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宗五姓

七宗五姓

漢隋時期是郡望身份制的社會,郡望世家大族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貴的世家大族中有五個姓氏最為尊貴。即隴西李氏(今甘肅省東南部)、趙郡李氏(今河北趙縣)、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縣、深縣、饒陽、安國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縣)、范陽盧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帶)、滎陽鄭氏(今河南省滎陽市)、太原王氏。其中李氏與崔氏各有兩個郡望 宗族。所以稱之為七宗五姓、五姓七望 或五姓七家。

七宗(又稱七望)

李氏

李氏分為兩大支。

隴西李氏源自於顓頊孫皋陶之後,世為理官,到了周朝時文化名人老子李耳是孔子的老師。其後是秦國的司徒李曇長子隴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瑤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孫李信為大將軍,封隴西侯。其子孫飛將軍李廣是漢朝時的重要人物。魏晉時期,隴西李氏在亂世中興起,西涼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國主。南北朝時隴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斷,門第高華,與趙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陽盧、滎陽鄭、太原王並為中原五大高門士族,到了唐高宗時頒布法令禁止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隴西李氏到唐朝時連續出了10位宰相。隴西李氏一支李淵滅隋,建立唐朝,開創了一個文化興盛的偉大時代。到南宋鄭樵編《李氏源流》時,“言李者稱隴西”。

趙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僅次於隴西李氏。趙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趙郡郡治在今河北趙縣,初後魏時置郡。此支李氏,其開基始祖為秦太傅李璣的次子李牧。李璣是隴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李牧是戰國時有名的武將,為趙國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趙郡柏人(今邢台隆堯),為趙郡李氏的始祖。

魏晉南北朝時期趙郡李氏與隴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並為中原五大高門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顯赫。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僅次於隴西李氏的大族。到了唐高宗時頒布法令禁止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趙郡李氏東南西三房始祖為晉朝的李楷。

崔氏

崔姓在歷史上源於姜姓,相傳是炎帝的後代。西周初年,炎帝裔孫姜尚因輔佐文王、武王建周有功,被分封於齊,建齊國,為公爵。數傳至齊丁公時,有長子姜季子應襲公爵,但辭而不受,讓位於胞弟叔乙。叔乙繼位後,把崔邑(今山東章丘西北)一帶的地方賞賜給他作為食邑。從此,季子的子孫便在崔邑居住下來,後來又把食邑的名稱崔當作姓氏,從而成為崔姓人。

崔姓得姓以後,世代在齊國擔任重要官職,是當時的公卿世家之一。如季子八世孫崔杼是齊國權臣,獨攬朝政大權多年。後來由於他在政爭中失敗,崔姓才在齊國失去權勢,南遷魯國(今山東曲阜一帶)。秦朝時,崔杼裔孫崔意如被封為東萊侯。入漢以後,崔意如長子崔業襲封這一爵位,並在清河東武城(今河北清河東北)定居下來。崔業弟崔仲牟,另居博陵安平(今屬河北),二人的後代在漢魏南北朝及隋唐時各發展成為強宗大族,名賢輩出,史稱 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由於兩支崔姓人繁衍眾多,加上仕宦遷徙等原因,崔姓又進一步分衍出鄭州崔氏、鄢陵崔氏、齊州崔氏、青州崔氏,以及清河大房崔氏、清河小房崔氏、博陵大房崔氏、博陵第二房崔氏、博陵第三房崔氏、南祖房崔氏等。光在唐代,崔姓就由清河、博陵二望分出10房崔氏,累計出了29位宰相。當時天下有“言貴姓者莫如崔盧李鄭王”的俗諺。

盧氏

范陽盧氏出自姜姓,齊國後裔,因封地盧邑而受姓盧氏,秦有博士盧敖,子孫遷居至涿水一帶之後,定居涿地,以范陽為郡望,後世遂稱范陽人。始祖盧植以儒學顯名東漢,肇其基業,三國盧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後盧欽、盧珽、盧志、盧諶累居高官,至北魏太武帝時盧玄“首應旌命”,入局朝廷,盧氏成為北方一流高門。北魏定一等大姓[王崔盧李鄭](這五姓只指北方,不指全國),經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經唐代已衰,至五代基本消亡。

北魏分裂後,戰亂頻仍,政局動盪,范陽盧氏受到打擊,官位不顯,部分成員入仕北齊、北周。唐初,李唐政權打擊山東士族,范陽盧氏暫時沉寂,直至唐代中期復又崛起,先後有八位范陽盧氏成員官至宰相,進入政事堂議事。在婚姻上,范陽盧氏注重門第婚姻,婚姻圈子大致穩定在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幾個大族,唐代又增加了太原王氏、博陵崔氏兩家,北魏和北齊時期與皇室通婚頻繁,而隋唐時期未有與皇室通婚現象。在文化方面,范陽盧氏以儒學傳家,尤以盧植一脈為代表。

鄭氏

滎陽鄭氏,中國漢朝至隋唐時期的北方著名大族,北魏隋唐與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並稱為五姓七家。

