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詩》

全詩一開首就高談生死之理,作者托意玄遠並無臨終之哀。佛教認為,世上萬物與人之身體,均由“四大”構成,“四大”指地、水、火、風四種構成色法(相當物質現象的基本元素)。“四大”聚散引起世上生命萬物的生滅。故《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這樣一種聚散生滅的過程,無始無終。生命萬物都處在這樣一個無常變化的鏈中,則人之生死,亦復何哀之有,這是佛教對人生的基本看法。苻朗的前四句,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正由於佛學的人生觀,使作者暫時擺脫了臨死的悲哀,而高唱“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寄心於一個超脫生死,逍遙物外的無差別精神境界。

孔融《臨終詩》

作品信息

【名稱】《臨終詩》
【年代】東漢
【作者】孔融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臨終詩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
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窒。
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靡辭無忠誠,花繁竟不實。
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
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
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作品鑑賞

孔融列名“建安七子”,實則他的年齡長於曹操,特別是他屬擁漢派人物,在操尚未封魏公前即遇害,故時代早於其他六子,政治態度尤判然迥異諸人。《後漢書·孔融傳》稱其:“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融知紹(袁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由於他“無所協附”、“志在靖難”,然又“才疏意廣,迄無成功”,他與曹操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操殺楊修主要因為忌才,故無株連;而殺孔融則頗有“慮鯁大業”的隱衷,故不肯放過他的弱子稚女。孔融結局相當悲慘。
這首《臨終詩》總結了作者的政治教訓,表明了作者的政治態度。儘管他不能不韜晦其事,閃爍其辭;但讀者仍能感受到詩中所含護漢貶曹的微言深旨,斥讒指佞的激情憤心。
詩歌開宗明義,沉痛地惋惜“事敗”,即挽救漢王朝的事業到底失敗了。孔融平素“喜誘益後進”,引為奧援。身遭罷黜後仍招納羽翼,“賓客日盈其門”。自稱“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雜詩》),公開植黨與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惡如仇,難守緘默,時復對操冷嘲熱諷,“發辭偏宕,多致乖忤”;而且還經常公開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自己嘴巴活像一個漏器,頻頻漏泄自己的活動信息,隱情溢乎辭表,曹操對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採取對策。器不密則致漏,機不密則害成,事不可能不敗。
“河潰”二句,巧喻雙關。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責。蟻孔導致河堤潰決,猿穴引來大山崩壞。多言多失,不慎小節,造成孔穴,留下空於,足以敗亂大事,與此正相類似。更深一層,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隱漢家山河。螻蟻卑微善鑽,附羶趨利。猿猴能言不離走獸,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選取的動物形象,暗比篡漢的野心家,語含譴責,憎惡情烈。
“涓涓不塞,終成江河”(《周金人銘》)。屋頂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兩句似在警戒自己應當守口防意,謹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竊國篡位,其來浸漸,跡象可征。兩解均堪耐人尋繹,似故弄玄虛,有意讓人捉摸不定。
下邊“讒邪”兩句頗為顯露。漢成帝時《黃雀謠》有“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句,系喻王莽敗壞漢政,飾偽亂真。“讒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雲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跡象,揭發曹操當權、挾持天子實況。
“靡辭”二句表明自己進盡忠言,吐露詞華;然而聽者逆耳,全無效果。恰如繁花空開,並不結果。又《黃雀謠》中有“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之句,據《漢書·五行志》引注謂:“桂赤色,漢家象。花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像黃雀巢其顛也。”這裡自不排斥作者對操、莽之間的篡逆陰謀,產生聯想和比附。
“人有”兩句哀嘆滿朝官員,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於漢室。“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己與這幫人並列朝班,無非貌合神離,終必分道揚鑣。此句頗有孤立無援、獨木難支之感。
“三人”兩句,說明流言可畏。城市本無猛虎,但經三人轉述,便可惑亂視聽,何況進讒者如郗慮、路粹之流,又決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橫禍注定難免。此句重在說明造謠傳播者多。膠漆一類物質難溶於水,但長期浸漬,同樣也會稀釋離解。此句重在說明中傷由來已久。
於是作者最終以極其沉痛的語調,作無可奈何的結筆。“生存多所慮”,活著倒是千憂百慮,無時或已,不如“長寢萬事畢”,讓身死來解脫苦惱,家事、國事、天下事,一齊都聽任它了結去罷。
全詩敘喻錯綜。或單敘,或先敘後喻,或連續用喻,造成筆法參差多變。引事運典靈活,或隱括,或變用。而以雙關、假託、暗示、含蓄等諷刺藝術手法,揭示曹操篡漢野心。作者持身貞正,志意高邁,秉性剛直,不畏邪惡,幼齡即曾冒死私藏黨人,並與其兄爭承官府罪責。又曾因面斥權貴,幾遭暗殺。詩如其人,讀時如感字裡行間透出一種凜然生氣,故遠非南朝大詩人謝靈運摹擬的《臨終詩》所能企及者。

作者簡介

孔融
(153~208)東漢文學家。字文舉,東漢末魯國(今山東曲阜)人,孔子二十代孫。漢獻帝時曾做過北海(今山東昌樂東南)相,故人稱孔北海。自幼聰穎靈悟,膽識過人,開創“以氣為主”的文風,名列“建安七子”之首。後入朝,官至太中大夫。對曹操多所非議,為操所殺。孔融的成就主要在文學上。《後漢書·本傳》載:“魏文帝(曹丕)深好(孔)融文辭,每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今存有後人所輯《孔北海集》。引

苻朗《臨終詩》

作品信息

【名稱】《臨終詩》
【年代】前秦
【作者】苻朗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臨終詩
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
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
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
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
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

