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圖三段警備制是指總督府在統治初期，採取的一種警備制度。總督府依治安情況，將台灣全島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三種區塊。危險區塊派遣軍隊駐守，不穩區塊由憲兵守備，平靜區塊由警察負責。但是此制度並未對日治時期初期的武裝游擊抗日發揮太大效果，總督府隨即改採鎮撫兼施的策略，而憲兵主要職務改為討伐“土匪”（指抗日民眾）。
歷史背景
三段警備法，1897年台灣日治時期於台灣實施之特別法，該法制定實施者為台灣總督乃木希典。
1895年，日本及其政府開始治理台灣，但直至始政兩年後的1897年，台灣各地治安狀況仍未能完全綏靖，三段警備法之制定實施，即為有效改善台灣治安所設定。
因為六三法授與台灣總督自行於台灣訂定特別法之權利，因此三段警備法並毋須經日本國會通過。而根據三段警備法實施的三段警備制，主要目的為壓制台灣自1895年就不間斷的武裝抗日活動，也屬於保甲制度之一。
歷史由來
日本占領台灣初期，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任後，於1897年6月提出所謂“三段警備法”，把全島劃分為3個地域，分
三段警備制的提出者 乃木希典別警備。一等地是“武裝反抗最為厲害的山地地帶”，由軍隊及憲兵警備；三等地是“抗日擾亂較少的平地街莊”，由警察警備；二等地是“介在兩區域的中間地帶”，由憲兵及警察共同戒備。同時，在總督府內撤銷軍務〖JP3〗局，增設民政局，作為最高警政機關；另設地方警察署代替憲兵，組織保甲制度，作為警察制度的輔助。
“三段警備法”的實施，實現了由“軍警察 ”到“官警察”的轉變。三段警備制度的推行，雖然把散在平地村莊的抗日力量趕入內山，然而軍隊要封鎖內山，須將兵力分散各地配置，從而無法發揮軍隊的集團行動，所以實施後的效果極微。而且二、三等地間的警察事務，本分由憲兵、警察平等掌管，但雙方往往惹起許可權爭執而變得消極，這間隙遂為台灣抗日義民所利用。因此，這一制度只實行了一年多的時間便被廢除了。
著眼點為有效改善台灣治安的三段警備法，其主要精神乃是依據台灣治安現況，畫分為一等區、二等區，及三等區共三區域。
一等區為反日或抗日分子活動最活躍的台灣山區，也屬於治安狀況惡劣者。劃分一等區者，其治安維持由日本軍隊組成的台灣守備混成旅團負責。
二等區為介於一、三等區中間的灰色地帶，該區域由日本憲兵負責警備。
三等區為平埔族或漢人居住的平地街莊，由日本警察官吏負責治安警備任務
制度廢止
1898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之後，看光靠高壓政策解決不了問題，便轉趨溫和，於是廢棄三段警備機
三段警備制的廢除者 兒玉源太郎構，把警察權從軍隊和憲兵手中集中到警察機關，使警察機關的指揮系統更加分明確實，使警察的權力建立起綜合而迅速的活動基礎，從而實現了較為全面的警察政治。三段警備制的實施，並未能如預期那樣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問題更為嚴重。
首先，管區的劃分是三段警備制的依據，但是，“屬於極為平靜而無土匪之擾之地，卻往往被劃為憲兵管區，土匪劫掠尚未絕跡之地，反而被劃為警察管區。”後藤新平認為，這種的情形，應歸罪於管區劃定時欠缺商量，“其最大的原因，是三段警備制自始就是一項不合理的制度。”
其次，三段警備制雖然意在明確軍、警、憲的任務，但在特定地區，憲兵仍擔任一般的行政事務。這樣的作法，不僅有礙於行政的普及化，相鄰地區也會發生事務處理上的分歧，造成行政工作難於統一。何況憲兵並無行政費用可供用於警察事務，其要執行行政警察任務，自然有其困難。