滎陽鄭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鄭國,其王室國滅後仍以鄭為姓,以故地滎陽為郡望。東漢末年,以鄭當時一脈的鄭渾、鄭泰等人為開始,逐漸發展為高門望族。歷經變遷入唐之後,鄭姓仍為望族,後因科舉制的實行,影響逐漸衰落,但仍為天下鄭氏中,最為顯赫的一支。

王氏

在中華百家姓中,王姓擁有最多的郡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姓家族的超強繁榮。

起源於山西的太原,從魏晉到唐朝都非常顯赫,與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七族並列為五姓七族高門。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興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門閥士族的地位。她開基於兩漢之間,東漢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國家、社稷上的力挽狂瀾而把這一家族推為天下名門。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後,門閥政治走向興盛,太原王氏既是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們曾封侯拜相,出將入相,也曾屢遭磨難,坎坷備歷。

歷盡興衰沉浮之後,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終還是憑藉祖上蔭功和貴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興盛不墜達兩百年之久。大概就是從這時開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譽流行開來。流風餘韻,厚積薄發,到了唐朝,太原王氏這塊沃土中終於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渙、王昌齡、王維等一批頂尖詩人,形成大唐詩歌史上一個目不暇接的詩壇盛宴。

在重視門第出身的時代,一個家族往往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順應歷史潮流則興,逆歷史潮流而動則亡,縱觀太原王氏的興衰史,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也很深刻,一個家族的沉浮不僅跟家教有關,往往跟社會的興衰有關,跟適應歷史潮流有關,“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當下的王氏更趨向於 “不王而王”,這樣的生存哲學更有利於王氏的生存與發展。唐高宗的王皇后即出自太原王氏。

影響力

大唐的宰相薛元超曾說自己平生三大憾事之一,就是未能娶得一個七宗五姓族中的女孩兒為妻。由此可見七宗五姓當年的威風……

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世族所操控。由於隋唐政權有賴關中世族支持擁載,且山東世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於摧毀門閥,這些長存數百年的山東世族的社會、經濟地位仍十分優越。但是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勞,所以君主是用溫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將其逐漸排除。

在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是擇取人才,摧毀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世族志》。結果改定皇族宗室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民間聲望最高的山東世族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對抗掌握政權的唐宗室、大臣,在科舉制度中提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因進士科難考,而有“五十老明經,六十少進士”的說法,所以進士科逐漸受到重視。

這意謂著世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隨著科舉制度中進士科的流行,受到挑戰,而主攻明經科的世族影響逐漸衰微。所以唐代出現了由明經科的李黨,也就是山東世族官員,與牛党進士科新銳形成的牛李黨爭。

中國歷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於東漢中期,亡覆於唐朝末年。於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為:士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著經濟上的“占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歷史事實看,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一是兩晉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迴光返照”。

名門望族 名門望族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的士族進行排名:“魏主(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這裡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與河南。在時人眼裡,“山東士族”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排姓氏時,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盧、鄭、王名列“四姓高門”,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沖有密切關係:“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特別是太原王氏,更是得到李沖的推薦。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至唐時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為美,故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唐時新“四姓”已為崔、盧、李、鄭。

百家姓 百家姓

崔、李均有兩支,所以唐時“四姓”中的崔、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中的哪兩支一直為後世所爭議。就崔氏而言,曹魏前,清河崔氏的影響力低於博陵崔氏,但自曹魏時起,清河崔氏開始趕超,因至北魏時出現崔宏、崔浩、崔鴻這樣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達到頂峰,一舉超越了博陵崔氏。當時,清河崔甗對范陽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陵)崔(氏)、趙(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響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乾為天下第一門戶,且整個唐朝,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為士族之冠”。至於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在北魏時,前者的地位要高於後者,同是到了唐朝,後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時,趙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並肩前進:“(帝)納隴西李沖女為夫人,納崔、盧、鄭、王‘四姓’女充後宮。趙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風。世言高華以五姓為首。”有唐一代,趙郡李氏更為顯赫,出宰相17人,於世家大族中為最多。博崔、趙李之榮盛,是依整個唐朝而綜觀的,若按傳統理解,唐初時的“崔、盧、李、鄭”,仍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不過,由於自唐起博崔、趙李已正式成為超級豪門,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說法——“七宗五姓”: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

“七宗五姓”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後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並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並無絕對優勢。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勳——“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但“安史之亂”後,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事變後進入中唐,則陸續有8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係,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制度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占有特別的優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消亡

華北門閥,在經過了長期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仍存有“門當戶對”這種不同門第,不互相通婚的風氣。例如《新唐書杜兼傳》記載,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時,猶感慨地說:“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兩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這種風氣一直持續整個唐朝,到了黃巢之亂才因破壞而快速消滅。

在唐末的黃巢之亂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傷亡,富饒的家園與產業也慘遭破壞,而華北世族引以為傲的貫冊祖譜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終與庶民再無區別,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紳士階級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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