎士比亞、瓊生和鄧恩。這個集子隨後在1598年、1604年和1606年3次重印，可見很受讀者歡迎。1612年版包括初版中9篇（其中第八篇《談榮譽和名聲》未收入）和新增加的29篇，共38篇散文。1625年版在第二版基礎上增加19篇新文，並把《談榮譽和名聲》也收入，一共58篇。除了新增文章外，後來的版本還對以前的文章進行了不同程度甚至較大幅度的修改。
為什麼將這些文章稱為“散文”（essays，也可譯為隨筆），他在為1612年版原來寫的獻詞中有所說明。培根說它們是“一些短小隨筆（notes），寫下它們並非為好奇，而是具有深意，我把它們稱為散文。這個名詞剛出現，但這體裁很古老，因為塞內加寫給魯基里烏斯的書信集，如果我們留心的話，正是這種散漫式思考的議論（dispersed meditation），它們雖然是以書信形式表達”。他說這個名詞剛出現，是指法國的蒙田不久前出版了以“散文集”命名的集子。蒙田的散文和塞內加的書信之間一個主要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就某一主題，比如友誼、時間等，從不同方面用優美文筆表達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觀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培根把自己“隨筆”性質的文章稱之為“散文”。實際上，從形式到內容，他的散文同前面兩人的作品大為不同。特別是他在1597年出版的10篇散文，與塞內加和蒙田的文章更是相去甚遠。
培根與塞內加和蒙田在散文寫作上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突出地使用了一種警句（aphorism）的形式和風格。任何讀過培根《散文集》的讀者，都不可能不發現並讚嘆其中大量語義雋永、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在這方面，1597年版最為明顯。在很大程度上，該版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一系列警句式的小段落組成，它們是關於同一主題的不同方面的真知灼見。但作者基本上沒有對這些警句進行闡釋或發揮，更沒有用分析或其他方法把它們整合成意義連貫邏輯清楚的統一體。相反，這些段落還用分段符號分開，似乎在有意凸顯它們之間邏輯上的不連貫。這樣，每一篇散文看起來都像是數量不等的警句的集合體。比如，培根散文中的名篇《論學習》是該版的開篇之作，該文包括8個警句式段落，用7個分段符號隔開。這些段落後來全被收在經過較大擴展的1625年版中，比如“讀書可使人充實，討論可使人敏銳”、“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透”等，都成為最廣為流傳的警句。雖然後來的版本去掉了分段符號，對前面版本的文章進行了程度不同的修改和充實，而且也在有些警句之間添加了一定連線性話語和例證，但這種警句形式和風格大體上得以保持，並被運用到許多新增篇章之中，成為培根散文一個特別突出的本質性特點。因此，要真正理解和欣賞培根的散文，就必須首先把握他關於格言警句的獨特觀點和對警句形式的創造性運用。
在著述中大量使用警句格言自然不是培根首創。據學者們研究，這種情況在文藝復興時期十分普遍。斯特恩指出，文藝復興“顯然是法則和格言的全盛期”。這種狀況其實揭示出文藝復興的一個深刻悖論：需要權威來顛覆權威。本來，文藝復興人“復興”古典文化並非要回到過去，而是將其用作思想武器來顛覆現存秩序，推動歷史向前發展。格言警句是歷代人們智慧的結晶，很有權威，文藝復興思想家們大量運用格言警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藉助其權威來對付當時的權威思想體系，如培根所說“將其用來服務於現實”。