第三，從統治效果來看，“將權力分給軍隊和警察，其結果是造成島民必須侍奉二主，警察業已許可的事項，憲兵方面卻要予以處罰；軍隊命令的事項，縣知事卻毫不知情，此等情形，頻頻發生，民政與軍政相互混淆，是為領台以來統治失敗的淵源。”
此制度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達到軍、警、憲三股力量的相互協調，反而令各方怨聲一片。竹越與三郎在《台灣統治志》中明確指出：“這三股勢力之間的衝突，並未獲得調和。其中，警察乃人民安全的保護者，其手足最須伸展卻伸展不出，每每為了軍隊、憲兵之故而處境艱難，其受的痛苦最大，處境甚為可憐。曾有一知情者對我言，警察官經常為了軍隊和土匪而疲於奔命，根本無法致力於民生保全之日常業務，身邊縱有罪犯，亦無機會發現。衣著污穢，長劍、槍械雙掛一身，枯稿的容貌顯露出疲憊的神情，看其東奔西走的樣子，余以為無法獲得土人的信賴，應非偶然。”
以三段警備法為源所實施之三段警備制，於台灣實施之初，曾有效消滅抗日活動，並將反日人員阻絕於台灣山區，惟三等區劃分不易，軍警憲治理區域無法明確區分，因此自1898年2月乃木希典辭掉日本總督後，三段警備制隨即被廢止取消。
制度修改
1898年6月1日，台北縣知事村上義雄、台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台中縣知事木下周一，聯名給總督兒玉源太郎提交了《三段警備意義的見解書》 ，列舉了三段警備制不好的五大理由：一曰防礙民政統一及運作；二曰憲兵與警察素養不同，憲兵軍事上有長處，但作為行政警察不妥；三曰憲兵沒有警察費用；四曰在地方行政上憲兵從事警察事務有“隔靴搔癢”之感；五曰管區畫定困難。
這些都增強了意欲廢止該制度的新總督和後藤民政長官的決心。兒玉雖出身於武官，但對警察和軍隊的屬性及區別心知肚明，他甚至認為，良民甘願淪為“土匪”，為政者需要進行反省，以軍方為中心的討“匪”之策，當負一半的責任。這表明他對以前的統治進行了反思，認識到要妥善解決台灣的“土匪”問題，除了招降策略之外，還需要佐以警察力量，調整的第一步，就是必須排除軍方對行政事務的干涉，確立民政部門在總督府的主導地位。
兒玉首先以對後藤新平個人的絕對支持，來削弱軍方的力量。後藤新平曾在渡台三個月後的慶賀宴會上，與軍方官員發生肢體衝突，兒玉全力支持後藤，表明對後藤的絕對信任。此事件純屬偶然，但卻成為排除軍方勢力，提升文官地位，確立民政主義的一個契機。
1898年6月，以敕令第106號對《台灣總督府官制》作了修改，將舊制中的民政、財務兩局合併，提高民政部的級別，設定民政長官和參事長官。民政長官由後藤新平擔任。此次改革顯然是有意強化統合民政部門的權力，以期在民政事務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同時，以敕令第107號修正了《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章程》。此次修改，最令人矚目的就是此章程第一條第二項之內容：“陸軍幕僚參謀長及海軍參謀長限議案涉及軍事之場合，參與議事。”此條款的作用，在於將軍方的影響力限制在其本職上，避免其干涉一般行政事務，使民政長官可以放開手腳拓展民政事務。
在制度層面排除了軍方對民政事務的干涉之後，開始逐步廢止三段警備制。同年11月以府令第102號，先將台中縣下的三段警備制撤除，將警察及憲兵的管轄區進行了變更，開始將警察的管轄權全部歸到辦務署管轄。同月，又以府令第107號將宜蘭廳的三段警備制廢止。1899年1月，以府令第1號將台南縣、4月，以府令第28號，對台北縣的三段警備制進行改正。至此，三段警備制全部被廢止，全島皆劃歸為警察行政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