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梁漱溟問答錄》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頁碼：353 頁
·出版日期：2004年
·ISBN：7216038576
·條形碼：9787216038577
·包裝版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32
·正文語種：中文
簡介
本書原由湖北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是汪先生與梁漱溟相互對談的記錄，當然經過汪選生據史料和梁著整理加工而成，也可以算是汪先生整理的梁先生的口述歷史。 外國史學界頗時興口述歷史的工作，我國史學界也開始使用這種史學方法。雖然因口述者年事已高，史實上未必確精當，但作為當事人的回憶，仍不失一種資料，供後人研究。 汪樂林先生在這一新版中增加了九篇補遺，每一篇補遺都是一篇厚實的文章，增加、補進了許多珍貴史料，披露了原書出版時因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公布的一些內容，澄清了原書出版後的某些誤會，方便讀者進一步走近梁瀨溟。新版增加了大量的圖片，使得本來就頗有可讀性的這本書圖文並茂，更加便於讀者比興、聯想。
作者
汪東林，男，漢族，曾用筆名鄭直淑，鄭言，江郎山，汪洋波等。祖籍安徽徽州，1938年1月出生於浙江江山，1955年畢業於浙江省江山中學，196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從1962年至今在全國政協機關工作40餘年。曾任《人民政協報》副總編輯、高級記者，全國政協機關副局長、巡視員。是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新聞出版界）。現已出版的主要長篇作品：《李宗仁歸來》（與他人合作）、《宋希濂今昔錄》、《梁漱溟問答錄》、《梁漱溟與毛澤東》、《名人傳記集萃》、《10年風暴中的愛國民主人士》等約有100多萬言。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兼任期刊《百年潮》、《群言》編委。
出版波折
一篇文章引來劈頭蓋頂的批評
1980年11月9日，我應約在北京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訪梁漱溟先生的千字文章《一位剛直不阿的老人》，一星期後即招來劈頭蓋頂的批評，報社黨組織為此文專門寫了書面檢查。的確，在報刊上公開正面報導梁先生的言行，這篇千字文是多年來的第一次。“文革”之中，自不必說，即便是五六十年代，凡公開見之於文字的，梁漱溟先生均處於被批判或反省、檢查的地位。
自然，如何寫梁漱溟，我是費了一番腦子的。1977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首次披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實際上把梁先生1953年9月當眾頂撞毛澤東的事件公之於眾，至於梁漱溟講了些什麼，文中一字未提。
我寫這篇千字文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但我仍然認為，這篇短文切不可觸及敏感的1953年9月事件。文章的題目最後我用的是《梁漱溟先生訪問記》（文章見報時題目被編輯改為《一位剛直不阿的老人》，副題是“訪梁漱溟先生”），目的也是希望越平穩越好，不要太引人注目而惹出是非。
幾天后接報社劉編輯的電話，他說：“你要沉得住氣，疾風暴雨的批評來自上頭，……不過請放心，‘文革’已經一去不復返，恐怕不會因此被打成反革命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老兄要看得遠一些。”可我沒有這位年輕編輯的胸懷膽識，當天晚上一直失眠。
後來我從機關負責同志那裡知道，上頭有批評說：發表吹捧梁漱溟的文章，立場站到哪裡去了？梁漱溟這樣的人，說他“剛直不阿”，他對誰“剛直不阿”，學誰“剛直不阿”？這位機關負責同志還對我頗為關懷地說：“現在畢竟與從前不同，你不會因為一篇文章而落得一個什麼罪名，但這件事教訓是深刻的，你仍應當嚴肅對待，引以為戒。”
1953年的精彩一幕最終沒有被刪
這之後，我加緊整理寫作梁漱溟的傳記及有關史料。在我自己，思想困惑已基本解除，而且從1986年第一期《人物》雜誌起，又開始連載我由“傳記”改寫成的《梁漱溟問答錄》一書。在梁漱溟的全部傳記材料中，只有1953年他與毛澤東主席頂撞抗爭的一章，我遲遲不敢出手，生怕招來災禍。
1986年6月受到《新民晚報》上的一篇雜文《“雙百”聲中話梁老》的激勵，我著手把1953年梁先生與毛主席頂撞的紀實文章寫出，送梁先生審看。他逐段逐句十分認真地進行訂正，然後問我：“記述內容均屬實，但現在允許發表嗎？”我說：“只要是事實，就能站住腳。毛主席已故去10年，功過是非已有評價，從1953年至今，33年過去了，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為什麼不可以公之於眾呢？我想可以試試。”梁先生不語。
往哪兒送呢？我想還是連載推出更穩妥些，便將這篇文章改寫成問答錄的一章，寄給《人物》，他們看完後對此文很感興趣，並交所有負責人傳看，集體畫了圈，決定在1987年第三期或第四期發出。我將此訊息告訴梁先生，他只簡單說了一句：“那好。”哪知形勢又有了變化，編者和作者都產生了顧慮，便把原稿撤回。到了1988年初，在熱心朋友的幫助下，文章在上海《文匯月刊》上用筆名“鄭直淑”全文發表，一年後結集出書時，才恢復了真名。
梁漱溟生平簡介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梁漱溟先生，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1893年生於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總長秘書。1917年10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1924年辭離北大，赴山東主持曹州中學高中部。1928年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並接辦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與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8年訪問延安。1939年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商定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赴香港創辦其機關報《光明報》，任社長。香港淪陷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務。1946年作為民盟的代表參加政協會議，是年再訪延安，並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國共調停活動。1947年退出民盟後，創辦勉仁文學院，從事講學與著述。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化書院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後，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儘管如此，梁先生那種“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愛國初衷和為之奮鬥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們稱道的。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先生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權”的主張。他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髮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又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憲政實施協進會”。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他激憤地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裡等著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強暴，表現出崇高的氣節。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四人幫”猖獗一時，萬馬齊喑的境況下，梁先生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對我們黨撥亂反正，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在半個多世紀裡，他發表了大量有影響的著作，主要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印度哲學概論》、《鄉村建設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我的自學小史》、《中國文化要義》等。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梁先生重新活躍於學術舞台，完成了50年前著手的《人心與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論文集》等。他還參與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並親自為學員授課、答疑，接待來訪的國際著名學者。梁先生為弘揚民族文化，擴展中外文化交流，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