文藝復興時期是英格蘭歷史上流傳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時代，而培根則是為後代留下最多格言警句的思想家。他蒐集和創作了大量警句，把它們寫在筆記本中，並廣泛運用到包括《散文集》在內的所有著作里，而《新工具論》就是直接以警句形式寫成。在初版《散文集》之前，他就已經寫出一本《法律格言》，並在其“序言”（寫於1596年）中初步表達了對警句和警句式寫作形式的獨特看法：“用一系列獨特而不連貫的警句來表達知識，的確能給予人的才智更多騰挪跳躍的空間，使之能更有成效和多方面運用。”培根所用警句主要來源於醫學、法律、《聖經》和歷代思想家等許多不同傳統，它們是各領域千百年來人們智慧的結晶。但培根並不僅僅是繼承前人智慧和發揚這一傳統，像他那雄心勃勃的《大復興》一樣，他用他所提倡的科學實驗方法，對格言警句這一獨特形式進行創造性發展和運用。
在談到格言警句時，培根說，在古代，當人們發現“任何從觀察得來的知識有益於生活，他們就會收集起來，用隱晦的格言或寓意式的警句來表達”；而這種“從具體事物中獲取的鮮活的知識最易於返回到具體事物”。對於培根，格言警句的真正意義在於它們是人們對自然、社會、人和具體事物細緻觀察和深入思考的結果，所以它們不是抽象的教條，更非一成不變的“終極真理”，而是人們進一步考察自然和社會的引導和“材料”（data）。我們不能對其盲目崇信，而應該將其“返回到具體事物”，在運用中根據實際情況對它們進行考察、檢驗和修正。比如在散文《論愛情》中，他在給出“高貴的心靈和偉大的事業均可抵禦這種愚蠢的激情”這個警句之後，立即用兩個實例來對其修正，並指出“由此可見，似乎愛情不但能鑽進無遮無掩的心扉，而且（偶爾）還會闖入壁壘森嚴的靈台，如果守衛疏忽的話”。也就是說，“高貴的心靈和偉大的事業”並不一定能抵制愛情。在《論復仇》里，他引述“基督要我們寬恕仇敵的教導”，但隨即舉出為愷撒報仇等三個歷史上著名的例證來證明可以報“公仇”，而且說“報公仇多半會為復仇者帶來幸運”。如此運用實例或生活現實來修正廣為接受的觀念在其他許多散文，如《論真理》、《論善與性善》、《論友誼》、《論復仇》、《論嫉妒》、《論虛榮》等篇章里，也都十分突出，充分表現出他尊重事實的思想和方法。
關於格言警句和警句式寫作，培根還有大量精闢見解。他說：“闡釋性話語被砍掉、例證的說明被砍掉、連線和順序話語被砍掉、運用性描述被砍掉，所以警句中所剩全是實實在在的觀察結果（observation）”，因此“只有那些思想睿智且有根有據之人”才“敢於撰寫警句”。最有意義的是，培根把警句作為寫作方式，把許多警句或者警句式段落、權威的引言、歷史事件或人物，以及大量含義豐富的各種例證直接並置在一起，“砍掉”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繫，在散文中創造出一種與現代主義詩歌多少有點相似的“碎片”風格。愛默生說，培根的作品具有“碎片性”，猶如“沒有用灰漿黏合在一起的散沙”。在培根的許多著述中，這些“碎片”由於沒有受到邏輯闡釋的強力整合而具有一定象徵隱喻的特點，如同在詩歌里一樣，可以從不同角度解讀，含有豐富的多重意義。里特認為，培根的散文與“17世紀詩歌的手法有內在聯繫”，因此應該像閱讀鄧恩的玄學派詩歌一樣閱讀和理解培根的散文。培根不僅是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他的寫作風格，特別是他對警句形式的運用，反映出他詩人般的形象思維，難怪一直有那么多人認為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出自他的筆下。
對於警句的性質和警句式寫作風格如此闡釋也許是培根在寫作方面最具獨創性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對人們閱讀和理解其《散文集》極有意義。《散文集》中有一些篇章，比如關於修房建園的那些實踐性很強的文章，層次分明，條理清晰，生動具體得令人讚嘆。然而，集子中更多的文章卻並非如此，它們程度不同地具有作者所說的警句式寫作風格。《論真理》是英語散文史上的名篇，它是培根為1625年版所寫的後期之作，將它放在卷首，足見對其重視。這篇散文體現了警句式風格的本質和幾乎所有特點。
