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辭類纂》序

《古文辭類纂》序是清代著名詩人姚鼐所做的散文之一。

基本信息

作品名稱:《古文辭類纂》序
創作年代:清代
作者:姚鼐
文學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1]先生及同鄉劉耕南[2]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
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讚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雲。
論辯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類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3]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4]始。蓋退之[5]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6]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7];子瞻[8]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9]。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10],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皆有《》,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11]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12],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13]《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14]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15]之遺,學者多涌之。其載《春秋》內外傳[16]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17],而其體少別,故置之下編。兩蘇應制舉[18]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19]。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20]。梁王觴諸侯於范台,魯君擇言而進[21],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22]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23]云:“古之為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為圬者、種樹之流而已[24]。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之傳,為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為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25],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26]具之矣。茅順甫[27]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志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志。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銘二之,獨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猶多,今別為下編。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28]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讚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29]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30],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31],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32]為法。古文不取六朝[33]人,惡意靡[34]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35]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云[36]、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作品注釋

[1]薑塢:姚范,字南菁,號薑塢,1741(乾隆六年)進士。作者姚鼐是姚范之弟姚淑之子。
[2]劉耕南: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方苞弟子。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上承方苞義法理論,下開姚鼐文章精粗途轍。 [3]老、莊:老子、莊子。
[4]賈生:指西漢文學家賈誼。
[5]退之:唐文學家韓愈的字。
[6]子厚:唐文學家柳宗元的字。
[7]明允:宋文學家蘇洵的字。蘇、張之流:指蘇秦、張儀等縱橫家。
[8]子瞻:宋文學家蘇軾的字。
[9]年為之也:壽命限制的原故。按:柳宗元四十七歲卒。姚鼐認為由於早逝,其文未臻至境,作品中有向古人學習的形跡。

[10]《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都是《周易》的註解、輔助讀物,從司馬遷以來,都認為是孔子所作。傳:經書的的解釋。
[11]太史公:指司馬遷。歐陽永叔:宋文學家歐陽修
[12]向、歆:劉向、劉歆。漢武帝時,使劉向校中秘之書。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論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括群書,撮其指要,著為《七略》。
[13]子政:劉向的字。
[14]子固:宋文學家曾鞏的字。
[15]謨誥:《尚書》中有《皋陶謨》、《康王之誥》等篇。
[16]《春秋》內外傳:內傳即《左傳》,外傳即《國語》。
[17]表、奏、疏、議、上書、封事:皆臣下主動提出的對時務的意見。對策:臣下就皇帝提出的關於經義、時事的問題作出的回答。

[18]兩蘇:蘇軾、蘇轍。制舉:唐宋科舉制,有歲舉與制舉之分,歲舉是長年貢舉,制舉為皇帝自詔選拔。
[19]書說:信叫書,當面談話叫說。《君奭》:《尚書序》認為周公、召公同為成王相,召公不滿,周公作《君奭》告召公。

[20]贈處:《札記檀弓下》: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答後又問子路:“何以處我?”
[21]梁王:梁惠王魏嬰。宴請諸侯於范台事見《戰國策魏策二》。擇言:選擇恰當的言詞。
[22]三軍:周代天子六軍,大國諸侯三軍。
[23]劉先生:指劉大櫆。
[24]圬者:指韓愈為之作傳的泥瓦工王承福。種樹:指柳宗元為之作傳的種樹人郭橐駝。
[25]石鼓刻文:即《石鼓文》,相傳為周宣王時作。
[26]秦刻琅邪:秦始皇多次東巡,登臨之地都刻石紀頌統一天下的功業,《琅邪刻石》即其中之一。
[27]茅順甫:明散文家茅坤。
[28]張子:指北宋哲學家張載。
[29]屈子:屈原。
[30]《辭賦略》:當是《詩賦略》。劉歆繼其父劉向整理漢朝中央藏書,校秦《七略》,其中之一為《詩賦略》。
[31]昭明太子:蕭統,曾編選《文選》。
[32]漢《略》:即《七略》。
[33]六朝:指晉、宋、齊、梁、陳、隋。
[34]靡:纖麗少氣骨。
[35]介甫:宋王安石。
[36]揚子云:漢文學家揚雄。

作品賞析

取自中國古文總集。編者清代姚鼐。該集是桐城派散文觀點的代表選本,一度頗為流行。所選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為主,其前後亦選有各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全書文體分類達13種,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其卷首的《序目》簡要敘述了各類文體的源流及特點。成書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時康紹庸刊刻初稿本,附有姚氏評語及圈點。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刊行了徐斯異等人編撰的《評點箋注古文辭類纂》。清末王先謙、黎庶昌都先後編有《續古文辭類纂》,分別為34卷、28卷。

作者簡介

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祖籍在今牛集鄉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蘭始遷居桐城城裡。鼐幼嗜學,伯父姚范授以經文,又從劉大櫆學習古文,表現出非凡的天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進士,授庶吉士。3年以後,散館改主事,分屬兵部;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後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被薦入館充纂修官。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四庫全書》成,鼐乞養歸里,不入仕途,時年44歲。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後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致力於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東樹、劉開、李宗傳、方績、姚瑩;上元梅宗亮、管同;宜興吳德旋;陽湖李兆洛;婁縣姚椿;新城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樅陽縣境)乎!”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成為“桐城三祖”。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僦是豪放,“陰柔"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徵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故指斥考據的漢學家為捨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極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嘆,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丰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豐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鼐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註》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惜抱軒文集》16卷、《文後集》12卷、《詩集》10卷、《法帖題跋》1卷、《筆記》10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嘉慶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於南京鐘山書院,時年85歲。嘉慶二十四年,與元配夫人張氏合葬於牛集鄉阮販村鐵門口。今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游泰山的歷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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