作品鑑賞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我國後,漸與我國固有之傳統思想(如儒、道之學)結合,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尤其對文人思想,作用更大。東晉時期,文人士族不僅尚好老莊之學,且樂談佛教義理,並以此融會入詩。正如《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猶甚,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之以三世(按:佛教稱過去、現在、將來為三世)之辭,詩騷之體盡矣。”外來思想衝決了傳統詩學的堤岸,產生了不少有悖詩騷之體的作品。可惜這類搬演佛學的詩篇,大都是義類經論,形同偈頌,因為枯燥乏味而被後人刪汰了,流傳到現在的,大概是情理兼勝且不十分玄奧費解的。這一首《臨終詩》,雖有三世之辭,但還不是侈談佛理。由於是作者的絕筆,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流露出作者寄心無極又自悲身滅的複雜心情,所以值得一讀。
全詩一開首就高談生死之理,作者托意玄遠並無臨終之哀。佛教認為,世上萬物與人之身體,均由“四大”構成,“四大”指地、水、火、風四種構成色法(相當物質現象的基本元素)。“四大”聚散引起世上生命萬物的生滅。故《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這樣一種聚散生滅的過程,無始無終。生命萬物都處在這樣一個無常變化的鏈中,則人之生死,亦復何哀之有,這是佛教對人生的基本看法。苻朗的前四句,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正由於佛學的人生觀,使作者暫時擺脫了臨死的悲哀,而高唱“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寄心於一個超脫生死,逍遙物外的無差別精神境界。
但是,作者畢竟是肉胎凡身,佛教的生死契闊之理並沒有使他達到涅盤的境地。這是因為他的死不是沙門高僧功成圓寂,而是貴家子弟遭讒被殺。《世說新語·排調》引裴景仁《秦書》云:‘朗字元達,符堅從兄子,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眾讒而殺之。”所以,全詩的後六句,又流露出作者臨難時對人生無常,旦夕禍福的悲哀。“如何箕山夫,奄焉起東市”兩句寫出了這種心情。“如何”是沒奈何之辭。《詩·秦風·晨風》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用在句首正見其悲痛難遣之貌。作者平生不恤朝政,以隱士賢達自居,自以為得全身之計,然禍不旋踵,終至被罪遭殺,生活在這樣一個仇殺傾軋的社會裡,人生之無常,不僅是生住持滅的生死輪迴,更包括吉凶禍福瞬息之變。作者的高蹈,唯心主義的佛學,可以使他達觀地看待生命的終始,但是,不能使他理解禍福嬗變的原因,所以“如何”之辭,又包含著作者百思不解的哀傷之意。“箕山夫”此用為隱士的代稱。傳說堯時巢父、許由避箕山(故址在今山西和順)不願出來做官。後人遂以箕山為隱居之典。“奄焉”寫其禍至之快,出人意料。“東市”原為漢代長安行刑之所,後人因以泛指刑場。作者平生自比巢父、許由,卻未遂棲隱之志,反忽然落得個生首異處的下場。不禁潸然感喟:“旰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自稱荒廢一生,其遭遇有同才高見殺的嵇康了。嵇康字叔夜,因得罪司馬氏遭殺。《世說新語·雅量》記他“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作者妄圖追蹤傳說中的先賢,但卻重蹈前朝名士的復轍,在政治黑暗的社會裡,沒有生活的真空,對自矜才高不周於世的文人,嵇康的遭遇就是他們的合理歸宿,因此“如何”四句雖只寫作者個人的哀痛,但卻昭示了高蹈名士的共同悲劇。
俱往矣,作者不能逍遙於人間,而將周流於冥世。“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最後二句作者發出無可奈何的感嘆。《魏書·陽尼傳》附陽固《演頤賦》:“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順天而行再無形神之勞,命歸西天極樂世界超脫生死之苦。這種自欺欺人的精神麻醉,難掩他對人世的深深眷戀。
全詩充滿著作者寄心無極而又自悲身滅的複雜心情。作者服膺佛學的精微高蹈,然又無法擺脫生命的眷戀。詩人可以在理論上對人之生死終始抱著達觀的態度,但面對現實生活的不幸遭遇又使他難以自遣而陷入深深的哀痛中。全詩真實地展示了作者臨終時的內心世界,反映出當時高蹈矯情的名士清流理與情的思想矛盾。通過敘寫自己無罪罹難,也從客觀上揭露了當時社會政治的殘酷和黑暗。
比起前代傷逝悼亡之作,這首詩的特點是比較超脫與高蹈了,儘管作者沒能徹底擺脫對生命的眷戀。但這首絕命詩,已沒有那種呼天搶地的侷促悲哀與喪失神智的驚慌心態。由於佛教的傳入,給予文士清流以新的思想支柱,使當時人對生死無常有一種新的認識,於是,作者臨難時的悲哀,由於佛教諦義的麻醉,亦由淡化而變成超脫了。佛教改變了當時人們對生死的看法,亦開拓了新的詩歌意境,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須要說明的是,新的詩歌意境,亦不能違背吟詠情性的創作準則。侈談佛理,情性俱泯的經論語錄是不能叫作詩的。由於宗教的麻醉沒有能夠徹底解除作者臨死前的心靈陣痛,從而使作者既言於理又不忘於情,全詩才得以避免形同偈頌而能以情感人,被人流傳至今。

作者簡介

苻朗
(?—389)十六國時期前秦文學家。字遠達,氐族。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縣隴城鎮)人。苻堅從兄子。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喜經籍,常手不釋卷,為苻堅所賞識。征拜鎮軍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縣男。好談虛語玄,登涉山水。後降晉,為員外散騎侍郎。遭忌,為王國寶譖殺。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