如果說《論真理》這篇提綱挈領的文章還主要是培根對人的一般性思考的話，那么後面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說是把人作為社會或政治、宗教、家庭、道德個體從某一特定方面進行具體入微的觀察，研究“人在做什麼”。因此他的許多文章，比如，《論偽裝與掩飾》、《論嫉妒》、《論狡詐》、《論高位》、《談求情說項》等，都入木三分地描述了生活中，特別是官場上人們屢試不爽的各種權謀伎倆，可謂詳細的做官指南或英格蘭的“厚黑學”。因此在他所有著述中，《散文集》“總是最被人誤解”。愛默生評論說，“在那些天使般論述的間隙中”我們會突然聽到撒旦的“卑劣和狡詐”。
其實，培根是在遵循他關注“人在做什麼而非他們應該做什麼”這一基本理念，把自己對人的所作所為的觀察和思考儘可能用充滿睿智的警句式寫作客觀地表達出來。也正因為他從實際出發，而非盲信教條，他甚至從惡中也看到益處：“惡性是極大的人性之誤，但卻是造就高官大員的最佳材料；正如彎曲的木材適宜造需顛簸於風浪的船舶，而不適宜造需巋然不動的房屋”（《論善與性善》）。培根在這裡不是在諷刺，而是在談真實看法。博克斯認為，培根這是“把個人道德從屬於公眾道德”，而這“並不意味著以生活進步的名義把道德犧牲掉；相反，它進一步發展了在《大復興》里提出的關於公眾生活比個人生活具有更高價值的論點。”正是從這種價值觀念和現實出發，培根在《談追隨者與朋友》里說：“在人心不古的年代，積極行動（active）者比才智出眾（vinuous）者更為有用。”即使像被基督教譴責為“七大重罪”之首的虛榮，他也認為“虛榮心對軍人來說必不可少”（《論虛榮》）。
當然，他觀察和思考的對象不僅是社會和他人，也包括他自己、他的所作所為和他靈魂深處的方方面面。許多學者都指出他著述中有不少自傳性信息，而且他的著述中留下許多自省的言論。其實，正如博溫所說，如果沒歷經世事滄桑、宦海沉浮，“他如何寫得出像《談厄運》、《論嫉妒》、《論狡詐》、《談復仇》、《談世事之變遷》’這樣的文章？同樣，如果沒有長期為仕途鑽營和被朋友出賣的切實體會，他又如何能寫出“少有追逐高位者不在其雄圖大略中雜以陰謀詭計”（《談貴族》）和“世間少有真正的友誼，而在勢均力敵者之間這種友誼更罕見”（《談門客與朋友》）這樣的格言？
培根用科學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睿智觀察自然、社會和人類，也同樣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審視最深層、最隱秘的自我。他在1625年版的獻言中說，這些散文“直面人生並深入靈魂”，歸納出人性的善惡和複雜。他對人的觀察和對人性的揭示超越了個人和時代，具有特別的深刻性和普遍意義，使所有時代的人們在讀到他那些真知灼見時都會引起切身的體會和震撼，使所有國度的讀者都獲得心靈的啟迪和引導。
正是因為培根散文這種異乎尋常的意義，我們推出這本《培根散文精選》。本選集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收入培根《散文集》里的58篇散文，我們選用的是曹明倫先生的譯本。培根《散文集》已有多種譯本，曹先生譯本除意義把握準確之外，在行文上也更接近培根風格。當然，如同所有譯本一樣，曹譯本也有個別值得推敲之處。如《談宗教之統一》一文中，曹先生將警句“all colors will agree in the dark”譯為“在蒙昧之中，形形色色的宗派均可和平相處”，意思不錯，但似乎更像按語境解釋，祛除了警句的生動性和潛在的多重含義，不大符合培根的警句寫作風格。
本選集第二部分選用劉慧和周英兩位老師的譯本，包括一篇關於謠言的散文、從《新工具論》中節選的“四假象說”、《古人的智慧》一書等內容。“四假象說”是培根哲學思想的核心組成，而《古人的智慧》是培根運用其經驗唯物主義思想解讀古希臘神話，揭示古人智慧以反觀社會現實的重要著作。這些篇章不僅表現出培根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是文筆優美的散文。其實，培根的其他著作，如《學術之進步》和《新亞特蘭蒂斯》，都包含不少思想深刻和文學價值很高的部分，是優秀的散文，很值得閱讀、欣賞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